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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張，除非農村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其他無論是不進不退法，還是公司農戶法，或是政府大規模推動土地流轉法，將必然導致土地私有化。其中最危險的是政府推動的非集體化導向的大規模土地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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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

　　編者按：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是什么?大資本的大智囊樊綱和遲福林都一致地說，是把農民趕到城市里(見《評論》正文資料)。為什么呢?是為了農民過更好的日子嗎?非也!君不見，已經進城的大學生，這中國無產階級的先行者，不是正生活在城鄉的夾縫之中，很多淪為蟻族嗎?這些智囊如果真的關心人民幸福，就應該先關心一下這些已經怨聲載道的大學生吧。而事實上，由于胡溫執政后實行惠農政策，連年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問題的，可以說，農民的經濟和生活狀況有所改善，因此農民就不是很愿意接受條件較差的就業機會，甚至出現了民工荒。農民日子不是在惡化，而是在變好，資本為什么要這樣多管閑事呢?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資本要新的利潤掠奪也。城市現在經過十幾年的泡沫經濟，已經通過按揭等方式把普通人的未來都掠奪一空了，資本下面可以掠奪的對象就是還處于半無產階級狀況的農民。將農民趕出農村，將農村土地私有化，將既可以解決所謂“民工荒”(實質是超級廉價的勞動力荒)，造成大批廉價勞動力，同時又可以將幾億農民更深地卷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擴大資本的市場。搜狐網在報道樊綱等的觀點時，不小心漏出了自己背后的資本的立場——它用的標題是：勞動和資本倒掛。資本的邏輯在人們沒有認識和掌握它之前，它具有一種魔一般的強大力量，它將越過中國政府的所謂大權在握和知識分子的善良愿望，將中國社會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塑造。同時，資本的丑惡和恐怖將會通過社會、生態等危機甚至戰爭逐漸表現出來，——這也將是中國社會無法拒絕的后果。

　　本來，中國農村集體所有制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可以成為轉向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式的支點，但是在資本的魔力下，在資本渴望利潤的壓力下，土地私有化和農民無產階級化卻正在靜悄悄地大規模發生著。我們主張，除非農村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其他無論是不進不退法，還是公司農戶法，或是政府大規模推動土地流轉法，將必然導致土地私有化。其中最危險的是政府推動的非集體化導向的大規模土地流轉。“這種模式為下一步的土地私有化打下最好的基礎，是當前最危險的趨勢。原因至少有三：1. 入股時間一般都很長，農民一般被拆遷安置到離開土地較遠的城市，社區被拆散，社區團結被消解;2. 土地的使用性質慢慢會被公司改變，比如建設工廠或住房，甚至再被轉讓給別的公司;3. 不少政府官員和大資本早就想吃掉土地，它們構成土地私有化的最大動力。第二種畢竟還是小資本和級別較低的地方政府在推動，但是第三種模式是大資本和較高層政府在推動，力量和規模將極大。在適當時候，當原來的農民分布到四面八方，失去組織團結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很容易就會宣布將所有的農民轉為有最低保障的城鎮居民，土地就完成私有化了。這個策略用拖的辦法瓦解農村社區團結。它事實上是將農村先通過土地入股變成一個企業，然后仿照以前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先讓企業處于半停產和虧損狀態，工人得到很少的工資，時間拖下去就會有很多工人辭職，最后停在工廠的工人很少，然后就將它私有化。”(參考《中國左翼評論》第一期http://chinaleftreview.org/?p=45)下面所選的賀雪峰、潘維和溫鐵軍先生的文章也基本表達了這樣的擔憂。我們應該揭露資本的計劃，爭取更多的人認識到我們必須走新的發展道路。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樊綱: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

　　遲福林：“十二五”期間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日本《東洋經濟》周刊(2月12日一期)文章:中國勞動力不足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缺陷

　　賀雪峰：也說民工荒

　　潘維：向農地集體所有權下刀子是革農民的命

　　溫鐵軍：靠“土地私有化”解決農村問題是南轅北轍

　　《中國左翼評論》：圍繞三農問題解決方向的重大爭論：城鄉統籌將把中國導向何方?

