武大腐敗窩案迷局:涉案者廉政考核檔案顯示優秀
武大腐敗窩案迷局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紀委特約研究員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前高校的腐敗問題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這幾年高校在‘大躍進’背景下存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在利益重新調整之時，有錢人和有權人就會勾結起來切這塊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撰稿·賀莉丹(特派記者)
隆冬季節，珞珈山麓，山色蔥郁，紅葉如織，坐落其間的武漢大學，看似平靜安寧。
位于武漢大學行政樓三樓的陳昭方與龍小樂的辦公室，深色大門緊閉。事實上，這幢建于民國年間的古樸樓宇中，大凡掛著校長辦公室門牌的大門幾乎都持閉合狀態。
人來人往，未曾停歇。但當記者的話題涉及陳、龍二人之時，工作人員的神情開始變得審慎，這是一種諱莫如深的微妙，他們的手臂無一例外地遙指湖邊那幢三層小樓，武漢大學黨委宣傳部所在地。
2009年9月3日清晨，59歲的陳昭方被守候多時的湖北省檢察院辦案人員從家中帶走。10天之后，長陳昭方兩歲的龍小樂被檢方人員從其武大行政樓辦公室直接帶走，在場者稱，當時龍小樂“已經腿軟，是被架出去的”。
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常務副書記龍小樂為武漢大學第三、第四把手，位至正廳級，地位僅次于該校校長顧海良與黨委書記李健。陳、龍二人如此迅捷地被批捕，在武大宛如引發“地震”。
值得一提的是，武大陳昭方、龍小樂案由湖北省檢察院直接偵辦，其間并未經過紀委的“雙規”程序。
近日，湖北省檢察院政治部宣傳處處長郭清君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檢察機關的反貪部門確已掌握陳、龍二人涉案的足夠證據，而檢方辦案矛頭原本并非直指陳、龍二人，“我們是在辦案過程中意外發現的線索，在偵查另外一起案件中發現了這個線索”。郭清君亦確認，陳、龍二人涉嫌受賄罪，目前此案尚在偵查階段。
百年名校三四把手落馬
陳、龍二人落馬后，有關武大前校長侯杰昌“被檢方帶去問話”的傳聞一時間在武大傳得沸沸揚揚。侯自1996年10月上臺，主掌武大7年，其任內完成了武大四校合并，當時與其搭檔的副校長即為陳昭方、龍小樂。
2009年12月2日傍晚，武漢大學老年活動中心對面一幢濃蔭掩映中的博導樓中，武大前校長侯杰昌隔著一樓的對講機，對《新民周刊》記者堅稱，“這個事情找學校宣傳部”，“說檢方找我調查，這是謠傳！”
2009年9月6日，武漢大學本科新生報到第一天，在查看迎新工作的校領導隊伍中，已沒有了陳昭方的身影。4天以后，在武漢大學梅園小操場，一年一度的新生開學典禮如期舉行，多位校領導在主席臺就座，身在此列的龍小樂，面目沉沉，保持著他一貫的“低調”作風，而陳昭方缺席。
2009年10月9日，武漢大學網站終于發布了一則簡短消息，證實陳昭方與龍小樂因涉嫌受賄罪，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檢察院批準逮捕，“陳昭方被捕后已被免去常務副校長職務，龍小樂在被拘留前已被免去校黨委常務副書記職務”。
此前，各種各樣的傳言版本，早已在武大炸開了鍋。
大約在今年9月底左右，陳昭方曾深耕的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召開了一次全體教師會議，會上由該院領導宣布了陳、龍二人出事的消息。“院方的表態有穩定人心的含義。對于老師們來說，之前的傳言終于正式得到了證實”，與會的一位武大經管學院老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當時院方表態的幾個重點為：首先，要相信黨組織、相信檢察機關；其次，不要對媒體發布相關信息，也不要再議論此事。
但私底下，武大的老師們對此事的關切從未停止。所以，當上述武大經管學院老師在武大附中附近的菜場都遭遇賣菜大媽的追問時，他不得不感嘆，陳、龍案已人盡皆知，校方對此事的噤若寒蟬，好比“穿著皇帝的新裝”。
一位在母校任教的武大子弟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此前，陳昭方已經“第N次粉碎傳言”，早在去年，武大就有傳聞稱陳昭方被“雙規”，但很快陳公開露面，以實際行動辟謠。
