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津的伏佰村，2013年村支書通過個人關系引入一家苗木公司，這家公司需要租用村里2000畝耕地，大概占到全村耕地的一半左右，租金是每畝900元，其中村集體從中抽取100元的管理費，村民實際上每畝能夠拿到800元的租金，但是這一計劃在召開黨員干部村民代表大會時,遭到多數人的反對而擱置。
村民反對的理由之一是，擔心公司不按時給租金怎么辦。公司都是上級領導或者是村干部引過來的，村民并不熟悉，要是公司突然跑了或者破產了付不出租金，村民就面臨著風險。此外，無論是去流轉土地的公司還是到其他地方打工，能夠出去找到工作的畢竟是少數，土地流轉了就意味著很多人要失業。我們的調查，似乎印證了這些看法，也引起了對“職業化農民”問題的進一步思索與討論。
為何不愿流轉土地
當地農民不愿意流轉土地，有很多考慮，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不離土不離鄉的半工半農模式。河津市作為一個礦產資源型城市，本地吸納就業的能力較強。伏伯村有500多戶3000多人，大多數都在本地就業，去沿海地區打工的人極少，當地的干部群眾對此的評價是人比較“戀家”。伏佰村范圍內有8家小型企業，附近則有兩家大型企業，村民能夠在本地找到工作。此外，除了以打工為主的家庭，有些資金及人脈的村民就可以養車賺錢，比如伏佰村在前幾年就有幾十臺挖機鏟車等大型工具車。這就構成了“不離土不離鄉”的半工半農的家計模式，只要這種模式保持穩定，土地流轉就不會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其二是便利的水利灌溉體系。農民除了考慮種田的收益外，還要考慮種田是否方便，即種地的辛苦程度到底有多大。山西河津趙家莊鄉地區，雖然距離黃河不過二三十里地，但是由于沒有修建水利設施，以前農民種地都是靠天吃飯。現在，政府不斷投資完善黃河水利，形成了黃河水和深井灌溉相結合的水利體系，農業生產的水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村民普遍認為自己村的水利條件是相當不錯的。良好的水利條件帶來的結果是，糧食產量大大提高，畝均小麥產量達到1000多斤，雖然人均土地面積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下降了幾倍，但是畝均產量上升得更多，再就是灌溉區域擴大，原有的很多旱地變成了水澆地，從而也增加了糧食產量。再就是農業種植的便利性增加，農民種田不再是麻煩事。
其三是越來越社會化的農業服務體系。河津地區是典型的華北旱作區，土地以種植小麥、玉米、雜糧為主。我們發現，當地七十多歲的農民種地的很普遍，不少老人還把全家的土地種了，他種的糧食再分給幾個兒子吃，承擔了全家的糧食供應任務。就此來看，老人種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老人之所以能夠種地，在于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越來越完整和健全。
當前的小農與傳統的小農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比如說種子化肥農藥都是可以從市場上購買的。在伏佰村，村民既可以在村莊內部的兩家農資店就近購買，也可以到十幾分鐘路程之外的鄉鎮，那里的店面很多，農資品種更加多樣化，而且還可以送貨上門。再比如其他生產環節諸如耕地、收割都可以外包給專業化的隊伍。農民要做的就是田間管理諸如澆地、打藥、除草等簡單的工作，而且隨著科技的進步，這些需要農民親自動手的活也變得越來越簡單輕松。這說明，在旱作區社會化的服務體系已經使得農民種田很方便，小農維持下去具有很大的空間。當然，問題就在于當前農民的地塊還是比較零散的，農民對于種地具有集并地塊的需求。
因此說，當前農民不愿意流轉土地是一種完全理性的考慮。這種理性選擇有兩個基本的支點，其一是農民現階段種地是有收益的。農民是以家庭為單位面向市場的，農民在決定種不種地的時候是從整個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的。很顯然，農民通過家庭內部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完全可以把地種好。
其二是農民種地越來越方便，國家對于農業基礎設施尤其是水利設施的大量投資使得農業抗風險的能力越來越強，加上社會化的服務體系讓農民逐漸脫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種地不再是一件那么辛苦的事情。我們認為，當地農民的這種選擇實際上代表了當前中西部大多數農民的心聲。因此，既然是農民理性的選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完全沒有必要去替農民擔憂甚至代農民做主。
農民種地要方便，當前最迫切的是要能夠調整地塊實現連片集中耕作。
“沒田種就失業了”
在河津調查，聽到農民反復說“沒田種就失業了”，聯系到我們調查的華東好幾個地方都聽到類似的說法，看來種田對于農民來說確實具有重要性。
農民之所以有“沒田種就失業”的擔憂，準確地來講是農民沒田種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這種心理的產生既有歷史也有現實的原因。
從歷史上看，中國長期以來，土地在農業生產中扮演著核心地位。當前農民種田還沿襲了傳統小農的觀念，種田首先是滿足家庭的內部需求，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從現實看，農民的此種擔憂也不是毫無道理。長期以來國家并不對農民提供社會保障，而主要是依靠農民集體內部自我保障，近些年國家著手建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也還是低水平的，遠遠不能與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相提并論。如果再沒有田種了，農民就會感覺到生活的危機。