　　民工荒資料集1

　　土地流轉資料集1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樊綱: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廣州日報 2011年02月20日

　　本報北京訊 (記者趙琳琳、張瑩、柳建云)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則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遲福林：“十二五”期間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遲福林

　　2011-2-7

　　“十二五”期間，我國的發展方式轉變與農村改革發展直接聯系在一起。轉變發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億人的社會需求釋放出來，以形成消費主導的基礎條件。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使城市成為建設消費大國的主要載體;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把7億多農民的潛在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十二五”期間，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鄉一體化，都繞不過“農民工”這個坎。“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既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頭戲，也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一、“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成為“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

　　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形成的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殊群體。30年來，這個“特殊群體”在為工業化、城市化做出歷史性巨大貢獻的同時，卻難以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當前，我國已進入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加快推進的重要時期。無論是從現實需求還是從發展趨勢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1. 農民工融入城市是一個客觀現實。雖然農民工尚未納入城市保障性住房范疇、尚未享有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基本公共服務，但這并沒有妨礙事實上形成的農村人口不斷融入城市的趨勢。首先，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產業工人的主體。2009年農民工總量達2.3億人。其中在第二產業從業的農民工占57.6%，在加工制造業從業的占68%，在建筑業從業的占80%。第二，農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來源。2.3億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約有1.5億人。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農民工數量的增加。“十二五”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將突破7億，城市化率有望達到52%～55%。

　　2.農民工群體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十二五”時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將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從近幾年的情況看，新生代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他們不再是為了生存而進城，而是為了謀求發展而進城。其利益訴求也開始多元化和現實化。

　　3.“十二五”全面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不久前，我院組織了“十二五”農村改革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80%的專家認為，“十二五”全面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條件已經具備或初步具備。我的基本看法是，“十二五”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既有很強的需求，又有現實條件。

　　第一，從需求來看，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擴大社會總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民工市民化可以將2.3億大群體的潛在消費變成現實需求。為此，建議把“農民工市民化”納入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中。第二，從條件來看，今年國家財政收入將突破8萬億，客觀上已具備一定的財政能力來推動并最終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第三，從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時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了明顯進展。預計“十二五”時期，無論是在政策創新上，還是在均等化程度提高上，都會有重要突破。這將為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供重要的基礎條件。第四，從實踐來看，發達地區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長三角、珠三角是農民工最集中的地區，這些地區已經開始著手解決農民工問題，估計在2～3年內會有一定的突破。

　　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農民工”三個字應當成為歷史。

　　二、“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

　　農民工既涉及農村，又聯系城市。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既是城鄉一體化的焦點，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十二五”推進城鄉一體化應當把“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作為重要的突破口，著力破解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和土地制度。

　　1. 以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為突破口，放開城鄉二元的戶籍限制。建議“十二五”時期分兩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實現中小城鎮戶籍制度全面放開;第二步，“十二五”的后兩年實現大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十二五”末期，把農民工“暫住證”改為“居住證”，實現農民工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統一管理。

　　2. 以農民工市民化為突破口，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當前，如何有效保障農民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是一個突出的問題。2006年農民工享有的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只有城鎮居民的25%。近兩年，盡管這一差距的程度有所減小，但是仍然比較懸殊，尤其是制度還未對接。“十二五”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重在推進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的市民化，這樣才能為未來10年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重要的基礎。

　　農民工在全國范圍內跨區域流動越來越頻繁，應當盡快出臺全國統一的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相關政策，保障農民工無論在什么地區就業，都能享受到與該地區戶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當務之急是解決兩大問題：第一，全面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建議盡快實行義務教育全國通用的教育券制度。國家為每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發放教育券，農民工子女可以憑教育券在全國任何一個地區就學，國家按照學校提供的教育券進行財政撥款支持。或者按照近年當地義務教育實際入學學生數對地方進行專項財政轉移支付。第二，抓緊建立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在內的農民工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在解決農民工基本醫療保障的同時，探索銜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基本醫療制度的有效途徑。現在已經到了出臺這樣一些政策的時候了。

　　3. 以創新農民工土地制度安排為突破口，統籌推進城鄉土地一體化。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農村土地長期承載的基本社會保障功能，是農民工被排斥在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范圍之外的深層因素。建議“十二五”創新農民工土地制度安排：

　　一是盡快剝離土地社會保障功能。“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調整，要把剝離附加在土地上的社會保障功能作為重點之一，使農民工能實際獲得與城鎮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應當叫停諸如“土地換社保”等各種不合理做法。尤其是在農村土地得不到物權保障、不能抵押貸款的情況下，不能硬性要求農民工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獲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

