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11位教授直面“錢學森之問”的時代意義

安徽11位教授直面“錢學森之問”的時代意義

郭春孚

一代大師錢學森帶著“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疑問離開了這個世界。“錢學森之問”引起了中國人的關注。安徽省有11位真正的教授聯名向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和全國教育界同仁發出一封公開信，提出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

這一舉措具有極其重要的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

一，說明中國還有一些真正的教授。有真正的教授，就會有杰出的人才。

與應試教育相適應，中國的中小學有一大批優秀的教書匠，他們與釘鞋匠其實是一樣的，如果說有什么差別，那就是分工不同，一個是教書，一個是釘鞋。可悲的是，這些優秀的教書匠教出來的學生，除了能考出高分外，動手能力連釘鞋匠都不如。

應該說大學老師比中小學老師要高一個層次，特別是大學教授應該高幾個層次，可事實并非如此。許多教授是論資排輩評上的，不見得真有教授的水平，而且應付考試成了習慣，上課照本宣科，考試畫重點，不僅全班及格，還有許多高分，領導滿意，學生高興，皆大歡喜。寫論文時互相抄襲，學生抄，教授也抄，真正出現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大好局面。

我上過小學、中學，讀過大學、研究班，從我的經歷出發，過去我一直認為中國真正的教授鳳毛麟角。看來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中國還是有一些真正的教授的。北大原副校長王義遒先生是真正的教授，安徽省聯名寫信的這11位教授是真正的教授。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真正的教授越來越多了，而不是越來越少了。他們已經認識到了應試教育的弊端，重新審視現行的教育體制，深入探索符合時代要求的教育制度。這就是中國的進步、中國的希望，就是中國之幸、中國之福。

古代的孔夫子還教出了三千弟子，有3人青史留名。中國有一批真正的教授，最少也能培養出三萬弟子，有30人青史留名吧？

如果應試教育體制將教授都塑造成教書匠，那么中國就只會有高分生，不會出現杰出的人才了。而且這些“考試機器”當了老師，還是教書匠，形成惡性循環，一茬不如一茬。最后老師與學生就會都變成釘鞋匠了。有真正的教授，就會有真正做學問的人，就會有真正的人才，就會有杰出的人才。

二，說明金錢和權力還沒有把教授全部俘虜。有“獨立的精神”，就會有“自由的思想”。

這個時代的可怕就在于：金錢至上與權力至上并存，而且互相依附、互相推動、互相利用、互相轉化，并且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就連社會的細胞都沒有放過。家庭都金錢化和權力化了。有錢的、有權的，在家庭里就有地位；沒錢的、沒權的，在家庭里就沒地位。

過去，人們講學校是一片凈土，但是現在也變得骯臟不堪了。據我所知，好的小學、中學校長都是百萬、千萬富翁，每一個轉學的孩子都必須送錢，少則幾千，多則幾萬。而好的中小學老師和班主任，也經常有錢有禮品，過節日學生是需送禮的，誰送禮就對誰特殊關照，不送禮則不理你，甚至冷待你。這就是當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一些大學領導和教授則被富人和地方領導收買了，要拿碩士、博士和博士后學位，富人送錢，地方領導自己送錢還不算，還打著各種與當地聯合開展科研項目的名義，由地方政府給校領導和學校送錢。這里面的金錢交易、權力腐敗不比官場好多少。

而且只要在大學當了領導，哪怕是系領導，那也有經費、有項目，可受賄、可發財。如果是負責后勤采購、學校基建的，那就可以貪污受賄，一夜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大學領導里有沒有億萬富翁？我看有，而且還不少。這些年，大學都在擴建、擴招、擴研，有多少工程？有多少項目？有多少收入？大學的金錢黑洞不比地方小、不比地方淺。

然而，可喜的是金錢和權力還沒有把所有的教授都俘虜，還有一些獨立于金錢和權力之外的人，安徽省這11位提出直面“錢學森之問”的教授就是證明。試想，如果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都被金錢和權力收買了，那么中華民國是個什么樣子？如果錢學森、王義遒和安徽省的那11位教授都被金錢和權力收買了，當代中國會是個什么樣子？

