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非洲饑荒之中國映襯

胡靖：非洲饑荒之中國映襯

非洲，這塊遙遠的土地，最近因為嚴重的饑荒又成為了中國媒體的焦點。其實，這并不奇怪。在聯合國糧農組織關注的10億挨餓人口中，至少有6、7億是在非洲的土地上。非洲有10億人口，但是每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6億噸，也就是說，人均只有160公斤。這是什么概念呢？是距離248公斤的最低熱量標準少了88公斤。距離360公斤的基本營養最低標準，少了200公斤。因此，非洲大陸一直就是名副其實的“饑餓”大陸。當今天的媒體又在刊載一張張慘不忍睹的饑餓圖片的時候，其實就是在例行公事地重復過去的故事。在一支饑餓的，又黑又干，只剩一張皮的小手，無力地抓住了世界短暫的、驚悚的眼睛以后，世界一切照舊。

聯合國難民署、糧食計劃署的官員們幾乎年年都在非洲忙碌、焦慮，但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呢？非洲的饑荒已近無解。文明社會的忙碌不過在通過人道主義的救濟來證明他們還殘存憐憫之心罷了。

而在北美洲、歐洲、大洋洲，這些人均糧食產量超過了600公斤、甚至1000公斤的富裕國家，人民在大口吃著烤肉、喝著啤酒，操心著減肥的事情。他們完全不用了理會腦后的非洲。

而在中國的廣州，每天忙碌了一天的人們，也在為吃飯發愁。飯館頓頓飽滿，吃什么？吃粵菜？還是湘菜？還是川菜？一切也都很正常。他們也沒有心思去探究目前這一存在的合理性。

地球上同樣是人，為什么非洲是另外一種幾近絕望的命運？有無宿命可循？

非洲的饑荒，有三重原因可以解讀。首先是媒體常提到的干旱。非洲撒哈拉以南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世界最干旱的地區之一。今年據稱遭受了近60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干旱，在全世界都在發生，并不奇怪。中國不是在近幾年發生了幾十年一遇的干旱嗎？奇怪的是為什么獨獨在非洲形成如此嚴重的饑荒呢？何況非洲在總量上并非完全缺水的大陸。非洲的淡水總量占全球淡水總量的9%，有世界第二大河尼羅河，還有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維多利亞湖。其水資源的問題是時間、區域的分布不均勻。因此，干旱僅僅是一種季節性的表面的自然誘因。另外的關鍵的原因被媒體忽視了。其實，良好的光熱水土條件，或者風調雨順僅僅是農業的一個重要的自然要素。但并非充分。要獲得穩定的農業生產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農業基礎設施。如水庫、塘堰、灌溉渠網等。它們是一個地區抵御自然風險、實現“旱澇保收”的最為關鍵的條件。否則，自然條件再好也可能沒用。雨量一多，就會立即形成洪水或澇災，雨量一少，就可能形成干旱。而非洲干旱成災的原因恰恰就在于缺乏全面、完善、穩定的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以平衡并很不均勻分布的水資源分布。并且，在市場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當地的政府、企業和農民長期對森林、水源、耕地的掠奪式開發，使得脆弱的農業生態更加脆弱。如此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試想，如果非洲改變了靠天吃飯的格局，將非洲之角的灌耕比由1%提高到38%的亞洲平均水平（迪烏夫語），其糧食產量將完全可以突破3億噸。從而可以在根本上大大緩解糧食短缺的現狀。東非的索馬里這次災情特別嚴重。試想，如果索馬里也有大大小小的各類水庫、塘堰、溝渠，干旱還會這樣勢不可擋嗎？在這個意義上看，從英國、意大利手里獨立了近50年的索馬里仍然處于蠻荒時代。

獨立，并非一定是自強的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非洲國家紛紛獨立，擺脫了殖民地的政治處境。但是，這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表象。今天多數非洲國家，在思想上、政治、經濟、外交上仍然無法擺脫原來的帝國主義（即今天的歐美發達國家）的直接或間接控制。政府里的各類政客不少仍然是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人。他們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利益，而非本國國民的利益。一旦一個民選政權服從于本國利益，帝國主義就會支持其代理人發動政變。而一旦代理人統治太久，本國百姓忍無可忍，又會揭竿而起，推翻賣國政權。加之部落、宗教等原因，非洲很多國家的政局就是如此不斷地“翻燒餅”。因此，帝國主義才是今天非洲動亂的根源。但是非洲自己已經無法切割，也無力切割。

