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邁斯納、老田：文革中對毛主席個人崇拜的控制權的爭奪
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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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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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主人公網
| 莫里斯·邁斯納、老田：文革中對毛主席個人崇拜的控制權的爭奪 |
日期: 2006-08-09 02:23
中國文革研究網(www.wengewang.org)整理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和最熱烈的崇拜者是中國的年輕人。他們把毛看作是以往浪漫的革命歷史的純潔代表，是能夠清除當時的腐敗并創造一個更好的嶄新的未來的圣人。被毛封為“勇敢大膽的開拓者”的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走遍了全國。他們攜帶“小紅書”(在他們看來，小紅書有近乎魔法的性質)，到處發表宣言，宣稱要從“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精神力量”。1966年8月18日，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重要的時刻，紅衛兵令人半信半疑的舉動被賦予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出現。日出時分，毛象上帝般出現在城樓上，帶著紅袖章，成了紅衛兵的“最高司令”。
“文化大革命”早期階段年輕人的崛起，表明了以對毛的個人崇拜為象征和推動力的革命信仰主題的復興。在個人崇拜庇護下的這場運動，若只是一個青年人的十字軍運動，那么對社會學研究來說，它或許最終會表明只不過是一場異乎尋常的插曲而已。但是，這場運動迅速擴大，把其他社會階層也卷了進來，并且很快就清楚地表明，毛的崇拜者已遍布整個中國社會。到1966年的后幾個月，城市無產階級——中國最為先進而且大概也是老資格的社會階層——開始響應毛的號召，造起共產黨及其組織的反來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新階段中，工人階級的組織大批而迅速地出現了。雖然這些組織反映了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不滿情緒，代表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利益，但它們都宣稱自己完全忠于毛，信奉毛的教導，都搞崇拜毛的各種儀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戰斗中，盡管農民卷入不深，但對毛的崇拜也在農村傳播開來。村子里建立了敬奉毛思想的公共“忠字室”，農民家庭則通常有自己的“忠字牌”，家庭成員清早和晚上聚在這里，對毛表示崇敬，飯前背誦“小紅書”中的語錄已成習慣。個人崇拜是如此的廣泛和深入，以至于毛的勁敵也不得不打起毛的旗幟和口號(如果他們想在政治上做點什么的話)。正如埃德加．斯諾所說：“在某種意義上，整個斗爭是爭奪對崇拜的控制，是‘由誰’以及首先是‘為了誰’來利用這種崇拜。”
下面簡單說一下個人崇拜為誰所利用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最顯著的特點是注入了傳統的宗教象征主義。正如舊時中國皇帝稱為‘天子”(“天子”把宇宙秩序與社會秩序聯系起來)一樣，“天”成了毛的象征，人們把毛和宇宙的力量等同起來了。在中國傳統的宗教象征主義和現代革命的宗教象征主義不自然的混合中，“太陽毛主席”被稱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他的光芒照亮了一切革命者的心。根據道教神秘主義的玄想，“毛思想”被說成是能夠戰牲一切敵人的“法寶”，而敵人則被(用佛教中說魔鬼的術語)斥為兇惡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在全國各地修起了紀念毛的革命業績的展覽館。這些展覽館面東朝陽，地面用印有向日葵的小磁磚鋪成，官方報刊把這些展覽館稱為“圣地”。農民在“忠字牌”前表示對毛效忠的方式，與在祖先牌位前的傳統作法一樣。
個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強烈的傳統形式和奇怪的宗教形式，與它為之服務的這場運動的目的根本不協調。“文化大革命”是從猛烈攻擊中國的舊傳統開始的(當然也攻擊西方資產階級傳統)。“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基于這樣的假定，即打破舊的價值觀，是對人民的思想進行現代革命改造的前提條件，而這一步又是保障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行動的基本前提。個人崇拜的各種傳統形式和象征，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為埋葬舊傳統、傳播現代革命精神而召喚出來的。看來，這種傳統形式比毛和毛主義者所希望傳播的新的革命價值觀對大眾意識有更大的影響。
革命的、攻擊舊傳統的人反而提倡傳統式的偶像崇拜，這種情形當然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卡爾．馬克思曾指出；“當人們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1968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熱情的減退，隨著毛逐漸把突如其來的群眾運動緩和下來，對這位主席的崇拜反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節制了。毛著作的印刷量和發行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實際上擠掉了其他一切著作。毛的肖像、塑像和石膏像的尺寸和數量都增大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毛的崇拜還被等同于一種真正的、大部分是自發的群眾革命運動，而現在這種崇拜則非常象正統教堂里所履行的常規儀式了。1968年夏天，在北京的觀察家們注意到，“人民的臉上呈現出冷漠無情的神態，他們仍打著紅旗和這位主席的畫像行進，但這只是出于習慣而已。”據報道，“解放軍工作隊在北京各處搞起了派性調解機構，在這里，對立派系的成員坐在一起繡這位主席的畫像。”學校的孩子們早晨相見不是說“早上好”，而是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當時曾夸耀說，這是聾啞兒童學校教的第一句話。越來越多的人搞起了有組織的朝圣，來到紀念毛澤東生平的“圣地”表示效忠。檢驗對毛是否忠誠的標準，主要不是看遵照毛的“思想”所進行的革命行動，而是看背誦毛的格言和語錄的能力以及街上和家中懸掛的毛的肖像的尺寸。“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對毛的崇拜曾激勵群眾采取破除舊傳統的革命行動，但在這場動亂的后期，它所產生的只是要群眾崇拜偶像。