山雨欲來風滿樓。早在今年8月份，武漢大學后勤保障部部長江建勤被湖北省檢察院立案批捕，罪名為涉嫌受賄。實際上，在此前兩個月，江建勤就因涉嫌受賄而被湖北省紀委調查。
《新民周刊》記者從武大內部多方求證獲悉：此前江建勤曾在武漢大學的幾個重要部門任職，在擔任武漢大學后勤保障部部長之前，江建勤還曾出任過武漢大學出版社社長、武漢大學駐京辦主任與武漢大學師資培訓中心主任。
江建勤在武大的這幾個任職，都被認為是毋庸置疑的“肥缺”。武漢大學一位前校長辦公室主任透露，武大駐京辦直屬校長辦公室，駐京辦主任級別為正處級。
也是直至江建勤東窗事發后，武漢大學不少老師才得知，原來學校還設了一個“駐京辦”。“我以前出差也去過北京，但甚至都不知道武大駐京辦在哪條街上！”武漢大學一位兩鬢蒼蒼的老教授對記者慨嘆。
江建勤的另一個身份，在武大內部幾乎是婦孺皆知，江是前任武大黨委書記和校長莊果的女婿。
“莊果為人還比較老實，江建勤的出事，算是莊果人生中的一個憾點”，一位與莊果一起工作過的前武大副校長向《新民周刊》記者坦言，某種程度而言，“江建勤不能說沒有利用他岳父的影響力”。
而江建勤的事發，緣于一個名為程發明的副處級干部。武大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程發明原來只是武大校辦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后來曾出任武漢大學人民防空辦公室主任。一直在武大與校外從事房地產開發的程發明，被認為與其分管領導江建勤往來密切。
今年上半年，程發明的情婦因事反目將其舉報，并交出程的“賬本”，程不得不向檢察部門交代，由此牽連出江建勤。
在今夏江建勤被檢方帶走以后，一時間武大風聲鶴唳，猜測紛紛：下一個“被帶走”的，會是誰？
而據該知情人士透露，江建勤供出了他的主管領導陳昭方及武漢弘博集團董事長巴能軍。
由巴能軍所掌控的武漢弘博集團，靠投資創辦獨立學院發家，從2000年最早創辦武漢大學東湖分校，到創辦中南民大工商學院、軍事工程學院地方學院，歷來與湖北高校過往甚密，此番巴能軍被認為涉案極深。
近日，郭清君處長亦向《新民周刊》記者證實，陳昭方的出事，跟巴能軍是有關系。
早在今年10月11日，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在出席天津師范大學經濟學院一場學術會議期間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陳昭方、龍小樂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興建校外學生公寓時出現經濟問題的”，對于涉案金額，顧透露達“上百萬元”，檢察院向學校通報情況時，亦形容“數額巨大”。
這一“校外學生公寓”后來被證實為是武漢大學弘博學生公寓。投資方老板、時任武漢弘博集團董事長的巴能軍，在武漢教育界算是“牛人”。
一位與巴家熟識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巴能軍的妻子彭秀春是弘博集團的股東之一，對巴能軍的事情“了解得比較清楚”，巴能軍想與妻子離婚，在雙方鬧到“魚死網破”的情形之下，巴妻“就去告，后來導致陳昭方、龍小樂都被牽連出來了”。
武漢弘博集團方面則否認了巴能軍夫妻不和的傳言，并稱，“弘博公寓不是武大腐敗案的始作俑者”。
1999年，位于武漢大學校外的能夠容納近4000人的武大弘博學生公寓上馬，工程總造價約為4000萬元。在當時，巴能軍并沒有這么多資金，他通過江建勤找到武漢大學主管財務、后勤的副校長陳昭方，陳昭方出手相助。武大弘博學生公寓，成為巴能軍事業生涯中的“第一桶金”。據媒體報道，陳“以武大名義為其在銀行貸款提供了擔保，并提前預付了三年學生租金”。陳的這一舉動，日后被解讀為，“巴向陳投桃報李，逾百萬元”。
幾年間，在一個隱秘的財富神話光環下，巴能軍已坐擁八九億身家。“作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資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網絡”——日后，巴能軍如此總結。
今年9月初，45歲的巴能軍在外地因經濟問題涉案被捕，隨后供出修建弘博公寓期間巨額行賄的具體細節。于2003年退休的侯杰昌此前亦對媒體稱，據其所知，陳、龍二人涉及的案情并非是一兩件。
巴能軍的另一身份為武漢大學東湖分校副董事長。9年前由武大與湖北田野集團、弘博集團三方合作成立的武漢大學東湖分校，合作方式為武大出招牌、田野出資65%、弘博出資35%。依照同樣方式創辦的還有武漢大學珞珈學院。武大東湖分校在2003年曾發生違規招生、違規收費事件，導致2004年5月31日下午，該分校環湖校區部分學生集體到武大本部上訪。