　　二是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土地收益權。在符合城鄉土地規劃的前提下，統一建立完善農民工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出租、抵押、入股的相關制度安排。

　　三、“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政府轉型的約束指標

　　“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既關系城市化進程，又關系和諧社會建設，牽動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全局。為此，應當明確把“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作為“十二五”改革發展的重要任務和政府轉型的約束性指標。

　　1. 把農民工市民化作為政府的公共職責。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責分工，建立以中央和省級政府為責任主體、市縣政府負責具體實施和管理的分工體系，為“十二五”農民工市民化提供財力保障和組織保障。

　　2. 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決農民工基本住房保障問題。這里的主要建議是：第一，將農民工納入居住地城鎮居民住房保障范圍，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第二，規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農民工住房保障。當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土地轉換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應讓農民工參與分享。建議“十二五”時期明確規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農民工實際需求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將農民工納入城市職工住房公積金制度范疇，探索符合農民工特點的住房公積金使用辦法。

　　3.保障農民工公共就業服務。公共就業服務是當前農民工的迫切需求，對其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建議盡快把農民工納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立農民工和所在城市戶籍人口統一、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同時，完善由城市戶籍人口與農民工共享的公共就業服務信息管理制度和機制，確保農民工通過所在城鎮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絡享受自助式公共就業服務。在此基礎上，把農民工納入所在城市就業、失業統計范圍，建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力資源及就業狀況調查統計登記分析制度。

　　“十二五”時期，“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將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將對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方式轉變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我們應當為此付出努力!

　　日本《東洋經濟》周刊2月12日一期文章】題:中國勞動力不足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缺陷(作者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教授嚴善平)

　　在筆者看來,有關中國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看法大多源自未能準確把握事實,且未正確理解勞動力不足和工資激增的成因。

　　過去30年里,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所占比例降至38%,共下降了30個百分點,從業人員卻增加了約1000萬,增至3億人。在此期間,中國總人口增加了3.6億人。另一方面,農村耕地面積減少,單位面積產量增加,糧食作物二熟制逐漸轉為一熟制,實際耕作面積大幅縮小。隨著機械化程度提高,農機總動力已達到原來的7倍以上。農業勞動力需求不斷減少,而農業從業人口數有所增加。由此不難推斷,農村存在潛在的過剩勞動力。

　　盡管如此,中國各地聲稱勞動力不足問題嚴重。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兩個制度層面的原因。

　　其一,中國城市人口退休年齡過低,造成大量人力資源浪費。中國城市人口的退休年齡男性為60歲,白領和藍領女性退休年齡一般分別為55歲和50歲。退休過早顯然不利于確保勞動力供應。

　　其二,農民工通常在30歲以后不得不返回農村老家。農民工事實上基本無法拿到城市戶口,在醫療、教育和就業等各方面都受到差別對待,因此難以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農民工多從事體力活,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就業機會越來越少。等過了30歲,不少人為了結婚生子及照顧父母而匆匆還鄉。

　　有關調查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30歲至40歲的打工人口為5500萬人,之后5年內減少了1200萬人。

　　如果取消對農村戶籍人口的差別待遇,拓寬農民工的就業面,那么農民工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在城市一直工作至退休年齡。如此一來,城市勞動力人口將大幅增加,勞動力不足問題隨之解決。隨著農業從業人口數減少,過剩勞動力引發的生產效率和農民收入低下問題自然得以解決。

　　如果在取消差別對待的同時上調城市人口退休年齡,那么勞動力會進一步增加。

　　從表面上看,中國勞動力不足問題相當嚴重。但如果改革戶籍制度,為農民工長期居住在大城市提供有利環境,那么中國仍能在一段時間內擁有豐富的勞動力。

　　也說民工荒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9)

　　一

　　最近幾年，除2009年外，幾乎每年開春即有關于民工荒的報道。今年更甚，不僅沿海發達地區有了民工荒，而且報道說中西部地區也有民工荒，地方政府甚至大打感情牌，以將民工留在本地。

　　與民工荒報道相呼應的是關于中國人口紅利耗盡，或關于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理論預測。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即認為，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正在發生逆轉，以廉價勞動力為特征的人口紅利即將耗盡，中國經濟結構面臨困境與轉型。

　　與民工荒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學生的就業難。難到什么程度?大學畢業生的預期月薪只有1000元左右，遠低于農民工預期月薪的2000元，大學生不如農民工的新腦體倒掛成為見慣不怪的社會現象。更重要的是，一方面關于民工荒的報道鋪天蓋地，一方面，全國九億農民，真正外出務工的不超過2億，至少還有數以億計可以外出務工的農民卻未外出務工。民工荒，民工工資就應上漲，工資上漲，就會吸引更多農民外出務工，從而有更多農民外出務工。奇怪的是，這個過程好象并未發生。

　　這是為什么?