如果金錢和權力把教授都俘虜了，那么絕大多數中國人就變成了金錢和權力的奴隸，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站著講話的人、能夠為國謀劃的人就會少而又少。雖然具有“獨立的精神”的人不會絕跡，但他們將更加孤立，只能孤軍奮戰，中國教育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有“獨立的精神”，就會有“自由的思想”，就會有敢為天下先的人，就會有杰出的人才。

三，說明中國的教授正在成為時代的引領者。有領路人，就會有超越前人的人。

錢學森姓錢不愛錢，也不愛權，愛思考問題，他認為糧食畝產逾萬斤是可以實現的，還大力提倡人體科學，并為我們提出了“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時代之問，令我們這些仍堅持耕耘的人震撼，也讓我們這些膽小怕事的人振奮，而使那些無知無畏的卑鄙小人發怒。

王義遒教授發出了“中國需要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的呼喚，提出了“不要著急，形勢到了，人才自然會應時而生”的觀點，指出了中國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和問題。

安徽省的11位教授提出一起來面對“錢學森之問”，一起來深思、解題，并發出了“缺乏人才長遠規劃的短視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的考核評價和選拔機制，怎能催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讓創新之花盛開、創新之樹常綠？”的詰問。這是智慧之問，也是民族之問，振聾發聵。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我們的教授正在成為時代的領路人，不再埋頭教書，開始關注教育改革，關注時代變遷，關注社會進步，關注民族命運，關注國家未來。

如果教書育人的教授都被養成“只拉車不看路的人”，那么中華民族就沒戲了，中國就無望了。有領路人，就會有緊跟的人，就會有追趕的人，就會有超越前人的人。

四，說明個別教授對中國的教育問題形成了明確的認識。有關心教育問題的人，就會找到解決教育問題的具體方法。

“錢學森之問”指出了中國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不利于杰出的人才脫穎而出。換句話說，中國當代教育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王義遒教授也非常藝術化地指出一些中國教育的問題，比如：學術環境不良，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人才的單位所有制缺乏流動性，校領導搞“武大郎開店”，師生間缺少了解，“內斗”很厲害像一筐螃蟹，束縛太多，越學得多越不思考，沒有理性思維，愛國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缺失，等等。

安徽的11名教授對中國教育的弊端和問題，雖然講得不細，只是點到為止，但比較全面。他們認為，今天的中國教育存在著許許多多讓人痛心疾首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深層次的。例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存在著缺乏人才長遠規劃的短視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的考核評價和選拔機制等問題，不利于產生杰出人才。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教育體制等存在問題，需要重新建立，需要改革。

我認為，研究教育問題并形成改革思路的人還有很多，可能是不敢說、不愿講。有個別大學教授給我打電話，對教育現狀表示擔憂，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他們心有余悸，又有一種失望感和不信任感。現在，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的大氣候正在形成，呼吁關注中國教育、關心中國前途的有識之士不要害怕打棍子、扣帽子，不要擔心被孤立，把“講了也無用”的觀點拋到太平洋里去，大膽地站在來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吧！

如果中國的教授都不熱心教育事業，對教育現狀冷眼旁觀，不研究教育問題，不思考教育出路，那么中國的教育就會繼續沿著錯誤的軌道滑下去，距離正確的路線越來越遠，從而使教育發展延誤更長的時間，中國產生杰出人才的日子就會向后推遲更久，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的最好時機就會被耽擱。有關心教育問題的人，就會對相關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就會找到形成這些問題的癥結，就會找到解決教育問題的具體方法。

五，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意識明顯增強。有社會責任感，就會有人才輩出的新時代。

