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從土地理論建構的角度表明《地權的邏輯2》建構有主體性的土地理論的性質。第一節概
述地權變革的理論建設現狀，第二節概述《地權邏輯2》在土地理論建構的基本貢獻，第三節則指出土
地理論建設的方向，強調厚重經驗基礎上的土地理論建設是當前方向。
一地權變革的理論建設現狀
我國土地社會科學領域十分匱乏一種系統化的理論來回應新中國以來的土地制度變革實踐，賀雪峰教授既推出《地權的邏輯1》之后，再推出《地權的邏輯2》，是建構系統化的土地理論回答重大土地實踐問題的努力。相對于《地權的邏輯1》對農地的討論，停留在傳統三農問題的窠臼之內，《地權的邏輯2》顯得更為系統，雖然文章大多數是在與學術界和媒體論戰時作出的，然后全書呈現出一種在厚重經驗基礎上的土地理論建構的努力。
賀雪峰建構土地理論的路徑與目前指導目前土地研究兩種理論傳統頗為不同。他把經典理論首先懸置起來，以中國經驗為基礎，建構土地理論。反觀目前土地理論的兩種傳統均來自西方社會科學，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土地研究傳統，和改革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研究傳統。考察兩者發現均有一個重要缺陷：不回應中國重大的土地制度實踐的現實問題，不是迷失在本本主義的窠臼中，就是先入為主的道德為上，不愿意就現實問題本身的邏輯展開討論。
一種是經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秉持地租論原理，堅持土地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并據此制定一些列實現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卻對我國實踐上探索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制土地制度缺乏實踐上的把握。
大多數秉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由于不對變動著的經濟社會實踐做出仔細的調查研究，致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變為“本本主義”，甚至還有可能表現為表面上用著馬克思主義的“詞”，而實質上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土地公有制度。老先生周誠就是這種立論的代表，周誠一直堅持馬克思地租論，為馬克思主義土地理論的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到的同情心，把“土地漲價歸公論”的結論退步為“土地漲價公私兼顧論”，盡管“此公私”與“彼公私”有實質差別，周誠的立場退步顯示出其理論的非一貫性。
一種是改革以來迅速占領土地制度研究的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秉持私有產權優越公有（共有）產權的原理，否認馬克思主義地租論，從個體的局部的片面的利益出發論證土地公有制度、土地漲價歸公，是不正當的不道德的。他們主張土地應該與一般商品作為經濟要素進行自由配置。在轉型期由于土地引起的社會矛盾較多而質疑、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
尤其是一些意識形態式的學者夾雜著強烈的道德情緒，把一些社會秩序的混亂統統歸結到中國土地公有制，這種理論對經典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重大的挑戰。這些人正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批判過的“反動的社會主義”，他們是“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一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戒酒協會發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體系（《共產黨宣言》）。
二土地理論建構的三個層次
中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曾經指出，三農研究有一個“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不僅三農研究需要，而且所有的經驗研究都需要。這個立場不是抽象的普遍主義的立場，恰恰學術研究重要的是發現特殊性，在中國土地社會科學領域就是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實踐。賀雪峰《地權的邏輯2》的土地理論建構也可以按照這三個基本步驟來闡述，便于清晰理解。
1立場層次
立場作為一種先入為主的價值觀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須有的，然而立場不是目的，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必須“充分地占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資本論》第一卷序言2）。西方經典作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經驗，研究者要分清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要尊重經驗的邏輯。“立場”作者在開展研究時所抱有的研究的價值觀，它不是具體研究的結論，而是觀察具體事物的總的指導原則。按照曹錦清的說法，立場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歷史時間，二是所處空間。