　　二、

　　2011年春節前一個月，筆者到發生民工荒的核心地區廣州番禺調研，這時還沒有發生民工荒，因為民工還未春節返鄉。走在珠三角大地上，可以看到字跡已很陳舊的招工廣告，大都寫有：招收18—30歲，身體健康，女工，月薪1500—2000元，等等，大都對年齡有相當嚴格限制。我們到番禺比較偏遠的欖核鎮調研，欖核鎮經濟雖不發達，但也辦有不少工廠，全鎮約有一半的農民在當地工廠務工，遺憾的是，當地超過40歲的農民要想在本地獲得務工機會竟也是很困難的事。

　　30歲左右的番禺農民在本地工廠務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他們的收入甚至不如外來農民工。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外來農民工更能吃苦，更愿從事臟、累、苦、險、重活，而本地人吃不了這個苦。工廠是要賺錢的，他可不認你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更重要的是，外地人普遍加班，一個月2000元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換來的，本地人希望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10小時，收入因此趕不上外來農民工。

　　事實上，沿海工廠需要勞動力，是有相當苛刻條件的，這些條件如年輕(18—30歲)，身體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等。筆者調研時發現，農民工將每月2天的休息日當作節日：要好好睡一覺，好好逛商場及好好談戀愛的。既然這兩天休息對農民工這么重要和珍貴，為什么不能每月休息4天，或每周休息2天?這是國家的法定休息日啊。工廠招收農民工，僅僅是將農民工作為廉價勞動機器，那里會想到農民工也是人呢!

　　換句話說，沿海工廠既不增加農民工的工資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標準與要求，這才是民工荒的核心問題。

　　三、

　　實際上，即使如此，看起來的民工年年荒，其實也只是春節才荒，這個時候的民工荒，是因為農民工在工廠的勞動不能累積(即勞動報酬并不隨工齡增加而增長，甚至會隨年齡增長下降)，農民工換個地方碰運氣的成本就極低，他們返鄉過春節，之后再到哪里務工，得再想一想。他們也要趁春節與父母子女團聚片刻。工廠希望機器一刻不停地運轉，農民工一天春節不過，都留在廠里生產賺錢。當農民工還在家鄉考慮到哪里務工時，工廠卻迫不急待要開工生產，這個時候，“民工荒”叫得山響，好象到處都缺農民工。實際上，再過十多天，隨著農民工大量外出，民工荒的企業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提苛刻勞動條件，很快就又將農民工將作機器對待了。

　　民工荒，僅是春節時的正常情況，因為沿海工廠并不為農民工提供真正保障，農民工年節要返回農村家鄉，再外出則要考慮下一步的務工方向。

　　四、

　　民工荒的起點恰是2003年國家在農村進行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和提高糧價，并繼而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的時候。取消農業稅，農民負擔減輕了，糧價提高，種田有利可圖了，新農村建設，國家投入改善了農村的生產生活基礎設施條件，農村生產生活的條件改善了。在家務農，一年可以有萬元以上收入了。在家務農，農業收入加兼業收入，賺不了大錢，開支卻少，年年有節余，小日子過得蠻好，因此，農民就有了一個不外出的選擇，沿海血汗工廠(2003年到蘇南一個工廠調查，農民工一月工作時間累計竟達510小時)不提高工資，不改善條件，農民就不外出務工了。

　　這樣一來，民工一荒，工資略漲，勞動條件也有改善。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漲，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農產品價格上漲(2010年農產品價格上漲幅度尤其讓人深刻印象)，一方面使進城務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務農收益增加，這兩個增加，就使農民工期待更高工資和更好務工條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選擇空間。2010年農民居民首次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是一個好消息，這也是今年出現民工荒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