在今天，非洲的農業殖民化仍然非常嚴重。肥沃的農田，被跨國公司控制，大量被用于可可、香蕉、玉米等農產品的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其最終產品最后輸入到發達國家。而留給非洲的是糧食的巨大缺口。目前的非洲，就像一個快要被榨干血汗的老牛。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前駐南部非洲負責人哈金斯先生曾經說過，除南非外，整個南部非洲都在挨餓。

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長期穩定的制度、投資和管理。但是在非洲，頻繁的戰亂、政權更迭和無心善政的政府，導致國家最重要的農業基礎設施根本得不到應有的關注。政客們致力于軍閥割據或權力游戲，你才唱罷我登臺。而對政權的穩定和效率沒有興趣。因此，非洲的農業就只有停留在靠天吃飯的蠻荒階段。在大多數國家，水利設施在國家獨立以后幾乎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改善。2008年7月非盟在SharmelShaik峰會上宣布：“非洲的水資源存在著利用不充分和各方分配不平均的問題，這在糧食和能源安全方面仍是日趨嚴峻的挑戰。”顯然，非洲的首腦們也知道饑荒的原因所在。

非洲的饑荒提醒中國，農業水利對于規避饑荒是多么重要。農業水利甚至可以理解為國家自強的第一步。沒有健全的農業水利設施，就沒有糧食安全。而沒有糧食安全，就是饑荒、戰亂和國家的四分五裂、萬丈深淵。索馬里的邏輯就是如此。并且，這一邏輯反過來理解也成立。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繁榮，在溯源到糧食安全以后，必定還可以進一步溯源到農田水利，溯源到當初立國者的遠見卓識。美國今天的富強，就可以溯源到1862年的“贈地法案”和1887年的“哈奇農業試驗站法案”。反觀中國，為什么“改革開放”30多年能夠避免饑荒？在溯源到今天的5億噸糧食產量以后，我們還可以溯源到中國有比較健全農業水利。盡管在今天已經非常破敗。還可以溯源到這些農業水利的思想者、建設者，如毛澤東、周恩來、陳永貴、楊貴等。

因為今天中國的農田水利的90%以上，恰恰是在1979年以前的毛澤東時代完成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時期修建完成的。這一巨大建設成果在1979年被輕慢、否定以后，還驚人地支撐了中國農業30年的增長。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農田基本建設則是農業最基本的物質條件。那么在中國剛剛建國時期，怎樣來建設農田設施呢？當時的條件是“一窮二白”，靠分散單干的億萬農戶嗎？顯然看不見任何希望。與鄧子恢、劉少奇的“單干”思想不同，毛澤東選擇的路徑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從1953年~1979，他的選擇基本達到了目的。人民公社為中國留下了8萬多個大大小小的水庫和蛛網般縱橫交錯的灌溉渠網，從而使得中國的可灌溉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5%以上。尤其是在一些水土條件好的平原地區，如成都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黃淮海地區和東北的北大荒，這一比例更高，甚至在80%以上。基本實現了旱澇保收。30年后的今天，只要在農村調查，隨處可見的一些農業水利設施，如水庫、渠道，可以驚人地發現，它們大都是1957年后人民公社時期的建設成果。這不能不令人震驚。

中國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這種有效性，在非洲糧食危機的映襯下更顯清晰。中國自從1979年改革以后，人民公社分崩離析。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了生產隊、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這種市場化刺激了農民的個體利益動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也使得中國的農業失去了可持續性。市場化學者顯然無限夸大了這一制度變遷的積極意義。其計算結果完全屏蔽掉了人民公社20多年水利建設的成果。這不僅不公正，而且也不客觀、不科學。目前，中國農村凋敝越來越嚴重。30多年的市場化，中國的村莊水利不僅沒有得到建設和修繕，相反多數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帶病運轉狀態。在華北地區，水庫及灌溉渠網的市場化后果是農民不得不依靠自己打井來灌溉，導致地下水位下降到了40米以下。在南方地區，農戶家家配置抽水設備，自己從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水渠里取水灌溉。一旦村莊水利完全報廢，老本吃完，中國距離非洲的大概就不遠了。有那么一天嗎？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在中國和非洲同時開始人道主義的救濟？

農民需要組織起來，才能完成農業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農業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第一位的。看看非洲，再回顧歷史，不能不佩服毛澤東在獨立自主、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農田水利上的系統思維和高瞻遠矚。相比赫赫有名的鄧、趙、萬、杜、林、周等市場化的積極推動者，毛澤東才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最懂中國農業、最知道謀萬世、謀全局的一代偉人。

2011/8/21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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