在時間上，《地權的邏輯2》在價值上，與《地權的邏輯1》一樣，均把中國社會當下看作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最激烈時期，因此上層建筑不得不隨著經濟基礎變動而變動。這個社會轉型從1840年英國船艦一聲炮響開啟的中國“近代”開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再到當代的現代化建設，從1840年到1949年是中華民族的對外抗御外侮對內整合人民時期，而從1949年開始則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時期。
在空間上，賀雪峰堅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立場上，討論的是土地制度對于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功能及其實現路徑。在《地權的邏輯1》中，賀雪峰以農地為例，講述了“農地權力的悖論—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可能不是保護了農民利益，而是損害了農民利益。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可能并不是提高了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而是降低了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在《地權的邏輯2》中，賀雪峰則以建設用地為例，系統地揭示了中國土地制度的內在結構和對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功能。
正如曹錦清所提醒的，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一個13億人口，這樣一個東方大國，需要有社會科學理論回應我們民族的當下困境、問題和訴求，而不是拿西方先進理論來切割中國經驗，因為它們既遺忘中華民族所處的歷史時間，又遺忘中華民族所處的空間。固然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遺忘”中華民族是正常的，任何科學研究均基于一定的時空經驗基礎。如果作為中國自己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沒有這一立場，盲從西方理論隨意“拿來主義“、生吞活剝不注意”消化吸收“，而有可能誤判當前中國土地制度實踐的性質。
2原理層次
這即是曹錦清所述的“觀點”。曹錦清說的很好，“觀點就是從某一個立場出發，觀察到的幾個點。在你那個視角里面呈現出來的那幾個點，那幾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你觀察到的點叫觀點。社會上無限紛繁復雜的社會事實，統稱為社會存在。社會存在中的無限事實并不是無限地向每一個研究者開放的，它僅僅是對一個站在某一個觀察點上的那個關懷的心靈開放——他關切什么，什么樣的事實就對他呈現。”
那么賀雪峰關注什么問題是，又可以歸納為哪幾個基本觀點呢？通過閱讀全書，其實可以找到作者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可稱之為土地理論體系，這些基本觀點貫穿于所有對具體事實的分析中。基本觀點不是道德、情緒，不是真理般的決斷，而是對于中國土地制度實踐邏輯的客觀歸納。緣于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立場上，又基于厚重經驗基礎，故作者歸納出來的基本觀點與現有的主流理論頗有差異。下面做簡要陳述。
第一個基本觀點可稱之為“土地性質理論”。
賀雪峰指出土地有多種復雜的屬性，土地的自然屬性、土地的社會屬性、土地的政策屬性等等。建構任何土地理論，其前提是對于作為研究對象的土地的性質作出認識。認識土地性質，要堅持普遍與特殊相統一的辯證法原則。
所謂土地的普遍性質指的是，土地是自然物、具有不可移動性，因此決定土地不是商品，不具有“自由”流動的其它資本要素的特，然而他又參與經濟生產過程中，發揮著獨特的提供空間的功能。這一點馬克思揭示得很清楚。這是土地的自然屬性。
所謂土地是特殊性質指的是各國的歷史傳統不同、現代土地法律制度不同而決定的土地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性質不同。土地的特殊性既表現在土地的宏觀政治經濟制度層面，例如我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又表現土地的社會和文化制度層面，表現為各地復雜的地權實踐形態，例如土地理論中的“關系地權”理論。
由于土地是自然屬性就決定了目前把土地作為抽象的一般的自由流動要素的理論建構都面臨一個巨大的邏輯問題，即土地的性質決定了土地的自由流動是不可能的。而土地的特殊屬性，又決定了中國土地制度與西方土地制度的巨大差異，和各區域土地制度的歷史傳統和實踐形態的差異。如果土地特殊屬性中的宏觀上的“基本土地制度秩序”是由憲法確定的，這是普遍的，那么土地特殊屬性中的社會和文化層次，則基本土地制度秩序遭遇各地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而形成的地方性土地制度實踐秩序。
第二個基本觀點可稱之為“基本土地制度秩序理論”
在規范意義上討論我國基本的土地制度，則稱之為基本土地制度的秩序理論。體現這個基本秩序的基本精神的是《憲法》，而更為具體的操作性層次的就是《土地管理法》。目前的土地社會科學理論建構對基本土地制度秩序理論的研究并沒有概括出一套理論。
賀雪峰大膽地在該領域做出嘗試，他從土地制度對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出發，概括出我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這是我國正在實踐的土地制度實踐，卻鮮有人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衡量各種各樣的“先進”觀點。羅爾斯說，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決定于一個國家的基本的制度，這個制度根本上是經濟生產如何組織和如何分配的制度。
