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但為何集體經濟的實踐并不理想?當前發展集體經濟,有哪些途徑可以探索?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對此,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從事集體經濟問題研究的研究員龔云博士。
跟風導致了當年政策失靈
《中國扶貧》: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啟了農村改革。當時的政策是統分結合,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但實踐中為何會出現分得徹底、統得不夠的情況?
龔云: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好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有些村干部是跟風心理,一看黨的政策有調整,大部分村子都開始往下分,便隨大流了;有些村子的村干部本身就自私,不想為村集體辛苦,就利用這個機會抓緊分下去,從而減輕包袱走上了先富路;有的村干部原本就存在吃拿卡要現象,導致干群關系緊張,集體經濟搞不下去,包產到戶對他們來說正好是瞌睡了給個枕頭;還有的村子,其實集體經濟搞得紅紅火火,已經在實踐中學會了管理集體經濟,這些村干部不僅作風好,而且能力強,但擔心自己的村子不調整,是與黨的政策相悖,怕被扣上不支持改革的帽子,便做出了違心的決定。
《中國扶貧》:分下去之后的情形怎樣?
龔云:分下去之后,很多村子在雙層經營上做得很不好,有些村子甚至無所作為,干部們只顧著自己發財致富,成為不帶動多數人共同致富的少部分先富者;有的干部則認為守住集體原有的資產就行了,沒有大的作為。村子原有的積累只出不進,很快便山窮水盡,村班子也因此陷入了癱瘓狀態。
而分田單干的農民,最初確實是吃飽了肚子,改善了生活,但時間一長,他們對種地的熱情便不復存在了。因為光靠種地難以致富,甚至連養家糊口、供孩子上學都難,因此,大部分年輕力壯者選擇了外出打工。
前幾年,我們社科院就集體經濟項目做了一個國情調研,了解到這樣一種情況:小崗村原任支書嚴俊昌早在2000年就說,搞“承包”搞了20來年,事實已經證明“承包”只能解決溫飽,不能解決致富奔小康。當年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關友章也曾經到江蘇等地一些富裕農村參觀過,他說;“人家都是靠集體經濟致富,可我們還是一家一戶搞單干。這樣干,撐破天,也就是搞個溫飽。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體經濟怎么行呢!”
農村開始呼喚集體經濟
《中國扶貧》:率先承包的小崗村都認識到了集體經濟的重要性,為何集體經濟的發展還是不理想,目前為止只占全國農村總數的2%?
龔云:用句通俗的話說,集體經濟是本好經,就怕不會念,或者念歪了。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它的正確認識需要過程,實踐就更需要時間。
長期以來,西方的經濟學界將農業集體經濟視為低效率和不受歡迎的經濟形式。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又被視為是產權不清晰的代表。一些學者大肆渲染劉莊、南街、華西這些集體經濟代表的特殊性,無視這種特殊性背后的歷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有些人甚至惡意丑化、妖魔化這些村莊,使堅持集體經濟面臨著十分不利的輿論環境。
《中國扶貧》:90年代后,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這反映了農民對集體功能的渴求。專業合作社與集體經濟有怎樣的關系?
龔云:合作化經營是廣大農戶在自愿互利基礎上聯合起來從事經濟活動的經營形式,是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的最佳途徑,是市場經濟的產物。
集體經濟與合作經濟的區別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就所有制基礎來看,集體經濟生產資料歸集體成員共同所有,而合作經濟則可以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其二,就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主要以勞動聯合為主;而合作經濟組織既可以實行勞動聯合,也可以實行資本聯合。其三,從分配制度來看,集體經濟以按勞分配為主,而合作經濟既可以實行一定程度的按勞分配,也可以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簡單來說,今天的合作經濟只是集體經濟的初級形式。
《中國扶貧》:您認為當前中國農村已經發展到拐點,該實行新型集體經濟了。新型集體經濟與傳統集體經濟的異同是什么?
龔云:“新型集體經濟”是對過去集體經濟形式的揚棄,是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基礎上,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要經濟紐帶,并實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結合的集體經濟。
“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體現了新型集體經濟的本質。它在實現形式上呈現多樣性,包括:完全集體經濟,以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結合、以集體資產共有為主的集體經濟,以勞動者“兩個聯合”為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以勞動者個人財產出資組建的合作制,以由職工持股并擁有控制權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企業集團,有由集體資本控制或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等。河南南街村那樣的完全集體經濟是其中最為典型的形式,對集體成員的保障效率也最高。
建議土地流轉回集體手里
《中國扶貧》:各種合作經濟形式的建立,新型集體經濟的多種探索,都體現了農民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您認為,當前形勢下,還有哪些好的形式可以助農民圓共富夢?
龔云:在土地流轉這一趨勢中,我更贊成把土地流轉回集體手中。為什么這么說?土地流轉到大戶手中,種地的農民和大戶之間是雇傭關系,大戶掙大頭,農民除了土地流轉費外,只能拿到工資,景況雖然要比現在好些,但還是難以富裕起來。流轉到下鄉的城市資本中,容易出現土地兼并現象,負面效應很多,農民就更處于被剝奪地位。
南街、劉莊、華西等一批堅持集體經濟道路的村莊,給了我這樣的啟示:只有依靠村集體,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住房、就醫、教育的保障才能最大化。那么,作為黨的基層戰斗堡壘的村級黨組織,為什么不可以把土地集中起來,結合發展現代農業、新農村建設的方向,統一規劃,統籌發展?村級黨組織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當然,關鍵得有一個能全心全意為民服務、有頭腦、能力強的領導班子,這一因素對集體經濟至關重要。
《中國扶貧》:在這一過程中,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或者規避?
龔云:首先是要重新界定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地位和作用。集體經濟不應該只承擔為家庭經營服務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而應該在引導家庭經營向集體經濟發展上、在引導農民共同富裕上發揮領頭雁的作用。發展集體經濟不能僅僅著眼于解決農村基層組織的活動經費,而應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從政治高度講,黨要靠農村集體經濟聯系農民群眾,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雖然實踐中農民對發展集體經濟普遍有要求,但還是要特別注意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貫徹好群眾路線。在形式上,要切忌一個模式、一刀切,一定要因地制宜、允許多種形式的探索。否則,操之過急或者操作不當都會出現傷農現象。
目前,全國對發展集體經濟的理論總結非常不夠,國家的支持也很不夠。因此,我希望,要營造良好的集體經濟發展環境,對依靠走集體經濟致富的村莊進行大力表彰和宣傳,號召全國各級干部、特別是農村基層干部向集體經濟帶頭人學習,主流媒體應該擔當起為集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社會輿論氛圍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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