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推出了許多慶賀影視劇。《建國大業》、《東方紅1949》、《解放》……等等。雖是雷同多多，但不同角度再現了在中國兩種命運大決戰之際，許多中國人熟悉的歷史人物，也不乏使人熱血沸騰的情節。其中，我相當贊賞的，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以及他提出的歷史興亡周期律（“黃氏周期”問題）。
抗戰勝利前夕，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時，有感于“歷史上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力求從萬死中求得一生，因而無不顯得生氣勃勃、氣象一新。及至環境漸漸好轉，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于是惰性發作，日趨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榮取辱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故而，他向中共領袖毛澤東表明了自已憂慮，問道：“當共產黨執政后，沒有了戰爭的壓力，也沒有反對黨的監督，黨員思想必松懈，繼爾形成惰性，當享樂成風之時，你怎么解決權力腐敗，跳出這個政黨存亡的周期？”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居安思危，在將來帶領全國人民跳出歷朝歷代“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
毛澤東當時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沿著這條思路，他才會在三年后全國解放前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不要在“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下打敗仗，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可是，問題恰恰是，真正走上“以后的路程”，首先是毛澤東自己不那么謙虛不那么謹慎了。要走好這一“路程”，必須開創和進入他自己所宣示所找到的“新路”，就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他也許是忘記了。盡管毛澤東終其偉大的一生，都在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福祉，始終如一地艱苦奮斗。
黃炎培先生之子黃萬里，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水文學專家。一九五五年在蘇聯專家指導下，討論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的上馬方案時，眾多專家學者異口同聲稱贊支持，唯有黃萬里發言反對。他認為在三門峽這樣的淤積河段是不能建壩的，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會上他言辭激烈地指出：
“你們說‘圣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黃萬里說了自然不算數，三門峽水庫照建不誤。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卻沒有使他就此閉嘴。經過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黃萬里又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了文章《花叢小語》。他以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等一些事件為例，說明人民需要監督政府工作以及政府決策需要民主的必要性。
然而毛澤東看過《花叢小語》后不高興了。他對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先生說：“你們家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里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和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么話！”一句“這是什么話”，就此使黃萬里的命運急轉直下，墮入右派分子深淵，歷經磨難長達二十二年之久。
事實證明，黃萬里的見解在那個歷史年代（受科技水平的局限）是正確的。一九六零年九月三門峽工程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就泥淤成災。數十萬畝良田被毀，數十萬人口流離失所，數十億資金付之東流……后患綿延至今。
黃萬里是一個只會說真話也敢于講真話的人，是魯迅先生贊許的“中國脊梁”一類的人。如果說他就三門峽工程講的真話，尚局限于經濟技術范圍，那么他的《花叢小語》則直點中國政治的軟肋。作為黃炎培之子，黃萬里不可能不知道父親同毛澤東之間那個關于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延安對”。《花叢小語》表達的觀點，事實上只是重復了毛澤東十二年前講過的話而已。
一九五七年那些個風云變幻的日子，是毛澤東由于日理萬機，忘記了自己講過的話？還是由于某種原因，壓根兒就不想叫人再提起自己講過的話呢？……
真話，甚至自己講過的話，都不叫別人講，還有什么民主？“靜悄悄，微言絕”，萬馬齊喑，還有什么民主？代價是萬分沉重的。有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也就會有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接著也必然會出現始于一九六六年的“十年浩劫”。若沒有鄧小平的復出，佇立到時代的風口浪尖，力挽狂瀾，撥亂反正，以大勇氣大智慧大膽略開創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誰敢斷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歷經千難萬險才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重蹈蘇聯的復轍，已經跌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輪回？！
痛定思痛，直面新中國的政治事態，某些發展為何如此令人尷尬和費解？對此，過去有一些探討論述，基本上歸咎于毛澤東的個人因素，在一陣陣妖魔化毛澤東的腥風中，甚至有攻擊毛澤東為“秦始皇加李自成”者，不一而足。在我看來，其實，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什么問題也說不明白的。那些不遺余力大批特批毛澤東和把文化革命喻同納粹災難的“學者”們，居心叵測，和我們不是一路人。
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國父”。他真的會忘記自己同黃炎培先生之間的“延安對”嗎？不會，當然不會！
問題也許在于，當歷史邁入五十年代后，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揮手的毛澤東，已經不是四十年代處于在野地位的毛澤東了。他對民主的理解和運用，也“與時俱進”，發生“變化”了。他這時所講的“民主”再不是通常意義下的民主，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出發，與資產階級民主徹底劃清界限的民主，即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民主”，一句話一蔽之：對人民講民主，對階級敵人則講專政。