土地制度是一國經濟制度的根本，土地所有權是其核心問題。因為它從政治上決定土地增值收益歸屬問題，其次一切問題都是枝節的問題。中國土地公有、地利共享，消滅土地食利者的規范和實踐，可以稱之為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20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在當前中國現實中的表現是，土地特權利益集團已經作為一個階級被徹底消滅了，沒有人再可以聲稱自己是特定土地的所有者，從而要求這塊土地上的超出個人勞動的特殊利益。
目前許多土地理論，有意無意地忽視我國規范意義的土地制度，打著一些道德上頗為合理合情的口號肆意對我國土地制度的基本秩序發起質疑和攻擊，賀雪峰在規范上正本清源，理清我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并認為這個秩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個基本觀點可稱之為“基本經濟社會結構理論”。
目前土地理論的主流意見都有一個硬傷，就是沒有對農民進行分化的分析，也就是沒有拿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銳利武器，即階級階層分析，中國社會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鐵板一塊，如果說存在一個抽象的同質性的農民階層，那么除了愚蠢那就是欺騙。
賀雪峰在基本經濟社會結構理論上建構了一系列農民分化的結構模型，從經驗上回應土地理論建構的目的問題。《地權的邏輯1》中，總是要問到“什么農民”的問題，表明作者注意到一個基本的事實，一個土地制度變革對于各種農民的影響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對立的。比如若要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補償到（或按“市價”進行所謂“公平“補償）城郊有征地機會的農民，則這部分占比例約5%的農民充分分享到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成果，那么全國大部分缺乏征地機會的農民就無法分享到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成果的分毫。
主流的土地理論都要借用“農民“這個詞來為其理論辯護，那么它們經驗上指涉的哪一類農民？賀雪峰始終區分出城郊農民和大多數非城郊農民，他認為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常識，恰恰被現有的所有主流理論所忽視。《地權的邏輯2》中，作者建構了中國城鄉三元利益結構的模型，用以分析土地制度變革對于各個不同結構位置群體的利益影響，這樣就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城郊農民并不是全部農民并且是全體城鄉人民中的極小部分。“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三元利益結構，其核心是，在城市以外的農村又分為有征地機會的城郊農民和無征地機會的廣大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前者只是農民中的極少數，后者才是農民中的大多數。現在無論學界，還是輿論，都在利用有征地機會對農民來代替所有農民，這是一種最終會傷害農民的愛。”
3操作層次
在操作層次上，賀雪峰著墨也特別豐富多彩。在我國，所有的一般的土地理論范疇，例如土地價值、土地產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土地補償等，均需要從操作性層次上重新認識，這是土地性質的特殊性內在規定的。本文的任務不是羅列所有的操作層次，而是就幾個重要問題指出，啟發我們要進入經驗的邏輯里面去。
如何實現漲價歸公。我國土地制度的基本秩序，有一個基本的目標即實現土地增值收益的漲價歸公，那么如何實現這個目標？賀雪峰認為我國的征地制度就是這樣的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而為輿論所詬病的“土地財政”就表現為土地漲價歸公的結果，從而為征地制度和土地財政在中國土地制度的基本秩序中尋找到合法性和正當性。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就征地過程的補償沖突本質上并不是征地制度的問題，而是由于特定的征地補償制度下，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具體博弈過程表現出來的沖突一面。
我國土地增值收益的性質也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前面已述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表現，我國是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決定地租歸公，然而具體的經濟制度下，土地增值收益的性質不同。賀雪峰區分了特定區位土地的級差地租和由于政策管控而產生的級差地租收益。特定區位土地的級差地租是由于土地的自然區位而產生的級差地租，而由于政策管控而產生的級差地租收益則是由于國家對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之間的平衡實行管制政策的結果。這就為我們理解現階段土地市場價值（尤其是受到控制的商服用地）偏高建立了理論基礎。
城鄉統籌、共同富裕背景下，土地漲價歸公構成的土地財政如何反哺廣大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按照現有的主流的產權制度改革理論，核心是土地作為生產要素要自由流動起來，實行資源的優化配置。主流理論所設想的模式的結果農民中的極少數人獲得按照土地制度安排本該歸于土地財政的全部土地增值收益，而對大多數農民所需要的新農村建設和基本社會保障就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賀雪峰指出，正好相反，在堅持目前的征地制度和土地財政的前提下，創新土地財政反哺農村的形式，比如從成都市調研中，他提出“以規劃為媒介的、公共財政反哺的新農村建設”模式。
