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作戰新計劃”的內容并不是“最后之決定”，但其中兩項還是很快就得以確定。
這就是第一項與最后一項。
第一項實際上就是繼續尋機“打擊胡敵”，這一項，黨中央和彭德懷一直就沒有放棄。
最后一項就是第十一項：“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在得悉共產國際改變援助物資接收地點的“重大變故”之后的這幾天里，中共中央領導人就一直在醞釀和籌措這件事情，而就在他們提出“作戰新計劃”的同時，一份給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的回復電也發往了遠方的“無產階級祖國”：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于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太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000余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1]
雖然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重大變故”電已經過去好幾天了，但在這份回電里我們仍然還能嗅到一種按捺不下的郁悶之氣：你們可以坐在辦公室在地圖上輕松一劃就給我們指示“前進的道路和方向”，可我們卻只能拼命闖關奪隘憑著兩條腿一步一步量過去啊！你們一家伙就把這個地點劃在若干倍于年前草地行程的一大片荒蕪沙漠那頭的哈密，你們倒是說說，你們要我們怎么憑兩條腿穿越而過？準備付出多大代價穿越而過？而就算是一路的土地爺們都點頭哈腰給我們讓開道路，糧草、冬衣、又如何籌措打點？……
由于中共中央以嚴峻口氣電陳的這些理由，物資援助接運地點后來又被東移到了安西。
——在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難從援助方爭取到比這更多的讓步了。而且，考慮到組織西路軍千里迢迢去接受這些物資尚未最后定奪，就是已經定奪了也有可能“遠水難解近渴”，所以中共中央書記處還于次日電請共產國際“緊急寄送款項”，稱“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否則，“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2]。
“緊急寄送款項”其實也是一股遠水，解不了近渴：在那年那月那種嚴峻的環境中，共產國際的盧布或美元不可能直接打到中國共產黨的戶頭上，只能通過國統區可靠的中間關系接收后兌成換中國銀元或現鈔，然后再派人送到蘇區——這個時間，那肯定是快不了的！
而派出部隊千里遠征去接受物資，更是一件很傷腦筯的事情！
因為共產國際已有“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的禁令在先，兩萬多人的一支紅軍主力顯然仍在這個禁令限制之列，所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為“西路軍”賦予任務以及完成任務的時限時，是考慮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會遇到的困難的，也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既然紅軍主力不能“再向新疆方面前進”，所以這個任務就不是一路長跑直奔終點，當間既會有闖關奪隘的磕絆，也會有安營扎寨的耗費；既會有征糧籌衣的煩惱；也會有整補擴紅的蹉跎，還有如傷病安置、物資轉運、畜力征用這類的事務的籌措與執行，……等等等等，這都是需要依托空間和耗費時間。所以，這個任務身就應該也必須包括“空間”和“時間”這兩大要素！空間——“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在那里站住腳，把屁股放下來坐穩當了；時間——“準備以一年完成之”，爾后派出一支接運部隊（而不是主力）去指定地點——“直接打通遠方”。
這個“時間”也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一年時間，都足以“屈指行程二萬”了！
如今數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暫時放下中共成長中的曲折與共產國際指示之間的那些恩恩怨怨再作客觀考量的話，那還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公允之言：共產國際此前的“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也好，后來的“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好，都具有相當的“現實主義合理性”乃至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前瞻性。
——“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是“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而這個道理與毛澤東“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的思路，有著相當程度的近似性。更何況，在民族危機迫近，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已經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的情況下，紅軍主力向遠離“抗日救亡中心”的遙遠西域前進，被國人詬病以“逃跑”、“逃避”、“尋求偏安之地”，那是必然的。的的確確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也極不利于爭取和團結中間力量。
——至于“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與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蒙偽和漢奸勢力大肆進犯綏遠，戰事一觸即發有關。蘇聯不愿因援助中國紅軍而冒誘發“日蘇戰爭”的危險當然是一種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人自己來說，紅軍主力在這樣一種態勢下出現在正在準備抗擊侵略的傅作義部之側背，政治上也是極其不利的。雖然紅軍也可以打出“抗日援綏”的旗幟，但怡人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口實，那也是避免不了的。更何況，由于綏遠抗戰不是直接對日軍作戰，屬于“打狗欺主”的“內政”，南京蔣介石政府也對“援綏”表現出了歷次局部抗戰中前所未有的主動積極態度，也抽調了相當數量的精銳兵力以為傅部后援甚至準備直接參戰。這種時候，就是讓傅作義自己在中共和蔣公這兩路援綏力量之間作出唯一性選擇（這只能是個單選題），中選者為誰，恐怕也是不難推斷的吧？
值此非常時期，遠離“抗日救亡”中心的“武裝割據”，是得不到全國人民衷心擁護的。
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張，為什么一定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為什么一定要到“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帶去主動“擔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
因為，這是為民族求得生存求得解放，也為自身求得生存求得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在民族革命斗爭的風口浪尖去“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才能為黨的生存和發展尋找更多更好的機會！只有在民族革命斗爭的風口浪尖上去，才有建立、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更多更好的機會，才有讓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中間勢力認識和接受黨的方針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機會，黨也才有求得生存發展的更多更好的機會！在民族革命斗爭的風口浪尖上高揚“抗日救國”的旗幟，與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國的口號，無論從行為效果還是從生存機會上來考量，難道是可以同日而語的么？