而陳昭方在落馬前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即為分管武大東湖分校與珞珈學院。
武大上述知情人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在武大陳昭方、龍小樂案中，有兩條線索已漸趨明朗：一是，程發明——江建勤——陳昭方、龍小樂；二是，江建勤——巴能軍——陳昭方、龍小樂。最后，兩條線索均指向陳昭方、龍小樂，“其中，巴能軍扮演了重要角色”。
湖北省檢方一位內部人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按照屬地管理，目前由湖北省檢方負責查辦武大腐敗案。該人士稱，“這個案子是窩案”，全案確鑿細節的厘清尚需時日。
一些武大老師則對記者稱，陳、龍案讓身為武大人的他們承受了“切膚之痛”，此時已到刮骨療毒時分，“現在武大很多老師都希望這個案子能夠徹查，我們不希望武大成為腐敗的溫床”。
陳昭方是如何煉成的
“如果這些事情最后沒有扯出陳昭方、龍小樂，他們現在應該會平平安安直到退休了”，多位武大老師向《新民周刊》記者感嘆。
出身湖北京山縣宋河鎮清貧農家的陳昭方，在1970年，被認為是踏準了時代的拐點，他幸運地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1974年，24歲的陳昭方從武漢大學襄陽分校政治經濟系畢業，被留在武漢大學本部工作。
從1974年至1994年，陳昭方在武漢大學經濟系(武大經管學院前身)一干就是20載，先后擔任該系10年黨支部副書記、10年黨總支書記。
陳昭方長子的一位高中同學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在他們念中學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陳家與武大普通老師家庭并無太大區別，只不過陳家比普通老師“房子大一點”，而陳昭方夫婦當時“穿得都很樸素”。
上世紀90年代初，商業化浪潮也開始沖擊這座珞珈山麓的百年名校，那時一進武大校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武大農場”，墻上寫著“出售特種蝸牛、白蚯蚓、鵪鶉”的標語。
陳昭方的崛起被認為是既有時代因素，也是個人奮斗的結果。1994年對于陳昭方而言，是人生中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他的財經背景也成為助力。這一年，陳昭方從武漢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正處級)，升任武漢大學總會計師(副廳級)，作為武大總會計師，陳昭方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校長管理財務”。
在武大總會計師的職位上，陳昭方又一干多年。1997年，他擢升為武大黨委常委、副校長，依然兼任武大總會計師，協助校長管理財務。
2000年，陳昭方成為武大“基礎建設委員會”主任，武大前校長侯杰昌曾對媒體稱，陳昭方“7年管基建”，當時武大建文科區，學校的后勤、規劃、基建歸不同的副校長在分管，“造成諸多不便”，基建委員會由此誕生。直至2003年，陳昭方平步青云，被中組部任命為武大常務副校長(正廳級)。
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類似武大這樣的國家重點高校，其收入來源亦開始走向多元化，國家撥款投入僅為其中一項。以2000年為例，當年國家給武漢大學撥款16296萬元，僅占同年該校總收入的35.92%。
這段時間，也是武漢大學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2000年，歷經四校合并的武漢大學規模迅速膨脹，基建規模也不斷擴大，后勤領域被鋪成一個錯綜復雜的大攤子。一項數據顯示，至2006年，武大共計完成102項基建工程的論證、設計和82項基建工程的施工任務，合計投資超過9.8億元。
一位武大經管學院老師形容出事之前的陳昭方，在武大“權傾一時”，是名副其實的“鐵帽子王”，“他站在了教育產業化的門檻上，也成為教育產業化的直接受益者”。
而另一位與陳昭方熟識的武大老師則稱，陳昭方“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權勢那么大”，因為武大后勤部門關系縱深交錯，“有時即便是陳昭方交待下去的一些事情，下面也不一定就照辦”，陳昭方同這位熟識人士偶有感慨，“副手難當”。