　　農民工不外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出獲得務工收入往往是以家庭分離為代價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甚至留守丈夫，都是因為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致使農民無法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生活，僅在春節，一家人才有幾天時間團圓。筆者調查發現，甚至有相當部分農民工數年不回，因為一年打工的錢，回家一次就花掉了。回家太不容易。而這個時候，沿海工廠急需農民工，農民難以在家久留。留守已成為農村致命之痛。農民寧愿在家務農，收入少些，但至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生活。

　　在家務農而不外出務工，可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這對農民家庭來說是十分地重要(對任何家庭都十分重要)，但戶均不過十畝的耕地顯然太少，因此若可以在務農的同時，又在附近務工，或家庭成員中有人務農，又有人在附近務工，這樣就同時有務農+務工收入，又有完整家庭生活，這樣的狀況就比較理想。

　　如果工廠就建在農民家鄉，農民務工不出省，甚至不出市，從務工的地方回家很方便也很便宜，則這樣的工廠就會大受農民工的歡迎。或者說，沿海工廠搬到中西部農村，這些工廠不只是好招工，而且簡直是做了不讓農民“妻離子散”的慈善事業。當前中西部也有工廠，農民工也在當地務工經商，不過，直到今天，中西部務工工資還比較低，工廠條件還比較簡陋。尤其是地方(縣市)就業條件(主要是工資收入)很差。隨著中西部經濟發展尤其是隨著產業遞度轉移，農民在不遠離家鄉的情況下也可以到工廠務工，則于農于工，都是大大的好事。

　　實際上，不僅僅只是由市場來決定產業轉移，國家也應有政策支持，因為沿海地區發展本身就是國家政策支持的產物。國家下決定支持中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就不僅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幾乎是永恒的動力，而且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可以兼顧家庭與就業的選擇。

　　六、

　　2009年春節是最近幾年中唯一一次沒有媒體報道民工荒的春節。因為金融危機影響并導致部分工廠停工，農民工就業成為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將農民工就業放在第一位，甚至為了讓農民工有就業機會，而鼓勵農民工創業。我當時即寫文章說，大學生創業都很難成功，鼓勵農民工創業，豈不是要害農民工?他們賺點錢不容易，創業將手中的血汗錢打水漂，實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還說，我們不用擔心農民工失業找不到工作，因為他們還有土地，出得去，也回得來。不說2000萬農民工，就是50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返回家鄉照樣生活得很好。這就是中國特色。

　　同樣，在今天貌似出現民工荒時，又有人出來說應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取消戶籍制度，鼓勵農民永久居留城市。這種說法的核心是要將農民無產階級化，讓9億農民為中國血汗工廠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這樣想法好是好，只是，當9億農民都已經不可逆地“被”進城了，他們又不能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作為人的農民，就隨時可以成為中國社會的定時炸彈。

　　在農民可進可退，進可攻退可守的情況下，中央通過調整農業農村政策，和調整產業支持政策，將是否外出務工，是到沿海務工還是本地務工的選擇權留給農民自己，這樣就可以在中國的城與鄉、農業和工業、沿海和內地之間保持一個平衡。這本身豈不是大大的好事!

　　七、

　　最后再說說大學生與農民工的工資。

　　大學生工資起點低，但因為大學生基本上是技術性工作，這些技術是積累性的，因此，他們的工資隨資歷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起點高，但這些工資大都是計件工資，年齡越長，動作越慢，出錯率越高，工資就越低了。不同的起點，因為相反的變化方向，而有恰恰相反的終點。我們因此不應拿大學生起點工資與農民工的起點工資來說事。

　　2011年2月18日下午

　　向農地集體所有權下刀子是革農民的命

　　潘維

　　一些“專家學者”和媒體爆炒所謂“新土改”，沸沸揚揚地鼓吹廢除農村集體所有制，要求個體“永佃”，實行耕地和房基地私有化，要求容許“資本下鄉”去促進“流轉集中”，去“盤活農村固定資產”以“擴大內需”和增加“廉價”勞力供給。并非真金白銀的今日“資本”，正孕育著一場對我國農民史無前例的剝奪。

　　農村房基地上的房屋屬于私有，這從來沒成為過問題，但耕地和從耕地“劃撥”出來的房基地是集體財產，這也不應成為問題。我國憲法規定，耕地歸農村集體所有。我國共有57萬個村民委員會，這57萬個行政村就是我國農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者，產權的法律地位非常清晰。

　　都“市場經濟”了，我國為什么還拒絕國有也拒絕私有，堅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體所有?理由有五個：