問題也許還在于，當歷史邁入五十年代后，蘇聯斯大林的遭遇，成為壓在毛澤東心頭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你活著，是“偉大的天才”，“慈父般的領袖”……；你死了，尸骨未寒，就被焚尸揚灰，變成了“暴君”、“懦夫”、“白癡”、“劊子手”……！如此令人憎厭的戲劇是誰編導的呢？竟然還是你生前最信任最寵愛的“學生”！也許因此，毛澤東才會有“高處不勝寒”的感覺，才會痛心疾首地向全黨全國警示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也許因此，毛澤東才發明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號召全中國人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并發動了由上向下又從下往上的“揪出中國式赫魯曉夫”的文化大革命。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紅色中國不改變顏色，他給與了中國人民，在資產階級民主框架下從來也不會給與人民的“最大民主”。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那一段毛澤東與黃萬里的公案，就會重新認識：“延安對”，毛澤東事實上是從來也不曾忘記的。只是依照毛澤東的“新民主觀”看來，問題不在于你黃萬里是否講了真話，甚至是講了他毛澤東講過的話，而在于你黃萬里講了“這是什么話？！”即“反動的話”！為此，他已把黃萬里打入“不準亂說亂動”之列！
后來人們評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有這個錯那個錯……但是我認為，千錯萬錯毛澤東的出發點沒有錯！他的警示和預言沒有錯！蘇共的倒臺蘇聯的滅亡，由赫魯曉夫始由葉利欽終，不就是明證么！在中共，不是也前有高崗后有林彪么！毛澤東的錯，除了他對黨內外的政治情況作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過于嚴重的估計，搞了階級斗爭擴大化之外，恰恰在于他錯誤地運用了他“與時俱進”的“民主”，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
在一個封建主義影響還根深蒂固的國家中，他把建立在個人崇高威望上的“一言堂”與蕓蕓眾生的“造反有理”同時祭示出來，在明知“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情況下，依然以唐·吉珂德的勇氣挑戰整個風車世界，以致各種社會矛盾，在失控到近乎瘋狂的的群眾運動或“運動群眾”中，以革命的名義集中地爆發出來，造成“天下大亂”；以致被開啟的潘多拉盒子，他打開了他想關都關不上，眼睜睜地看著，中國被折騰了十年！
這是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的悲劇！是一個值得后人們永遠反思的歷史教訓！
但是，痛定思痛，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毛澤東忘記了民主和不要民主。恰恰相反，毛澤東是在不屈不撓地實踐著他為之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理想，在求索一條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主新路！只不過是，由于他僅僅從個人的主觀愿望出發，而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運用了一個看起來很美的理論，以致造成事實上的災難性的后果。這當然是毛澤東自己所絕對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也許這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一旦超越歷史的局限，無論如何也逃避不掉的悲劇性的歷史宿命。
時代的車輪隆隆進入二十一世紀，在由毛澤東思想延續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新中國又一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發生了震驚世界的變化。這種變化，通過國慶“十、一”大閱兵已經無比生動地展示了。
在經濟發展傲視世界的同時，一個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新局面，在對過去的反思中也通過不斷的創新求索，在神州大地逐漸形成，同時又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這些年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探索、實驗和階段性成果很多，有目共矚，其他方面的我不在這里妄加評議，卻禁不住地要為國家領導體制民主改革的成功大聲叫好！因為從江、朱體制順利地過渡到胡、溫體制，其在中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是怎么評價也不為過的。
首先，這一交替，以及退下諸人既不當“太上皇”也不去當什么“執政”的光明磊落表現，標志著世襲制和事實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在中國的終結。這就在社會主義民主的身體上，前無古人地徹底割掉了封建主義的尾巴。
其次，這一交替，是在高瞻遠矚的高度集中，和集思廣益充分發揮黨內民主的過程中實現的，實踐證明，胡、溫干得很好！這就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又與那亂象叢生、換湯不換藥的資產階級民主，以致連陳水扁此類人渣都能選上當總統的民主，劃清了界限。
中國共產黨人，以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國家領導體制民主改革的成功，實踐了這一宗旨。只要堅持和不斷完善這一民主進程，使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牢牢掌握在一批接一批的堅定的又“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社會主義其他方方面面的民主法制建設就會有條不紊地進行，毛澤東生前焦慮的“亡黨亡國”，便不可能出現；社會上人們廣為詬病的貪腐等等問題，終將會成為人人都去打的“過街老鼠”。近日，薄熙來在重慶揮動的“打黑反腐”大手筆，豈不是一個最新的例證？！
毛澤東說：“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所以，中國的民主也總是會不斷發展的。在揚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在反思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的基礎上，在不斷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的工作經驗中，居安思危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定會“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我們的黨，不僅能實現當年黃炎培先生的希望，帶領全國人民跳出歷朝歷代“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還必將創造出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包括民主在內的社會文明！
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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