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每年春節過后，都會有大批文章出來，反映新一代背井離鄉的“農二代”的鄉愁。就在中國城市不斷變得光鮮亮麗的同時，大片的中國鄉村卻在走向凋零。農村的環境污染讓兒時山清水秀的家鄉變得陌生而蒼桑，也不再有傳統社會那種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農村基層組織的渙散讓中國的鄉村正在走向衰敗，許多農村正是黑惡化的道路上狂奔，因為選舉而打架群毆，許多村干部蛻變為新的土豪劣紳，村官明碼標價，貪腐橫行。農村經濟的落后，水利等基礎設施的年久失修，正在使大片良田荒蕪，青壯年十室九空，外出務工，留守的都六一九九三八部隊。而精神文化建設的滯后，也讓中國農村的純樸蕩然無存，人們變得越來越勢利，婚姻彩禮錢越堆越高，女人被商品化，賭博成風，家風無存，高利貸橫行，部分農村有回到舊社會的趨勢。大量鄉民因病返貧，因天災人禍返貧。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三農”的問題，我們的城市化建設就有可能變成印度和拉美那樣，在每一個城市的周邊地區，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大批的流民和乞丐，毒品和犯罪肆虐，一旦中國經濟的高鐵失速就會爆發系統性的社會危機，造成社會的動蕩和不安。新近出現的塘約模式，讓我們看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希望，值得我們宣傳和推廣。
一、重走回頭路 收拾舊山河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本來是一句大實話。但這話聽在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耳朵里，就變成了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按舊他們的套路，這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仇富基因”，會阻礙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仿佛，中國的一切都要為GDP讓路，都要為培養一批億萬富豪讓路，或者說，要允許一部分人，不管黑貓白貓，先富起來就是好貓。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好社會。
但是縱觀古今中外，一個好的社會，不是看它有多少富豪，而是有沒有窮人。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崩潰，不是因為沒有豪強，而恰恰是因為有了太多的豪強，讓窮人沒法活下去，從而揭竿而起，導致王朝的滅亡。
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我們已經有了太多先富起來的人。中國的富豪數量已經僅次于美國。但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先富帶動后富，然后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卻在殘酷現實面前，被撕得粉碎。貧富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階層固化就是橫亙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鴻溝。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地、深刻地反思改革開放。因為在我們把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建設成為一流的世界城市的同時，支撐著城市化的鄉村，正在凋零，也就是共和國的大廈，正在塌陷，如果不能及時修復，不但中產階級會返貧，就連新富階層也可能在外國壟斷資本的聯合圍剿下，在金融戰爭中被剝奪得一無所有。
而塘約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迅速修復共和國大廈的根基，實現快速脫貧的方式和道路。那就是回歸毛澤東思想，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度，充分發揮農村黨支部的領導作用。正是這條道路，讓塘約村三千多村民，在一年時間里，實現了快速脫貧。為中國實現在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贏扶貧攻堅戰，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塘約村原本是中國數十萬個村莊中極為普通的一個。但是因為地處中國貧困人口最多的貴州省，因為重走回頭路，快速實現了脫貧致富，對于全國的扶貧問題和三農問題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從而在最近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
塘約村的自然條件并不好，像中國萬千南方的村莊一樣，只是窮山溝里一個。塘約村位于貴州安順平壩區西部，轄10個自然村寨，11個村民組，921戶，3392人，耕地面積4860畝，森林覆蓋率76.8%。深化改革之前，外出務工人員多達800多人。說好聽一點，山清水秀，說得不好聽一點，是窮山惡水，留不住人。
近年來，塘約通過加強村黨支部的建設，筑牢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加強集體化，整合農村土地和人力資源，充分依靠人民群眾，探索出來了一條“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發展路徑，激活了農村自然資源、存量資產、人力資本，極大程度地釋放了改革紅利。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5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破解了“農二代”融不進城市、回不了農村，農村土地難以集中、生產難以增效，貧困戶籌集資金難、就業創業難，村集體收入來源單一、發展動力不足等“四難”問題。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脫貧致富的新樣板。
并且塘約村還邀請了設計院來幫忙設計未來二十年塘約村的發展規劃和布局，我們可以期望，二十年以后，塘約或將成為貴州的“華西村”，而在貴州又會出現千千萬萬個塘約村，實現中國農村的共同富裕。
二、騎驢找馬 解決不了三農和脫貧問題
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不可謂不重視，多年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問題的。但是為什么我們越重視三農問題，我們的三農問題就越解決不了，而且越來越惡化。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只能說明是我們的方向錯了，而不是方式、方法錯了。你可以讓一個雞蛋孵化出小雞來，但是你不能讓一塊石頭孵化出小雞來。
扶貧問題也是如此，這么多年來，我們探索了多少種扶貧模式，但是中國的貧困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從產業扶貧(支持貧困村搞某項產業)，到基礎設施扶貧(支持水、電、路建設，危房改造等)，再大戶領頭扶貧和公司扶貧(外來公司+農戶的合作模式)等等，可是，還是有很多貧困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資源，提供了諸多優惠政策，結果只是加劇了貧富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
中國之所以陷入“扶貧扶貧，越扶越貧”的怪圈。這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我們的理論家、經濟學家裝聾作啞，不愿意承認錯誤，不敢面對現實，不敢觸碰根本。許多年來，從我們的教科書和主流經濟學家，都一直在宣揚小崗村單干的合理性，宣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多少“偉大的制度創新”。然而，正是這個“偉大的制造創新”造成了農村的貧困和堆積如山的“三農問題”。
中國的問題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農村的問題關鍵在兩點，一個是人多地少，二是一盤散沙。當年毛澤東搞集體化，搞人民公社，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人民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鏡子，現實是最好的教科書。
三十八年過去了，小崗村依然荒涼，全靠著政府輸血和政策扶持，才能保持著所謂“小康”的假象，而堅持集體道路的華西村、南街村等早已經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按照所謂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北方的農民大約一個人可以分到兩畝地，而在南方的農民只能分到一畝地不到。以目前的糧食價格和糧食產量，我且問一下諸位，農民如何能不窮?農村如何能有出路?農業如何能實現現代化?
