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夜 戰 歌
武 光 △ 著
地下斗爭難萬千，
日日夜夜闖險關，
共青團員英雄漢，
視死如歸不畏難。
作 者 簡 介
武光，1912年生，河北省深澤縣人，
漢族，1930年參加革命。
曾 任：
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1931年）
中共直中特委委員，共青團直中特委書記（1932年）
中共鄉吉特委書記（1937年）
延安馬列學院馬列主義研究室研究員（1940年）
中共平北地委副書記（1942年）
中共冀察區黨委城工部長（1944年）
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1945年）
中共察哈爾省委組織部部長（1946年冬）
中共晉察冀二地委書記（1947年）
中共晉中區黨委副書記（1948年）
中共湖南省委委員、長沙地委書記（1949年夏）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粵西區黨委書記（1951年）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1952年）
中共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院長（1954年）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委（政府）第一副主席（1963年）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1979年）
中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人大常委副主任（1982年）
曾坐監獄：
國民黨監獄五年（1932年12月11日—1937年10月底）
四人幫監獄七年半（1967年11月—1975年5月）
流放三年半（1975年5月—1978年12月）
內 容 簡 介
本書包括三篇：
一、《冬夜戰歌》。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作者在北平市的地下革命活動及在敵人監獄中的斗爭生活。還有附錄。
二、《白區（敵區）的秘密工作技術》。
三、《日本投降前后黨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記敘了我黨為接管北平所做的種種努力和斗爭。
本書所涉及內容廣泛，史料豐富，是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有益讀物，對糾正當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也是一本有益的教材。
序（原版）
劉紹棠
我知道武光同志的名字，還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學的時候。那時，武光同志是北京航空學院的院長。我的幾位中學時代的同學，考入北京航空學院學習，向我談起他們的院長都眉飛色舞，引以為榮。三十多年過去，他們回憶武光同志當年的禮賢下士、愛惜人才，仍舊充滿深厚的思念之情。我喜歡閱讀老一輩革命家的回憶錄。從一些過去在北京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老同志發表的文章中，我又了解到武光同志曾任“九一八”事變以后的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的平北地委副書記，抗戰勝利時期的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因此，在我結識武光同志之前，我已經對這位革命前輩非常敬佩。
閱讀武光同志的《冬夜戰歌》的手稿，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武光同志要我為這本書寫序，更使我激動不已。
武光同志的整個革命生涯，在北京的時間最長。他把自己在北京的革命活動寫成文字，豐富了北京的革命史料，同時也對北京青少年學習、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起到教育和推動作用。武光同志的這部革命回憶錄，寫出了一個從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中覺醒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不屈不撓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千錘百煉的戰斗歷程。它雖然不是一部文藝作品，卻可以和楊沫同志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相映成輝。
這幾年，不少描寫地下革命斗爭的文藝作品（小說、戲劇、電影、電視），不顧時代特點，違背歷史真實，更不懂黨的地下革命斗爭的紀律和策略，胡亂編造荒誕不經的情節，以聳人聽聞來嘩眾取寵，以廉價的戲劇效果賺取高額的票房價值，是對烈士鮮血寫成的革命歷史的褻瀆，是對革命者形象的歪曲和丑化。因而，應該糾正文藝創作中的這種不正之風。武光同志長期擔任地下革命活動的領導工作，他的回憶錄以科學的態度，準確的記述，嚴格的存真、樸實的描寫，為文藝家們提供了一本具有權威性的參考書。
武光同志年事已高，退居二線；但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發揮余熱，寫成此書，武光同志仍像在第一線上戰斗。
滿目青山夕照明，霜葉紅于二月花。年愈古稀的武光同志，以老驥千里的步伐，行進在四化建設的革命前程上，有如當年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征途上進軍。
后來者，跟上他的腳步！
1986年6月
序（再版）
一部難得的革命教科書
── 讀武光老《冬夜戰歌》再版感言
肖衍慶
武光老已是96歲高齡的人，可是，他仍然和青年人一樣，上班在辦公室學習思考。同他一個辦公室的其他人，先后都走了，他仍然堅守著崗位。辦公室墻上掛著頭戴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凝聚著老人一生的理想、信念和最美好的情操。
“七一”前夕，老人讓司機同志給我送來他的一部書稿，要我幫他審閱修改。我一看，是他曾經出版的《冬夜戰歌》。這次修訂，去掉了《奔赴敵后》一章，增加了《白區（敵區）的秘密工作技術》一章。單就這個修訂，我已看出老人是想將抗日斗爭和地下革命斗爭區別開來，這樣，在書的內容結構上才顯得協調一些。
讀罷書稿，我掩卷長思，這實在是一部難得的革命教科書啊！
說它難得，首先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回憶錄，不是固守在民主革命的高度回憶（炫耀）自己的革命歷程，而是站在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高度有選擇地回憶自己的革命歷程。凡是有這個覺悟的同志，讀這部書都會產生這樣的感言。
書中充滿了革命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情操。這大概和作者在繼續革命的歷程上的堅定步伐分不開。試想，一個剛滿17歲的小學生，居然當上了國民黨縣黨部執行委員和宣傳部長，并利用這個職位，辦起了店員工人學習班，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當敵人發現后，他毫不吝惜月薪40塊白洋的優厚待遇，只身秘密地跑到北平（今北京），在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屠殺共產黨的政治形勢下，經千難萬險找到地下黨組織，以拉洋車作掩護，走上了以革命為職業的道路。讀者讀到此，能不為這位老人少年時代的驚人選擇而震撼嗎？
敵人的監獄是共產黨人的特殊學校。作者在監獄里，把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研究成的，敵人看不懂的符號（新文字）寫在用玉米粥糊成的一把紙扇上，掛在床邊墻上，天天看；他甚至做起了類似宗教的儀式，每夜在入睡前，躺在床上先將雙手緊握，舉過頭頂，心中默默念道：“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高于一切，共產主義必勝。”作者說：“我覺得這種舉動并不可笑，這是我發自內心的對黨的忠誠，對馬列主義真誠信仰的表現。”試想，有了這樣如鋼似鐵的信念，敵人能摧毀得了嗎？
在革命陣營能否經得起一時的委屈，對革命者的考驗也是很嚴峻的。作者從北平出了監獄，在敵人機槍的掃射下，以完整的身軀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經介紹到黨中央辦的青訓班學習。他要求到延安去，因一時無人證明他在監獄的表現，連曾經給他做過假妻子的同志，都沒法證明他在獄中的情況，他竟被給了一元錢，要他離開青訓班，是死是活一概不管。他面對這一元錢，心如刀割，周身涼徹。但革命的信念，又一次使他鼓起勇氣去找黨。他說：“青訓班對我的冷遇，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你們這里不相信我，無人證明我，我要到抗戰的火線上去，在與敵人的生死搏斗中，讓鐵和火來證明我是不是黨的忠誠的兒子。”他揮淚告別了青訓班，到山西抗戰前線去了。
每每讀到這些地方，我不但自問：自己會是什么表現，還聯想到老人在文革中因王光美問題被錯打成“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大特務”，關了7年半監獄，流放了3年半，而老人始終信念不變；新時期，面對私有化浪潮，又能寫出廣為傳播的《公字詩》（附后），傳抄在南街村的墻壁上，這一切，難道不是信念的一以貫之嗎？
說它難得，還在于它真實可信。和有些人的回憶錄不同，它不是捉刀代筆，充滿渲染和編造。正如作者在原版《后記》里說的，他是抱著“但寫真情與實境，任它埋沒與流傳”的態度來寫這部書的。而且是在革命勝利以后才動筆寫成的，雖經文革砸抄，幾乎丟掉，所幸又回到作者手里，幾經修改，“真情與實境”依然保留著。
書中充滿了真實可信的場面。現在人們都說革命者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很難。可是，讀了書中作者在北平聽組織安排，為革命去做拉洋車工人的工作，甘做一名“祥子”，和洋車工人一樣奔波在北平街頭。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把部分洋車工人組織起來，跟著共產黨鬧革命。
監獄生活在作者筆下也寫得楚楚動人。一群共產黨人在敵人的囚籠里，為了生存用絕食的辦法和敵人斗爭；為了迎接勝利的明天，學習各種知識；為了開展獄中活動，創造了利用暖氣片“打電話”和“打電報”的辦法，互相傳遞革命者的心聲。為了秘密記載自己的思想和事情，又使敵人無法破譯，作者費盡心思創造了一套“速記法”（新文字）。特別是書中寫了一些和叛徒以及叛徒哲學的斗爭，把革命者的革命氣節寫得凜然動人。在獄中，也有個別同志提出：“只有出去才能革命，不出去怎么革命。”只要出去就好的錯誤主張。大家一致主張：“決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寧可坐穿牢底，坐到日月無光，”在階級立場上，在革命意志和革命氣節上決不能后退分毫。在大街上，遇到叛徒，瞧其眼神，可看出她將羞愧一生。這些描寫，都使人看后，心魄為之一動。
總之，這部書既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的感召力，又寫出了當年地下革命活動的做法，借以說明地下革命斗爭的艱難險阻，非同一般。它充分說明了一個從小就決心獻身革命的人，只要樹立起唯物辯證法指導下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他就會變得無比強大，就像老人現在光彩照人那樣。
2008年7月14日
附
“公 字”詩
武 光
不越長城非好漢（注）
坐穿鐵牢志彌堅
八十不老仍展翅
九十敢比青壯年
誓除私魔凈宇內
定教公宇統人間
2002年7月1日
注：1941年，從延安出發，歷經四省，歷時一年半，冒千難萬險，九死一生，晝伏夜行，抵達長城外延慶縣以北的大海陀山。
讀 后 感
——這還可能嗎？
時 邁
1927年至1937年，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相對穩固的十年，現在的一些右派歷史學家稱之為“黃金十年”。這十年里，蔣介石使用打、拉、封官許愿等各種手法將原先各地的舊軍閥籠到一起，都換上國民黨的軍裝。而共產黨呢？用英國作家特里爾的話說，他們是已經被打敗而且沒有勝利希望的一派。
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始于五四運動，又經過俄國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后來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的兩個總司令，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創始人，一個是李大釗，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被反動派殺害了；另一個是陳獨秀，因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過程中指導革命不利，致使中國共產黨陷入滅頂之災，被驅逐出黨的領導核心，從此萎靡不振。
1927年至1937年這十年，反動派占領著中國各大城市，粉飾太平，蔣介石還假惺惺地掀起所謂“新生活運動”；廣大勞動人民窮困潦倒、勉強為生，無聲地忍受著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真可謂“長夜難鳴赤縣天”。
在這漫漫長夜，在敵人占領的大城市里，有這樣一批青少年，有的二十多歲，有的還不到二十歲，他們有的出身貧苦，有的卻出身小康，他們多數都是學生或職員，在社會上雖比不上大官大款，但個人生活也還算過得去，然而他們不屑于享受那種還算過得去的小資生活，他們懷著曠世救國的遠大抱負，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他們是一群敢想、敢干的共青團員，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著艱苦的有生命危險的白區地下斗爭。
