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天”——11月14日，對河東紅軍主力來說，也是有著轉折意義的一天。
本來，按日前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電的內容，河東紅軍主力已準備實施“作戰新計劃”的第三項——要南下作戰了。當日10時，毛澤東、周恩來在致河東三軍首長的電報中作出的部署也是南下：“二方面軍到環縣集結，糧房缺少，不能久留，應作南進第二縱隊”，“一方面軍應迅速轉移正面，向正寧、寧縣前進，爭取先機”，“四方面軍一個軍在豫旺地區箝制胡敵及王以哲，一個軍向衛州、惠安出動，表示欲北進解決糧食”，“爾后使一、二方面軍南下，胡、王兩軍轉向固原時，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由）三岔、固原鎮之線出動，從側翼制敵，并策應前方”[1]。而在14時前，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和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也都分別作出了相應的部署建議，擬在“打擊胡敵”無機可覓的情況下，開始“南下作戰”。
但兩者的設計有所不同。
“朱張”的設計是：“各軍自行乘機消滅敵先頭部隊，不要放過一個滅敵的機會”，但“如這一地區不便滅敵又因糧困不能持久時，一方面軍即轉移至曲子鎮、三岔、慶陽中間地區，肖、周所部經河連灣、環縣、曲子鎮、慶陽、太白中間地區。上述兩個軍均準備南出。二方面軍盡量在爭取較長時間休整。必要時即電三個方面軍先后南出”[2]。
雖然也在說“不要放過一個滅敵的機會”，但重心已在“準備南出”上了！
而彭德懷的設想則更具“大局觀”，所以得不囿篇幅，多引一些內容：
毛、周、朱、張、賀、任、關：
甲、黨中央及軍委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和自己的力量的可能，正確的定出奪取寧夏的戰略方針。完成上述任務，對抗日的發動無疑的具有極大推動作用，而這一具體任務未得完成，是在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之下喪失了寧夏計劃。
⑴是避戰，對胡敵力量過分估計。
⑵是對目前抗日的怒潮過高的估計，以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勢已經到來。這兩種傾向以第一種傾向來得更危險，影響軍事上的分兵西渡，動搖堅決打擊胡宗南的決心。
乙、目前戰略方針，原則上同意洛、毛、周、博、林上次組織南北兩路軍第一、二步的意見，不過南路軍是決定的方面，應以絕對優勢兵力組成之。建議以一方面軍兩軍團、八十一師、二方面軍全部、三十一軍組成之。第四軍、二十九軍、三十軍、二十八軍、陜甘寧獨立師為北路軍。
丙、南路軍第一步行動以奪取鎮原、西峰鎮、合水、慶陽、涇川、長武、淳化廣大地區，主要任務是擴大政治影響，調動胡、王、毛及由河南、陜南方面可能來陜、甘之蔣家部隊作戰。在這樣任務下，不放松擴紅、赤化等工作。如任務的中心不是作戰，可能不易完成擴紅、赤化和第二步到同官、中部、宜君的計劃。如第一步取得較大的戰斗勝利，亦有可能造成繼續北取寧夏條件。
丁、北路軍第一步應在現區域鉗敵，鞏固新蘇區，待南路軍到達目的地，敵情變化時，向靖遠、中衛、中寧、會寧、靜寧活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于孤立。
……[3]
彭德懷該電中的甲項是批評張國燾的（半個月后毛澤東批評他這一項寫得“過于刺目”——“今天還是不相宜的[4]”），以后各項的內容是建議將河東主力仍分為南、北兩路軍，以及各自的任務區分和行動部署。
此處需要留心的是，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文電“過于刺目”一事表明：中央致紅四方面軍將領的電文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有隱忍，有照顧，有遷就，有妥協。這不僅增加了西路軍史學研究工作的難度，也是習慣于“非此即彼”、“不是就非”簡單化思維方式的某些西路軍史學工作者誤入迷途的客觀原因之一。
彭德懷該電中的“南路軍行動”即“作戰新計劃”之第三項，在此無須贅述。
重要的是彭德懷該建議中對“北路軍”的行動設計以及對其意義的解讀：“北路軍第一步應在現區域鉗敵，鞏固新蘇區，待南路軍到達目的地，敵情變化時，向靖遠、中衛、中寧、會寧、靜寧活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于孤立”。
在翻撿和細閱此電后，筆者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彭德懷真是慧眼獨具且有大局于胸！
他看到了毛炳文部有可能西渡黃河填補西路軍西進后留下的“空白”且尾擊西路軍，所以準備以“北路軍”的行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而這是“徐陳”在前幾天力主“西進”時根本沒有去想也根本沒有在意的。就是與“徐陳”的“西進”主張關系最為密切的“朱張”，雖然在當天致“徐陳”電中也提及到了“毛炳文準備渡河”，卻仍然認定西路軍完全可以“獨立”應對之——“相機消滅尾追之敵，更能完成根據地任務”……
而按“徐陳”此間所告河西情況，河東比他們要困難得多——連吃飯喝水都成問題！
除了此間一直對“徐陳”的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澤東、周恩來外，彭德懷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被授予西路軍名義后，最早提出以河東部隊的行動“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于孤立”的人！這個時候，甚至就連“朱張”和“徐陳”自己，都還陶醉在一派樂觀之中！而彭德懷在河東主力自身都已經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在考慮對河西友軍的聲援，這是什么風范？