教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教授社會責任意識的回歸并不斷被強化，說明時代在進步，中國知識分子在覺醒。錢學森、王義遒教授和安徽的11名教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走在了時代前列。還有張宏良、韓毓海、左大培等一批知識分子具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活躍在思想探路領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論建樹，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我認為，中國包括教授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要向美國的恩道爾先生學習，敢做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新衣”的孩子。恩道爾先生作為一個美國人，他深愛自己的祖國，但他發現了美國的諸多病癥，大膽地給予揭露和批判。他先后撰寫了《石油戰爭》、《糧食危機》、《金融海嘯》、《霸權背后》、《21世紀水危機》等著作，全方位地披露了美國統治者的本質和許多鮮為人知的黑幕，并指出了美國對華的一系列精心策劃和陰謀。他下肢癱瘓，坐著輪椅走路，但他登上了人性的高峰和真理的山巔。他這是對美國負責、對中國負責、對世界負責、對人類負責的人。我敢說，他比眾多站著的人更加高大，比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更加偉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等等，古人的教誨，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而且這些精神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一定要擔負起時代賦予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呼喚和推動社會責任意識的普遍回歸和雄起，同時要呼喚和推動社會誠信的回歸和勃興。如果包括教授在內的知識分子甘愿承擔社會責任，具有強烈的誠信意識，那么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誠信就會回到中國的大學和知識界，就會影響到文化界，影響到全中國。有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誠信，就會有對知識和學問的真誠，就會有探求真理和維護真理的勇氣，就會不斷涌現出杰出的人才。

構建和營造有利于產生杰出人才的教育制度、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而締造一個新時代是最迫切的需要。讓我們行動起來吧！

2009年11月12日～13日于北京明春苑

電話：010—83701573

手機短信：13522382072

[附]

11名教授公開致信袁貴仁：直面“錢學森之問”

安徽11名教授就“錢學森之問”發出公開信

　　錢學森大師剛剛遠去，“錢學森之問”成為中國教育界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今天，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聯合《新安晚報》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

　　發出公開信的沈正賦等11位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幾天前，我們滿懷悲痛送別了錢學森老人。

　　作為一代科學大師，錢老對國家民族、對科學研究、對青年人才、對科學道德的摯愛，感動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學精神就像一座燈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連日來，人們在緬懷和追思中，不時會被錢老提出的一個問題所震撼——‘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這個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的問題，已引起上至國務院總理下至普通學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

　　這11位教授認為，“錢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為此，他們愿意通過《新安晚報》，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給教育部新任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同仁發出《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這封公開信。

　　信件原文

　　尊敬的袁貴仁部長并全國教育界同仁：

　　錢學森走了，又一顆巨星隕落了。我們深切緬懷錢老，緬懷他的科學精神和崇高人格，還有他的那句震聾發饋的疑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這個疑問，才能為目前中國教育存在之種種問題尋求真正的解決之道。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面對前來探望的溫家寶總理，錢學森多次提出這樣一個刻骨銘心的疑問。我們認為，錢老的疑問，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問，是社會各界對中國教育的疑問，是一個偉大民族必須直面的疑問。

　　從1904年癸卯學制頒布、1905年廢除科舉至今，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已逾百年。從1977年重新恢復全國統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國當代教育的改革已經有30余年。應當說，積30余年來的發展和改革，我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國教育同樣存在著許許多多讓人痛心疾首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深層次的。例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

　　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前，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 “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的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溫總理的感嘆，源于對中國教育深層次問題的憂慮。缺乏人才長遠規劃的短視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的考核評價和選拔機制，怎能催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讓創新之花盛開、創新之樹常綠？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文明、民主、富強的現代化目標，絕對離不開先進的、現代化的教育，絕對離不開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時候直面“錢學森之問”了，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貴仁部長剛剛走馬上任，《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制訂，這時候，我們需要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我們一起來深思、來解題。

　　我們堅信，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解開這道題，一定能找到一條光明的路，中國的杰出人才也會由此不斷涌現。這一天的早日到來，便是對錢老最好的緬懷。

　　此致

　　敬禮

　　沈正賦 芮必峰 胡榮華 卞利 康建中 謝云章 李正平 徐華李桂華 楊四平 吳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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