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再駁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增補稿)

注：此文為10月6日增補稿

再駁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

——并駁某些人揚蔣（百里）抑毛的謊言

奚兆永

最近，在網上看到趙于平寫的一篇題為《看看到底是誰在扯謊——反擊奚兆永 “神毛滅朱”的陳詞濫調》的文章，此文無疑是沖著我的《駁趙玉平揚朱抑毛的謬說》而來的。應該說，這是一個好現象。有批評，又有反批評，這才像一個論戰。可惜的是，趙文雖然氣勢洶洶，好像是要決一死戰的樣子，但是，整個文章除了謾罵還是謾罵，除了空話還是空話，并沒有拿出什么像樣的論據出來。這樣的文章當然也可以置之不理，不過，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決定還是作一回答。當然，我也很想利用此一機會，把上次文章意猶未盡的話，應該進一步補充的論證都寫出來，于是就寫成了這篇《再駁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同時，在文中也對新出現的在“持久戰”問題上揚蔣百里抑毛澤東的謊言進行了批駁。

一、從趙文的文風說起

趙文一開頭就說，“自從《炎黃春秋》2009年第七期刊登了我的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總司令》之后，一石激起千層浪，神壇眾徒齊悲號。”有的人喜歡自我吹噓，不過一般都是關起門來自吹自擂，像趙文這樣公開露骨地為自己大吹大擂的，在論壇上還是不多見的。

趙文在大肆吹噓自己的同時，對于論敵則是出言不遜，大罵出口。趙文罵道：“最近，有一位奚兆永先生，在某臭名昭著的宣傳個人迷信的網站上著文《駁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讀罷這篇冗長沉悶的文章后發現，奚文通篇所用資料幾乎都是文革前后個人迷信極盛時期的陳詞濫調，除了重復當年歪曲或造假的所謂黨史以及阿諛奉承、頂禮膜拜之詞，了無新意，不值一駁?！?/p>

我的文章發表在《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還有不少網站和個人博客作了轉載。在我看來，這些網站和博客都是很嚴肅的，他們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毛澤東思想，究竟有什么錯？趙文憑什么對其破口大罵，說他們是“臭名昭著的宣傳個人迷信的網站”？須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作為我國的指導思想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趙于平是一個公民，應改懂得憲法的尊嚴，何以如此無法無天？至于歌頌毛澤東，那也絕不只是這些網站。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薄八麨槲覀凕h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民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保ā度腥珪詠怼废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頁）胡錦濤在17大報告里也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現在我們正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歌頌毛澤東的影視節目隨處可見。應該說，毛澤東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人民歌頌他，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大如天，極少數人想反對，你反對得了嗎？倒是那個刊登大作的雜志，一貫反對馬列，反對毛澤東，還常常造謠生事，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名聲很不好，如果將“臭名昭著”四字移來用在它身上，那才是名副其實的，

趙文說“奚文通篇所用資料幾乎都是文革前后個人迷信極盛時期的陳詞濫調”，更屬胡言亂語。我要在這里鄭重聲明，我所用的資料主要來自以下的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選》、《毛澤東自述》、《朱德選集》、《朱德詩選集》、《朱德自述》、《陳毅軍事文選》、《何長工回憶錄》等當事人的著述，再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這些國際友人寫的影響極為廣泛的著作，還有就是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組織編輯的《遵義會議文獻》，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寫的《毛澤東傳》、《朱德傳》、《周恩來傳》等傳記。應該說，這些都是研究毛澤東和朱德的必讀之作，怎么可以把它們說成是“陳詞濫調”？這樣說是不是太不嚴肅了？而且，這些著作的寫作時間有些就在歷史發生的當時，有些是稍后進行的回憶，當然也有的是后來有關部門根據有關檔案資料編寫而成的，明顯地具有權威性；而其出版時間可以說沒有一本是在所謂“文革前后個人迷信極盛時期”，趙文如此信口開河，顛倒黑白，實在令人感到吃驚。值得一提的是，趙文在說我引用的資料是“陳詞濫調”的同時，又說我的文章“洋洋萬言，引經據典”，既然引證的是經典，怎么又是“陳詞濫調”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或者在趙文看來，凡是經典的東西都是陳舊的東西，都是應該除去的“陳言”，而只有他道聽途說得來或干脆就是憑空臆測的才是具有新意的“真材實料”？但是，這種說法究竟又有誰會同意呢？

趙文還大罵奚某人“極其虛偽地說他自己是‘孤陋寡聞’。實際上，他是對朱老總的歷史功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作啞，自欺欺人，極力歪曲誣蔑，而對毛主席的功勞則添油加醋，插枝加葉，夸大溢美，無限拔高，以圖達到矮化朱老總，丑化朱老總，抹煞朱老總，消除朱老總，從而可以順利采用移花接木，偷天換日，瞞天過海的手段，把所有的功勛全都歸并到‘神’的光環下，借以證明他們造‘神’的‘正確性’。他的最終目的，就是繼續欺騙中國百姓跟著他們走，把中國重新拖回到文革專制的黑暗暴政中去，他們便可以‘繼續革命’接班人的身份，名利雙收，成為恢復紅色王朝的‘中興功臣’?！壁w文用了這么多貶義成語來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簡直成了貶義成語展覽，但是，我要說，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捏造罪名，其中沒有任何一句話是說得對的，沒有任何一個成語是用得正確的。試問趙于平：我說“恕我孤陋寡聞”只是說“紅軍之父”的說法過去沒有聽說過，何“虛偽”之有？又有什么根據說我對朱老總的歷史功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作啞，自欺欺人”？而我根據權威的資料來評價朱毛的歷史功績，你又有什么根據說我對毛澤東的功勞“添油加醋，插枝加葉，夸大溢美，無限拔高”？究竟“添加”、“夸大”、“拔高”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根據說我“矮化朱老總，丑化朱老總，抹煞朱老總，消除朱老總”？究竟“矮化”、“丑化”、“抹煞”、“消除”了些什么？還有什么“移花接木、偷天換日、瞞天過海的手段”也請一一指出。如果這些東西交代不出來，那就是誹謗，而誹謗是一種犯罪，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二、再談所謂“紅軍之父”

