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記載，主席晚年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傳》：《第83章、臨終的日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究竟說沒說過這句話？傳記編者在注釋中寫道：“參見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77年3月22日。”（《毛澤東傳》：《第83章、臨終的日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傳記編者引用的并不是毛澤東談話記錄這樣的原始檔案資料，而是葉劍英的個人回憶。
《毛澤東年譜》引用了這句話之后，特別指出：“對上述說法，本書編者沒有查到檔案根據或其他第一手權威材料。”（《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6年，八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也就是說，這一說法僅僅來自葉劍英的個人回憶，而沒有任何原始檔案依據。
回憶錄、回憶性質的作品，對于史學工作者而言，是必須慎重鑒別、分析的，其權威性遠遠小于原始檔案資料和考古文物。徐向前的回憶錄中，就對西路軍歷史的描述有嚴重不符合大量真實歷史檔案資料的、將失敗責任錯誤的歸咎于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嚴重不真實部分；戚本禹的回憶錄中，參加湘南暴動的黃克誠大將變成了參加平江起義的，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葉劍英也有記錯的可能，所以他的回憶是不能完全采信的。
同樣作為親歷者的毛遠新前輩回憶：“……我只是說，我聽他講，他都是說'我們黨干的事，我們黨干了什么’，這都是他口頭上這么講的，他沒有講'我自己干的什么’。當然就某件具體事，他會講'我自己怎么樣’，像這樣大的歷史階段，他不會講'我打的，我自己一生做的事’。這是我個人的分析供大家參考。比如剛才我講的這個'一生兩件事’，我覺得這個口氣不像'我(他)的話’……”（毛遠新：《關于“一生兩件大事”的說法》）對此，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不僅是毛澤東本人，整個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都習慣于在談黨的歷史和個人經歷的時候不由自主的談黨做了什么、而非個人做了什么。
在陜北仔細采訪過毛澤東的斯諾，和毛遠新前輩有同樣的感受：“有段時間，我以為他（毛澤東。——引者注。）之所以不愿意詳談個人事務，甚至不愿意詳談其他同志們個人的功績，可能是因為謙虛，可能是因為對我有所顧忌或者心存疑慮，也可能是考慮到國民黨正在懸賞其中許多人的首級。后來我才發現，情況并非如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真的不記得那些個人事務的細節了。當我開始搜集人物的傳記材料時，我多次發現，共產黨員能說出青少年時期發生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一加入紅軍，就將個人置之度外。如果你不是反反復復地問他，就不會了解到更多關于他本人的事情，你只能聽到關于紅軍的故事、關于蘇維埃的故事、關于共產黨的故事——在他們心里，這些永遠排在第一位。”（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斯諾的感觸和毛遠新前輩的回憶“遙相呼應”，不約而同的展現了毛澤東一以貫之的談話風格：談全黨，而不談個人。
主席說沒說過“兩件大事”？毛遠新前輩回憶：“1971年5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期間，主席曾對我講過:‘建黨五十年嘍。五十年來，我們黨也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毛遠新：《關于“一生兩件大事”的說法》）這一說法，無疑更符合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風格。而且，我們應該注意——打敗日本人和蔣介石并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還包括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有上層建筑的革命，也有經濟基礎的革命，主席不可能不提“一化三改”。毛遠新前輩記憶中主席提到的“兩件大事”，比葉劍英說的“兩件大事”更為全面、科學。
可見，由于“兩件大事”這一說法僅僅來自葉劍英的回憶，而且不符合毛澤東一以貫之強調集體不強的個人的講話風格，我們是不能完全采信的。而且，筆者認為，毛澤東一生做了至少九件大事，而不是兩件大事。這九件大事，分別是締造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防修反修斗爭、突破了雅爾塔格局、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創造了毛澤東式文學藝術——毛澤東詩詞和書法。這九件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足以奠定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桑維軍：《論毛澤東功過評價中的辯證關系》）的歷史地位。毛澤東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唯一集黨、軍隊、國家、制度締造者和建設領導者、理論學說創立者于一身的革命領袖。這樣概括他的一生，才更為科學。所以羅斯.特里爾說：“毛澤東不只是中國的斯大林，他還是中國的馬克思，也是中國的列寧。”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第十三章、懷疑(1956-1957)》）還是有道理的。但是，特里爾實際上說的還不全。毛澤東做的事，實際上比特里爾說的還更多。例如創立軍事學說、發動防修反修、詩詞書法成就……我在前文寫的“九件大事”就說的很清楚了。
主席很多貢獻，我在其他文章說的比較多了，這里主要說一說為什么我說他是雅爾塔體系的突破者。我在這里之所以說毛澤東是雅爾塔體系的突破者，主要因為這幾大歷史事件：第一，解放戰爭——主席成功利用美蘇矛盾、在浴血奮戰中領導中共奪取了解放戰爭勝利，開始局部突破了雅爾塔會議確定的美國間接控制中國的國際格局；第二件事，中蘇新約——主席利用英美和蘇聯矛盾，成功使斯大林向中共讓步、取消了雅爾塔體系規定的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使雅爾塔會議的決定從國際正式規定上完全改變；第三，抗美援朝——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吞并朝鮮半島并威脅整個東亞的野心，也使蘇聯為了遠東地區安全、穩定而對中共提供工業化支援，鞏固了通過解放戰爭和中蘇新約突破雅爾塔體系的重要成果；第三，中蘇論戰——通過1959年以來的中蘇決裂、論戰，主席領導中共正式脫離了蘇聯及其盟國組成的和美國對峙的陣營，鞏固了中國國家獨立的果實；第四，新中國擁核——這標志著美蘇兩極陣營以外的東方世界也擁有了核武器、標志著主席領導新中國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核壟斷；第五，“三個世界”形成——主席通過利用美蘇矛盾，一方面實現了“中美破冰”，另一方面對蘇聯也盡可能進行談判交流，同時向世界宣告堅決反對美蘇霸權主義、中國絕不做“超級大國”、中國不屬于美蘇兩極而是反對美蘇大國霸權的亞非拉國家，對美蘇兩國都采取聯合又斗爭的方法，這就使雅爾塔格局遭到了根本性的突破——美蘇兩極格局變成了“三角”格局。當時國外媒體提出“大三角”的時候，主席謙虛而又強硬的說：“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他們去搞他們的大三角、大四角、大兩角好了。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0年，七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反對霸權主義的態度！
綜上所述，我認為主席沒說過“我做了兩件大事”，主席做的事也遠遠不止葉劍英回憶中的“兩件大事”——至少他老人家做了九件大事。主席是突出全黨集體功績和人民功績而不喜歡為個人擺功勞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不是封建帝王。
如果有人說，地主階級的秦始皇晚年說了“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統一了中原，還把匈奴趕到七百余里之外的草原上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搞了焚書坑儒。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這種突出個人的話，我可能還會信，但是如果有人說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說過類似于這種突出個人的話，我就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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