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無地則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節選

溫鐵軍：無地則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斗爭考察報告節選

來源:《中國改革》2004年02期

摘要:1998年，我正在針對中國20世紀第二次大面積發生農村高利貸狂潮問題做調研準備；當時各地匯總的個案情況盡管不全面，還是讓人十分擔憂。就在那年，我那位德高望重的導師找我談話，要我寫本有關歷史上農民為什么變成暴民的書，意在告誡今人切莫忘記過去的教訓。他還把魯迅關于“中國人只有兩個時代” 的話，改了主語復述給我。

隨筆1：空中斷想

飛機越過南北走向的橫斷山，鳥瞰下去，但見那青色山梁在云海中如龍脊般游走，不由得讓我心中感激上蒼，因為這是我的祖國那人口稠密的西南地區得以分享從孟加拉灣爬上來的水汽的得天獨厚之地。可過了橫斷山之后不久，當我終于可以憑窗遠眺那在廣袤云海之上若隱若現的、雄峻高聳、白雪皚皚的喜瑪拉雅山的時候，我卻實在不能為其風光而陶醉，心中充滿的，其實是難言的遺憾。因為恰恰就是由于這東西走向的大山之巍峨，弄得山前面的南亞次大陸動輒洪水滔天，山后面的中國大西北卻長年赤地千里……

如果說，這多少億年前大陸板塊縱橫漂移的結果，造成今人的資源環境差異無法避免地演變為形成不同制度的約束條件；那么，近現代史上工業化國家追求所謂現代化的貪欲導致的國際戰略的縱橫捭闔，所造成的戰亂頻仍和不斷發生的、無邊無際的苦難，卻是人類通過自身的努力可能改變的。……

一、引言：為什么要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武裝斗爭

調查發展中國家農民武裝斗爭的想法，算起來已經有至少5年了。那是在1998年，我正在針對中國20世紀第二次大面積發生農村高利貸狂潮問題做調研準備；當時各地匯總的個案情況盡管不全面，還是讓人十分擔憂。就在那年，我那位德高望重的導師找我談話，要我寫本有關歷史上農民為什么變成暴民的書，意在告誡今人切莫忘記過去的教訓。他還把魯迅關于“中國人只有兩個時代” 的話，改了主語復述給我。誠然，我生性愚鈍，實在也沒有多想他老人家的實際意圖，只知道師命不可違，于是便開始了對當代農民斗爭的研究。可我從來就膽小怕事，不敢直接調研中國的農民反抗情況，于是利用這些年海外會議和講學邀請比較多的條件，先做與中國的國情比較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武裝反抗調研。先后去了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泰國、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在東南亞、南亞和拉美都通過實地調研得到比較完整的材料。我想，進一步應該做的，是非洲的調研。

在2003年8月做了墨西哥與危地馬拉邊界的恰帕斯山區原始叢林中的土著解放軍的調研之后 ，我又于10月應邀訪問德國，在從科隆到魯爾那經歷了無數戰亂和經濟轉型痛苦的工業地區，忙里偷閑地游蕩了個把星期，本意是想潛心體驗古老歐洲資本主義腹地那種“鳳凰涅磐”般的悲劇審美。期間，卻偶然在一個城市的步行街上，遇到有人在為尼泊爾的毛派游擊隊做宣傳，就便湊上去聊了幾句，還拿了他們的傳單，順便在去柏林的火車上看，內容主要是關于社會正義、被壓迫者反抗等傳統左派標語口號式的東西，對于搞研究的人來說似乎沒有足夠的資料價值，且與萊茵河沿岸那些飄逸著斑斕秋色、隨處令人陶醉的歐陸風光相比，更覺得有天壤之別。然而，此后不久，忽然聽說尼泊爾的游擊隊聯合了印度北部的毛派和不丹的農民武裝，聲勢壯大起來。于是便借去印度開會的機會，于2004年元旦起程，前往探訪印度北部與尼泊爾搭界的比哈爾邦(Bihar)，和原來屬于比哈爾、最近2年才劃分開的查拉肯邦（Jharkand）。

出印度首都新德里東南方向大約600KM，乘飛機還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北接尼泊爾、地處印度東北部的比哈爾邦。它之所以在國內外都有名，主要原因是兩個看來似乎完全對立的因素：

其一是農民斗爭。

比哈爾種姓制度仍然有明顯影響，農村土地占有關系不平等，長期以來這里不斷發生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武裝沖突，此地是武器走私通道，當地土造槍支便宜到僅僅15個盧比一支（大約3－4美元）；這與普遍化的社會暴力犯罪相輔相成。曾經有過低種姓的整個村莊300多人被屠殺的事件。據報道，就在我們抵達的前兩天，剛剛發生了一起比哈爾邦官方車隊遭遇地雷襲擊的情況，當地人說，其真實原因是由于地主民團殺害了七個農民導致游擊隊的報復行為。