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是他們隨時可能被逮捕、被殺頭。他們在工人中、在市民中開展工作，教育群眾、發現骨干，默默無聞；他們寫標語、撒傳單、搞集會，膽大心細。一旦被捕，他們巧妙地與敵周旋，不怕敵人的威逼利誘，不受敵人的蠱惑收買，更不怕敵人的嚴刑拷打，他們堅貞不屈。當然，他們當中也有少數的叛徒，由于叛徒的出賣，有時候造成組織被破壞。但是這支隊伍始終沒有垮、這桿旗幟始終沒有倒、這批勇士始終在戰斗……
這不是傳奇，這是真實的故事。你要了解這些故事嗎？請閱讀武光同志的回憶錄《冬夜戰歌》。
《冬夜戰歌》的主人公武光同志16歲時在老家河北省深澤縣高級小學開始革命活動，17歲時被老師們推上國民黨縣黨部宣傳部長的職位，每月工資40塊大洋。國民黨背叛革命的行為日益嚴重時，他毅然放棄了這個職位及相應的待遇，只身一人來到北平尋找共產黨，他要實現的不是個人升官發財，而是實現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來到北平之后，他被革命組織派去拉洋車，以之做職業掩護，在洋車夫中開展工作。拉洋車的工作又苦又累，賺不到錢，還要挨罵挨白眼、甚至挨打。但是武光沒有絲毫后悔。像他這樣剛十八歲，個子不高、十分稚嫩的小青年，學拉洋車真夠困難，但是他橫下一條心，拼足全身力氣，硬是適應了拉洋車的生活。正如他當時所寫的一首詩所言：
不怕酷暑熱汗澆，
任憑胖佬高聲嚎；
天大困難能克服，
萬般辛苦也能熬；
為黨當好洋車夫，
個人艱危拋云霄；
佯為富人做牛馬，
實為中華紅旗飄。
一個不足二十歲的青少年，抱定理想信念，不怕艱苦危險積極從事革命工作，而且這不是在部隊里、不是在轟轟烈烈的解放區，而是在白色恐怖里，單線聯系、秘密工作，這對于當今的青年人來說，可能是不可思議的。
人的崇高理想信念是從哪里來的？毛主席曾經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有的人經過曲折的人生道路，最后掌握了真理、走向了進步，這樣的經歷當然是寶貴的。在電影《開國大典》里有這樣一幕：章士釗對毛主席說：“我這一輩子，參加過討伐袁世凱的斗爭，又跟隨段祺瑞鎮壓過學生運動，主張過抗日救國，又跟隨蔣介石反對共產黨，我這一輩子，左一腳、右一腳，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干了些什么！”毛主席說：“你現在走向進步了，所以呀，像你這樣的人，我們視為國寶啊！”
是的，一個人有著曲折的經歷，特別是這些經歷與重大歷史事件緊密相聯，當他走向進步時，他確實是國寶。然而，一個人在青少年時代就抱定革命理想，為了理想而不怕艱難困苦，而且長期堅持斗爭不妥協，這難道不更加寶貴嗎？《冬夜戰歌》里所描寫的像武光這樣的一群早期共青團員，更是新生人民共和國的國寶，更是戰斗著的共產黨的寶貴財富啊！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靠什么勝利的？根據列寧主義的原理，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極不平衡，可以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局部突破、打破堅冰，爭取局部勝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列寧主義這個原理的一次勝利。但是中國革命是否在1949年10月取得勝利，這并不是宿命的、不是歷史注定的。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除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矛盾之外，還有中國一些特殊的主客觀原因。客觀上，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內部不團結，軍閥混戰，加之日本侵略之后中國更處于四分五裂狀態，這是中國的紅色武裝割據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主觀方面，我們平時講得比較多的，就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有了毛澤東這樣一位偉大、成熟的領袖人物，有了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形成的毛澤東思想──這樣一套完整的政策策略體系和思想方法體系。“一戰”和“二戰”之間的不少其他國家，他們在“一戰”之后同樣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共產黨，“二戰”勝利時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著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但是他們沒有出現自己的毛澤東，所以他們的革命沒有勝利。
中國革命之所以較快取得勝利，在主觀方面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如《冬夜戰歌》里所描寫的像武光他們那樣的革命志士，他們不計個人得失，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們矢志不渝、奮不顧身。有了這樣一大批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才有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才有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勝利。否則，毛主席一個人思想再偉大、再光輝，沒有人去執行，會起什么作用呢？當然，毛主席的思想也不是頭腦中固有的，而是從血與火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只是靠了一大批這樣的先鋒骨干分子，才發動了人民群眾、感動了“上帝”（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說，我們的“上帝”不是別人，就是中國人民），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當時的白區工作，是紅色武裝割據的重要側翼，是不可缺少的“第二條戰線”。通過“第二條戰線”，向解放區和部隊輸送了大批物資，更輸送了大批干部。
毛主席1937年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這篇報告中說，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干部和幾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無疑地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就像欣賞京劇一樣，在知道其結局的前提下欣賞劇的某一段。可是那時的革命者，作為當時革命的“劇中人”，他是不知道革命的前途如何的，特別是在1927至1937年這段革命低潮年間。他們不知道革命何時勝利，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看到革命勝利。但是，他們始終在頑強地堅持斗爭。這是一種什么力量在支撐呢？
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低潮，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遭到重創。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能否再度復興？如果要復興，靠什么？
有的朋友說，靠群眾起來斗爭。可是，列寧教導我們說，即使是產業工人也是不可能自發產生革命思想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無論是歐洲各國近現代的革命史，還是當代亞洲各國的運動史，都一再向我們展示一個鐵的事實：如果共產黨人不去主動發揮作用，而任憑群眾自發地斗爭，那么即使群眾起來了，群眾斗爭的成果也會被資產階級所利用。要做好群眾工作，必須具備《冬夜戰歌》及其附錄《白區的秘密工作技術》中所描述的那樣一種耐心、經驗和技術。現在一些“左派”朋友想象有一天群眾會自動斗起來，或者自己振臂一揮，群眾就會擁上來，這簡直是一種幼稚的蒙昧。凡是想要深入群眾、做群眾工作的進步青年，我建議你們，閱讀《冬夜戰歌》吧！
有的朋友說，中國革命目前沒能再度復興，是因為還沒有出現新的毛澤東。這話很對，這話也特別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對年輕一代的殷切期望。但是，毛澤東這樣的人物怎樣才能誕生？這要求我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當代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甘于寂寞地做好調查研究工作，而不能靠夸夸其談、粗枝大葉。當代列寧、當代毛澤東式的人物，其實只需要少數。更多的，需要像《冬夜戰歌》里所描寫的像武光他們那樣的共青團員。一切真誠愿意投身未來中國革命事業、想要指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進步青年們，你們可能有過要做當代列寧、當代毛澤東的雄心，可是我要首先問你們一句：你是否想過要做當代武光？你有沒有武光他們那樣的信念？有沒有武光他們那樣的勇氣？有沒有武光他們那樣的恒心？有沒有武光他們那樣的情操？
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要再度復興，最重要的是需要像《冬夜戰歌》里描寫的武光、王振世、劉澤如等那樣的一大批革命青年。列寧指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又分為兩種不同時期，一種是帝國主義爭霸的時期、戰爭時期、風云激蕩的時期，另一種是帝國主義暫時結成一個總同盟的時期、各種矛盾積累的時期、政治沉寂的時期。從歷史長河看，這兩種時期是交替出現的。武光同志青年時代，正趕上帝國主義爭霸和戰爭時期，我們今天則是矛盾積累時期、政治沉寂時期。列寧說，不能等待偉大日子的到來，而是要著手造就偉大的事變。這里所說的“造就”，不是隨心所欲地、脫離實際地為所欲為，而是積極地創造條件、積累革命力量。盡管我們今天面臨著與過去不同的具體問題和具體任務，但是武光精神仍然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說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今天大家都是憑著自覺性單兵作戰的情況下，武光精神顯得更加不可缺少。
毛主席1937年給“陜北公學”題詞說：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與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批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
現在也是一樣，如果我們能夠造就一大批革命先鋒分子，那么未來中國革命的復興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否則，未來即使發生社會變動，也將如列寧所預測的那樣，是僅僅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革命，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并沒有力量對事變的進程刻上自己的無產階級獨立性的標記，而且非常軟弱，甚至最終可能“溶化”于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中，未來的“革命”將同十九世紀在歐洲發生的幾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結局多少有些相似，而真正的革命者及革命組織就會循著困難、艱苦、漫長、但已為我們所熟悉、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行進。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境地！如果是這樣，中國革命的再度興起，將被推后一代人、兩代人。如果是這樣，當代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毛主義者，將向歷史和后代謝罪！
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原理，認為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極不平衡，可以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局部突破、打破堅冰，爭取局部勝利。但是中國革命是否在1949年10月取得勝利，這并不是宿命的、不是歷史注定的。當時革命的勝利，除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矛盾之外，還靠中國的主觀原因，一個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再一個是靠一大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志士。在未來，如果中國再度打破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堅冰，再度局部勝利，這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但是如果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到位，不能夠駕馭未來的斗爭，如果我們將來失敗了，那么如上所述，也符合列寧主義。好比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所說，如果我們不能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很好地結合，那就難于應付時局困難，就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