多位與陳昭方熟識的人士向記者評價，陳“工作努力”，“有能力，有能量，有人脈”，并且“為人謹慎”。在陳事發前，當地銀行系統人士曾評價陳昭方是“攻不破的堡壘”。此外，陳昭方被認為是“有點怕老婆”，陳妻原是農村供銷社業務員，后來先后在武大經管學院辦公室、武大人民防空辦公室工作過，一位知情人稱，陳妻作風強勢，陳昭方對她一直“很忍讓”。
上述陳昭方長子的高中同學告訴記者，陳昭方有兩子，陳的長子如今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念書，陳的次子從清華本科畢業后又在清華念了半年碩士，之后轉入武大法學院學習，碩士畢業后在北京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總部工作，陳昭方事發后，其次子回過一次武大。
靜水流深。這座飽經滄桑的高等學府在后勤、基建方面的問題也漸露端倪，相關領域負責人成為工程承建商、包工頭的“重點公關”目標，鐵證如山之下，幾位主管干部相繼落網：原武大資產部部長、采購中心主任成金華在其負責武大設備采購及工程發包工作中，先后多次收受 12 家供應商賄賂共計人民幣 40 多萬元，2005 年1月被判處徒刑 6 年；原武大后勤服務集團總經理的朱山河因為在任職期間，利用全面負責后勤服務集團行政管理工作的職務之便，先后收受業務往來單位有關人員給付的賄賂20多萬元，2007年11月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原武大后勤服務集團副總經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職工校外住宅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期間，收受賄賂60多萬元，2007年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半。
武大后勤系統一位中層干部向記者反映，武大當初修建的高23層的弘毅大酒店蓋好之后，最開始是由武大基建處來裝修的，但分管基建的陳昭方明確指示要交給武大后勤部門來負責，后來負責裝修的時任武大后勤服務集團總經理的朱山河，“在工程施工中出了事”。
相比陳昭方的如雷貫耳，武漢大學的許多老師對于龍小樂至今感到陌生，記者接觸到的幾位武大教授直至龍事發之際，才將這位微微謝頂的校領導與媒體公布的照片對上號。
曾任武漢水利電力大學黨委副書記的龍小樂，于2000年8月武大四校合并后始任武大副校長，負責行政，分管后勤工作，2003年后轉任武大黨委副書記，工作重心調整為黨務。2005年10月，龍始任武大黨委常務副書記。
一位與龍小樂相識的武大老師稱，龍平時給人的印象是，“按時上下班，社會活動少”，而龍的一些學生則評價他“為人和藹”。
此前陳、龍二人之間的關系，被一位與兩人都相識的武大老師形容為“見面點個頭而已”。為何陳、龍案幾乎同時爆發？
一個消息稱，龍小樂在分管武大后勤工作期間，曾介入巴能軍投資的弘博學生公寓項目。
隨著武大的三、四號人物、主管后勤工作的干部以及商人巴能軍的逐一落網，所揭開的這所高等學府權錢交易、后勤腐敗蓋子，引人深思。
壓倒駱駝身上的稻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倆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對陳昭方、龍小樂案，一位在武大執教多年的老師如此作評。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相比武大行政系統的“鐵板一塊”，私底下武大的老師們對于武大后勤及管理部門的指責與非議，勢成“井噴”。
武漢大學教授吳意梁(化名)是最早向中紀委及相關部門舉報陳昭方的人士之一。2004年，在陳昭方身任武漢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之際，吳意梁就向相關部門反映了關于陳昭方的一些情況，吳意梁希望相關部門“及時派工作組來徹底處理清楚”。
吳意梁向《新民周刊》記者提供的一份舉報材料，涉及陳昭方的多方面“問題”。
其中一項稱，陳昭方掌握財務后勤部門后，“曾把武大珞涵屯教工家屬區房屋建設工程發包給一位前任校長的內弟，其內弟轉讓給他人，陳從中收取好處費幾十萬元”。
吳意梁還反映，“陳昭方從80年代中期以來，從他擔任武大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開始，每年都為他的親朋好友、為省市官員本人或子弟報考武大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走后門，違反原則批條子或親自找有關人員聯系(指示)，降低分數錄取或免試，他個人則撈取經濟上、有人脈上的好處”。
