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

《烏有之鄉》講座

主題：改革開放前二十九年的經濟建設和一些思考

主講：高梁

時間：08年9月13日

高梁：大家早上好，我的這個發言題目就是改革開放前二十九年的經濟建設和一些思考。這個題目大概已經被人講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看法也很不一樣，我們這幾位都是經歷了改革前后六十年的，自己的體會，在一個急劇的變動的世界中間想客觀地、冷靜地來觀察這個事物和進行全面的分析是非常不容易的。和很多人一樣，在1976年到80年代初，對于前三十年的看法也是比較偏激的。我相信這種對前三十年的幾乎是全面否定的看法，直到今年在學術界、在經濟理論界也還是有很大的影響。今天，一個就是簡單回顧一下前三十年的建設的一個基本歷程，第二就是對于這個階段的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的主要問題，說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說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一下改革開放的主要的動因。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也都不是毫無是處的，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應有的態度。

先簡單回顧一下29年經濟建設。到1978年以前，我們三十年大概可以分三個階段，三年恢復時期，一五、二五、三五時期，文革時期，也有幾個大事件，一個就是五八年的大躍進和后來的三年困難，一個就是文革。當然這里邊都摻雜了很多政治因素，我今天主要講經濟問題。

三年恢復時期，應該說我們，基本是一個農業國。六億人口五億農民，在1949年的時候，當時的工農業總產值和解放前舊中國的最高年份，也就是1936年相比減少了一半，主要是戰爭的原因。在當時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間只占17%，人均收入是27美元，相當于當時印度的一半，亞洲平均水平的60%。當時是個什么樣的可憐的狀況呢？全國的鋼產量不到16萬噸，比1936年減少了80%。

東北應該說是我們國家的重工業中心，鞍山市他們告訴我，四五年后，偽滿時期建設起來的鞍鋼的全部能拆的設備都被拆了。整個東北的機械工業大體上也是這么個情況。當時的糧食和產量是1.13億噸，也就是2000億斤，今天我們的產量是多少？是一萬億斤。就是五億噸，當時是一億噸。在三年恢復時期，一個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我們的農村得到迅速恢復，三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獲得七億畝耕地。第二件事情就是抗美援朝，一邊打仗一邊搞經濟恢復。到了1952年，戰線穩定的時候，我們的整個工農總產值比前三年增長了75%，也就是說基本恢復到了1936年的水平，還略有增加。這是三年恢復時期。

一五時期是從1953年到1957年，客觀地說得力于蘇聯的大力支援，156項重工業項目，使我們的大批基礎工業從無到有。有人說我們在解放前期有多少多少工業，應該說和五十年代，和一五時期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

現代工業，以鞍鋼為中心的鋼鐵基地一汽、沈陽一床完全是空白，電子管廠，中國的第一代噴氣式飛機是1956年上天的，這在當時世界上還算非常先進的。武漢長江大橋是蘇聯幫著設計的，川藏公路通車等等，整個基礎建設大發展。1957年的產值比1952年增加了128%。1956年完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五時期在今天來說普通認為是我們經濟發展最穩定、最好的時期，而且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工業的公有化應該說是對生產力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56年的八大指出國內的矛盾是發展的經濟的要求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矛盾，要發展生產力。當時毛主席做了一個十大關系的報告，都是在全面地研究、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八大報告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中間國營集體和集體經濟是主體，得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濟。計劃經濟是主體，帶有一定的公有。這都是和蘇聯式的完全國有化，完全計劃經濟的體制是有所區別的。

二五時期，就是到1957年到1962年，中間有個大躍進，大躍進應該說對我們國家從總的經濟效果來看，確實是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特別是其后的三年困難。究竟為什么其后會有這么大的降低，我認為現在對這個問題總結得不是很清楚。我想恐怕有幾個原因，一個是這種浮夸風帶來了整個農業經濟的大起大落，特別是虛報產量帶來了高征購，之后是1959年、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我們在抗美援朝和一五時期的貸款，主要是向蘇聯貸款，要求我們盡快償還。實際上我們是在從1959年開始到1964年，幾年中間被迫大量償還貸款，也就是說不得不大量依靠農產品出口。本來國內農產品的分配出了問題，但是為了還債大量出口，當然會造成饑荒。農業的大起大落，影響到工業和城市大起大落。五八年由于對經濟形勢過于樂觀，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三千萬農民一下進城。到了1960年以后，因為商品糧供應不足，被迫把其中的兩千萬送還。我下鄉那個地方，就我認識的就有三四位，在1958年建了工廠，有的還到了北京最后回去當農民，毫無怨言就這么回去了。在當時情況下，從城市回去再當農民是什么滋味大家很清楚。