怎么辦？怎么辦？我們的口號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學習《冬夜戰歌》、學習武光精神吧！《冬夜戰歌》所刻畫的群英圖譜，是那個時代的革命先驅者的群像，其中也有落伍者、半途而廢者，但是其中多數人是不甘于寂寞、不怕危險，沿著革命道路一路走過來了。
《冬夜戰歌》在《共青團員的個人生活》一節中是這樣描寫的：
社會動蕩和民族的災難催人早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我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中，我們這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青少年，早早地離開家庭，踏上人生的征途，肩負起民族和階級解放的重負。那時我們的生活是清貧、艱辛、危險和動蕩不定的，然而我們卻自認為走在革命道路上是幸福的。
我們既要獨立謀生，又要從事革命活動，并盡力從經濟上幫助組織，因而我們常常是衣著簡樸，食無保證，居無定所。但艱苦的生活卻煉就了堅忍不拔的革命毅力。
我們每天不但為革命而冒險奔波，還要為謀生而辛苦，我們沒有也從未想過節假日吃點什么，更談不上什么業余生活，不能像現在有些青年人那樣，工作之余看電影、溜馬路、逛公園、談戀愛。我們是每天冒著危險早出晚歸，披星戴月自謀生活、開會、寫標語、撒傳單、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發展組織、開展對敵斗爭……
我們隨時可能被捕，隨時準備在敵人的法庭上、監獄里、刑場上做最后的斗爭。今天是學生，明天可能被派去做工人、店員，到另一個地方，從事另一種職業。個人的志愿絕對服從組織，組織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這種動蕩不定、艱苦危險的生活，使我們無暇顧及家庭和個人婚姻問題。我們雖不是軍人，思想上卻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革命戰士。
我們也有幸福！那就是在青少年時代就找到了人類解放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投身于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共青團組織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大集體，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業，使我們結下了親如手足的革命友誼。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自覺自愿地拋棄了原來安定舒適的生活，離開家庭，走上了革命這條艱難險阻的道路。我們的青春和生命能緊緊地與中國人民及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聯系在一起。這種幸福與快樂是當時尚處在迷途中的年輕人所難以得到的。
今天，如能有一大批進步青年，扎扎實實地學習武光精神、實踐武光精神，他們將成為中國的脊梁，那將是民族的大幸，將帶來新時代的曙光。
仰望蒼天，慨然發問：這還可能嗎？
我相信，一定是可能的！
目 錄
一、《冬夜戰歌》
寫在前邊的話……………………………………………………（30）
上 篇
第一章 黑夜探索光明…………………………………………（33）
一 雨 露…………………………………………………（33）
二 黨外的“布爾什維克”…………………………………（35）
三 出 走…………………………………………………（39）
第二章 地下革命斗爭的開端…………………………………（40）
一 劉澤如…………………………………………………（40）
二 尋 覓…………………………………………………（42）
三 試 筆…………………………………………………（43）
四 參加紅色革命互濟會…………………………………（44）
五 回 鄉…………………………………………………（46）
六 愛 情…………………………………………………（48）
第三章 “洋車夫”和“大學生”………………………………（51）
一 化 裝…………………………………………………（53）
二 考 驗…………………………………………………（55）
三 新車夫的困難…………………………………………（58）
四 一塊銀元險惹風波……………………………………（60）
五 街頭慘景………………………………………………（63）
六 洋車夫的貧民窟………………………………………（65）
七 打警察…………………………………………………（67）
八 做洋車夫工作的困難…………………………………（69）
九 “洋車夫”聽匯報………………………………………（71）
十 “洋車夫”的一天………………………………………（72）
第四章 讓勞動人民知道共產黨………………………………（75）
一 粉筆生輝………………………………………………（75）
二 傳單天地………………………………………………（78）
三 飛行集會………………………………………………（80）
四 巧組游行………………………………………………（82）
五 星 火…………………………………………………（85）
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壯大成長………………………（87）
一 發展組織………………………………………………（87）
二 支部生活………………………………………………（89）
三 派遣和打入……………………………………………（91）
四 團內教育………………………………………………（92）
五 共青團員的個人生活…………………………………（94）
第六章 難忘的戰斗………………………………………… （100）
一 怒打“萬人敵” …………………………………… （100）
二 轟打艾迪博士……………………………………… （103）
三 砸國民黨市黨部…………………………………… （106）
第七章 抗日怒濤…………………………………………… （111）
一 南下示威之前……………………………………… （111）
二 “示威”和“請愿” ………………………………… （113）
三 車站斗爭…………………………………………… （113）
四 特務破壞…………………………………………… （114）
五 南京政府的恐慌…………………………………… （116）
六 各地抗日學生匯聚南京…………………………… （116）
七 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的戰斗……………………… （117）
八 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學……………………………… （119）
九 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 （121）
十 蔣介石下野………………………………………… （123）
十一 押送回境………………………………………… （124）
十二 薛聲豫…………………………………………… （124）
十三 “九·一八”革命抗日的火種不滅…………………（125）
第八章 營 救……………………………………………… （127）
一 緊急轉移…………………………………………… （127）
二 探 監……………………………………………… （128）
三 營 救……………………………………………… （130）
四 假夫妻……………………………………………… （134）
五 除夕之夜…………………………………………… （136）
下 篇
第一章 被捕入獄…………………………………………… （139）
一 佈置保定第二師范的斗爭………………………… （139）
二 被 捕……………………………………………… （142）
三 初入牢籠…………………………………………… （147）
四 難忘的除夕夜……………………………………… （154）
五 囚所偶會…………………………………………… （158）
六 審 判……………………………………………… （162）
第二章 在鐵牢中…………………………………………… （167）
一 醞釀斗爭…………………………………………… （167）
二 斗爭就是生活……………………………………… （172）
三 為著明天…………………………………………… （178）
四 戰斗堡壘…………………………………………… （183）
五 黨的關懷…………………………………………… （186）
六 獄中新聞…………………………………………… （187）
七 蘆溝橋的炮聲……………………………………… （190）
第三章 苦尋母親…………………………………………… （191）
一 小鳥出籠…………………………………………… （192）
二 逃出虎口…………………………………………… （197）
三 濟南告急…………………………………………… （200）
四 “一元錢”驅之天涯…………………………………（202）
五 歸母懷抱…………………………………………… （204）
六 繼續走上新的革命戰場…………………………… （205）
附錄一 “九·一八”事變前后，
北平共青團組織的變動情況………………………… （208）
附錄二 有共青團員參加領導的
各革命群眾組織……………………………………… （219）
附錄三 在獄中研究成功的拼音新文字……………… （221）
附錄四 高等法院的判決書…………………………… （227）
二、白區（敵區）的秘密工作技術
一 白區（敵區）的秘密工作……………………………（233）
二 在白區領導群眾斗爭的原則……………………… （261）
說 明…………………………………………… （276）
三、日本投降前后，黨在北平的地下工作
（一）…………………………………………………… （278）
（二）…………………………………………………… （281）
（三）…………………………………………………… （288）
四、后記
冬 夜 戰 歌
──共青團北平地下活動片斷──
冬夜苦奮斗
爭得春光來
寫在前邊的話
《冬夜戰歌》所寫的，雖然只是北平地下共青團在一段時間里，在白色恐怖下進行隱蔽斗爭的一些往事，但我希望這些往事，能夠對今天正在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青年同志們，起一點積極的、有益的作用，能夠使青年們在追求理想、幸福的人生道路上得到一點啟迪。這也許是我的奢望。
所寫的都是50多年前的事情，時間相隔得太久遠了，且在地下斗爭時，為了保密，不準留下文字的東西，所以現在手頭上沒有一點過去的歷史資料，全憑腦子里的記憶。因此，在某些個別細節或具體時間上，可能會與當時的情況稍有出入，但總的情況和具體事實是真實可靠的。
本書所寫的那個歷史時期，我們的革命活動無疑會受到“立三路線”殘余的影響，表現出某些左傾情緒和盲動傾向，如舉行飛行集會等。但我回憶的是歷史事實，就應該當作歷史來看待，而不是在宣傳“立三路線”。這本來是無需聲明的。
這本書的初稿，是于1958年寫成的，當時因大躍進很忙，所以脫稿后就鎖進柜子里。不幸，在“文化革命”的十年運動中，被打砸搶分子抄走了。經過十幾年的時間，在黨組織的幫助下，費了很多周折，這份稿子終于找了回來。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吧！現在拿出來發表，有些地方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和補充。
最后，誠懇希望讀者，尤其是了解書中所寫的那個時期共青團活動情況的同志，不客氣地提出批評指正。
作 者
1985年10月
上 篇
在奮斗中
冶煉意志
第一章 黑夜探索光明
一 雨 露
1926年，我十四歲，在河北省深澤縣高小讀書。
一天傍晚，我在課堂自習。朋友李清漢（他是我的鄰村人，當時在外校任教）來找我，還帶來一個瘦高身材的陌生人。
在晚霞照耀下，我們走到校外一個僻靜的地方。李清漢說：“這是翟少池老師，我的好朋友。翟老師見多識廣，學問比我強，你有不明白的事可問他。”他向我遞了個意味深長的眼色，又說：“我找呂松濤老師有點事，你們談吧。”說完就走了。
翟少池打量了我一下，和藹地笑笑，關切地問起我的學習、生活、家庭等各方面的情況。我一邊回答，一邊猜測他的來意。我想起不久前曾問過李清漢關于“共產”的事，他給我講了一些，我仍不滿足，又向他提過一串問題。他答應以后再給我詳細講。
我想他介紹翟少池來，莫非是……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便試探著問：“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什么不同？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翟少池告訴我：國民黨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黨。這兩個黨目前結成了革命統一戰線，要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官僚、地主惡霸、土豪劣紳。他還把國共兩黨不同的最終目的向我作了解釋和說明，他講的這些新道理和新名詞，有的我過去曾隱隱約約聽說過；有的則是第一次聽說，感到非常新鮮。又急忙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如什么是資產階級，什么是共產主義……他一一向我作了解釋。他講得通俗易懂，簡明扼要，仿佛像一縷陽光，透過心靈的窗口，照到我的心上，剎時使我的心亮堂了許多。待我們談完話，已是深夜了。
分手時，他拿出幾本報刊遞給我，說我可以從這些報刊中進一步學習革命道理。但是，這些都是“禁品”，讀時一定要小心，不能讓人看見，否則有殺身之禍。我心領神會，連連點頭。
這是一個初夏的夜。災難深重的祖國正在沉睡。人們經過一天的勞累奔波已進入夢鄉。街道上寂靜無人，只有天上的繁星和地面上陣陣的涼風伴著我，我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悄悄回到了學校。摸到教室，點上蠟燭，我急不可待地打開那些報刊一看，其中有當時共產黨的地下刊物《北方紅旗》、《向導》等，還有幾本關于湖南農民運動的小冊子。這些閃耀著革命光輝的書刊，使我如獲至寶，欣喜異常，恨不得一下子都把它們看完，記到我的頭腦中去。