　　第一，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城市利益可能侵犯農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農地屬村民集體所有，國家征用農地就必須給予農村人適當經濟補償，并擔負起為失地農民安排未來生活的道義責任。這個責任，“公司”絕不愿承擔，也絕不會比“國家”更有承擔能力。公司隨時可以關門“跑”掉，但國家“跑”不掉，無法生存的失地農民至少還有“找補”的對象。

　　第二，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鄉村自然和歷史差異的有效承認。我國從南到北，從海岸到高山，加之歷史變遷，農村各地人地之比差異巨大，不同的集體凝聚力也導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為農地集體所有，各地農戶的承包地面積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異和彈性。正因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們認可的公平條件下出現了“承包專業戶”。

　　第三，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如果農地私有，發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主體，失去了法律依據，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廢除了集體這個“地主”，廢除了集體權利，公平、道義、安全就都沒有了載體，連殘疾人和五保戶都沒人照顧了。

　　第四，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資本剝奪農民生存權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權利”不是什么天然的東西，而是力量均衡的產物。較之“集體”，個體農戶基本不具備抵抗強大資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個擊破”。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言，集體遠強于個體。

　　第五，非農地的國有，農地的集體所有，是工農聯盟的兩大基石。正是在這兩大基石之上，中國共產黨才可能協調和領導“工農聯盟”。沒有了鄉村的集體所有制，鄉村政府就必然被資本俘獲。先剝奪鄉鎮企業，又削去集體“地主”的“財權”，直至削去村黨支部的“政權”，削弱農村集體是中央政府上世紀末期的重大失誤，致使農村基層政權潰敗以至“灰色化”。基層不穩，天下大亂。向農地集體所有權下刀子不是“深入改革”，而是代表資本“自由”的利益去“闖(人民利益之)關”，革農民的命。

　　當前，農村的主要問題不是進一步削弱農村集體，而是黨要奪回基層政權，鞏固基層政權，加強集體所有制。只要中國共產黨沒有被資本俘獲，所謂“新的土地革命”就不會發生，烽煙四起、天下大亂的局面也就不會出現。

　　有人說，集體所有制導致農民不能賣地賣房，所以貧窮。倘若耕地和房基地私有，農民個體就能在銀行“抵押貸款”，就能“致富進城”。

　　農民賣地賣房真的就能“致富”嗎?農產品只可能讓極少數占有巨大面積耕地的農民“致富”，賣2畝耕地和1所鄉間陋房，不會讓農民富裕，只會讓我國大量農民成為無地無房無工作的“三無”流民。倘若不違法改變耕地的用途，房和地也“押”不出“資本”，押不出“進城”生活的貨幣。農村集體根本不是農民貧窮的原因，工業時代財富形式的變遷才是農民貧窮的根本原因。

　　倘若搞“永久”的分光吃凈，農村社區就垮了。農村社區垮掉就出現權力真空，就必然有黑社會來填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集體的農民是分散軟弱的，是無組織的“一盤散沙”，談不上被政府和法律尊重。農村集體所有權就是法定權力，是憲法規定的。

　　農民有組織，集體有力量，政府和法律才會向著農民。

　　(《環球視野》第351期，摘自2009年第1期《華中科技大學學報》)

　　溫鐵軍：靠“土地私有化”解決農村問題是南轅北轍

　　熱度1票瀏覽57次【共0條評論】【我要評論】時間：2011年1月21日 17:02

　　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本源于西方的外來制度面對發展中國家傳統的經濟基礎時(如中國這種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都有交易費用過高導致的制度成本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自主的制度創新。

　　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相關假設則是：無論集權或是民主，當這些政治制度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社會基礎時(如中國這種高度分散的小農村社制的社會)，也都會由于交易費用過高而難以形成“有效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成本問題;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區自治為主的草根管理體制。

　　也許，正是這兩個具有豐富內涵的與“三農”有關的最基本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問題沒有被討論，也沒有來得及形成解決辦法，難以與全球化接軌的中國的三農問題才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里面臨“市場失靈”的困境。直到2004年中央政府開始了“三農新政”----免除農業稅、增加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并出臺了農村土地承包法和農村專業合作社法之后，這種最基本的矛盾才相對逐漸緩解。

　　當前第一個值得討論的認識誤區還是土地私有化。

　　1980年代我們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時候，那時，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認同這種邏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轉，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實現規模經營，農業就能夠參與國際競爭。