所以這幾個原因造成了大起大落。但是當時中國人民還是有很強的向心力、凝聚力，在中國共產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號召之下，勒緊褲腰帶搞建設，二五時期和在五六年制訂的十二年科技發展綱要，中間的大部分任務都在六十年之前基本完成。所以當時毛主席有過一句話，說1958年盡管人們糧食少，但是很多建設的成就是沒有顯現出來的，就指的工業基礎建設。鋼鐵基地，武鋼、包鋼等建成投產，到1966年的時候，我們國家基業裝備的自給率已經達到90%。短短的建國十六年，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工業生產能力，確實是很大的成績。當時一些非常振奮人心的工業成就，像大慶油田1959年開始開發，到了1963年已經大量出油，到了1965年就已經能夠實現石油基本自給。鐵路通到所有省去，農機、化肥等等產業也大量增加，當然和今天比起來沒法比的。1964年我們原子彈第一次實驗成功，可以說給我們國家克服困難帶來了極大的信心和勇氣。所有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中間有一句話，我們現代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就是這個時期，特指從1957到1966年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文化建設、人才隊伍都是這個時候基本起來的。

第三個階段就是文革時期，文革時期現在有一種說法，整個文革使我們國家建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我覺得這個說法今天是商榷的，是不是真的就是面臨瀕臨崩潰。我下面具體說一下，改革前的29年，從1949年到1978年，我們的工農業總產值的平均增長速度是6.1%，工業增長速度11.2%。在文革時期，1966到1976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率是7.1%，大體上和整個時期持平。其中1967、1968年分別比上年下降了9.6%和4.2%。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是前面文革武斗的時期，生產普遍受到影響。

之后，又重新恢復性地增長，文革時期，工業受到影響較大，農業生產除了個別地區之外，沒什么影響，這是我下鄉的時候一個基本體會。大家看這個圖，中間有兩個大的波折，一個波折就是1960、1961、1962，一個就是1967、1968。其實這基本上是平穩增長的。國民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通貨膨脹，我查了一下統計資料，我們國家財政赤字出現最大的幾個時期，一個就是1959、1960、1961年。第二個時期就是1967、1968出現的財政赤字。還有一次就是1976年，1976年使得我們剛剛恢復起來的正常的工農業生產，特別是工業生產又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這個影響并不如1967、1968年那么大。而這個赤字，今年看起來大體上我們沒有發生嚴重的通脹，我們的物價指數以1952年為100的話，到了1978年才不過是130到140，就是這么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也不過是達到了120。就是說和今天的通脹比起來是沒法比。所以工農業生產增長放慢陷于停滯，這可以正確的，說陷于崩潰，你看用什么樣的指標來衡量。

文革時期還有幾個大的事件值得注意的。一個就是三線建設，我們從1965年開始工業投資的30%以上都投向了三線地區，西南和西北。主要是圍繞著四川、貴州和陜西、甘肅這一線。幾個重大的工程建設，像鐵路、攀枝花、六盤水和一大批的鋼鐵、機械、輕裝備工業，都是在西邊建立起來的。極大的改善了我們國家的工業布局，當然里面也有很多浪費的現象，因為當時的規劃不是很科學，造成了很多損失。這是使得我們在東北，人口密集地區大家感到我們的經濟建設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個就是在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之后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沖破美國蘇聯聯合對我們的封堵，對外經貿關系獲得突破。所以從1973年以后我們開始陸續進口一大批化肥、電力等等成套裝置，使得我們國家的技術裝備的水平上了一個臺階。第三個就是我們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國防科技技術，在文革時期沒有受到特別大的影響，兩彈一星是在1964年原子彈，1976年是衛星。很多的科研項目都是在那個時候打下基礎，獲得了初步的成果。在1915年時期主要以中央計劃為主，中央大工業投資比較集中，到了70年代的時候是中央地方同時開發，所以地方工業開始蓬勃成長，包括鄉鎮、設備企業在蓬勃成長。而且還有一條就是今天我們還在受益的就是農業，農業技術。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1975年開始成片推廣，所以1975年之后沒幾年改革開放，過去的水利、化肥工業、科技等方面打下的基礎開始發揮作用，再加上農民個人積極性的提高，這是綜合的作用。