一連幾天，夜深人靜時，我秉燭攻讀。每夜讀完，就把它們藏到教室里那個笨重的木制講臺下面，次日夜深人靜時再取出來接著讀。讀完一遍，我渴求真理的心已深為共產主義理想所鼓舞，在興奮和激動中又讀了第二遍、第三遍……并摘記下精采的段落。在那些日子里，我似乎沉浸在嶄新的人生境界中，仿佛插上了理想的翅膀漫游。就連睡前、睡后、吃飯時，共產主義的道理依然不斷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我終于明白了窮人祖祖輩輩受窮受苦的原因，明白了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救勞苦大眾，解放全人類。同這些新思想相比，我覺得自己的腦子里太空虛了。
我猜想翟少池就是共產黨員，盼著他能再來找我，然而他卻再沒有來過。但是通過同他的那次談話和閱讀“禁書”，共產主義思想的種子已在我心中萌芽，我獨自在暗中開始了在同學中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
我在本班同學中選擇了一些可靠的小伙伴，利用各種時機，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我常常在熄燈后鉆進他們的被窩，躲過老師的巡查，悄悄地給他們講共產主義社會的幸福美景。我還將從“禁書”上摘抄的片斷傳給縣立女校的一個學生（無極縣人），由她在女生中去傳播。
在那些又激動又興奮的日日夜夜，我覺得自己一下子長高了，長大了，已經由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學生長成一個為全人類解放而奮斗的戰士了。
（注：后來得知，翟少池是當時中共順直省委的特派員）
二 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破壞國共合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上海等南方各地進行清黨，屠殺共產黨人，使勝利進行著的北伐戰爭半路夭折。
1928年夏，國民黨單獨進行“二次北伐”，打到北平、天津，代替了封建軍閥對北方的統治。縣城里一下子熱鬧起來了。縣衙門、縣議會、縣商會的旗桿上降下了紅黃蘭白黑五色旗，換上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關于“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的高談闊論幾乎到處可以聽到，這時在縣里，國民黨的反共面目還未暴露。縣里的學界、商賈人士都以“革命”為時髦，爭著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深澤縣黨部就在這一片喧囂聲中誕生了。
我校的一些老師成了新成立的國民黨縣黨部的大員。由于他們的推薦，我這個剛滿十六歲的小學生，居然當上了縣黨部執行委員和宣傳部長。當時北方不像南方，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很慢，臨時拚湊起來的國民黨還沒有多少黨員，尚無“清黨”的主客觀條件。而且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便于我用合法的身份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這是我當時之所以接受老師們的推薦的想法。
一個小學生一下子成了全縣有權有勢的人物，這成了深澤縣的頭條新聞。我那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同一大群成年人（其中多是我的老師）共事，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在。同一切初出茅廬的少年一樣，我用純真、熱烈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一切。我暗地里廢寢忘食地干著紅色工作，深信美好的社會一定會實現。
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縣城里掀起來了。我親自帶領宣傳隊活躍于街頭，演出反帝劇目，檢查日貨，動員婦女剪發、放足；組織群眾抗鹽稅，領導農民打倒土豪劣紳……
我雖當了國民黨縣黨部的宣傳部長，內心里卻自認為是共產黨員。為了便于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我用國民黨縣黨部的名義辦了一個店員工人學習班。地點設在縣城中心的宣講所。為了活動方便，我不讓其他人參加這個學習班的工作，一個人包下了全部課程：語文、算術、唱歌、體操等等。我找到機會就給他們講窮人為什么窮，富人為什么富，窮人們只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官僚、地主惡霸、土豪劣紳，才能翻身解放。店員、工人們對這些新道理很感興趣。我從他們中間選了一個出身最貧苦的學徒工（城內南大街聚義油坊的）小劉做為我的第一個重點工作對象。沒想到剛跟他談了一次有關共產黨的事，第二天他就嚇得不敢再來上課了。因為這時國民黨在南方屠殺共產黨的消息已經傳來，人們對這些傳聞感到非常恐懼。
北方新建立的國民黨，也逐漸由反帝反封建轉為反共產黨了。國民黨省黨部從天津發來的宣傳品，越來越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省黨部還不斷地發來指示，要縣黨部到書店查禁進步書刊。我經常秘密地燒掉國民黨省黨部發來的那些反共宣傳品，扣下要查禁的書單，聽任書店繼續出賣這些進步書籍。
國民黨的反動本性在北方也徹底暴露了。我與當時不少熱心投身革命的青年一樣，萬分憤慨。我在縣黨部機關的工作人員中物色了幾個關系好的同學，組織了一個沒有名義、沒有組織形式的秘密反國民黨的小組織，成員都是青年國民黨員，其中有賈振豐、彭思明、劉兆瑞，還有文廟小學一位姓范的教師。我們曾在偏僻的文廟小學聚會，分析政治形勢的發展，探討國共兩黨分裂的原因以及青年應走的道路。我們這些人都傾向共產主義，恨不得一下就能找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我戴著白帽干紅事，雖然十分保密，但別人看我表現的總還是與縣黨部其他領導人有所不同，可能對我有懷疑了。
在縣城，土豪劣紳們的反共氣焰甚囂塵上。深秋的一天早晨，我正在辦公室讀書，忽聽門外人聲鼎沸。出門一看，縣黨部大門外擠滿了鬧鬧嚷嚷的縣立女校學生。見我出來，有人領頭高呼：“張青甫是共產黨！”“打倒張青甫（我原名叫張青甫）！”“打倒……！”女生們瞪著眼，揮舞拳頭叫喊著，氣勢洶洶，如臨大敵。對此情景既可惱又可笑。我心里清楚，她們是受反動校長操縱的。我不動聲色地站在那里，待她們喊夠了，我即耐心地規勸她們不要上壞人的當，趕緊回去好好讀書。她們見我泰然自若、理直氣壯，沒有絲毫畏怯的樣子，便泄了氣，向后躲閃著走散了。
縣里的土豪劣紳受反共浪潮鼓舞，秘密串聯到北平去，聯名向國民黨在北方的最高領導機關張繼和李石曾主持的“北平政治分會”告我的狀，說我太年輕，思想左傾，很可能就是共產黨，要求將我清出縣黨部。
此時，南方國民黨新軍閥正在進行激烈爭奪權利；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倒蔣戰爭”也在醞釀之中。時局越來越黑暗、動蕩、混亂。
1929年的冬天到來了。我目睹國民黨日漸反動、腐化及土豪劣紳的猖狂，認清了三民主義不過是他們的幌子。我自己覺得自己簡直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我經常想到翟少池，他在哪里？有時，夜不能寐，望著群星閃爍的夜空苦苦思索：到哪里去找共產黨的組織呢？……猛然心頭一亮，想到了賈振豐。從我和他的書信來往中感到，他可能是共產黨員。不久前，他因鬧學潮被保定二師開除了，后又轉到通縣河北省立第十師范。我何不到北平去？對，到李大釗率先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地方北京去找共產黨的組織！
三 出 走
決心下定，我開始暗暗地為出走進行各項準備。
縣黨部宣傳部有個叫張玉華的女干事，是保定女師畢業的，為人熱情、善良。她的男朋友劉澤如，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工作。平時她待我像大姐姐一樣，她和男朋友來往的信件常給我看，她對我的思想傾向也早有覺察。當我婉轉地把自己出走的想法告訴她時，她立即答應托劉澤如照應我，并在次日為我寫好了拜托劉澤如的信。
我在縣黨部每月的薪水是四十塊白洋，除自己用和補貼家庭外，還積攢了一些。我把這些錢和剛拿到的一月份的薪水帶在身上，備好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等待時機出走。
白天，我若無其事地在縣黨部工作，除張玉華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有要出走的打算。為了保密，我甚至沒透一點兒風給自己的父母。
1930年剛過元旦，神不知鬼不覺，我悄悄離開了深澤縣國民黨縣黨部，坐馬車到定縣踏上了北上的列車。這時，我是去尋找光明，絲毫沒有那種感傷的離愁別緒，而是極度興奮。我深信自己選擇了一條唯一正確的光明大道。別了，縣黨部內的幾位同志！別了，生我養我的父母！別了，親愛的故鄉！我就要走向嶄新的生活。我去尋找光明；光明在等待著我！
第二章 地下革命斗爭的開端
一 劉澤如
火車在晨曦中到達了北平前門車站。我一下火車，映入眼簾的是人聲鼎沸、萬頭攢動的人群，像一條黑色的河，緩緩地向出口流去。我從未見過這么多的人，我已進入新天地，精神格外振奮。
出站后，雇了一輛洋車，直奔德勝門內羊房胡同三十六號劉澤如的寓所。
坐在洋車上，我無心看馬路兩旁的街景，心里只想著見到劉澤如說什么？說到北平來干什么？……
我很順利地找到了劉澤如，他一點兒也不像我原來所想的那樣──典雅的學生模樣。相反，他衣著樸素、舉止穩重，宛如一位和藹可親的兄長。他的老家在農村，北平只他一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下來，很快就同他處熟了。他為人老實、正派，平時不多講話，對黨派沒興趣，不多談政治。當時他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工作。有時談到他的業余研究題目則滔滔不絕。那時，他正業余研究“愛情心理學”，每有所得，便喜形于色，侃侃而談，兩眼發光，神采飛揚，沒有我插嘴的余地。
我剛到北平時，劉澤如一心鉆研學問，對國民黨不滿，但對共產黨也不想多了解。他熱情接待我，完全是由于張玉華的介紹。可是不久，我們倆也成了朋友。他知道我在北平舉目無親，對我很是照顧。后來，漸漸有人來找我了，而且越來越多，特別是有個他過去的學生，當時在北師大學習的余志遠有一次來找我；他早就懷疑余是共產黨員，因而他也就猜到了我的政治身份。但他并不因此疏遠我，反而為我提供方便。他獨身一人，住三間北房。院子的大門口住著一位賣紙煙、花生、糖果的老太太。劉澤如出錢，老太太供給他開水，雙方關系處得不錯。這里比較僻靜。后來，在我離開北平以后，劉的寓所就變成了團中央和團省委的聯絡點。
我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最艱險的日子里，劉澤如始終像一位慈愛的大哥哥，常常從生活上關心我，經濟上補助我，工作上幫助我。沒有他的幫助，在那樣艱險的環境中，我能堅持兩年多的地下革命斗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影響下，劉澤如于1932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即放棄了自己熱愛的研究課題和報酬優厚的工作，被黨省委派往束鹿縣，后來又調到山東省工作，在那里被捕入獄。他忠貞不屈，經受了嚴酷的獄中生活考驗，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才出獄，去了延安。建國后，在陜西師大校長的崗位上去世。
二 尋 覓
我一到劉澤如家住下，就立即通過他托人尋找職業，同時秘密尋覓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1930年初春的北平，政治動蕩，經濟凋敝，失業人員很多。一般人要在這里找職業是很不容易的。劉澤如為我四處奔波求告。他曾托過絨線胡同小學教師劉墨珠，也托過醫學院的教師郭植三，還托過孔德小學的教師朱邁倫……求他們幫忙為我找個抄寫或打水掃地的雜役工作，結果都是四處碰壁。眼看時間一天天過去，帶來的錢也快用完了，黨組織沒有找著。找工作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我焦急萬分，飯吃不下，覺睡不好，愁悶不快，思緒萬千。盡管我放棄了難得的權勢和每月四十塊白洋的美差到北平，來受洋罪，但我并不后悔。回顧自己十八年來走過的道路，我確信自己的選擇仍然是正確的。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關鍵處卻往往只有幾步。我既不愿意像父輩那樣默默忍受剝削與壓迫，怯于反抗地生活，也不愿為個人名利去浪費自己的青春，我決心跟著共產黨走，為解放全人類而獻身。我深知這條路坎坷不平，漫長而又曲折，充滿艱險，甚至可能犧牲生命，然而唯有它才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唯有它才能喚起我的青春活力，使我生活得更有意義。
盡管找不到職業，但我仍然繼續積極地冒險找黨的組織。
三 試 筆
初到北平時，我急于尋找黨的組織和社會職業，因為沒有職業，就不能報戶口，也就不能存在。每日無心游覽，沒事時便在劉澤如的屋子里看書。有時想寫點東西，又怕自己太年輕，缺乏閱歷，文字水平低，不敢動筆。于是我便留心從報紙上讀別人的文章，發現報上的一些小品，自己也能寫得出來。在一天夜里，我鼓起勇氣，決心試一試。當即寫出了第一篇文章，寄給了北平當時的一家民辦小報《實權報》。為了不暴露我當時的真實情況，寄稿時沒用自己的真實姓名，而是用了“情夫”做筆名。這是我原名“青甫”的諧音，同時也內含我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愛慕之情。當時為了保密我也未將我的住址告訴報社。
我的試作很快就在報上發表了。我大受鼓舞，每隔幾天就寫一篇寄去，也都陸續刊載了。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也記不清當時寫過的全部文章的篇名，也記不清確切的篇數。只有《母女對話》一篇尚有較深的印象，內容是寫一個悲慘死去的工人的妻女，因生活無著，掙扎度日，深夜不寐，互訴曲衷。對話表現了窮人對生活的絕望以及對當時社會的不滿。當然，表現手法是隱諱的。這樣既表達了我的思想意圖，而又不致招來橫禍。其余文章的主題含意也都是誘發讀者思考當時社會的黑暗現象，暗示那個吃人的社會終將要被埋葬，人類光明的前途必將到來。