此番陳昭方的落馬，讓吳意梁深信，中紀委、湖北省紀委等有關部門已經接到了他當年的舉報材料。但吳意梁擔心，鑒于陳昭方在武大經營多年，“他籠絡了一部分人，至今余威猶在”，所以舉報人目前依然顧慮重重，“我們害怕報復，至今不敢用真名反映實情”。
在陳昭方、龍小樂落馬之后，武漢大學后勤部門成為不少武大師生攻擊的“靶點”。“現在暴露出來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多位武大老師向《新民周刊》記者反映。
壓倒駱駝的稻草，積壓已久。事實上，在武漢當地聞名的“珞桂小區事件”，被認為是武大腐敗案的一根導火索。
位于洪山區原武漢市無線電電表廠內的珞桂小區是當年武漢大學為了落實高校住房改革政策、實現校內教職工住宅外遷并改善教職工住宿條件的首個市場化運作的教師小區。
當年，武漢大學選擇了由社會資本聯合參與的承建模式，珞桂小區由武漢大學與一家并不知名的“湖北新紀元實業有限公司”開發承建。
入住珞桂小區的武漢大學教授李相如(化名)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根據武大的老師們與開發商所簽訂的協議，本來珞桂小區應該在2004年7月31日交房，但開發商拖至當年12月份才讓老師們拿到房子。等到交房之時，老師們發現“每棟樓都有裂縫、滲水等大大小小的質量問題”，其中11棟的外墻裂縫“從一樓一直開裂至七樓”。本刊記者在珞桂小區亦看到，該小區多處樓宇外墻出現滲水而致的黃色斑塊。
其后，300多名武大老師憤怒了，他們聯合起來，一部分人將開發商告上了法庭，還有一部分人申請武漢仲裁委員會的裁決。
詭譎的是開發商的身份。等到律師介入對開發商背景的調查后，武大的老師們才發現，原來珞桂小區的開發商，這家名不見經傳的“湖北新紀元實業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李伯偉，就是原武大人防辦主任程發明之妻。
李伯偉本人原是武大后勤部門的一名倉庫保管員，而珞桂小區的開發工作正是由武大后勤保障部負責。一名參與當年狀告珞桂小區開發商的武大老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實際上，主持新紀元公司工作的就是程發明，每次開庭被告方來的代表也正是程發明本人”。
李相如教授告訴記者，武漢市洪山區法院一審后判老師們勝訴，對方申請上訴后法院發回重審，但4年多下來，法院的重審結果至今未見分曉；而4年前武漢仲裁委員會就做出的仲裁也執行不了，“當老師們要去申請強制執行時，開發商就放話威脅，說要卸胳膊、卸腿的”。
與此同時，一封落款為“武漢大學珞桂小區全體業主青年教工”的信件也被遞交至央視焦點訪談節目組。
2004年10月24日，一批神情焦灼的年輕武大教師在歷史悠久的“國立武漢大學”牌坊下集體維權，“因為一直得不到處理，到那時老師們已經沒有辦法了”。之后，校領導將他們接到辦公室面談，時任校黨委副書記的龍小樂曾當面承諾，會“給老師一個交待”。約在2001年左右，也正是龍小樂與這些青年老師們座談興建武大教師小區的相關事宜。
之后，武大校方與政府派代表組成調查組調查過珞桂小區的問題，但李相如稱，“老師們至今不知道調查結果。到了現在，老師們的心都涼了”。
《新民周刊》記者拿到的一份《定向開發教師小區協議》顯示，對于珞桂小區，“購房均價未減免前暫按甲(新紀元實業有限公司)、乙方(武漢大學)議定的下列價格收取”、“購房均價待政府減免落實后甲、乙雙方將根據減免的有關收據共同核定”。
李相如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政府對于教師小區有一系列的優惠減免政策，而當年老師們按照約1700元每平方米交納的購房款，是未享受政府減免政策的價格(當年武漢房屋市場均價約為1500元至1700元)，實際上，這部分政府給予珞桂小區約270萬元的優惠，“被開發商所侵占”。
而相關人士稱，當年程發明拿到珞桂小區的地時，由于手上缺乏資金，便求助于時任武漢大學出版社社長的江建勤，江挪用了出版社約2000萬元的公款，存入銀行并以此為抵押貸款給程發明。程發明為此送給江不少“好處費”。
“洞”有多深？
在陳、龍落馬后，一張糾結隱秘、盤根錯節的利益網漸漸浮出水面，這所高等學府諸多有利可圖的角落均可見留痕。
從2005年開始，武漢大學的一批離退休教職員工就不斷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要求解決住房問題。