農業增長的因素早在1958年就總結了，當時有個說法叫做農業八字憲法，不是光靠人力投進去就能夠增產的，那是農作物。八字憲法哪八個字，就是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小學生都學過，所以種子性能的提高對我們的農業生產上臺階發揮的作用，我們到現在還估計不足。

文革時期，由于剛才講的幾個大的因素，一方面是叫做基本建設，國防工業建設獲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另一面就是我們總的人民生活停滯不前，這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從三年困難以后工廠當時實行八級工工資制，在三年困難之前的供應工廠是從學徒工算起，一級二級，二級以后是每年都要考級的，考級之后變成三級四級，最后到八級。八級工是99，99相當于一個市區級干部的工資，但是由于三年困難，所以到了1962年以后就停止長，新進廠的工人干到二級以后就不再長級了，二級工人基本上是38、39左右。所以由于就業的增加，但是總體工資水平反而下降，重工業在不斷增長，而輕工業有所下降。

在1979年慶祝三十年大會的時候，葉劍英講話，說到了1979年全國工業企業達到35萬個，全新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320億，相當于舊中國建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25倍，這個是在總結我們的三十年的工業建設的成就。當時作為工業企業35萬個是包括的集體企業、國有企業和社會企業都算上。核心的國有企業8.4萬個，國有工業企業的企業數1978年8.4萬個，最高達到峰值到1990年10萬多個。到了2006年。

第二，這三十年中間的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中間的主要問題。不理解這個，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動力去搞改革開放。

一是發展模式問題，三十年基本上是走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近十幾年，很多經濟學家批判前30年的這一戰略。回過頭來想想我認為這個批判基本上都是錯誤的，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百年被人打了多少次？直到1937年差點亡國，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現代工業。這是一個，二就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29年大體處在一個戰爭或準戰爭的環境，小的不說了，大的威脅，第一次就是抗美援朝，我們成了面對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的前哨。不搞重工業不行，到了1963年以后，中蘇關系開始破裂，蘇聯對我們的援助從1959年就開始停止，到1960年以后全部把專家撤走，到了1963年逼我們把債全部還完。怎么辦？不勒緊褲腰帶就會出現兩面受敵的情況。第二次，1964年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美國的炸彈扔到了我們家門口，當時我們對安全形勢的是十分嚴峻的。當時三面受敵，北面是蘇聯、南面是越南，東南亞，東面是臺灣，三面受敵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搞工業的布局的調整和不加緊發展自己的國防工業是不行的。所以我們盡管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十大關系，使得輕工業、重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這是經濟關系。實際上做起來出于對戰爭、對國家安全態勢的估計，不得不影響我們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當時我們國家政權，我們的全體人民還是團結的，他是講奉獻的。自力更生，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把工業基礎建立起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我覺得這個副作用主要就是兩個，一個就是結構問題，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重工業形成一個自我循環，拉了煤煉鋼，煉了鋼造機器，造了機器再挖煤。搞經濟建設最終為了什么？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當時輕工業品奇缺。到1979年的時候買自行車還要憑票，那糧票、布票更不用說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要高積累就得犧牲農業，因為我們剛解放的時候是一個農業國，當時的農業產值和工業產值之是57比43。我們的積累又不能靠外援，像今天引進外資我們當時做不到，也不想做。貸款要還，工業化的積累靠誰？靠自己的勞動。一個就是要從農村把糧食收上來供應城市建設、工業建設，一個要把農業的剩余，經濟剩余抽出來用于工業積累。第三個叫壓低城市工人的工資，把企業的利潤盡可能抽出來，沒辦法。當時我們批判計劃經濟體制怎么怎么不好，有一條叫做折舊率太低，折舊期搞得太長，人家外國是一個設備十幾年，十年就折舊完，我們要搞二十年或者更多。折舊率在5%、3%，所以設備老化，競爭力降低，實際上這是沒辦法的事情，窮嘛。而且就這點折舊費，還要抽出來國家統一去使用，上新項目，當時是不得以的，但確實給我們的工業企業、給我們的廣大職工，長期帶來生活質量差、收入低，確實太低了。我當工人當了六年，進廠的時候第一年是17塊錢，離開廠的時候是38塊錢，就這個水平。