這種因試筆而進行的宣傳工作，多少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后來由于我忙于紅色革命互濟會和共青團的工作，同時也怕寫稿多了，引起敵人的注意，不利于地下革命活動，因而寫了一段時間后，就適可而止了。后來“實權報”因久不見我寄稿去，特地在該報上刊出一封給“情夫”的信，感謝我為他們寫了不少文章，還希望我能繼續給他們撰稿呢。
四 參加紅色革命互濟會
我終于找到了黨的外圍組織──紅色革命互濟會。那是我到北平后最愉快的一天。
我是通過同鄉的關系找到了賈振豐同志。他把我介紹到了紅色革命互濟會。賈振豐是我小學的高班同學，1928年暑假也曾在深澤縣國民黨部工作過一段時間。他思想激進，熱情果敢，曾參加過我在縣黨部內組織的秘密反國民黨的小組織，從那以后，我們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過暑假不久，他就回保定省立第二師范繼續上學了。后來，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遂轉入通縣省立第十師范。這時他名為學生，實已成為職業革命者。當時他住在北平騾馬市大街的直隸會館。自從他離開深澤縣后，與我時有一些通信聯系，但因他無固定住址，我來北平后，費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他。
二月里的一天，賈振豐領我到宣武門內法學二院第一次見到紅色革命互濟會的負責人小孫。他是法學院的學生，東北人，頭發、眼珠都顯得微黃，圓臉上常掛著和藹的微笑，說話一口濃重的東北腔。賈振豐事先已將我的情況向他作過介紹，因此我們一見面，他就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表示歡迎，并且代表互濟會組織接受我為紅色革命互濟會的成員。然后他同我進行了談話。他說，紅色革命互濟會是黨的外圍組織，任務是利用各種社會關系設法援救被捕的同志，并從經濟上救濟他們的家屬。互濟會的領導和骨干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因而紅色革命互濟會也是敵人嚴厲鎮壓和破壞的對象。他囑咐我要學會秘密工作，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求得生存和發展。
我被編到宏達學院支部。記得宏達學院在辟才胡同或者附近，是一所私立學校。宏達支部的成員多是宏達學院的學生，有五、六個人。支部的負責人是鄭雅民同志，熱河人，他是宏達的學生，共青團員，為人穩重、成熟；董旭生同志也是宏達的學生，河南人，共青團員，品德高尚，對同志熱情，斗爭堅決。抗日戰爭時他改名董天知，曾任山西抗日決死隊第三縱隊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百團大戰時犧牲在太行山上。
宏達支部的同志還有：劉景明，是宏達的學生，河南人，性格開朗，不修邊幅。一九三○年他曾同我一起拉洋車，做洋車夫的工作，現在武漢某中學教書；小吳，江浙人，宏達的學生。此人文靜，服飾修整，是個白面書生，當時他的母親在清華大學任教。
互濟會除做營救和救濟工作外，還經常做宣傳和組織發展工作。前者主要是寫粉筆標語，撒傳單；后者主要是發展新會員、建立新支部。我曾任互濟會區委。記得互濟會成員還有蠶桑學校的張桂英，婦女職業學校的李秀清。幼稚師范的周崇思。翊教女中的小潘，光華女中的張桂敏。為了發展更多的青年入會，1930年暑假我還專門回了一趟故鄉。
賈振豐同志曾任中共保屬特委書記，后被國民黨逮捕，關在南京監獄，“七·七事變”后出獄，參加抗戰，后來在山東反掃蕩時，被軍區政治部誣陷為“托派”錯殺了。（此案已經中共山東省委評反了）。
五 回 鄉
一個悶熱的伏天，我帶著紅色革命互濟會的章程，以滿懷希望的愉快心情，乘上了平漢線南下的列車，返回我離別了半年多的故鄉。
我在定縣車站下車，換乘騾子車到深澤縣城。一下車，便帶著滿身征塵和汗水直奔縣教育局。去找我的高小老師──教育局長呂松濤。
呂老師見到我先是一愣，旋即大聲喊著我的名字，用慈愛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真是你啊！半年多不見，你瘦了，也黑了。”他聽說我去了北平，所以并不詢問我的去向，而是把話題一轉，問到我的幾個同學：“見到賈振豐了沒有？他是不是去通縣師范上學了？……馬健民還在不在北平？……”我一一做了回答。
呂老師是一個和藹可親，秉性剛直的舊式知識分子。他像能工巧匠珍愛自己的作品一樣，珍愛自己的學生。他真誠地希望自己的學生將來成才。我是他的學生，然而一九二八年在深澤縣國民黨部工作時我曾是他的上級：我任宣傳部長，他是宣傳部的干事。當時他已年近三十，我則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我覺得呂老師和我的這種上下級領導關系不合適，于是我便將他介紹到縣教育局去當局長。他對我的思想傾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我相信他絕不會出賣我。
關于往事的交談告一段落，我便向他提出了要求：“呂老師，我想在這里印一份東西，不知是不是方便？”
他躊躇片刻，答道：“方便，可以。”說完便出去把鐵筆、蠟紙、鋼板和油印機一起全給我找了來。
我連忙稱謝，并立即動手。在他的辦公室里，我完成了翻印《紅色革命互濟會章程》的任務。
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將印好的“章程”小心地藏在書包里，告別了呂老師，大踏步朝城東約十華里的武羊鋪村中的家走去。
掌燈時分，我突然出現在父母弟妹們面前，全家人又驚又喜。半年前，我是秘密離開縣黨部的，這次回來也是秘密的。父親對我拋棄了有權有勢的職務到北平去謀事，不太理解，但事已過去，也就不再多問。母親陪伴著我，似乎怕我再走掉。我看到父親額上新添的皺紋，不由得一陣心酸；但我想，我出走，是為參與解放全人類的事業而離開父母家庭的，可說是對得起他們，因而思想上也還是愉快的，未感到有內疚。
第二天，我請父親把我小學時的幾個同學找到我家。晚上，他們陸續都到了。其中有彭思明、范文興等。學生時代，這些同學都有遠大的志向，都曾想為國為民干一番事業。如今一見面，大家親熱異常，熱烈地談起了學生時代的往事，年輕人禁不住熱血又沸騰起來。我乘機告訴他們，我已經找到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接著又拿出《紅色革命互濟會章程》，當場發給他們。他們看后十分高興，表示愿意參加互濟會，我代表互濟會組織接納他們入會，并約定了我回北平后的聯系方法。
這樣，我順利地完成了回鄉發展組織的任務。
六 愛 情
由故鄉返回北平時，我繞道正定去上火車，為的是會見正在正定省立女子師范讀書的袁俊竹。我們相愛將近兩年了。
她有十六、七歲，身材面貌就像她的名子那樣美，勤奮好學，為人正直，話不多，是個十分引人愛的女孩。
一路上我心緒不寧：她現在怎樣了？會放棄學業，隨我到北平去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嗎？不去又怎么辦？對于一個女孩子，出走是需要更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的！
到了正定，不便直接去學校找她，我就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客店住下，托人送信給她。
她看到信后，喜出望外，心砰砰跳，心想：終于等到了今天，難得的“見面啊！”沒再多思考，她立刻就來了。一見面，我們都有些靦腆拘束。我們雖然相愛兩年，早已“私定終身”，但兩人面談卻還是第一次。以前她在深澤縣立女校讀書時，我曾遠遠地見過她幾次，當時的社會風氣還不允許我們相會。兩年來，我們之間的感情信息都是用書信傳遞的。經過長時間的甜蜜通信，雙方的感情已達到渴望結婚的程度。
想當初，我的班主任老師吉佑民曾親自出馬為我做媒。誰知老師一到她家，就被她那開雜貨鋪的父親給頂了回來。那小業主一心想向上爬，根本看不起我這個光桿政治家。他想把女兒嫁給殷實富戶，指望靠女兒的婚姻給他帶來榮華富貴、生意興隆。然而，她父親的拒絕并未能動搖她的決心，她繼續同我通信，而且仍和以前一樣，每封信上必畫上她心愛的花朵。有次，不小心，她把給我的信掉到了大街上，不巧，讓縣公安局的人揀到了，一下子，這事成了全縣的頭號新聞：“女校的一個學生愛上縣黨部宣傳部長張青甫了。”她父親聽到這個傳聞，覺得臉上不好看，態度就更堅決，不同意他女兒和我結婚了。她要我想出對付她父親的辦法。我出走北平后，她考到了正定省立女子師范，離開了她父親的監視。現在，她是自由的，只要她堅持……，想到這里，一股幸福的激流涌上我的心頭。
在短暫的幸福回憶之后，我充滿期望地對她說：“……跟我到北平去吧。到那里咱倆一起干革命。國民黨的日子不會太長了，眼前這個黑暗的社會也注定不會太長。跟我一起加入共產黨的隊伍，去為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階級的新社會共同奮斗。我是特意繞道來正定接你，去吧！我們一起……”。
她沉默了片刻：“我沒有想過這些。我只想上完學，當個老師，教好學生，也算為大眾盡一份力量。你也別在外邊受苦了，多么危險。回來吧！我們一起讀書，‘結婚’，將來……，我希望你……”她有點痛苦不安的樣子。
一盆涼水猛地潑到我熾熱的心頭。出乎意外，我驚呆了。我的心雖然涼了半截，但我仍然熱情而耐心地給她講青年人應為真理獻身，苦難的祖國急需我們去奮斗的道理。她聽完了我的話，一言不發，有點發呆的樣子……
經過一段難捱的沉默，我對她說：“我是鐵了心在外邊干革命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動搖，你既然不愿去，我也不勉強你，咱倆也只好各走各的路……”
“你說什么！？”她哭了。
“除非你跟我一起走”。
“不，你回來！”
此時，她兩眼滿含嬌嗔和怨恨凝視著我，我背轉身去，斬釘截鐵地說：
“我絕不能回來，除非中國革命成功。”
沉默良久，她哭著走了……
我的心劇烈地震蕩，久久不能平靜。我想起了曾背誦過的那首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寫下這首不朽詩句的匈牙利革命詩人，想必也曾為革命犧牲過愛情。對于一個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的人，男女之間愛情永遠不能與革命事業相比，愛情應當居于從屬地位。
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由于地下秘密工作紀律的需要，不允許同與革命工作無關的人保持通訊聯系。從那以后，我和她雖心有余情，但再也沒有通過一封信，直至永遠，留下純真的回憶。
第三章 “洋車夫”和“大學生”
參加紅色革命互濟會后，組織上決定派我去拉洋車，以此為職業掩護，開展洋車夫工作。
當時，互濟會的負責同志對我說，在北平產業工人很少，洋車夫倒有好幾萬。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受壓迫最深，反抗性最強，對革命來說，在勞苦大眾中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黨歷來重視洋車夫工作，曾在洋車夫中發展過組織，建立過黨、團支部，還組織過赤色洋車夫工會。1929年10月，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幾萬名洋車夫舉行過罷工，不幸慘遭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許多洋車夫被捕、被逐，有的被殺，黨在洋車夫中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急需派人去重新開展工作，發展組織。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
他還說，對于像我這樣稚嫩的小青年來說，這可是一種嚴峻的考驗。拉洋車不僅是又苦又累，還常受警察的欺侮打罵，遭市民們的白眼。因此，去作洋車夫工作必須忍辱負重，為革命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
最后，他讓我好好想一想再答復他。我說：“我早就考慮好了，怕苦、怕累、怕死我就不來北平找組織了。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叫干什么我都愿意。”
當洋車夫困難是很多的，一要有鋪保，才能在洋車場租上車；二要有家眷，才能在街道上租到住房，到派出所報上戶口。鋪保、家眷我都沒有。后來總算找到一個洋車夫同志給我做保，勉強在西南城角太平湖附近的一家車場租到一輛破車。家眷問題則無法解決。最后，我只得以北京大學學生的名義在辟才胡同租了一小間民房住下，到公安派出所報了戶口。這樣一來，我就不得不“一身二任”，既當洋車夫，又充大學生了。
我的新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一家臨街的成衣鋪后院，是一間極簡陋的斗室。我每次出入都要經過成衣鋪的門面，頗為不便。然而小后院卻還僻靜，除了我租住的那間小屋，僅在東南角有另一間小屋，不常住人。
我把自己的小屋布置成典型的“不正經”窮大學生寓所的樣子。桌上攤放著講義和幾本應景的書籍、用具，床上鋪著極簡單的被褥。為著迷惑敵人，墻上貼一些性感的書畫和女電影明星的照片，枕頭底下還放上幾本見不得人的“黃色書刊”。
一 化 裝
為適應雙重身份，每天我都要化兩次裝。清晨，我從自己的小院走出來時，身穿藍布大褂，邁著輕快的步子，儼然像是一個大學生。走出成衣鋪后，我便由大街到小巷，出一個胡同進另一個胡同，一邊串游，一邊瞧機會進行第一次化裝。先把藍大褂脫下來搭在肩上，若無其事地走著，等沒人注意時迅速將大褂擰成麻花狀圍在腰里，藏在短褂底下，照樣往前走，拐進另一個胡同。審視遠近沒人注意，又從衣兜里掏出帶子，扎上綁腿。最后，再從腰里取出毛巾拿在手里，趁沒人注意時包在頭上。這樣，“大學生”就變成了“洋車夫”。甩開大步直奔車場，拉出洋車，走上街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總是天剛亮就起床，上街。趁街巷里行人稀少，進行化裝，不然，在大庭廣眾之中化裝，就容易惹人注意，帶來意外的危險。
夜晚交車后，在回寓所的路上，我又開始了一天中的第二次化裝。將早晨的化裝次序顛倒過來，回到住所門口時，我又變成了一個“大學生”。