其二是佛教圣地。

相傳佛祖釋迦牟尼出生于尼泊爾，得道于比哈爾，并且公元前5世紀就在恒河之陽的納蘭達（Nalanda建立了佛教學院，在中國盡人皆知的唐僧西天取經，目的地就是比哈爾邦的納蘭達，咱們那位玄奘和尚“留學”歸國以后，把佛教經典翻譯傳播到中國和東亞國家，形成了亞洲以中國為主的傳統文化博采眾長的多元化特征。自從20個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日本、韓國先后在這里援建了道路、寺廟等工程項目 ，使得比哈爾成為世界佛教徒和善男信女們朝圣的地方。

隨筆2：德里印象

我來之前就知道，在印度不能著急，凡事“慢慢來”。那里航空公司的不正點大概也算是一個寫照，對此，我也早就有所耳聞。因此，一月三日我們去比哈爾首府巴特那（Batna），沒有出新德里就得知原定11：50起飛的飛機已經改為下午15：00 。隨即決定轉向，去德里老城看看。德里是歷代王朝的首都，到近代殖民地時期也是首都。英國統治者很難對人口密集的老城區進行改造，20個世紀初就在老德里的東南部設計了新德里的城市結構。至今新德里中心區歐洲風格的建筑還隨處可見。據說，現在整個德里地區集中的人口已經達到兩三千萬。城市像攤大餅一樣地無序擴張，幾乎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通病。

新德里有寬闊的大街，兩邊富人和官員的居住區大多是占地寬闊的別墅建筑。那些政府部門的大樓很氣派也很現代，印度國父甘地及其成為領導人的后代都有占地很大的紀念館和公園，那里也是樹木繁茂、草地如茵。我們下榻的地方在寬廣的“人民大道”旁邊，當地人說，這條大街應該叫“統治人民大道”。從新德里去德里老城雖然不遠，景象卻截然不同。一進入老城地區，馬上就有“摩肩接踵”之感。當你看見古老的“德里門”的時候，肯定已經被人流和車流阻塞得走不動了。在這樣人口密集的老城搞城市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除了遇上農村趕大集，我幾乎沒有見到過黑鴉鴉地這么多的人，更沒見過這么多的各色車輛混行，手推車、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轎車、巴士、卡車，見空就鉆，似乎完全沒有分道行駛等起碼的交通規則，看上去可能也沒有噪音和尾氣限制，要不怎么滿大街這么多喇叭長鳴、冒著黑煙的柴油車，弄得人滿耳朵轟鳴，滿鼻子充斥的都是廢氣的臭味。

偶爾也見到有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的崗亭邊站著，嘴里叼著哨子，有的手里還拿根大約一米長的木棍，可那些趁亂行車的司機們似乎都沒看見警察，照樣擠在一起見縫插針地“鉆行”著，每到十字路口都看到擠滿的各種車輛行人混雜在一起，看來，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最先沖出去，也沒有看見警察攔住哪個司機扣車罰款。我在中國開車已經33年了，在美國和歐洲也開過車，但在印度這里卻不敢開車。因為看到如此交通，立刻有了技術太差的自知之明；也立刻明白了為什么印度經常有惡性交通事故發生。

老城更為狹窄街道上滿是各色店鋪，幾乎沒有人行道，馬路上于是就塞滿了人群，塵土飛揚的，讓兩側的掛滿電線和招牌的樓房有向中間傾倒的感覺。無論這里是否亂像叢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人們都在商海中按照消費主義的自由式在奮力游泳，卻當然是無可置疑的。顯然的問題是人多，游泳池太小且太深，如果蛙泳，可能占的空間小些，浮在水面的可能性大些；如果只有自由泳這一種姿勢，那每個人占的空間都要大，必然無序沖撞；很多人會被撞擊、打壓、嗆水，甚至下沉。

無庸諱言，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下沉的，主要是農民。由于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德里很多地方都能夠看到有露宿街頭的人，也當然有隨處可見的貧民窟和乞丐。一路上，只要車在路口停下來，就會有兜售各種小商品的人或者乞丐們圍上來，做著要吃飯的姿勢乞討。早上，在我們住的人民大道飯店不遠的新德里城區，一個印度教的供奉“猴王”的神廟門前 ，成群的乞丐和無家可歸者等著善男信女布施面餅和甜茶。這里雖然沒有冰雪天氣，但夜里最低氣溫也僅僅4度，真不知道他們的夜晚怎么過的！我們看到乞丐們成群地圍著幾個小小的火堆，每當有人在廟宇周圍的食品攤前買了食品，他們就會排隊等著分發，即使沒有警察也秩序井然。