所以，此間的中共中央是能夠理解，而且實際上也是理解了共產國際改變物資援助地點的合理性的；所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幾天后的11月12日同意彭德懷“南進”建議的回復電中特別指出：“北路軍之行動，有妨礙綏東抗戰及吸引湯軍回堵之政治上、軍事上不利[3]”；所以，實際上也否定了“北路軍行動”——也就是“作戰新計劃”第四項之內容。
所以，“作戰新計劃”最核心之第九項，才只能是他們“萬不得已之備選”……
數十年后，原西路軍主帥之一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據說并非本人執筆）中，曾經對當年的“西進”作出過這樣“假設”：
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前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哩？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我那時候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西路軍如果及早靠攏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了。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三個師。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4]
這個“假設”的結論相當美好，但這個“假設”本身卻不能成立，而且并不新奇。
早在一個多月前“甘南風波”中的洮州會議上，張國燾就作過類似“假設”：“打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5]”。不同之處在于：張國燾說的是直接“打到迪化”，而徐向前在這里只是籠統地說“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
那么，在哪里才能取得武器哩？顯然只能是在安西。
那么這種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哩？參照著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的禁令，再翻開地圖比量一下，就能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出：這種“假設”只能是“假設”，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靠攏新疆”靠到哪里？就算河西部隊是飛毛腿一路順風沒有任何磕碰，最遠也只能到達肅州（今酒泉），再往前就是一片荒涼和沙漠，不能想象兩萬大軍能在此間棲息生存；“取得武器、彈藥”也只能是派小部隊去安西接運，大軍前往一則有共產國際禁令所限，二則路途遙遠人煙稀少吃飯御寒問題難以解決。而河西部隊只要在河西走廊地區盤桓逗留，就必然與馬家軍發生沖突，也就必須要解決“建立根據地”問題——也就是徐向前自己所言的“控制河西地帶”，這也是無法回避的。
其實，數十年后，徐向前已在無意中回答過這個問題——只需要把他的這段話中的“定遠營”換作“安西”，即可：
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6]
當年的安西、敦煌、玉門關地區地處荒漠，人煙極其稀少——直到今天，人口的分布密度也小于10人/平方公里（當年大多≤1人/平方公里）。比如共產國際指定的接運地點安西縣（2006年更名為“瓜州縣”），本身就有著“世界風庫”之稱，年均降水量僅45毫米，年蒸發量卻達3140毫米，1987年建立“安西極旱荒漠自然保護區”。民國4年（1915年）全縣人口為12 721人，但因干戈離亂，災害頻繁，人口自然增長極其緩慢（直到民國34年（1945年）整整30年間也才增長至20 346人）。而在西路軍西進前的1932年～1936年期間，安西迭遭兵災、傷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饑荒[7]，死亡和外出逃荒者眾多，較之于20年前的民國4年，全縣人口基本上就沒有什么增長！而且還分散居住在2萬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內，最大的城鎮安西縣城的城鎮人口也不過千余……
這樣的環境條件，一支萬人以上的大軍，該如何解決“吃、住”等生存問題？
更何況，相較于定遠營，那邊廂的路途更為遙遠，不僅距河東紅軍主力更為遙遠，較蘇聯也很遙遠——甚至距最近的新疆城市哈密也隔著近千里之遙的戈壁荒漠！打到定遠營無法生存還可以渡過黃河回到陜北根據地，如果打到安西無法生存，又該求誰？
至于并非中共方面自主可控的“遠方物資”，并不是早已碼在安西就等你們去取了！既或是蘇聯方面“已經準備好了”，那也得從原擬從外蒙接濟的地點再輾轉運輸到新疆，再經哈密轉運到安西，這個時間也短不了，3個月那是“至少”！——“遠方”原擬從外蒙接濟時，預計日程是“武器將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8]”，而接濟地點改變后，物資還得再度轉運，時日肯定更長！而在這“至少”的3個月里，河西部隊就必須獨立自主地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擊敗馬家軍，建立根據地”。
河西走廊這條道上，沒有捷徑，也無法取巧。要想得到，就必須付出。
這當間的困難，中央是有所估計的——所以才有“一年為期”。
所以，“創建根據地”與“打通遠方”的“先后次序”問題，它是一個偽問題：如果“物資已經碼在安西等待取用”的前提不能成立，那么要“打通遠方”，就必須先在人口相對密集就糧問題更好解決的河西走廊東側地區把屁股坐穩——建立根據地，然后“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接近“遠方”！
先“取得外援”再“回師橫掃而東指”，這個如意算盤是一廂情愿的，也是敲不如意的。
注釋
[1]《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8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緊急寄送款項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概要）（1936年11月9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同意彭德懷提出向南出動之意見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年11月12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3～第8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5～第3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5～第7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關于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話（節錄）（1982年8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4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安西縣志》（安西縣志編纂委員會）第16頁，知識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8]摘自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記，《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46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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