夜幕是很好的掩護。所以，晚上這次化裝，不像早晨那樣精神緊張。然而，北平的夏夜是迷人的。居民們有在街頭納涼的習慣。吃完晚飯，三個一群，倆個一伙，帶上木制小板凳，拿著蒲扇到胡同口或路旁閑聊，有時直到深夜。此外，這時巡警、便衣特務也更頻繁地出入街頭巷尾。這第二次化裝雖有夜幕的掩護，也絕不能掉以輕心；謹慎小心仍是必要的。
我拉洋車的那些日子里，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天兩次化裝必不可少，是一件很費精力的事。化裝時每一動作都不能讓路人產生懷疑，上一個動作和下一個動作要有時間間隔，不能連續作，以免暴露，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慌，必須鎮靜、沉著，從容自然。
在房東面前，我是一個窮大學生。只有簡單的行李、生活用具和一些書籍、講義及一件舊藍大褂。這樣，既符合我的實際經濟狀況，又便于化裝──窮大學生和洋車夫在穿戴上差別不是很大的。
拉洋車歇班時，我便挾著講義去大學假裝聽課、找人，或去閱覽室看報。為了迷惑敵人，裝成一個真大學生的樣子。我弄到了好幾個大學校徽、講義。到哪個學校，就戴上哪個學校的校徽，拿上哪個學校的講義。那時候，各大學管理上很松，出出進進沒人過問，掛名的學生很多，學生繳了學費，幾個月不去聽課是常有的事，教師也不過問，校方也不檢查。我就利用這個客觀環境來掩護了自己的革命活動。
二 考 驗
我永遠忘不了開始拉洋車時的情景。
一個暖融融的春日。我一大早就到洋車場，架出洋車，興致沖沖地拉了起來。為省錢，租的是一輛破車，拉起來自然很吃力，好像是后邊有人拖著我的車。我學著其他車夫的樣子，躬著身子，用力向前拉。笨重的車身卻不聽使喚，忽而猛向前沖，忽而又向后拽，忽而左右搖擺。我好像拉著洋車在馬路上扭秧歌，險些翻了車。這時，我心慌了。
汗水從我漲得通紅的臉上流淌下來，貼身的衣服潮濕得如沾在身上一樣。我在西單，看車水馬龍，行人繁多，后邊跑來的洋車夫一個個從我身邊過去。看他們駕著洋車那么輕松自如，我心里又急、又氣、又擔心。急的是自己空車都拉不穩，若有客人坐在車上，如何是好？氣的是自己滿十八歲了，在縣黨部時吃的那么好，現在身體還這樣不爭氣；擔心的是怕露了馬腳，引起敵人的懷疑，那就糟了。
我暗暗地安慰自己：對于我這樣稚嫩的小青年來說，拉洋車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萬事開頭難，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沒有闖不過的難關。想到這里，我的勁頭又鼓起來了。
離我不遠，有個洋車夫正同顧客討價還價。我把車停在路邊，默默觀察著。正看得出神，忽聽有人對著我喊道：
“喂，洋車！到絨絨胡同多少錢？”
我一看，叫車的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心里不由得一陣喜悅，又有幾分緊張：絨絨胡同離這里不遠我知道，這老太太作為我的第一個乘客，倒滿合適的，但我沒有把握能順利地把她拉到她要去的地方，一邊想著，一邊同她講價，很快便講妥了。我拉著她小心翼翼地上了路。
開始，我很緊張，越想拉穩點兒，車越晃得厲害。我真擔心翻了車把老太太摔下去，心好似堵到了咽喉上。幸好這老太太很善良，看我出了一頭汗，忙叫我慢些跑。我漸漸也就不那么緊張了，車子也平穩了一些。好不容易把她拉到了絨絨胡同，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有次，在西單商場出口處，停著好幾輛洋車。一個年輕健壯的洋車夫正低頭侍弄他那輛嶄新的洋車，其余的洋車夫有的縮在車上曬太陽，有的在天南海北地聊天。好！這是個觀察、接近洋車夫的好機會，我便拉車過去，旁聽他們聊天。
正在這時，又來了要車的顧客。一個身穿艷麗的緞子旗袍的闊小姐，身后跟著一個肥胖的老媽子，徑直朝我們走來。她們大概剛從商場出來，老媽子手里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說是要到宣武門外XX胡同。小姐用眼掃了一下幾輛洋車，一下看中了停在我旁邊的那輛新車。那個年青健壯的車夫趕緊直起身子，紫膛臉上綻出了笑容。沒怎么討價還價，闊小姐就坐上了他的新車。
提包的老媽子當然也得要一輛洋車。我一看有伴兒，是個好機會，趕緊搭訕，也顧不得多討價，便讓老媽子坐上了我的破車。
大包小包剛在老媽子腳邊放好，小姐坐的那輛新車就已出發了。我顧不得渾身疲乏，拼命追趕他們。
那健壯的車夫好似一匹高頭大馬，跑起來又快又穩。锃亮的車輪飛快地轉動，在陽光的照射下，發出一道耀眼的白光。我租的那輛洋車本來就破舊、沉重，坐上了一個肥胖的老媽子，還壓了一堆東西，拉起來就更吃力。每跑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氣。我才開始拉車，不認路，只得拼命追趕人家。兩輛車一新一舊，一前一后；兩個車夫一壯一弱，一大一小，從西單向宣武門方向跑去。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吃力的一次“負重賽跑”。論條件，我處于絕對劣勢。我幾次被那健壯的車夫遠遠拋在后邊，又幾次拼死力追了上去。不一會兒，我就累得氣喘吁吁，肺部像是要炸開一樣，心慌、腿軟，似乎再也跑不動了。然而只要一看到那锃明瓦亮的新車漸漸遠了，心里一驚，便又拼命趕了上去。
從西單到宣武門外，路并不算遠，我卻覺得漫長，沒有盡頭。跑著，跑著，全身似乎都麻木了，兩條腿好像不再是我自己的，僅僅是機械般的運動著。只有順頰而下的汗水流到嘴里，尚能感覺到又咸又澀。
當時心想：“盯住，決不能掉隊。”腦子里只有這樣一個念頭，因為我不認識路，萬一掉了隊，老媽子找不到小姐，就會暴露了我人地兩生，如果被人懷疑追根究底，那就糟了！
那輛新車終于在兩扇紅大門前停了下來。我也跟著停了車，兩手剛一放開車杷，只覺得天旋地轉，兩眼冒金星，腳下打了個趔趄。若不是我一把扶住了大門口旁邊的那座石獅子，真會一頭栽倒，那就會暴露我是個“假洋車夫”，給自己惹禍了。
我鎮靜片刻，揉了揉眼，定了定神，那年輕健壯的車夫、闊小姐和老媽子都不見了，只見車上有老媽子給我留下的車錢。我吃力地拉起車，慢慢離開了那座紅漆大門，又向前走去……
三 新車夫的困難
我最初拉洋車，除累得筋疲力盡外，還遇到過一些其他的困難。
首先是搞不清北平成千上萬個小胡同的名稱和位置。人稱北平“有名的胡同三千六，無名的胡同賽牛毛。”簡直是胡同的王國。各胡同的大小、長短懸殊很大。如南北小街或南北河沿都是長幾里地，寬能走開大車，幾乎同街道差不多；而門框胡同、鳥槍胡同……長不過幾十米，狹窄得幾乎僅能通洋車或只能容行人通過。大多數胡同兩旁都是青灰色的平房和大小不一的門洞，雷同得使初到北平的人難以辨認。我初拉洋車時，常被這些數不清的胡同搞得暈頭轉向。最頭疼的是顧客要去找我沒聽說過的胡同，那就必然要問路。很怕弄不好碰上特務，暴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此，我盡量不單獨攬座兒，遇到單人顧客要去找我不認識的胡同，我就漫天要價，把他氣走。若遇同時要二、三輛車的顧客，我就主動招攬，價錢低些也不在乎。這樣一來，雖然我每天很累，收入卻少得可憐。但為了長期隱蔽，求得生存，以利于開展工作，我又必須這樣做。
記得第一天拉車，由于我對洋車上各部分的功能全無所知，差點兒漏了餡。那天天黑后，我看見別的洋車上都亮起了電石燈，于是我也想把自己車上的燈點上。誰知我擺弄了半天，怎么也打不開燈罩，找不到點燈的地方，急得我滿頭大汗，圍著車燈轉來轉去，也不敢去問別人。無奈，只好提前收車回場。
老板娘如數收了車份（車租），很奇怪地盯了我一眼，懷疑我為什么這樣早就收車。大概由于我是第一天租她的車，人不熟，因而她什么也沒說。
轉眼到了仲夏時節。一天，天剛擦黑就下起雨來。陰云密布，電閃雷鳴，看樣子短時間雨不會停下來。我把車停在路旁，想支起車上的雨蓬，左拉右拽，怎么也支不起來。擺弄半天，我全身都淋透了，車座兒也濕漉漉的。拉座是不成了，只好冒雨收車。
回到車場，剛把車放下，老板娘開腔了：“下雨天正是叫座兒的好時候，你怎么反倒早收車了？”我只好推說肚子疼，搪塞過去了。
當然，無論收車多早，車份兒是一個子兒也不能少繳的。
沒過多久，我大體上記清了北平主要胡同的名稱和位置，學會了點電石燈、支雨蓬，還學會了怎樣均勻地使用力氣拉車，再也不像最初，拉不了多遠就上氣不接下氣了，也不再拉著車在馬路上扭秧歌了。我也學會了如何同那些有錢的顧客和油滑的小市民討價還價，以及如何對付挑疵的老爺、太太、小姐。春天的風沙，吹粗了我的皮膚；夏天的太陽曬黑了我的臉。我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汗流夾背地奔跑在大馬路和大街小巷。工作和生活，使我熟悉了北平市民們的生活和心理，尤其是那衣衫襤褸的社會最底層的苦力──洋車夫。這些都為我做地下革命工作創造了條件。表面看上去，我活像一個真正的洋車夫，使我能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應付自如。艱辛的生活磨煉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更加成熟了，更堅定了解放全人類的信念。
四 一塊銀元險惹風波
舊社會，拉洋車是為人當牛做馬，被人瞧不起。我拉洋車時，常遇到市民們鄙夷的目光。他們有時無端猜疑，認為洋車夫是不守本分的受苦人。一次，為了一塊銀元，就險些惹起一場風波。
那是一個秋老虎的天氣。我由于一門心思做洋車夫們的工作，一個上午也沒掙到幾個錢。中午的太陽越發顯示它的威力──光是毒辣的。我渾身燥熱，饑渴難忍。從早起來，滴水未沾牙，我決定到宣武門內馬路邊的飯攤上吃頓午飯。
我把洋車停在馬路邊，一邊朝飯攤走去，一邊不自主地將手伸進褲袋，摸到上午掙的幾個錢。顯然，這點錢不夠吃頓午飯。我又把手伸進內衣貼身的口袋，那里面藏著劉澤如同志給我的一塊銀元，是我帶在身上以防萬一時備用的。我用手攥住那塊汗漬漬、濕熱的銀元，心里猶豫了一會兒，才下了決心：“必須吃飯。再不吃飯，下午拉車就跑不動了。”當時，我根本沒想到用銀元買飯吃會引起麻煩。
宣武門內馬路兩旁是北平飯攤較多，小商業繁華的地區之一。這里，五花八門的貨攤、飯攤連成一片，熙熙攘攘的顧客川流不息。攤販們的叫賣聲抑揚頓挫；討價還價的吵嚷聲此起彼伏。兩種聲音混合成雜亂無章的合唱。正午時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花花綠綠的貨攤，而是散發著家常飯香味的飯攤。他們的灶具都很簡單，往往一輛手推車就能放下，或一付擔子就能挑起，每到一處，支起布棚，搭起簡易爐灶升起煤火，架上鐵鍋，擺上矮條桌、條凳，現做現賣。飯攤還都生意興隆。他們的飯菜大眾化，比飯館便宜實惠。每個飯攤都圍著一群吃飯的顧客──大多是苦力和城市貧民。
這些飯攤雖然灶具簡陋，但經營種類卻很齊全：大餅、油條、小米粥、豆腐腦、面條、饅頭、花卷、餡餅等等。每個飯攤的主人，往往只有一、二人，或夫妻，或父子，或師徒，一個人邊做邊叫賣，一個人照顧顧客。我餓極了，徑直走到一個最近的飯攤前，買了大餅和小米粥，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熱乎乎的大餅和小米粥下了肚，額頭上頓時滾下汗珠，饑餓感被一種飯后的舒適感代替。我站起身，從衣袋里摸出那塊銀元，遞給老板，等他找錢。
那老板是個精干的中年漢子，見我起身，便過來熟練地報了帳。一見我遞過去的是一塊銀元，小眼睛眨了幾下，接了過去看了看，掂了掂，卻并不立即找錢，而投向我的卻是一種懷疑的目光，好像在說：你一個臭拉車的，哪兒來的銀元？會不會是假的吧？然后他拿起銀元，“啪”地一聲把銀元摔在案板上，再撿起來拿到耳邊聽聲兒。他這樣摔了聽，聽了摔。然后又將銀元放到嘴前，憋足氣猛力一吹，迅即放到耳邊細聽。這樣又反復了幾次，同時一對小眼睛不停地轉動，一會兒盯著那塊銀元，一會兒又從頭到腳打量我。他的舉動引起了周圍顧客們的注意，許多人湊上來，一邊看，一邊悄悄議論，有人還對我指指點點，那神情分明是渴望看一出好戲。
我看到這情景，內心有些緊張，怕因這一塊銀元引起麻煩，暴露身份，悔不該拿出這一塊銀元來吃飯，臉上卻沒流露出一絲一毫驚慌。“沉住氣，千萬不能慌。”我暗暗對自己說，很快就鎮靜下來。
那老板把銀元摔了好一會，又聽了好一會，他大約耳不聾，確信銀元是真的，才慢騰騰地給我找了錢。他的舉動使我憋了一肚子氣，但也只好裝成一副老實、厚道、逆來順受的樣子，我接了錢，在眾人的議論聲中離開了飯攤。
我很慶幸沒鬧出更大的麻煩。在那種嚴酷的白色恐怖統治下，北平國民黨的特務、暗探滿天飛。倘若遇上一個，肯定會刨根問底、追查銀元的來歷。那時，一般的洋車夫每天掙的錢填飽肚子都困難，有多少人能有一塊銀元呢？
當時我回想：在縣黨部時，一個月我是拿到四十塊銀元，很輕松，沒有任何困難，只有足夠的享受。現在在馬路上當牛馬，緊跑一天，累死累活，連一頓飯錢都掙不上，到北平來后悔嗎？不，絕對不！為革命頭可斷，血可流，受這點罪算什么呢。
五 街頭慘景
北平的洋車夫大多數是北平附近的破產農民、失業工人和小職員，以及城市無業貧民、退伍軍人、逃兵……，這些人被生活所迫，無其它出路，不得不到街頭當牛做馬，賣苦力。他們每日在街頭忍受嚴寒酷暑，收入微薄，食不果腹，度日艱難。二十年代末，北平有了公共有軌電車。它奪走了洋車夫的大量乘客，謀生更加艱難了。連年的軍閥混戰又使大量農民破產，逃兵大量增加，他們潮水般地涌進了洋車夫的行列。洋車場的老板乘機提高了車租，洋車夫的生活就更加痛苦不堪。他們往往拉一天座，流許多汗，掙的錢除交車租還不夠填自己的肚子，買兩斤雜合面養家糊口的愿望常常落空。有時運氣不好，拉一天車掙的錢甚至不夠交車租，吃飯的欲望只有在睡夢中滿足了。大凡無其它收入的洋車夫，都是饑一頓，飽一頓地過活，掙來錢就吃一頓，掙不到錢就餓一頓，胃病是洋車夫中最常見的“職業病”。
牛馬不如的生活，使許多年輕力壯的洋車夫早早失去青春，未老先衰；又使多少老、病、弱的洋車夫淪為乞丐，或在帶病拉車時慘死街頭。許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諸病纏身的洋車夫，無錢看病，無錢充饑，無錢養家，被迫帶病到街頭當牛馬，掙扎在死亡線上。街頭常有這樣的慘景：面容憔悴不堪的洋車夫，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彎著腰，吃力地拖著洋車往前跑。跑著跑著，只聽“撲通”一聲，洋車夫油盡燈滅，撲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這樣倒下的洋車夫，有病死的，有餓死的，還有曬死、累死的……
沒人統計過，當時北平街頭這樣突然慘死的洋車夫究竟有多少，黑暗的舊社會，所吞噬的窮苦大眾的人數也是無法計算的。革命者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冒著風險，含辛茹苦，做牛做馬，為的是早日砸碎這個吃人的舊世界，使窮苦人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為此，每月四十塊白洋的優厚報酬和縣黨部宣傳部長的職位打不動我的心。拉洋車奔命北平街頭，做地下革命工作冒生命危險，我甘心情愿，從未反悔過。回想當年，洋車夫在馬路上奔馳流汗，與命運搏斗的慘景，寫下了一首詩，只此一點，即可見一斑。
