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蒙哥馬利訪問中國的時候曾經問毛主席“你們將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毛主席想了一會兒，說“我想我們已經找得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究竟什么辦法呢？且不去論，但這“想了一會兒”卻表明蒙元帥的問題很有分量。
大躍進所以出現偏差，各層面都有責任。一張白紙，缺乏經驗，是問題。步子大、急于求成、強壓指標，是問題。地方干部弄虛作假、邀功心切，是問題。打著私有制心理烙印的農民也有問題。比如吃食堂，飽就可以了，何必吃到撐？分明貪小便宜。
掉過頭來走了相反的路，三自一包。有沒有問題？有。何以見得？看看大包干的后果就知道了。溫飽問題似乎解決了。但回到封建社會了。組織渙散，小農經濟，一盤散沙，貧富分化，黃賭毒黑重現，村支書惡霸化。作為整體，農村淪為最弱勢群體。
鄧小平說，改革就是放權，以放權調動積極性。放權，有放到哪里的問題。工人農民？廠長經理？省長市長縣長鄉長村長？結果眾目睽睽，負責人獨霸了權力，吃喝玩樂、皮包公司、兒子公司、承包、轉移、私有化、他們用各種手段將自身變成了新的地主、礦主、商人、開發商、企業主，成了新的大山。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問題自古就有，現在也有，而且越來越不可控。
幾天前，溫家寶現總理撰文說“爭取物價漲幅降低”。這兩天，朱镕基前總理也出了文集，提到“離任前便擔心房地產過熱了”。著眼點不都是擔心失控嗎？
聯系到溫總理為農民工討薪，期盼資本家的道德血液，及朱總理為破除地雷陣，準備的一百口棺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朱與溫二位總理風格迥異，或雷厲風行，或春風化雨。但兩者的心卻無比善良，都想全心全意地為人民做好事服好務。
但是，從另一個側面，我們亦可以看出，雖然總理掌握著國家最高的行政權，仍有太多的無奈。擔心房地產、擔心腐敗、擔心物價、擔心貧富分化。如果中央政府能以行政權有效地解決問題，還要如此憂慮，并試圖以講話和文章號召大家解決問題么？
由此可見，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任何人都不是萬能的。
總理，相當于歷史上的宰相。如果認真考察歷史。我們會發現，不僅宰相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即便諸侯、天子、皇帝，也有類似的困境。
周朝分為西周和東周，東周分春秋和戰國。春秋時有五霸，戰國有七雄。無論五霸還是七雄，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諸侯，諸侯的來源大致有二，功臣或王室宗親。周天子為天下共主，諸侯之王。但到了東周時期，情況變了，天子淪為“被挾的對象”，相對于周天子，諸侯國類似于地方。因此，尾大不掉，周朝時就有了。
漢朝呢？先有劉邦手下的異姓王造反，后有漢景帝治下同姓王的七國之亂。
可見，皇帝要不面對諸侯和地方大員。有了皇帝，再封王，皇帝是中央集權，諸侯王是地方分權。權力分出去了，也是放權。權力放到王的手里，地方逐漸坐大。皇帝管不了了，國家便開始內戰。放權可能導致分裂，這道理賈誼講的很清楚。
再往后，有曠世明主唐太宗，天可汗，真的萬王之王了。唐太宗英明神武，罩得住藩鎮。但李隆基就差多了，結果出現安史之亂。中央管不了地方。國家遭受重創。安史之亂后來平定了，但藩鎮仍然割據。最后導致五代十國，天下大亂。
有道是，堅持XXXX一百年不動搖。仿佛在堅持真理。說不動搖就不動搖？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藩鎮已經割據，手握重兵，李隆基自身難保拿什么不動搖？
放權，如果在民主集中制得前提下放到最基層百姓，的確可以遏制諸侯、藩鎮與軍閥。但，如果僅僅放到中層。讓這些地方大員坐大成軍閥，那么，這些新諸侯將冒犯中央，又壓迫民眾。結論是：放權，如果放給諸侯，必然動搖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
類似的例子還有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再到袁世凱以及北洋軍閥的演變。