很多工人熬了二三十年的，家里帶兩三個孩子的，工資也不過40塊錢，怎么過。長期這么搞下去是要挫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的。總之就這兩個問題吧，就是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和結構問題，長期搞下去扭曲的話是有問題的。

第二個就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問題，我認為我通過對這60年的對比，我這么看。計劃經濟對于一個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要盡快地搞一個大的工業投資，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的時候，在這個時期是有它的積極作用的，而且積極作用遠遠大于消極作用。也就是說，這確實是應了馬克思那個話，由國家，發揮國家的動員作用，統籌作用也就是計劃作用，和組織作用。我們當時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工業企業家，那么能夠運用組織的辦法只能是靠政府組織。這三個東西是搞工業積累必須的三個條件。資本主義國家是自然從市場經濟中間發展起來的企業家和這種體系，在中國怎么辦？你要盡快地趕上，就得這么干。而且應該說是成功的，這個成功，我相信凡是客觀公正的學者都會承認的。

印度有一個諾貝爾經濟獎的獲得者，叫阿馬迪亞森，到中國來看了以后就說了這么一句話，說中國相比印度的競爭優勢是建立于改革開放前，而不是改革開放后。這就是兩個規模相同，但是發展道路不同的兩個經濟體的比較。

當然了，計劃經濟還有一個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就不重復了。一個就是管得太多，行政性、指令性太多，管得過死。宏觀來看，價格扭曲，是一個行政性的分配資源以后造成浪費，資源配置不當等等。但我覺得這里有一個問題，工業的計劃管理是要有成本的，管理的，計劃管理在工業規模較小好的時候它的正面作用大于它的負面作用。一旦過了一個界限的時候想搞一個無所不包的計劃確實是個問題。所以這里一個取決于工業的規模，一個取決于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像蘇聯搞了七十年計劃經濟，直到五六十年代他們的計劃經濟非常有效。據說管到國家計劃的程度能管到幾千個產品和價格。而中國的能力也就管到幾百個產品和價格。但當時的中國計劃經濟自身的弱點也成了它的長處，因為我的計劃水平不高，當時八十年代說上海市計委水平真高，管得真好。但上海在八十年代是搞得最死的地方，因為它的政府、它的計劃部門太強。而溫州，那是無為政府，它的私營工業就成長的很快。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兩面性的。

那么中國的情況是什么，一個是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地方的積極性同樣不能小視，所以毛主席反復考慮這個問題，要發揮兩個積極性，中央的積極性和地方的積極性。第二也是毛主席說的，做計劃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死。計劃經濟時代，也是有物物交換的，在計劃價格之外，價格談判機制還是通過其他方式起作用的。然后，中國當時還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東部的農村社隊工業，從70年代開始已經蓬勃成長了。他們要去搞原料怎么辦？只好到國有大企業去挖原材料，搞議價收購。從當時眼光看，這叫做挖社會主義墻角，實際上就是市場因素在計劃經濟內的這種無孔不入的滲透。所以，改革時期的雙軌制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早就存在于我們的經濟實際運行中間的。這是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關于城鄉分割和農村問題真正實行城鄉戶籍的嚴格管理是1960年以后，因為在1958年以前大量農民就無序地進城的，確實也帶來很多問題，當時我們的就業機會也沒有這么多。把他們送回去以后就實行了戶籍的嚴格管理，嚴到什么程度？農民要出去，要進城去旅行，探親訪友必須到大隊、到公社開介紹信，蓋上公章。這樣的話你才能到城市暫住的時候能夠報臨時戶口，住旅店能夠住得下來。那更不用說城里農民要進城去打工了，主要就是為了防止農民過快流入城市。