夏日炎炎似火燒，車上胖佬把扇搖；
馬路曬得軟如泥，車夫赤腳拼命跑；
胖佬吼叫“快！快！快！”車夫大汗如雨澆；
忽聽喘聲變慘叫，車夫撲倒命終了！
我這個“洋車夫”，當然也受到同樣的苦難，但是我：
不怕酷暑熱汗澆，任憑胖佬高聲嚎；
天大困難能克服，萬般辛苦也能熬；
為黨當好“洋車夫”，個人艱危拋云霄；
佯為富人做牛馬，實為中華紅旗飄。
六 洋車夫的貧民窟
一次，我去找一個新發展的共青團員洋車夫同志談工作，來到西南城根太平湖附近的洋車夫聚居的貧民區。它在民國大學北邊不遠的地方。這里是頹傾的破屋，骯臟的小巷，橫溢的污水，嗡嗡叫著的蒼蠅群……一幅貧窮破敗的景象。蓬頭垢面的女孩和赤身露體的男孩從我身邊走過。他們正是應該受教育的年齡，卻不得不挎著破籃子去揀煤核、拾破爛。這些不幸的孩子，從來到人世間的第一天起，就同父母一起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扎著。
洋車夫的小屋低矮、陰暗，冬天難擋嚴寒，夏天不蔽暑熱。有些人口少、體力壯的洋車夫，家里還勉強看得過去。大多數洋車夫家沒有什么像樣的家俱，沒有完好的被褥，只有一些最簡單、最粗糙、最陳舊、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灶具。我去找的那位洋車夫同志家，連灶具都沒有，名副其實的“一貧如洗。”
這位同志是單身。一個人住在一間透風的小屋子里。屋子也就是三、四平米，進門就是土炕。炕上既無炕桌，也無鋪蓋，甚至連張炕席都沒有。光禿禿的泥土炕上，只有一端放著一塊磚頭。小屋的主人說，這磚頭是他的枕頭，他每晚都是躺在土炕上，枕著磚頭睡覺的。躺在炕上，可以從屋頂的縫隙中看到天上的星光。冬日的寒風，夏日的雨常常穿隙而入，搞得人睡不好覺。盡管如此，這比露宿街頭到底好些，但有的地方又不如露宿街頭。他說，一天勞累回來，就指望枕著磚頭睡個舒坦覺，然而這炕太小，伸不開腿，一年四季當“團長”。說到這里，他露出苦笑，把話岔開了。
過一會兒，我又打量這間小屋：土炕三面都頂著墻，另一面直沖著門。這位同志中等身村，直躺在炕上還伸不開腿，這哪里是住人的房子，簡直是一只側面開口的木箱子。這位同志長年累月住這種地方，他接受革命思想是很自然的。整個舊社會正像一只悶人的大箱子，不打碎它，勞苦大眾就不可能直起腰來過人的生活。
望著箱子一樣的小屋，光禿的土炕，我深深體會到中國革命的偉力所在：這些在非人處境中過著悲慘生活的勞苦大眾，一定會覺醒，一定會在黨的領導下，匯成一股沖毀黑暗社會的強大洪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
談完工作，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禁不住思潮澎湃，想了很多。后來，我還常常想起那間小屋和土炕，曾寫過幾句順口溜表達自己的心情：
權將斗室當爐膛，破屋土炕煉純鋼；
橫豎直躺難伸腿，頭枕“堪察”①腳“好望②”；
仰望星空心難靜，戰勝黑夜迎曙光。
注：①堪察──指蘇聯的堪察加半島。
②好望──指非州的好望角。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指頭在東北角，腳在西南角，即躺成對角線。因直躺難伸腿。亦有身居斗室，胸懷世界之意。
七 打警察
舊社會，警察是維護反動統治階級的工具之一。他們同洋車夫之間存在著矛盾，有時還很尖銳。當時，舊社會許多人看不起洋車夫，警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是說他們破衣爛衫有礙市容，就是說他們到處妨礙交通。遇有顧客同洋車夫發生爭執，警察往往不問青紅皂白，上來先將洋車夫劈頭蓋腦地訓斥一頓。洋車夫如若申辯，立刻就會遭到一頓痛打。洋車夫是兩頭受氣，有苦無處訴，有理無處講。時間長了，洋車夫們的怨與恨越積越深，同警察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銳。
有時，洋車夫忍無可忍，便串通起來，乘警察不備，瞅準時機一踴而上，將某個警察痛揍一頓，然后迅速四散，待挨了打的警察吼叫著聚眾報復時，洋車夫們早已無影無蹤了。正是：
車夫弟兄巧安排，你一拳來我一腳；
打得鼻青臉又腫，警察無奈苦求饒；
待到“救兵”撲來時，車夫四散影難找。
洋車夫人多，流動性又大，往往在東城打了警察便到西城來拉車。車夫行動迅速，警察猛然挨了打，過后無法辨認打手是誰。洋車夫們這種迫不得已的自衛，“打了就跑”的戰術，往往使蠻橫的警察也無可奈何。
洋車夫們沒有文化，一般來說政治覺悟很低，認識不到他們真正的敵人是國內剝削階級和國外帝國主義，他們所直接看到、感到和所痛恨的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這些警察。因而，要啟發洋車夫的階級覺悟，組織他們同階級敵人作斗爭是一件極其艱巨而困難的任務。
國民黨政府對洋車夫的態度是偽善的。當時曾有一條法令：禁止十六歲以下的少年拉人力車。理由是少年身體發育尚未成熟，過早拉車會影響他們的發育。這法令表面上看是愛護少年，好像很講人道，實際上是極虛偽騙人的。因為那時千千萬萬的貧苦少年生活在無衣無食的赤貧家庭中，就業無門，謀生無路，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的少年被凍死餓死，對他們的死活政府卻無動于衷，還談得上什么禁止十六歲以下少年拉車。車夫說這個法令是“放屁”“飽漢不知餓漢饑，他們敢情是吃飽了，喝足了，我們不拉車吃什么，難道叫我們活活等死不成？”這種虛偽的、吃人的人道主義引起了洋車夫們的憤怒。
八 做洋車夫工作的困難
我拉洋車不久，就逐漸熟悉了環境和工作，開始有步驟地接近洋車夫，做洋車夫的工作。
工作很不順手。洋車夫們雖然苦大仇深，但教育他們，組織他們卻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城，誰干革命都要冒生命危險；另方面，則如前面談過的，洋車夫成份復雜。他們既有接受革命思想的基礎，又有各自多方面的弱點：散漫、狹隘、自私、地方觀念、愚昧、落后……猶如一盤散沙，很難捏在一起。
洋車夫中無形和有形的幫派團體也比較多，大多以地方鄉土和江湖義氣為基礎，帶有封建性質。洋車夫們政治覺悟較低，又為生活所迫，往往相互間視為競爭對手，有時為爭顧客吵罵不休，甚至動手。
洋車夫散漫的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他們的勞動方式。他們不像產業工人，能集中作業。相反，他們分散在許多大大小小的車場中租車，分散在全城數千個大街小巷拉座兒，每個人都是獨立作業，幾乎時時都在游動。當時北平的洋車場規模都很小，大多數只有十幾輛車，有的只有幾輛洋車。有幾十輛洋車的車場是很少的。這就是說，不僅洋車夫的勞動方式是單干的，而且他們具體的斗爭對象也是分散的。這一點特別不利于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不利于組織他們的共同斗爭。
此外，國民黨的統治是無孔不入的。他們的特務工作幾乎滲透到社會一切階層和角落，洋車夫中自然也不例外。國民黨除了公開破壞我們在洋車夫中的工作，爭取和控制洋車夫，以便穩定他們的統治外；同時，他們還暗地用金錢收買洋車夫和派特務化裝成洋車夫拉洋車，來窺測、偵察我們在洋車夫中的活動。例如，王振世同志就曾遇到過這樣一個喬裝小特務，他就是被公安局收買的，專門破壞共產黨在洋車夫中的工作。
以上說的諸多困難也鍛煉了我們，使我們在工作中更加耐心、小心，特別講究工作方法和秘密工作藝術，針對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人對癥下藥。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選中了一個培養對象，剛正式談上幾句話，恰好來了顧客，他就立刻拉上車跑了，再見到他還不知道什么時候。很可能幾個月甚至一年，或更長時間再也見不到他。
晚上要到洋車夫家做工作，一般來說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洋車夫往往拉到深夜才回家，一天下來已筋疲力盡，有的獨身的回去還得自己做飯，吃完飯便迫不及待地上床睡覺了。要在這種情況下，你到他們家去做工作，還會引起反感。
要培養一個洋車夫積極分子，需克服許多困難，化費許多心血。當時北平團市委還組織過以做洋車夫工作為主的青年工人工作委員會，由當時團市委書記吳正廷（后在白色恐怖下叛變）兼任書記，我曾在青工委員會任委員。我們經常互相交流青年工人工作的經驗，總結工作，其中當然也包括研究開展洋車夫工作的切實有效的方法。
事情總是有兩面性，做洋車夫工作還是有有利因素的。洋車夫們受壓迫、受剝削、受侮辱的悲慘處境是一樣的，階級敵人是共同的，政治斗爭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之間雖有矛盾，一旦提高階級覺悟，同生共死的階級友愛還是深厚的，這是我們開展洋車夫工作的最大的有利條件。洋車夫們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他們對國民黨反動派有仇有恨，對共產黨若親若友，內心深處渴望共產黨來搭救他們。只要一旦認清共產黨、團是為他們的翻身解放工作的，他們就會親近我們，信任我們，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
經過很長時間的艱苦努力，工作局面終于打開了，洋車夫共青團支部和洋車夫赤色工會小組又重新建立起來了。新發展的洋車夫同志們，繼承了1929年罷工斗爭中犧牲的洋車夫烈士們的革命精神，帶領洋車夫們跟著共產黨繼續奮斗。
九 “洋車夫”聽匯報
1930年冬，我加入了共青團，即由互濟會轉做共青團的工作，仍繼續以拉洋車為職業來作掩護。到1931年，共青團的工作越來越多，后來，我就沒時間每天上街拉洋車了。當時組織決定，讓我專門做團的工作。然而為了工作方便，有時我仍化裝成洋車夫，拉著洋車去檢查工作或聽匯報。
那時，從外表看，我同真正的洋車夫已經沒有區別了。除裝束相同外，我拉起車來動作已經自然、熟練、敏捷，一溜小跑，又快又穩當，即便是內行人也看不出我這個洋車夫是假的。有時，為了躲過特務的眼睛，我聽下級工作匯報時，就讓匯報工作的同志坐上洋車，我拉著他一邊跑，一邊聽他向我匯報。劉景明、王振世同志都曾用這種方法向我匯報過工作。有一次，在六部口中央電影院門口舉行飛行集會，我就是拉著洋車等在電影院門口，檢查藝文中學團支部舉行飛行集會的情況。56年后的今天，回想當年的情景，還歷歷在目。當時在路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洋車夫在等著拉座兒，誰想得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洋車夫”，在檢查工作或在聽一個不尋常的乘客向洋車夫匯報工作呢？就連受過特殊訓練的極狡滑的特務，恐怕也想不到這演的是一出革命“戲劇”呢！
十 “洋車夫”的一天
我拉洋車時，每天黎明即起，深夜方歸。晚上回寓所，還要編寫、刻印“青工之友”和“洋車夫”等油印小報。生活異常緊張，精神也異常振奮，下面就是我一天生活的寫照：
（一） 化 裝
強驅睡魅迎曙光，走街串巷巧化裝。
人不知來鬼不覺，學生改扮車夫樣。
（二） 出 車
駕起洋車走出場，招攬乘客跑街巷，
車夫流汗為糊口，我為革命紅旗揚。
（三） 吃 飯
天到中午冷汗淌，腹空腿軟心發慌。
窩頭大餅吞幾口，接著拉車奔跑忙。
（四） 收 車
精疲力竭肚腸餓，回場交車好話說；
車夫再次變學生，邊走邊思夜工作。
（五） 夜 戰
深夜編寫精神旺，鐵筆做槍勝似槍。
字似槍彈射敵人，苦戰寒夜迎天亮。
第四章 讓勞動人民知道共產黨
30年代初，由于連年軍閥混戰，官僚政客大發橫財，造成經濟蕭條，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日益加深，南方在共產黨領導下，城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村農民暴動時有發生。紅軍日夜奮戰，蘇區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對此政治形勢，國民黨十分害怕，嚴密封鎖，千方百計不讓人民群眾知道共產黨和蘇區的一切真實情況。新聞界實行了嚴密的檢查制，報紙時常出現天窗；私人信件也要受到檢查；飯館、澡堂到處貼著醒目的“莫談國事”的大字戒語；特務便衣無孔不入。人民怨聲載道，但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下敢怒不敢言，此時情景，正如魯迅先生在30年代初詩中所寫的那樣：“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共青團的任務，就是反封鎖，使廣大人民群眾能聽到共產黨的聲音，使他們認識共產黨為人民和國民黨反人民的本質和區別，使他們懂得求翻身解放不能等待，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團結斗爭。為此，我們曾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開展宣傳工作。
一 粉筆生輝
寫粉筆標語是共青團最經常的宣傳方式之一。當時北平的白色恐怖很厲害，寫標語不能用紙、墨，因用紙墨寫，不但費時費事，而且還容易暴露。用粉筆寫標語，攜帶、藏匿都很容易、方便，一旦遇到敵人，可以立即丟掉，使敵人抓不住把柄。因此，當時一般都用粉筆書寫標語，寫在小胡同的墻壁上或馬路邊的電線桿上。
寫粉筆標語一般是兩人一組，一個人寫，一個人放哨。若有人來，放哨的同志便咳嗽一聲報警。寫的同志聽到警報，就立即收起粉筆，裝作一般行人若無其事地走開。寫粉筆標語經常是利用黃昏時的有利時機，這時行人較多較亂，同時可以借昏暗的夜幕隱蔽。盡管如此，但也絲毫不能粗心大意。敵人常常乘黃昏和黑夜到大街小巷搜捕我們的同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捕。記得我關在天津國民黨的法院看守所時，曾遇到從保定押來的兩個同志，一個叫聶元典，另一個名字我忘記了。他倆都是保定育德中學的學生，因在保定西關寫粉筆標語時沒安排人放哨，結果一條標語還沒寫完，就被警察逮捕了。當時手里還拿著粉筆，不承認也不行了。
一天夜晚，我到德勝門內的一個胡同里寫粉筆標語，給我放哨的是一個進步的家庭婦女辛太太。她的丈夫叫辛潤田，束鹿縣人，是劉澤如的同鄉，當時在傅作義部隊的炮兵團當獸醫官。我通過劉澤如的關系認識了她，對她做了一些工作，使她成了革命的同情者。