我隨機地問了所住國營旅館的服務員，月收入在80美元左右。據當地人說，印度勞動力過剩、勞工平均收入不到100美元/月，一般家庭人口4－5人，婦女大多數不能外出打工，所以一個勞工的收入要養活全家。政府制定的貧困人口標準折合7美元/月，當地人認為，如果以餓不死為最低生活標準，每月大約5個美元就夠了。

由此可見，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工價低廉，如果把這個作為比較優勢，印度比中國還要更有競爭優勢。這一點，我在2003年6月去孟加拉國的時候 ，就已經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有關外資為什么不去比中國更民主、更市場化的南亞次大陸國家的原因分析，在我回來發表的文章中已經提出了。

二、比哈爾：資源豐富與普遍貧困

喜瑪拉雅山之陽，是那個以宮廷政變和游擊戰爭而聞名于世的尼泊爾,再向南，就是印度的比哈爾邦。飛往比哈爾的途中，伴著高山白云之間的浮想，我隨手翻閱了一本留美印度學者寫的關于比哈爾的書，很多篇幅列舉種姓制度、貧富差別和文盲比例，以及暴力犯罪的嚴重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后面附注中各種圖表數據表明，地處恒河平原的比哈爾 雨熱同季，物產豐饒。與印度國內其他邦相比，比哈爾的土地和礦產資源排序都名列前茅，但貧困和文盲人口也都位列第一。

邊讀書邊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資源比較豐富的比哈爾卻屬于極端貧困地區？后來在調研中得知，比哈爾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5%，其中6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人口中32%是無地農民和佃農。也有人說，當地無地農民至少占人口的20%，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大約20%。按照農業工會掌握的數據，該邦有大量可分配的土地，至少可以供7萬戶、50萬人滿足溫飽。其一是當年印度國父甘地動員地主捐獻出來的200萬英畝；其二是河灘和荒地200萬英畝；其三是寺廟占有的50萬英畝；其四是在法律訴訟中的土地，這里的土地訴訟數量龐大到數以萬計，時間漫長到以10年計算，進入訴訟程序的土地由于所有權不明確誰都不能耕種，等于“依法撂荒” 。最近30年的變化是，地主數量及其占有土地的規模，都呈下降趨勢。這倒與我做中國百年農村制度變遷得出的趨勢相似。

最近兩年，原來比哈爾礦產資源最豐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南部分出去成立了查拉肯邦以后，比哈爾幾乎變成了純農業地區，大型國營企業原來有兩個，化肥廠倒閉以后只剩下一個石化企業；但這里沒有油井，原油需要從外地輸入，運輸成本高效益自然不好，現在也正在搞私有化。

其實，在沒有把工業資源分出去之前比哈爾也屬于貧困地區，那是因為工業和礦產資源名義上屬于國家所有，實際上也是壟斷資本集團占有。中央與地方在工業和礦產資源的收益上基本上按照“二八開”分配，亦即地方政府僅占兩成。生活在當地的8千萬民眾、尤其是貧困農村的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分享國家工業化收益的可能。當然，這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地區之所以貧困的普遍規律。

三、農村調查紀實
在比哈爾（包括剛剛分出去的查拉肯）邦 ，被毛派武裝實際控制的地區主要是山區個半山區，政府已經不能在那里的大部分鄉鎮和村莊真正行使權力。但在平原地區和城市周圍，毛派的武裝力量比較小。我們在那一帶驅車數百公里，無論山區還是平原，并沒有不安全感。

雖然沒有機會訪問處于地下狀態的毛派武裝斗爭組織的領導人，但當地有人說，也許你已經見到他們了，也許你已經跟他們交流過了；他們就在我訪問的5個村莊所接觸的農民群眾之中。是的，在那些村里，一個有調研經驗的人能夠感到，在大批聚集的農民之間有人實際上起著領導核心作用。最近，這一帶數以千計的農民被MCC組織起來，從四里八鄉悄悄地集中到一個分區（Block）的集市，一聲口哨便突然暴動，奪了當地警察的武器。