當然，更根本是與當前農民非農就業的特點有關。概括地看，農民非農就業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非正規性。農民非農就業大多沒有與用工方簽訂正式的協議，一方面是農民的法律意識不強，另一方面則是用工方在市場上有優勢，不愿意與農民簽訂正式協議。農民工就業的非正規性使得農民維權出現困難。二是低收益性。農民非農就業主要集中在各類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他們多數沒有技術而只能做普工，農民的工資水平還不高，同時各種應有的社會福利也是匱乏的。三是不穩定性。正是因為農民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市場的波動對其造成的影響就很大，他們隨時面臨著失去工作的風險。就山西河津地區來看，事實上，該地是一個煤炭資源大縣，既有大型的國有企業也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它們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當地農民多在本地就業。但是這種狀況還是不穩定的，近幾年煤炭行業市場走低，相當多的村民找不到工作只能呆在家里。
因此，正是農民非農就業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農民“兼業化模式”的存在合理性。也就是說，農業的兼業化本身在于農民，如果農民不能從非農業獲取穩定的收入，那么就離不開農業，這種兼業化狀態就要持續下去。由于我國農民數量眾多，發展經濟創造就業進而轉移農民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那么農民兼業化的狀態也必然是長期的。
而正是這種農民的兼業化狀態，塑造出農民對于土地流轉的態度。從農民的角度出發，出外打工僅僅止于賺錢補貼家用，他們中的大多數并沒有想著要離開農村離開土地。就家庭的生命周期來看，農民形成了打工只是暫時的，不可能一輩子在外面打工，年紀大了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的認識。這種認識，根本上還是基于農民的自我身份認知來建構的，也就說，農民畢竟是農民，不可能離得了土地。換言之，由于農民預期不可能進城像市民那樣生活，也就產生了一種兼業化的心態。這種兼業化的心理狀態對于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是有利的，農民在外面打工同時家里也有土地，農民對生活的預期就可以持續，農民的家庭再生產模式就是一種穩定結構。
“兼業化”將長期存在
農民的兼業化同時也意味著農業的兼業化。按照國外的經驗，農業的兼業化到一定程度就將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近些年，我國農業的兼業化生產態勢明顯增強，但是由于我國還有數億的農民，這種兼業化態勢對于我國農業生產的影響似乎并不明顯。但是，“誰來種田”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一個話題。具體地看，近年來農業政策的目標就是推動職業農民群體的形成。要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推動土地流轉形成種田大戶成為一種選擇。為了支持種田大戶，國家農業投資及優惠政策向其傾斜。而地方政府基于政績等考慮，更是積極地推動土地流轉規模。
實際上，推動職業化農民群體形成的時機尚未完全具備，我國農業的兼業化將會長期存在下去。在這種背景下，國家的政策不應該是人為地打破這種兼業化模式。因此，國家應該權衡兩者之間的重要性，做出適度的政策安排。總體來講，國家必須保證農業的利潤為大多數的農民所共享，即農民只要是想種田都是有田可以種的。同時，國家應該加強對小農的扶持，創造各種條件使得小農種地越來越方便。而隨著小農的數量不斷減少，戶均種地規模可以慢慢地擴大。
可以說，“農民既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身份”的說法是成立的。在城鄉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農民當然越來越是一種職業，但是也不能將其“身份性”簡單拋棄。就種地而言，農民的“身份性”意味著小農的合理性，也意味著國家要扶植小農而不是其他經營主體。總之，農民有田種、種起來方便應該是政策的目標。
農民種地要方便，當前最迫切的是要能夠調整地塊實現連片集中耕作。這個在伏佰村不同的小組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通過自發的調換，有的則是組里最后一次分地時就是每家一大塊;有的組則是土地很細碎，一家有好多塊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能夠集中耕作的小組機械化方便，省去了很多的勞動力，減少了生產的成本，而土地細碎化的小組則讓農民感到越來越麻煩，他們很希望把自己的土地集中起來。問題在于，當前村組兩級都沒有動力去做，一是國家政策不支持不鼓勵，二是調整地塊可能會有農民要求重新分地，從而引發很多麻煩。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原文載于《決策》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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