關于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最近我在網上看到很多對人民公社的這種評論，也很偏激，一說就是1958年怎么樣搞浮夸、大躍進、餓死人，實際上人民公社也就是在1960年之前這種共產浮夸風刮得比較厲害。廬山會議之后，盡管接著反了一陣右傾，實際上1960年中央發了一個文件，叫做農村工作六十條。就已經確定了幾個原則，第一叫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當時的隊是什么隊呢？是生產隊。平均戶數也就是五十戶左右，土地情況各地不一。那么實際上等于在所有制的基礎已經退回到了初級社而不是高級社。當時大隊和人民公社這兩級是通過兩個方法來實行積累，第一就是從生產隊抽取少量的提留，也就是百分之一二的量。第二，就是依靠自己過去的經濟基礎來搞點小工廠。所以這樣的經濟體制從1960年1981年，穩定了二十年。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隊的土地管理，生產之后的工分怎么分配是很規范的，是有規定的。我當過會計的，管過生產隊的財務。包括留糧食怎么留，公糧按什么比例交，交了公糧以后要按什么比例交征購糧，在交到什么樣的征購糧水平之后可以使社員的留糧，口糧達到什么水平，都是有很詳細的規定的，多交多留，因為當時整個我們國家的口糧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一方面要保證農村有基本保持溫飽的留糧水平，同時還要把糧食拿出去供應城市的商品源，有一個材料說是到了1978年，還有一億農民沒有達到溫飽線，也就是說農民的留糧沒有達到人均360斤的標準，這是毛糧，毛糧360斤也就是280斤的成品糧。也就是說當時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中間還有七億農民基本溫飽的水平。應該說從三年困難之后中央的基本原則就是不許餓死人。我要說的是不要對人民公社制度持有一種偏執的看法，而是應該客觀地、全面地看這個問題。

當時集體生產的問題主要是什么？一個是生產力低，集體積累太差，第二就是這種農民集體生產在人多地少或者居住分散的地方確實不符合生產力的水平。還有就是在這種集體生產中間的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確實是不高。農民不干活沒有飯吃。但農民的心情，一是我干掙不到錢，第二個就是說生產隊干部、大隊干部無償地從我這兒拿走工分，我干的活等于有一分給他，還怕他們貪污公款。為了這個解決這個問題，從1963年開始搞四清，實際上直到70年代的時候，每年都要組織各個大隊財務人員異地交換查賬公社干部指導，就是要防止腐敗的傾向。我自己的經驗是，當時貪占的情況還是比較少的。所以基本上維持了一個穩定的生產、穩定的增長，這里有一個數字，我們的糧食產量，1952年是1.6億噸，到了1978年就是3億噸，就是6千億斤，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的1985年是3.8億噸，就是1978到1985年才增長了0.8億噸。就是說實際上包產到戶之后的糧食的猛然增長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么特別了不起，它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主要是因為農民一分到地的積極性增長以后，過去有一塊處于空耗的，成了公共開支或者大隊干部的開支，轉為農民的收入，所以積極性確實提高了。所以農民個人的積累應該是豐富了。

總之，我們這些年的農業體制的基本問題還是用一種政府組織的積極生產的形式，多多少少阻礙的農民的積極性，同時也阻礙了農業經濟經濟增長、工業發展的情況，對勞動力的需求，阻礙了農民能夠自然地流入城市工業，工業化的進程被行政體制人為阻礙。到了1978年我們的工農業的比重到了72：28，也就是4：3。而城鄉人口正好倒過來3：7，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我們改革開放前的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看法，當然了，改革開放所以能夠有這么大的沖勁，和我們當時整個人民從半封閉狀態轉入開放狀態，當時信息國門打開，國外信息也進來之后，我們發現我們的經濟增長水平質量比起一些國家還是差很多。特別是當時西方的科技革命帶領了工業科技，剛剛開始。所以我們還是在用手算的時候人家是計算機，在我們的封閉和僵化的體制搞得太長之后，我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太慢了。特別是文革的時間對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破壞、影響。以及當時種種的極左的做法，特別四人幫。正是因為種種的經濟、文化、政治種種因素合力，使得我們的黨下決心轉變政策，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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