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維持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美共主張工會暫時放棄罷工斗爭，積極生產戰爭物資。1944年，時任美共領導人厄爾·白勞德犯下嚴重錯誤，認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證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和平共處，解散了美國共產黨，拱手讓出美國工會的主導權。
工會運動起源于工人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但帶有僅謀求經濟利益的局限。它需要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指導，才能真正捍衛工人階級利益，避免淪為資產階級統治工具。但是，美國工會的特殊性和發展路徑卻呈現出工聯主義化、利益集團化與霸權主義化特征。
工會工聯主義化
工聯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主張只進行經濟斗爭，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資水平，爭取普選權和勞動立法，反對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斗爭。
工聯主義最初誕生于英國，在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內部頗有影響力，不僅破壞了第一國際的內部團結，還借助這一平臺廣泛宣傳其思想主張，嚴重危害美國工人運動。1866年，美國工人在巴爾的摩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全國勞工同盟”，并與第一國際建立聯系，融入世界工人運動大潮。然而，美國工人運動存在諸多特性，如文化傳統中個人主義強于集體主義，美國工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平相對較高，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種族矛盾，美國兩黨制下發展受限的左翼政黨難以有效聯合工會等。因此，工聯主義在美國工會中收獲的反響更甚于歐洲。19世紀中后期，美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階級斗爭更加尖銳，工會運動重新火熱，但工聯主義仍有巨大影響。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下文簡稱“勞聯”）成立，1900年已有會員55萬人，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工會組織，其推行勞資合作、不參與政黨政治、工資集體協商等工聯主義政策。
共產主義運動也在美國逐漸興起。1919年，美國共產黨（下文簡稱“美共”）成立，實行政黨領導工會政策，為工會運動注入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美共早期領導人威廉·福斯特于1920年在勞聯內部成立工會教育聯盟，該組織積極與勞聯的工聯主義作斗爭，先后控制礦工聯合會、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1929年，第三國際領導的國際工會聯合組織“紅色工會國際”將工會教育聯盟改組為工會統一聯盟。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陷入大蕭條的美國為緩和階級矛盾，于1935年出臺《國家勞資關系法案》，將組織工會和工資集體協商合法化。美共借此機會發展壯大，工會統一聯盟擁有超過12個下屬工會，并積極爭取勞聯其他工會。1935年，中左翼領導的工會從勞聯脫離出來，成立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文簡稱“產聯”），擁有會員約100萬人，與勞聯分庭抗禮。美共支持產聯，并將領導的各類工會，包括毛皮業工人、國際碼頭工人、倉庫工人和運輸工人聯合會轉入產聯。1937年，受美共影響的工會共計有65萬會員。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后，美共領導的工會積極奔走，游說美國各界支持蘇聯。為維持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美共主張工會暫時放棄罷工斗爭，積極生產戰爭物資。1944年，時任美共領導人厄爾·白勞德犯下嚴重錯誤，認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證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和平共處，解散了美國共產黨，拱手讓出美國工會的主導權。雖然福斯特于1945年重建美共，但影響力一去不回。冷戰開始后，美國政府對美共的態度急轉直下，于1947年出臺《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強制清除工會領導層中的美共黨員。1948年，美國政府根據《外國人登記法》逮捕11名美共領導人，指控他們“倡導、教唆或教導推翻政府”。1948年和1950年，國會先后出臺《蒙特法》和《麥卡倫法》，禁止共產黨員在工會中任職，且所有郵件和宣傳品須由政府審查。麥卡錫主義盛行后，國會又出臺《顛覆活動控制法》和《共產主義控制法》，全方位限制所有左翼進步思想和政黨。美共遭到多輪打擊后成員銳減，成為邊緣化小黨。此后，美國工會徹底被工聯主義勢力主導。