《新民周刊》記者看到的一份《武漢大學一區(老武大)離休干部住房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武大一區住在校內的離休干部119人，住房達標者23人，約占19%，未達標的是81%。本刊記者亦收到武大老教授們提供的一份簽署于2004年、達600多人的簽名名單。
這些退休的武大老教授向《新民周刊》記者反映，1998年，武大曾有過集資建房，但規定，只有20%的“向離退休老同志傾斜”，并且規定，需要在3天內一次性交清8萬元至9萬元的集資費，“否則視為自動棄權”。
76歲的武漢大學退休教授宋太郎告訴《新民周刊》記者，當年，他每月的工資僅1000多元，“根本拿不出9萬元”。
記者看到，武大許多老教授至今居住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舊住房中。在此問題多年懸而未決的情況下，從2005年至2007年，這些武大的老年教職員工們開始向湖北省委至中央有關部門上書。
幾位武大老教授告訴記者，在湖北省委領導批復與武漢市的支持下，武大從湖北省農科院以每畝70多萬元的低價購買了270多畝土地，可以修建3000多套住房。“當時武大的領導都說，我們老同志幫了武大的忙，解決了武大的一個大問題”，一位武大老教授回憶。
當時，包括江建勤在內的幾位武大后勤保障部負責人參與了與這批武大老教授們的座談。“江建勤跟我們說過很多次，他描繪得很好，說合同簽了，下個月就開工了……到最后，地卻沒了”，一位多次參與此類座談的武大老教授憶稱。
最終，湖北省農科院地塊計劃泡湯了。多位武大老教授表示，此后武大方面打算再以約每畝170萬元的價格轉賣該地塊于某開發商，省市政府獲悉，終止了農科院該地塊的交易。
在2007年，武大以1200元每平方米的價格補償了老教授們的住房面積差額，而此時武漢房屋市場均價已逼近六七千元每平方米。“他們把錢打到了我的工資卡上，他們說如果不拿，以后都沒有了”，宋太郎教授在他的舊宅中居住了21年，“現在我老了，房子的問題看起來也沒希望了”。
一位武漢大學的老師對記者表示，后勤社會化改革給武大帶來的是“后勤壟斷化”，武大后勤保障部門名下的許多食堂、超市以及項目都被該部門或某些有特權的領導層親屬所掌控，由此滋生出凌駕于監管之上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團。
在1997年之前，師生們還可以選擇在友誼街的大片小餐廳解決吃飯問題，但隨著后勤社會化的推行，師生們只能在后勤系統掌管的店鋪內解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自強超市”，“上至電器，下至衛生紙，自強超市的任何商品都比一墻之外的店鋪貴得多”。
“除了桂園食堂，實行上下層分別承包，伙食好一點以外，其他櫻園、梅園、楓園三個食堂稀爛”，一位武大教師評價，武大曾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是：每到軍訓時，食堂包子的餡兒會多一點，等軍訓結束后，“包子餡兒都小了”。
武漢大學曾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珞珈山下修建了許多防空洞，這些防空洞除了至今為師生們提供穿行于龐大校園的交通要道外，還有一些防空洞洞門是被鎖住的。武大內部多位人士向記者反映，程發明在擔任武大人防辦主任期間，曾將空洞里很多空地出租用以儲藏新鮮水果。其間獲利走向，對外并不明朗。
在武大陳昭方、龍小樂案爆發后，一些交錯隱秘的關系網逐漸曝露，有武大老師調侃——武大“洞”有多深？
高校已成反腐重地
在校大學生人數達100萬人以上的武漢，規模雄居全國榜首，其中部屬高校達8所。2000年前后開始的中國高校擴招重組大潮之下，湖北高校亦步入合校、擴校、建分校的“攤大餅”階段。
今年8月，湖北省科技學院院長張建剛，以及分管基建、財務的副院長王志貴，因涉嫌腐敗被“雙規”，并已被免去行政職務。
僅就湖北省而言，包括原湖北美院副院長李澤霖、原武漢理工大學副校長李海嬰、原武漢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吳國民和原校長劉光臨、原湖北大學副校長李金和等，近年均紛紛落馬。
郭清君處長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湖北省檢察院已經“辦了好多”當地高校負責人落馬案件，具備了一些經驗，而這些高校負責人落馬“多數在基建方面，還有學校的采購設備、后勤這塊，招生方面也有”。
湖北省檢察院的一項專項調研也顯示，基建、后勤、采購、招生等財權、事權集中的環節，已成為高校領導腐敗的集中領域。