我在調研中了解到，毛派地下武裝的斗爭策略很有特點：

他們斗爭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脅，迫使地主減少應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給佃農，另外一半分給窮人。這等于在實行類似“二五減租”的同時，讓佃戶和窮人都得到革命的實惠。至于那些地主過去據以橫行霸道的私人武裝，也被迫向他們交出武器。這是他們得到群眾擁護并且能夠在農村形成實際控制的重要原因。

他們斗爭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眾中了解官吏的劣跡，然后以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救濟貧苦農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裝的開支。此外還對工程項目和工商企業征收10%的“稅費”。這是那些貪官污吏不能在毛派地區行使權力的重要原因。

他們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絕對不是按照國家的正式法律，而是按照農村社會的傳統約束來公審各種犯罪。例如，強奸犯會被游街，殺人犯會被砍頭。雖然這屬于嚴刑苛法之列，但對缺乏起碼的“治理”能力的地區而言，卻實在有立竿見影之效。而且，在其他地區非常嚴重的對婦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區大幅度下降。因為地下農民武裝中就有很多苦大仇深的婦女參加，這些“喜兒”們有了武器，在“人民法庭”的審判時往往會成群地發揮極大的威懾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點，在農村座談中幾乎無人表示與事實不符。

另外一個重要的環境條件是，印度法律規定正規軍只能對外，國內安全事物完全由警察處理。比哈爾的財政狀況差，沿途所見警察很少，裝備也很一般。看來難以對付地下狀態的農民武裝。由于比哈爾60－80年代確有占地超過上萬英畝的大地主，現在仍然有占地超過兩千英畝的地主。而且，直到70年代封建性質的高級種姓地主還行使對農民的“初夜權”。因此，當地的主要矛盾被所有左翼政黨共識為地主壓迫農民，從事議會政治的CPI、CPIM和CPIMLL等政黨無論各自政見如何、從事NGO運動的各種組織無論目標如何，大都致力于在農村發動和組織貧苦群眾，與封建制度和地主階級開展斗爭。由此，我們得以在搞掃盲運動的NGO組織的帶領下，訪問了5個村莊。

農村個案：2004年1月8日，拉扎普村Razzaqput調查。

這是個4千多口人的大村，也是鄉級政府的所在地，設有警察所和學校。村外的田野上間或有牛耕的吆喝聲，塵土飛揚的村莊主要街道和路口上有各種店鋪，大多數農民家庭住的是草房,窮得家徒四壁，很多住戶的墻上和樹上貼著牛糞餅（曬干用作燃料），農婦在昏暗的農舍中使用古老的石臼椿米。粗粗看去，大約1/3的農戶有磚房，少數農戶有摩托車或拖拉機。

村長帶我們去看過去大地主的豪宅，這些有歐式門廊和羅馬柱的、帶有大院子的大房子們錯落著集中在村子的東邊，現在已經被鄉級公共部門如警察所、學校和電視接收站等占用。其中那個曾經擁有上萬英畝土地的最大地主的宅院在村子里大片低矮的民房之間雖仍然不失當年之威嚴氣勢，但如今中心庭院和其他住房亦然是荒草萋萋、一片破敗景象，僅東南一角成了警察所的廚房。面對此情此景，由不得產生“大戶簫疏鬼唱歌”之感。

接待我們的年輕村長辛哈（Singh）長得人高馬大，滿臉剃得發青的絡腮胡子，頭戴黑色羊皮帽，帶我們去的人說，他是個“烈士子弟”，他的父兄就是在農民與本村大地主斗爭的年代被殺害的。該村地主叫普拉薩德（Ayodhyl Prasad）周圍4個村都有他的地；原來大約有2000佃農為他干活。20世紀70年代印共（CPI）在這里發動群眾與地主開展合法斗爭，3000農民組織起來，依據國家法律把該村地主超過25英畝的土地強行占領之后，按照人口分配。地主私人武裝雖然殺害了幾個農民積極分子；但架不住農民人多勢眾，最后不得不放棄土地，舉家遷走。

農民奪取土地后在印共領導下加入合作社，從政府取得6厘利率的農業貸款，加3厘轉貸給農民；同時還經營種子、化肥等購銷業務。20多年過去，這里雖然人口增加了上千，但年輕人大多數外出打工補貼家用，日子還過得下去。陪同我們訪問的比哈爾農業工會主席、印共州委委員特別強調，之所以至今沒有農戶破產，也沒有再產生新的地主，主要是得益于合作社的支持。

調查中農民告訴我，地主的初夜權甚至被地主家族濫用，他們隨時可以派地主的私人武裝去農民家里強迫年輕女孩到地主家過夜。這與我2003年8月在墨西哥恰帕斯州了解的情況相似。

《中國改革》2004年02期。上網日期： 20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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