工會利益集團化
為弱化工會，美國資本家軟硬兼施。一方面，美國政府持續限制工會的活動空間。1959年，國會制定《工會運作報告和信息披露法》，監督工會的收支情況，制定苛刻的工會領導人選舉程序，防止所謂“激進分子”領導工會。新自由主義興起后，美國政府進一步出臺一系列法案，將工會的成立、選舉和運作全程納入監管之下。美國還制定法規，禁止不同工會在同一個行業或企業同時組織工人，造成工會之間條塊分割，難以聯合。美國甚至有專門的反工會行業。早在19世紀末，資本家就雇用職業反工人運動的平克頓偵探公司，毆打、威脅甚至暗殺工人。20世紀，美國已經形成鎮壓工人的成熟產業鏈，包括私人武裝、在出現罷工時快速征集社會閑雜人等填補勞動力空缺的中介公司、監視罷工動向的線人等。這種灰色產業已演化為專門的工會規避（Union Avoidance）產業，20世紀80年代各種相關咨詢公司多達1000家以上，法律顧問不計其數。從業者精通管理學、心理學、勞動法，為企業提供工會風險咨詢、工人動向監視、輿論操縱、破壞工人談判和投票計劃、利用法律漏洞報復工人積極分子等服務。
另一方面，美國不斷將工會吸納進資本主義政治體系中。美國資產階級壓制反對力量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將選舉包裝為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渠道，將各種復雜的訴求簡化為對民主黨和共和黨政策的選擇，將矛盾吸納進政治體制內進行消解，從而遏制反對派發展。工會是美國為數不多能直接影響成員投票傾向的組織之一。自從民主黨總統羅斯福1935年簽署《國家勞資關系法案》，為工會提供法律保障以來，工會就和民主黨結成政治聯盟，成為民主黨的鐵票倉。1955年，勞聯和產聯重新改組合并為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文簡稱“勞聯—產聯”），成為西方世界最大且最有影響力的工會組織，巔峰時期會員人數高達1700萬人，其他任何獨立工會的影響力都難以與之抗衡。勞聯—產聯還是除財團外提供競選獻金的大金主之一，以此來扶持代理人制定有利政策，比如對獨立于勞聯—產聯之外的工會進行限制，與工人簽訂入會協議時的條款更加有利于勞聯—產聯，減少對工會領導人的監管，爭取政府財政對工會撥款補貼等。2020年美國大選時，民主黨試圖以推進《保護工會組織權利法》換取工會支持，工會也借此討價還價，深度融入資本主義政治體系。
此外，和歐洲工會不同，美國工會從一開始就患有嚴重的“美國病”。由于移民國家的特點，美國工人成分復雜，早期工會習慣于按照族群、行業和地域劃分領地，為爭奪勢力范圍，彼此械斗不止。在這種環境下，美國工會中不僅有“工人貴族”，還有“工人黑幫”，比如1957—1971年擔任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工會主席的詹姆斯·霍法就有黑社會背景。美國工會還長期存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20世紀80年代之前，黑人、華人和婦女長期受排擠，難以成為會員。另外，當白人工人罷工時，資本家往往通過中介公司尋找黑人等有色人種工人頂替，進一步加劇種族矛盾、分化階級力量。
1954年美國電影《碼頭風云》，反映當時工人黑幫控制工會、欺壓工人的狀況。圖為電影劇照，工會頭目（著白衣者）的罪行在法庭上被揭穿后，試圖毆打檢舉者 視覺中國/供圖
總之，美國工會中腐敗、敲詐勒索、黑幫掌控、盜用工人福利基金等現象比歐洲嚴重。美國特殊的歷史條件放大了工聯主義的惡劣影響，削弱了美國工會團結工人階級、凝聚工人力量的能力。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工會從二戰后就逐步墮落為通過控制工人，從而在勞資雙方兩頭獲利的利益集團。工會領導會與資方共謀，保證不出現罷工；資方則承諾通過工會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工人，工會再以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為由，要求工人不進行罷工等“過激”行為。工會還有權按職業技能和經驗劃分工人等級和待遇。資方可以賄賂工會領導，借助工會壓低工人評級，以此削減工人報酬；在資方聘任低薪移民勞工頂替正式工會會員才能受雇的崗位時，受賄的工會選擇視而不見。工會還處處排擠非會員工人，甚至唆使企業優先裁減非會員工人，使工人不得不屈從工會，忍受高額會費的盤剝。總之，有權左右工人就業和薪酬的工會領導層以出賣工人利益牟利，有的工會領導甚至擁有企業股份，和資本家結成利益共同體。
膨脹后的工會還以多種方式敲詐企業。有些工會領導假借工人名義向企業提出過分要求，只為增加個人牟利時的籌碼。比如美國鋼鐵工會曾要求企業為離職員工提供95%的薪水，直至他們找到新工作，結果導致大批鋼鐵企業因成本飆升而紛紛倒閉，最終造成大批工人失業，企業利益和工人長遠利益都受損。但工會領導層可以通過在工人待遇提高后增加工會繳費比例，在罷工或談判成功后進行“績效”分紅，在與企業談判中私自加入有利于工會領導者的條款等方式大賺一筆；還可以利用工會活動積累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以便通過“旋轉門”轉戰政界商界，進行利益變現。近年來，美國工會愈發竭澤而漁，不顧長遠。工會甚至直接威脅企業繳納“保護費”，以避免罷工示威等麻煩。美國工會背離工人階級，損害行業利益，墮落為寄生利益階層。
勞工議題霸權主義化