可見，即便周天子、漢高祖、漢景帝、唐玄宗、慈禧太后、蔣介石這樣的最高統治者都面臨過地方諸侯膨脹而危害中央集權的問題。何況任期八年的總理？
李鴻章錯了很多，但有一點說的有道理。中華帝國碰到了千古未遇的變局。但李鴻章的說法也有局限性。李鴻章主要從政治、文化和外辱的角度看問題。
但中國面臨的問題，卻不僅僅是政治，而是經濟，涉及科技、產業、生產力。中國農耕型社會的歷史，主要是官僚治理下的地主階級專政。但現代社會的問題則是商人、產業資本家、金融寡頭。領地不僅是政權和地域，更是經濟意義上的領地。
如今所謂的地方，不僅是政治意義的地方，同樣是經濟意義上的地方。
誰是諸侯？僅僅是地方大員？不，地方大員也沒有七百億資產，地方大員也有廉潔奉公的。即便貪腐，最大的犯罪也不過涉及三四個億。一個資本家可以擁有三百億、五百億、七百億的資產，資本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高于官員。
換言之，由于經濟地位的上升，今日之諸侯，已經包括了富豪、大亨和寡頭。
朱總理反腐敗，主要針對官員。而“房地產過熱”呢？主要是資本興風作浪。溫總理討薪、希望物價漲幅趨緩、期盼資本家道德血液。有意無意中針對了資本意義上的諸侯、軍閥和藩鎮。古代戰爭主要是軍事劫掠。今日之爭斗則在經濟命脈的控制。
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仍然要考慮，但范圍無疑要放寬。政府統治與經濟諸侯的博弈，已經變成主要矛盾。這時候繼續講放權無異于放縱和自戕。
那位說了，政府的行政手段要，要靠法律和市場，這是很幼稚的想法。
市場誰控制？資本控制，資本之間有矛盾，但資本之間的共同利益更大一些。靠軍閥滅軍閥實現民主？可能嗎？軍閥為了相互較量，會更殘酷地壓榨。
靠法治？經濟的控制力不僅表現在物價和工資方面，也表現在對媒體和代理人的控制的方面。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譬如南都、新浪、網易、搜狐、本身由資本家或大股東控制著。當媒體本身附庸于資本的時候，當協商和立法人員也掌握資本的時候，當行政人員與資本吃飯喝酒勾肩搭背的時候，這立法和執法，可能反過來治理資本嗎？法是人立，關鍵是什么人立法呢？自古就有法，一直在治，問題在治誰。
法有法的作用，政府有政府的作用。法不可能包羅萬象。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法總有滯后性。人才是先鋒。基本性質、基本方向、基本流程，需要立法。但新事物新情況，需要人根據具體情況處理。并且，法也有不適應現實的時候，這時候法也需要變革。同樣道理也適用于政策，政策也有時效性。當便則變。
堅持，這個詞有兩面性。可以是堅韌不拔，也可以是唯心主義。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一條道走到黑、不見棺材不落淚等等，何嘗不是堅持？
強大的中國有過幾次大衰敗。究其原因，概源于數十年不動搖。秦始皇以法治國，霸道嚴苛，有虎狼之威，久了，人民與諸侯一起造反，二世而亡。唐王朝依仗藩鎮，百余年不動搖。結果藩鎮坐大造反。宋徽宗，書畫俱佳，以文治國，鶯歌燕舞，綏靖政策，投降主義，久了，自己也變成俘虜了。乾隆帝，好大喜功，奢侈浪費，久了，國庫空虛，落后挨打。百年興衰且如此，何況幾個應景應時的政策？
歷史人物能否成為歷史英雄，不要看社會地位，要看對后世的影響。所作所為有利于國家崛起、強大、統一、人民幸福安康，則是英雄。如導致衰敗、分裂、腐敗、內亂、階級分化、外辱，則無論有什么說辭，未來的現實都將給出恰當的評判。實踐檢驗真理，在這里也適用。
總結三點。一，沒有不變的政策，當變則變，不變等于僵化保守第。二，諸侯的含義已經延展到經濟領域，放權已不合時宜。可以大張旗鼓地國進資退。三，要有大視野，按規律辦事最重要。上吊繩越勒越緊，越緊越難解。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民生不能靠資本家，資本家就是新諸侯，搜刮大家發達自己。社會主義只有靠人民監督下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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