三回到厚重經驗—土地理論建設的方向
以上簡述了《地權的邏輯2》做出的建設有主體性的土地理論的努力，總體上考察目前國內學術界，結論是悲觀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落后于中國社會變革的偉大實踐，用在土地理論建構方面更加正確。
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史無前例地走在現代化、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農民的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那么在不同階段，這個土地問題表現為什么問題（不能總是拿這句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來嚇唬人！）。如何對我國近代的土地制度變革的激烈歷程做出理論總結，對當代的土地制度變革實踐做出總結，是社會科學界（包括政治經濟學）急需回答的問題。
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國不僅通過土改消除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且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現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并在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條》中對這一制度進行了確認，奠基了今日的土地制度的基本架構。改革開放之后的兩次土地制度的重大變革，是構成改革開放以來30年來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實踐是這一社會主義土地制度的不斷完善。
第一是農地制度上的充分放活，1980年代初在農村把集體所有的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實行家庭承包制，短時間內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其所遭遇的集體如何統的問題遇到調整，表現為水利等公共品供給的不足。這可以通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公共財政反哺資源來克服。
第二是建設用地管理制度上的日益嚴格，一方面把土地管理權力上收，八九十年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村工業場景政策上不再允許，另一方面采用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方式，大膽創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從而贏得了土地增值歸公的財政形式。
學術界鮮有對以上重大的地權制度變革做出有力的回應，沒有對黨和國家提供有力的科學研究來為決策提供指導。面對不同立場上的激烈的觀點交鋒，中國黨和政府在變革土地制度時，顯得謹慎。一方面由于土地公有制寫入憲法，是政治經濟生活的基本原則，一方面由于實踐中層出不窮的矛盾，倒逼不斷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實踐上的表現就是，各地方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試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土地制度改革進入到混亂階段。典型表現就是全國各地進行的征地制度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制度改革、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制度等。
要警惕土地制度變革的話語權為新自由主義和土地私有制話語所掌握，要從社會科學上確立中國社會主義土地制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需要多一些賀雪峰教授這樣的土地制度研究，保持對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變革的敬畏而不是一味的打倒。
在新自由主義話語中，新中國以來的土地制度（從“土改”開始）建設—這個“萬惡的”土地公有制度必須改革，才算是市場經濟、才能減少城鄉差距，才能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總之土地制度建設上要推倒重來，才符合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原則。《地權的邏輯2》進行了全方面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辯護——開篇的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從憲法正當性的角度論證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歷史正當性和合法性，它構成了新中國60年來快速發展、政治社會穩定的秘密。
《地權的邏輯2》建立在厚重經驗基礎上的土地理論建構，針對的最為迫切的現實問題領域，然而并不是基于情緒道德化的判斷。它在秉持立場原則的同時，在經驗的基礎上建構理論，而不是理論先入為主。賀雪峰的嘗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切理論面對的總是這個現實世界，理論建構的目的是解釋這個現實世界，我們不能企圖用無比抽象的靜止化的理論來解釋處于激烈轉型的中國土地制度實踐，而要秉持一種辯證的態度。進入經驗、尊重事實，建構厚重經驗基礎的土地理論，是《地權的邏輯2》給予讀者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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