所謂勞工帝國主義，是指冷戰以來美國工會組織在國際上抹黑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政策，并以此為由鼓動美國政府對這些國家進行威脅、制裁和干涉，屬于協助帝國主義霸權擴張的行為。受工聯主義影響，勞聯—產聯的領導層認為，工人、企業和政府應該建立“伙伴”關系，以美國利益為先，以便在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分享“霸權紅利”。面對社會主義陣營洶涌澎湃的工人運動，美國政府急需在全世界推出與之抗衡的工會模式，輸出美式自由主義的工會理念。在此背景下，勞聯—產聯的兩任領導人喬治·米尼和萊恩·柯克蘭，將工會綁上美國帝國主義的戰車，變成反共、反蘇、反華的武器。
勞聯—產聯與美國中情局、民主基金會緊密合作，不遺余力地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它大力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立工會”，通過“慰問金”、“特別基金”等方式提供資金支持；組建美國自由勞工發展學院、喬治·米尼勞工研究中心、自由工會研究所、美國教師聯合會等組織并提供“技術援助”；扶持波蘭團結工會、匈牙利科學工作者民主工會、蘇聯礦工工會等反政府工會，授予其領導人“喬治·米尼人權獎”，慫恿其不斷發起罷工示威活動。此外，勞聯—產聯還與中情局合作，將干涉對象擴展至亞非拉國家，建立亞洲—美國自由勞工協會、拉美—美國爭取自由勞工發展協會、非洲—美國勞工中心，打著幫助亞非拉國家培訓工會干部、發展成人教育、推進工會事務的旗號，進行政治滲透，煽動顏色革命，打擊各國進步力量，遏制社會主義影響力。
冷戰結束后，美國繼續攻擊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對美國工會沖擊較大，資本家為了提高利潤而將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降低人力成本，從而造成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傳統產業工人的就業崗位大幅萎縮，加上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例超過制造業，非傳統雇傭關系（如臨時工、合同工）增多，工會參與率不斷下滑，工會影響力減小。同時，蘇東劇變后美國外部壓力大大減小，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需求大減，美國政府便大幅度削減公共福利，工人平均工資水平增長遲緩。但此時勞聯—產聯不但沒能領導工人與資本主義作斗爭，反而煽動民粹主義，將矛頭指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勞聯—產聯游說美國政府將貿易關稅與勞工議題掛鉤，動輒以“人權”為借口揮舞制裁大棒，以政治手段制造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勞聯—產聯以不符合美式“勞工標準”為由向美國企業施壓，在供應鏈、產業鏈中排除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促使其將供應鏈撤回本國，為本國工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比如，勞聯—產聯早在2004年和2006年就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申請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但被拒絕。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之后，勞聯—產聯于2018年再次申請對華啟動“301調查”。為了打擊中國制造業，勞聯—產聯不惜參與編造謠言，于2021年3月12日致信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要求禁止進口新疆“存在系統性強迫勞動”的光伏產品，導致新疆5家光伏企業被美國安全和工業局列入制裁實體清單。勞聯—產聯作為美國霸權幫兇的性質可見一斑。
美國工會的發展巔峰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約有30%的工人加入工會，但1983年這一數據跌到20%，2023年則僅有10%。曾經為改善工人生活水平、維護工人權益作出突出貢獻，為世界留下“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美國工人運動日趨走向衰落，偏離原有方向。其教訓在于：一是在資本主義政府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打壓下，工聯主義盛行，工會失去了先進理論指導，退化成事務性談判和繳費工具；二是失去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后，工會領導層不但沒能根除其種族主義、黑幫滲透、貪污腐敗的痼疾，反而不斷公司化、官僚主義化，將工會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工會主動依附民主黨，自甘被資本主義政黨政治捆綁，甚至淪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工具，喪失獨立性。面對政黨和財團的夾擊，工會如果不能回歸工人階級立場，重拾代表工人進行斗爭的政治職能，其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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