而更加要命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推進，而被解散，農村和農民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水利設施無人維護，農業現代化無法推進。而糧食價格過去這么多年只漲了幾倍，但是大學的學費漲了千萬倍。是的，千萬倍，因為在九七年教改以前，大中專學生是不用交學費的，不但不用交學費，國家還會有獎學金和助學金，這些錢能支撐他們的生活費用。
除了學費，還有其它的各種費用，都大漲了，農村如果不改革，農民就會永遠鎖定在社會的底層，失去任何上升的通道。從前，我們說知識改變命運，農村的孩子只要上了大學就會有前途。但是今天，農村的孩子上了大學，則變成了另一種“自殺”。如果找到了工作，還能償還上大學欠下的債務，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就只有“自殺”了。所以我們看到，為什么現在那么多中學生、大學生自殺的，我們說是精神問題，其實是制度問題、經濟問題。
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是在騎驢找馬。我們眼看著小崗村的衰敗，眼看著華西村的崛起。可是我們的主流專家和媒體卻說，小崗村是普遍的，可以復制的，而華西村是特殊的、例外的，不可復制的。我們把全國的農村都強制性地變成了小崗村，而不是華西村。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塘約，塘約模式是可以復制的嗎?
三、依靠人民、團結人民 才能重塑我們的故鄉和家園
塘約是新現象，但也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因為構成塘約模式成功的核心要素：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強化村黨支部的領導和農村集體所有制度。正是華西村、南街村、南山村等現代化中國農村的三個支柱。塘約只不過是它的價值的再發現。
建國六十多年的經驗證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驗證明了，毛澤東是對的。他比任何人更了解中國的農村，他所提出來的改變中國農村的方案是對癥下藥的，他所做的頂層設計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我們還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這一點。
毛澤東的正確來自于，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熟悉這塊大地，他深情地愛著這塊大地。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利用擔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的有利條件，在廣州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并親自出任所長，培訓了大量農民運動的骨干，這為他后來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基礎。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向帝國主義、大買辦資產階級交投名狀，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上百萬人頭落地。在大革命失敗以后，毛澤東毅然回湖南，組織農民協會，發動了秋收起義，建立了井崗山革命根據地。
1930年，為了同黨內的錯誤路線作斗爭，更好地開展土地革命，毛澤東又花了20天做了尋烏社會調查，對尋烏縣的政治、經濟、商業、文化、交通、生產、生活、婦女、土地、階層等方面的情況做了考察，并寫出了《尋烏調查》一書，以及《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同時，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為指導和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而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后，這些調查結論和思想成果，又成為他推動集體化，組織人民公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依據。從小崗村的衰敗到華西村的成功，再到今天塘約村的出現，告訴了我們，毛澤東是對的。
廣大的農民群眾并不是像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所謂“接近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而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是可以創造無限財富的最寶貴的財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們黨內也出現了大量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把西方的資產階級那一套經濟學的理論，當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當成是普世價值，食洋不化，就像當年的李立三、王明路線一樣，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問題和災難。
如果我們黨真的想要在2020年完成扶貧攻堅戰，實現七千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如果我們黨真的想要解決三農問題，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如果我們黨真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我們就要回到毛澤東的道路上來，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復制華西模式、塘約模式，依靠人民，團結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們才能最終帶領八億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筑牢共和國的大廈，打破西方列強的圍追堵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對于我們所有從農村走出來的人而言，如果我們想要重塑我們的故鄉和家園，就應該像毛主席那樣，樹高千尺，也不能忘了根!回到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才能看到中華大地崛起一座座社會主義新農村，每一次回鄉，等待我們的不再是鄉愁，而是人民安居樂業，真正的現代化的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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