　　好在，我比別人更有條件多下農村。于是，帶著這個邏輯我們去農村基層開展試驗，經過10年試驗之后，我這個認真搞基層操作的試驗員才終于明白，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可惜，今天的人們，尤其那些坐在書齋里的人們，無論是土是洋，大都還在繼續唱著我們“昨天的歌謠”。

　　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這些地方的農村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受旱，因此，盡管那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導致產出率低，耕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沒有條件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因此，中國農業事實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規模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照搬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中國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其實，在我國現行的社區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條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過“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賃形式形成的土地規模經營;也有通過“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場化土地流轉。

　　但令人遺憾的卻是那些學者們，他們對這些農村基層干部群眾的偉大創造似乎興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評為“非驢非馬”;我實在想不明白的是，為什么非要農民按照洋人書本上的理論做他們才滿意呢?

　　近年來尤其值得重視的趨勢性問題是，在農業收益過低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壓力下，農村土地出現大面積棄耕，上億農民流入城市，客觀上造成企業以各種方式征占農民土地的歷史機會。有些教授對此作簡單判斷，全面肯定土地大規模兼并集中的市場化意義，并且以此證明農地私有化的現實性。盡管在鼓勵工商業資本介入農業這種“產業化”的政策導向下，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難以遏止的趨勢;但從歷史教訓的對比看，我們之所以至今還沒有出現循環往復的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復強調并且落實了基本制度30年不變的政治承諾。據此，億萬農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則，人們無論如何作不出樂觀的前景分析。

　　第二個認識上的誤區是把美國的現代化農場與我國做簡單類比。

　　在很多學術場合，那些去過美國的官員和學者都喜歡舉美國農業的經驗來教育我們這些埋頭在基層搞調研的人。可這種證明美國多么先進、中國多么落后的比較，真的就那么有比較意義嗎?

　　只要愿意了解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歷程的人們，其實都可以先作個比較：從1500到2006年的500年里，中國人口增加約10倍;而英裔人口從區區400萬增至2.15億，增加53.5倍(含括美洲、大洋洲的移民)。表明西方靠殖民化向外轉移制度成本來解決內部問題----移民到美國的英裔3000萬，加上第一代歐洲白種人合計4800萬。

　　當代的那6個大農場國家(美洲5個：加美墨巴阿，澳洲1個)幾乎全部是在殖民化進程之中大規模殺戮當地土著來開疆拓土的產物。而老歐洲的小農場國家和日韓這些小農經濟國家，則至今雖然市場化了幾百年，卻都沒有實現美國式教科書才有的“農業規模經營”。

　　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可能像西方那樣大規模對外殖民，基本上依靠內部積累推進工業化，特別是工業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像過去的歐洲國家那樣，一旦人口膨脹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們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一直在增長，人均和勞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現在，美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是我國的200多倍。人們應該知道，農業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地租，美國農場土地面積廣大，地租絕對量大。大農場的規模農業當然絕對收益高，這種條件，與中國的小農經濟根本就沒法比。因為我們這種以農民生存保障功能為主的土地，在大多數傳統農區已經連絕對地租都產生不了，勞動力和資金的投入產出比因此就是負值。

　　綜上所述，我提出“市場失靈”的問題，是希望人們能夠反思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本來，社會關注三農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人們缺乏對國情的了解，多年不做農戶調查，往往習慣于意識形態化地在兩個極端上爭論，可能會犯一些常識錯誤。中國的國情決定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把各種理論概念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也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有從國外引進的學問，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的確都需要重新思考。書齋里的學者尤應“慎言”三農。

　　還有，近年來，人們不僅習慣于“唯書、唯上”的氣氛，而且對“改革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現象也已經司空見慣，政策研究人員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的問題，尤其避諱如何深化涉農壟斷部門的改革;也鮮見有結合基層實踐闡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的討論。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我才一再懇請人們理解：我們農村形成的現在這種基本制度，的確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總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倘若沒條件在農業外部的宏觀環境上作重大政策調整，就應該繼續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要輕易改變。

　　《中國左翼評論》：圍繞三農問題解決方向的重大爭論：城鄉統籌將把中國導向何方?

　　見http://chinaleftreview.org/?page_id=98

　　民工荒資料集1

　　見http://www.sixiang01.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7

　　土地流轉資料集1

　　見http://www.sixiang01.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