“文化大革命”不尋常的和與初衷不符的結束方式，或許是由具政治根源所決定的。從這場運動一開始，就要求人民服從于一個人的無所不包的智慧，這表明個人崇拜已經違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定原則，即唯一的方法是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然而，群眾正是在個人崇拜的合法權威下，以“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方式起來造反的。在已經如此異化了的政治權威和把一切政治智慧和思想智慧都歸于毛一個人的迷信的影響下，政治上無情、幻想破滅了的群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斗，在體力上和精神上均已筋疲力盡。他們曾以毛的名義戰斗，現在則應該拜倒在毛這個人造偶像面前了。這可能有些做作，但絕不是不合邏輯的。
最后，“文化大革命”并未產生有活力的政治組織來取代中國共產黨，毛又不得不以列寧主義的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形式來重建黨的權威，不過這時毛是名副其實的主席了。在70年代前期重建黨的過程中，對毛的崇拜——或更確切地說，是這種崇拜中那些極端的、不合理的方面——被相應地廢棄了。
斯圖爾特．施拉姆指出，個人崇拜降溫的決定，部分地是由于毛后來認識到，對他的“天才”的盲目崇拜和死記硬背從他的“思想”中抽出的一些格言，并不能解放中國人民，也不能使人民的覺悟革命化。這可能是一種過于寬厚的解釋。實際上，個人崇拜當時只是部分地降溫，而且是在達到了毛主義者的政治目的之后才這樣做的。在1970年工2月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毛本人也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毛當時說，這種崇拜是作為武器用來反對他已不能控制的黨內官僚階層的，既然他已重新獲得了黨的最高權力，并清除了“修正主義”分子，那么這種崇拜就該“降溫”了。在以后的年代中，奉承毛的那些過分的形式確實“冷”下來了，不過，個人崇拜依然存在(盡管形式上減弱了)。
(選自 美 莫里斯·邁斯納著《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第六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日期:1991。
在二月逆流時期，“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聲被造反派唱徹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領袖之間的相互現實需要、由此激發的感情聯系，在當權派的攻勢面前得到強化，但這一聯系在文革期間，始終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當權派為了奪取造反派的文化權力，實施把“毛澤東思想儀式化”的個人崇拜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與造反派的“感情”接軌的：從感情出發的造反派無法有效反對抬高毛澤東個人的各種儀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謬的忠字舞。
原來的造反派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起來造反的，依據是毛澤東的講話和“兩報一刊”的社論，去把握運動方向的，這也是造反派的一個唯一的優勢：具有輿論上的支持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代表身份。毛澤東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為當權派所領導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所反對，這些人現在具有事實上的優越政治地位，但是他們多數人的文化水平卻并不怎么樣，因此對毛澤東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現在要按照現實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體競爭需要，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確立，結果是儀式化的“三忠于”“四無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來對毛澤東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澤東把芒果轉送給工宣隊，卻被大肆發揮為一種政治象征：各地都組織規模浩大的游行活動去“迎接”芒果模型，當權派把一個偶然的事件強行賦予政治內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斷造反派和毛澤東的政治聯系。這本身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個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競爭手法，是當權派政治經驗的結晶，體現的是“打著B52的旗號去打擊B52的力量”的精明。競爭現在變成爭奪“毛澤東旗幟”，而造反派卻完全疏于應對。
“忠字舞”的發明也許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廣和普及到那個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夠解釋的了，這只能是強勢群體在背后推動的結果。工宣隊和軍宣隊本身，也許只是為了獲得與自身優越政治地位相稱的文化地位，所以熱衷于儀式化毛澤東符號，而當權派則樂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剝奪。
這對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斷與毛澤東的政治聯系和奪走毛澤東旗幟，是一個最嚴重的“權力”被剝奪過程。因為當權派實際上掌握著黨政軍人財物，造反派本來就不掌握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唯一的憑借是“毛澤東思想正確代表”的文化權力，勉強算是有一個文化上的優越地位，這使得他們免于當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風險，也是他們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憑借。在“忠字舞”興起之后，造反派這個文化地位也喪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帳”的份了，在這樣一個悠關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澤東旗幟爭奪戰”中間一敗涂地。從1968年末開始，各級各類的“五不準學習班”，開始把大批造反派作為專案審查對象，這些學習班還往往被命名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當權派一方面把毛澤東思想儀式化，以奪取造反派的文化權力，同時還發起所謂的“捅馬蜂窩”運動，以奪取造反派在基層革委會中間所獲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還是群眾運動方式去顯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漢等地的造反派發起有一定聲勢的“反復舊”運動，以表示對當權派的不滿。這是文革的第五個回合。
（摘自老田：《作為文革標志的群眾大民主運動：造反派與當權派進行政治博奕的七個回合》，中國文革研究網整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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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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