將彭德懷的這個風范與11月4日8時“徐陳”致“朱張”電的有關內容作一對比，筆者不能不對彭德懷這種不計前嫌顧全大局的境界和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在“徐陳”那個電報中，可是前頭剛批評完了“本位主義”，卻又馬上來了個“本位主義”：四、三十一軍“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于決戰時則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的滅敵雄心”。
兩相比較后不難看出，這當間的確存在著境界胸襟方面的不小差距。
需要提醒讀者們注意的是，彭德懷此間所言的“北路軍行動”，并不是他在當月8日提出的那個“北路軍行動”，也不是中共中央與他同一天提出征求意見的“作戰新計劃”中的那個“北路軍行動”。兩者的區別在于：此前的“北路軍”是向東出擊，準備東渡黃河，而此間的“北路軍”是向西行動，擬為“西路軍”牽制河東敵軍！
而后者的風險，要遠高于前者——后者，是一支孤軍向強敵營壘群中游擊！
不知“中央刻意陷西路軍于不利”的“陰謀論”制造者們，對此作何感想？
與“陰謀論”制造者們“為了打鬼借助鐘馗”而“抬舉”的人不同，當年的毛澤東、周恩來站得更高，胸襟視野更為寬廣——當日，從彭德懷來電中得悉此前還與紅軍相持對峙中的胡宗南部已開始積極東追，現正向豫旺一線攻進，不消滅一部難以南進的消息后，遠在陜北保安窯洞中的毛澤東、周恩來立即認定這是一個難得的戰機，遂于當日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
據彭電，胡敵續向豫旺進攻，不消滅其一部不能南進。如此有打胡敵之機會，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軍在數日內打一仗再南進為有利，但須以一部迫阻王以哲，究應如何，統由彭依前線實況決定可也。
……[5]
打！就是要南下，也得打了再南下！
這是典型的毛氏風格，退也要以進為退，走也要打了再走！——幾天后的11月18日，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在甜水堡重創胡宗南部精銳第二旅后，他在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更加清晣明白地展現了他的這種風格：“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6]”
對比一下月前“徐陳”在“西渡”與“打擊南敵”之間的取舍，作何感想？
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在南下作戰蓄勢待發關鍵時刻的這個電示，改變了河東局面。
也改變了這段歷史。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作為“不斷戰勝意外事件”的統帥，“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茫茫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把他引向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在法語中被形象地稱為慧眼，后者就是果斷。[7]”
還需要補充一句的是：這也說明，很多年后還被一些當事人耿耿于懷更被某些人刻意張揚放大作“陰謀論”所依據的那個“作戰新計劃”，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軍西進之前，就已被擱置，而且最后還干脆予以放棄！
這，又是一個被人屏蔽了的歷史事實。
注釋
[1]《中央軍委關于二方面軍可作南進第二縱隊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1月14日1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4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朱德、張國燾關于消滅胡宗南等部的部署致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電（1936年11月14日12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7～第8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彭德懷關于目前戰略方針與今后作戰部署致毛澤東、周恩來等電（1936年11月14日14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9～第8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一、二、四方面軍團結的方針致彭德懷電（1936年12月1日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先打胡宗南再南進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年11月14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毛澤東關于戰勝胡敵才便開展局面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德]卡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66～第67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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