那天傍晚很黑，很冷，呼嘯的北風吹到臉上如同刀割一般，小棉襖一下子就被冷風吹透了。我們倆一前一后保持一定的距離，各走各的路。每選中一個地方，我就急速書寫標語，她則觀察細聽四周動靜。連寫幾條，都沒發現意外情況。正當我拿著粉筆頭，在一根電線桿上寫一條標語的最后幾個字時，忽然聽到遠處有隱隱約約的腳步聲，我立刻警覺起來。聲音越來越近，我趕緊藏起粉筆，像過路人一樣從容不迫地走開。辛太太站的地方與來人不是一個方向，她還一點兒動靜也沒聽到呢。我走到她跟前，同她并肩往前走。不一會兒，一隊巡夜的警察“嚓嚓”地從我們身邊走過。真險啊！多虧我聽力好，保持了高度警惕性，才化險為夷。不然，說不定要被敵人捉去！
我從在互濟會時起，曾無數次上街寫粉筆標語，因小心謹慎，從未被敵人發現過。
寫粉筆標語是每個共青團員經常的任務。團市委、區委、支部對這項工作經常檢查，對完不成任務的人要進行嚴厲批評，毫不遷就。檢查的方式是：每人在自己寫的標語后邊都寫上自己的代號，如“A3”、“B4”、“C1”……等等。全市每個區的所有支部都用一個英文字母做為自己的代號，每個支部的團員則用阿拉伯數字編號。例如，A是北京大學支部的代號，A3是代表北大支部的吳×；丹化火柴廠支部的代號是B，B4是該廠支部的王××。區和支部的負責同志只要走上街頭看，哪個支部的哪位同志寫了多少條標語，是否完成了規定的任務，就可檢查清楚了。這樣，對支部和團員的批評與表揚也就有事實根據了。
二 傳單天地
撒傳單與寫粉筆標語一樣，也是每個共青團員要經常做的工作。我們北平共青團，在長期艱險的地下秘密斗爭中，創造了靈活多樣的撒傳單的方法，常使敵人堵不勝堵，防不勝防。例如：郵遞員們開郵筒時，經常會發現郵筒中有我們的傳單，居民早晨開門時，常會看到門縫中塞進來的共產黨的宣傳品。他們乍一發現這些“危險品”，往往大驚失色，但內心卻又不能不為傳單的內容所吸引。國民黨對我黨的誹謗越厲害，人們就越想知道我黨的主張。有人發現傳單后怕別人看見，先偷偷地藏起來，找機會再細看。也有個別人膽顫心驚地看過后，趕緊燒掉。北平圖書館和各大學閱覽室的報夾上，也是我們傳單經常出現的地方。一些勇敢的大學生偷偷閱讀后，還把內容講給同學和自己的親友聽；更大膽一些的，還把傳單藏起來帶走。這樣，一些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消息，如紅軍勝利、各地工人罷工和學生斗爭的消息，常常很快地傳播開來。
后來，利用一般人貪財和好奇的心理，我們研究出一種巧妙的方法，即將傳單疊成小包，利用黃昏人們急于回家的時機，丟在馬路上或其它場所，讓人們去拾起來看。一般說來，這種撒法損失率很小。幾乎所有丟下的小紙包，都有人拾起來拆看。
我到東交民巷去撒給外國人看的英文傳單，就是用這種方法。那時東交民巷使館區，是外國人的天地。中國老百姓，甚至所謂高等華人都寧肯繞路，也不愿從這里穿過。因此，這條平平整整的柏油馬路總是冷冷清清的，這就更增加了我撒傳單的困難和危險。一天我先將傳單疊成小包裝在大褂兩側的暗兜中，兩手插兜，大模大樣地從西往東去。路旁的建筑大都是尖頂狹窗、十分堅固的洋房。路上的行人不多，大都是黃發碧眼的西洋人。我目不斜視，一邊從容不迫地走著，一邊用手撥動衣袋里的紙包，像羊屙屎似的，傳單稀稀拉拉地落在我身后。我內心很緊張，但表面上卻若無其事，既不四處張望，也不回顧丟到地上的傳單。使館的外國士兵崗哨，未料到我們竟敢到他們眼皮底下撒傳單。燈光的昏暗，夜幕的掩護，敵人沒能發覺我的行動。
撒傳單的方法越巧妙越好。一次，我爬上前門勸業場（今新新服裝店）最高一層的陽臺，把一大疊傳單放在陽臺的女兒墻上，借助風力將它們吹向附近的大街小巷。警察看到空中飄落的傳單，匆匆趕到勸業場時，我早已混進熙熙攘攘的顧客中走出勸業場，進入馬路上的人流中去了。
還有一次，國民黨在天安門召開群眾大會，我們派軍醫學校小劉同志的小弟弟去會場上撒傳單。那時他才十來歲，人雖小，卻很機靈。帶著傳單在人群的縫隙中擠來擠去，很快就把傳單散發完了。不待敵人發覺，他早已溜出了會場。
標語、傳單對人們所能起的作用，從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但它可以點燃和誘發人們的革命思想。如在保定，有人看到墻上寫著“到蘇區去”！“踴躍參加紅軍！”的粉筆標語，便在下面填上幾個字：“蘇區在哪兒？”有一次，竟有一個國民黨士兵，竟敢到當時號稱“小蘇區”的保定二師門房，打聽紅軍在哪兒，想要參加紅軍。
這些標語、傳單宣傳了黨的主張，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雖然敵人總是很快地毀掉它們，但希望的火種卻埋在人們的心中。人們在暗中常傳說著共產黨活動的消息，并且越傳越神。勞動人民受到了鼓舞，看到了革命勝利的希望。
三 飛行集會
飛行集會，是偶爾采用的公開向群眾進行講演的一種宣傳鼓動方式。具體做法是：在群眾集中的地方，選定時間，由個別同志突然站出來公開向群眾發表演說，三、五分鐘便結束。在敵人尚未來得及調集軍警鎮壓之前迅速撤走，使敵人捕捉不到鼓動者的蹤影。“飛行集會”這種突然襲擊、速戰速決的宣傳方式，在立三路線的殘余影響下使用過一段時間，不像寫粉筆標語和撒傳單那樣經常搞。這種做法違背地下黨隱蔽的工作方針，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使組織遭受損失，是一種被批評的冒險的宣傳行動。當然它也能起到一點擾亂國民黨社會治安的作用，能給受苦受難的人民心中播下革命火種，燃燒起對革命前途的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我曾給藝文中學（現在的市立二十八中）團支部布置過一次這樣的任務。帶頭人是藝文中學的團支部書記趙杏村同志，成員都是藝文中學的學生團員。
一天晚上，我拉著洋車來到六部口中央影院門前，將車放在離影院門口不遠的地方，坐在洋車上，好像是在等散場時攬座的，實際上是等著檢查藝文中學支部組織的飛行集會，觀察進行的情況及結果，也準備處理意外發生的事件。影院門口的燈光昏黃，空地上停著一、二十輛洋車。車夫們有的聊天，有的坐在車上打盹，燈光下他們顯得格外憔悴、疲憊。不一會兒，散場了。熙熙攘攘的觀眾潮水般涌出來，久候在門口的洋車夫們，立刻一窩蜂地走過去：“先生！您上哪”？“兩毛！”“一毛五！”……
“同胞們！”突然，一個青年人清脆有力的聲音像春雷一般炸開。人們吃了一驚，嘈雜聲立刻停下來，人們紛紛用目光尋找這大聲疾呼的青年人。
那個青年利用短暫的寂靜，連珠炮似地大聲宣講：
“國民黨壓迫我們，不叫我們活下去！……他們用從我們身上剝削去的錢，買了飛機大炮，不去打日本強盜，卻專門在南方屠殺我們的同胞！……我們堅決反對國民黨圍攻蘇區！反對他們慘無人道地屠殺人民！反對他們不抵抗主義！要求國民黨出兵抗日，收復失地！擁護中國工農紅軍！擁護中國共產黨！共產黨萬歲！……”
突如其來的慷慨激昂的演說，使有的人如遭雷擊一般站在那里發呆，但大多數人頓時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反動的政治空氣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驟然聽到有人講出了自己的心里話，不由得喜形于色。盡管有些人迫于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淫威，似乎全無表情，但心里卻很高興。當然，也有的人嚇得左顧右盼。恨不得立即從人縫中鉆出去，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然而兩腿已不聽使喚。
演說者話音剛落，六部口巡警閣子里跑出來兩個警察。他們惡狼般地向聽眾們撲去，氣急敗壞地喊著：“散開！散開！”聽眾雖又受了一次驚嚇，但大多數人反而沒有走開。巡警氣急了，兇狠地抄起洋車上的坐墊，向人群中亂扔，剎時，空中飛的，地下踩的，到處是車上的坐墊。洋車夫們怒罵著，拼命沖撞著人群，追尋自己的車墊。經過一陣騷亂之后，人們終于被警察驅散了。
兩個巡警在人群中東找西找，而那個講演的同志早已不見蹤影了。我忙架起洋車，心里樂滋滋地離開了現場。路過六部口的巡警閣子時，只見里面射出耀眼的燈光，一個滿頭大汗驚恐萬狀的巡警，正在使勁兒地搖電話機，嘴里不停地罵罵咧咧。走過好遠，我還能斷斷續續聽到他怒罵的聲音：“……共產黨！……趕快來人，……跑了！……趕快！……”
我不由得回頭朝巡警閣子里輕蔑的一瞥：“你叫吧！喊吧！搬救兵吧！救兵來得越多越好，反正你們無可奈何。”
四 巧組游行
游行示威是一種群眾集體的宣傳方式。通過游行示威，公開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罪惡，借以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訓練群眾、教育群眾、鼓舞群眾的斗志，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
30年代初，從每年2月的“二七”大罷工紀念日，到12月的“廣州暴動”紀念日，差不多每逢革命紀念日，我們都要發動和組織群眾游行示威。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時，也常常組織群眾性游行示威。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際聯盟（即今聯合國）派李敦調查團來中國調查。當時，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派調查團來中國調查，目的就是為了經過調查，證明“事變”是由中國挑起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理。對此，我們就發動了游行示威，反對李敦調查團來中國，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國民黨反動派摸到了我們的規律。每當革命紀念日的前一天，軍、警、特、憲便遍布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和交通要道，其勢如臨大敵。尤其是各大、中學校的校門口，更是他們特別注意的地方。這里有全副武裝的軍警把守，校外人不準進入，本校師生也只許一兩個人零散出入，而不準集體出校門。全城到處是便衣特務，搞得北平全城沒有一點兒自由的地方。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動派越是瘋狂鎮壓，嚴密防范我們集會示威，我們就更加采取靈活的斗爭方式，巧妙組織游行。我們在革命紀念日前的兩、三天，就把示威游行的總指揮、糾察隊、旗手及示威游行的集合地點和游行路線都規定好。紀念日的前一天不露聲色，按兵不動，迷惑敵人。次日一早，在指定的時間、地點，總指揮發出一個“集合”的信號，立刻掌聲四起，一支游行隊伍仿佛從地下冒出來一般，迅速地出現了。隊前是用兩根手杖高高舉起的紅色條幅，上書“紀念××革命紀念日”或“××節萬歲！”后面緊跟著是四人一排的游行縱隊，步伐矯健，歌聲嘹亮，沿著預定的路線大踏步前進！糾察隊負責前后聯絡和維護游行秩序。與此同時，還派出若干由兩三個人組成的宣傳小組，跟著游行隊伍，在馬路兩邊對行人進行口頭宣傳。
游行隊伍一般是先由小變大，再由大變小，也就是化零為整，到化整為零，最后分散結束。這是游行隊伍變化的一般規律。游行開始后，一些大膽的進步群眾，不斷地在中途加入我們的隊伍，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我們反日游行，常常引起過路群眾的共鳴。有一次，我們游行經過西單大街時，曾有兩個東北籍的國民黨士兵，加入到游行隊伍中來，一邊參加游行，一邊訴說他們的亡家之恨和對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滿腔義憤和控訴。
我們每次游行示威，都毫無例外地要遭到國民黨的破壞鎮壓。他們除派特務暗中破壞外，還公開調動武裝軍警，用皮鞭、木棍、槍托、水龍頭等進行武力鎮壓，成批地逮捕示威群眾。總指揮總是密切注視著敵我斗爭情況的變化，在敵人捕人之前，適時用暗號命令結束游行。
每次游行，我們都要安排第二、第三總指揮。這樣，預防萬一第一總指揮被捕了，第二、第三總指揮便會自動接替他們指揮隊伍。記得當年任總指揮的老鄭（即工學院的學生林楓同志），當時是反帝大同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每次游行通常他總是擔任總指揮。游行前他都親自做各種組織工作。他是東北人，面色微黑，個子高大、健壯，處事機警、干煉，游行中無論遇到什么意外情況，他都能從容應付。（最后，在中央黨校校長任上去世）
游行示威是很能考驗人的。當時有的赤色群眾，甚至個別共青團員，平時能講許多革命道理，但逢革命紀念日，卻往往因害怕而佯稱有病請假，躲過游行這一關。絕大多數共青團員在游行示威中，經受住了考驗，有些赤色群眾往往在經過多次游行示威考驗后，被吸收入團。
當時，為了保證組織領導力量不被破壞，以利長遠斗爭，一般不許黨、團主要領導同志親自參加游行。在砸國民黨市黨部的那次行動中，為了檢查工作進展的情況，我親自跟在隊伍后邊，參加了行動，后來還受到了組織的批評。
五 星 火
30年代初，北平地下共青團以青年為對象的出版物，主要有《北方青年》、《工農兵小報》、《洋車夫》、《青工之友》等。前兩種是鉛印的單張報紙，由胡喬木同志主編，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中國大學的學生陳蔭藩同志等。后兩種是油印的，各只有一張蠟紙那么大，是我拉洋車時，利用晚上交車后的時間編寫、刻印的。
此外，還有以少年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小朋友》、《紅孩兒》。這兩種刊物都是鉛印的。類似現在的小人書，每冊頁數不多，不像現在的小人書有那么多圖畫。這兩種刊物是由藝術學院學生薛聲豫等同志組稿編輯的。
在當時主、客觀的條件下，創辦革命刊物有許多困難：既無經費，又無印刷條件。只好由家庭經濟情況較好的同志們你一點，他一點地湊些錢，做宣傳費。由于經費沒有保證，因而印數很少。印刷也是很危險的事。有時我們出高價找私人印刷局給印，有時則由我們在印刷工人中的團員同志，利用夜間車間無人時，冒著危險印刷。記得當時北京大學印刷廠工人中的共青團員小劉同志，就曾這樣印過我們的傳單。
印刷完畢的刊物或傳單，便交給負責發行的同志，由他給各支部分好，再交給負責交通的同志分別送到各支部。各支部的同志冒著危險，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方法，把這些印刷品散發到群眾手中。
當年北平共青團的這些出版物，雖然數量不多，但它們卻像漫漫長夜中的星火，給勞苦大眾指出了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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