近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紀委特約研究員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前高校的腐敗問題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這幾年高校在‘大躍進’背景下存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在利益重新調整之時，有錢人和有權人就會勾結起來切這塊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高校已成為腐敗多發地區。高校特殊的財務“一支筆”制度，也為權力尋租埋下隱患。在目前的高校，這個封閉的小社會內，重大的財務決策雖然一般要經校務委員會討論，但最終對此把關的就是高校的總會計師，以陳昭方為例，身兼總會計師與分管財務、基建的副校長，集財務、會計、招投標諸多權力于一身。
某些高校領導過大的權力往往缺乏監督。武大一名法學院教授曾經手過一個由前校長辦公室主任起草的、準備送交前校長的法律合同，當年武大準備改造校園電信設備，項目承包方、武漢電信局在工程合同里曾提出讓武大把電信設施歸武漢電信局所有，并由武大承擔武漢電信局方面派出的12個人的工資福利待遇。
在這位教授看來，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他逐條批駁，言語鋒利——“這是誰提出來的？為什么電信設施所有權要歸武漢電信局所有？！為什么要負擔他們12個人的工資？！”
后來，這位教授被前校辦主任告知，他不再負責處理這些送交時任校長的合同。之后一年多，該教授才得知，當時這位前校長的兒子就在武漢市電信局工作，這位教授并不清楚當時的校長是否看到了這份合同，但某些校領導超越權力范疇的做法，讓他至今心緒難平。
一位武大老師提醒，發生腐敗案的武大缺乏一個有效的外部審計監管系統，“作為非營利機構的高校理應建立透明的財務報表制度，但目前高校的內部審計一般僅在院一級內部公開，財務報表只送達院領導一級，對普通老師只是口頭轉述”。
對于陳、龍事發之前的廉政考核情況，武大紀委一位工作人員對本刊記者直稱，“不知道”。《新民周刊》記者輾轉獲悉，在陳昭方、龍小樂二位出事之前，武大紀委對兩人的廉政考核檔案是“年年優秀”。如今這個一路綠燈的考評結果，無疑給武大紀委出了道難題。
《新民周刊》記者亦看到，武大紀委與武大審計處同在武大行政樓隔壁的西南樓辦公。這種格局，在一些武大老師看來頗具諷刺意味，“這個建筑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象征，這個體系內部的監督審查者與它的監督對象如此之近，近到它們對于存在的問題可以熟視無睹”。
對于陳、龍落馬，一位曾在上世紀70年代擔任過武大校領導的老紅軍神情凝重地對《新民周刊》記者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校方要配合檢方辦案，要把這些武大的蛀蟲挖出來，把蓋子打開！”但部分前任武大校領導亦對本刊記者表示“不便發表評論”，“前任不評論后任工作”。
而截至目前，記者掌握到的情況是，中紀委尚未介入陳昭方、龍小樂案。
作為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武大的書記、校長均由中組部任命，與湖北省檢察院同為副部級。
日前，中紀委一位人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一般情況下，中紀委負責直接查辦的是副部級以上級別的涉案高官，而陳、龍此類的高校幾把手腐敗案，在程序上一般應該是由其所在省份的省紀委和教育部紀檢組先介入查辦。
對比落馬的校領導令人咋舌的貪腐金額，武大一些年輕的老師們，對于他們尷尬的收入多有怨言。他們常常自嘲是“進入人才市場的高學歷民工”，“在金字塔的底端”，為完成工作量而疲于奔命。
武漢大學數學系一位講師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每月的工資約為1600元，在武大，講師給本科生上課，每堂課課貼約為一二十元，每年他得上300至320節課，才能拿到這份工資，“每年上三四百節課，壓力其實很大，再加上備課的時間，我們的時薪算下來，比麥當勞打工的還廉價！”
這個冬天，距離“國立武漢大學”牌坊不遠處的青蔥草坪中，校長顧海良在一塊巨石上題下“止于至善”四字，十分惹眼。在陳、龍案如火如荼的當口，這取自《禮記·大學》的辭藻，內中深意，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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