趙文說，“奚某人聲言朱老總是‘紅軍之父’一說沒有根據，而我說，‘紅軍之父’與‘朱毛紅軍’是同一歷史時期的產物，他們相伴而生，都是在紅軍初創時期，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形成的，許多老紅軍老八路早就知道。而且，它不但流傳到黨內外，軍內外，傳遍了全球，甚至也流傳到敵人營壘?！?/p>

說什么早在“紅軍初創時期”，“紅軍之父”的說法就已經“傳遍了全球，甚至也流傳到敵人的營壘”，趙的這一說法有根據嗎？斯諾是第一個進入蘇區的外國人，但那時早已不是“紅軍初創時期”，而是1936年的事了。他在《西行漫記》中說，“中華天國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斗，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墻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千千萬萬敵軍所組成的一道活動長城時刻包圍著他們。他們的地區比西藏還難以進入。自從1927年11月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省東南部的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道他的經歷?！保ā段餍新洝?，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頁）既然沒有一個外國人來過并做過報道，又如何能夠“傳遍了全球”？這話能成立嗎？

說到“敵人的營壘”，敵人會用“紅軍之父”來稱呼朱德嗎？這實在是天方夜譚。對于敵人如何稱呼紅軍和朱德，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里有一段話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敵人的營壘”是怎么稱呼朱德的：“我到延安以前，曾經在中國居住過七年之久。在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報紙曾用‘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強盜、放火犯等各式各樣的名稱來稱呼朱將軍，國內國外的報紙也吠影吠聲。”（《偉大的道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頁）這才是真實的情況，趙文所言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現在趙文又說史沫特萊是在她的《偉大的道路》的姊妹篇《中國的戰歌》第21章里，談到初見朱德的印象時說的：“他有50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布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面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并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

因為網上有人說“紅軍之父”是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首先說的。對此，上篇文章我曾查閱此書并據實進行了批駁。應該說，我的這個批駁是無懈可擊的。趙文現在說是《中國的戰歌》說的，那豈不正好證明《偉大的道路》中并無此說嗎？問題在于，《中國的戰歌》里說的是“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這和說“朱德是紅軍之父”難道是一回事？什么叫“像”？似是而非也。從史沫特萊的前后文看，這個“像”字，說的僅僅是年齡和外貌；而這一個“像”字，實際上就已經說明了他“不是紅軍之父”，這正如我們說“古月很像毛澤東”而其實并不是毛澤東一樣，怎么能夠因為他像就說他是毛澤東呢？這豈不荒唐！于是我又找來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一書。打開一看，該書只有10章，根本就沒有趙文說的第21章，而書上的文字與趙的引文也頗不一樣，那里明明寫的是“就像是紅軍的父親”，而不是什么“紅軍之父”。顯然是某些人為了自己的目的已經做過手腳。為正視聽，我現在把書上那句話再引錄如下：

“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紅軍的父親。他早已年過半百，皺紋很深的面孔和藹可親，他豐厚的嘴這時咧出一個寬闊的表示歡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雙手。我摟住她的頸脖，吻了他的雙頰?！保ㄊ纺厝R：《中國的戰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頁）

這里有個“果然”，這是因為，史沫特萊是由國際友人馬海德大夫陪同去見朱德的，事前，馬海德顯然已向她介紹過朱德。至于趙文說什么“‘紅軍’是個集約詞。這說明，史沫特萊早已聽說朱德是‘紅軍之父’”就很讓人費解了。什么是“集約詞”？我沒有聽說過，查《現代漢語詞典》和《辭?！芬矝]有找到這個說法。應該說，紅軍是一個“集合名詞”，其特點是它既可以表示事物整體，也可以表示構成這個整體的每一個成員。史沫特萊在這里說“像是紅軍的父親”，顯然不是指紅軍整體，而是指它的構成成員；不是說朱德創造了紅軍，而是說他像一個紅軍的父親，或者說像一個老農民。事實上，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里談到初見朱德的印象時就說，“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里的農民老大爺，而忽略過去?！保ㄊ纺厝R：《偉大的道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頁）顯然，兩本書對朱德最初印象的描寫文字上雖然略有不同，但所表現的史沫特萊的感受卻是完全一樣的。

趙文又說，“澳大利亞墨爾本 《時代報》（《The Age》） 1976年7月8日關于朱德去世的報道文章的第一段，該文標題為：紅色中國悼念去世的英雄，內容為‘少量人群圍著報攤閱讀官方訃告。訃告說，九十歲的革命戰士昨天去世了。他通常被尊為中國紅軍之父。”

世界之大，為什么偏偏找一個澳大利亞墨爾本的這個《時代報》（《The Age》）的報道？應該說，《時代報》的這個報道是很可疑的。如果說，一個外國記者用《紅色中國悼念去世的英雄》這樣的標題是有可能的，但是若說“訃告說，九十歲的革命戰士昨天去世了，他通常被尊為中國紅軍之父”，那就顯得很不符合事實了。須知：朱德的訃告是由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發出的，其中怎么會用像報道說的那種語言呢？實際上，真正的“官方訃告”對朱德的一生是這樣評價的：“朱德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為貫徹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斗爭，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朱德同志在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建設和壯大革命根據地，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建設我國的革命政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為黨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人民日報》1976年7月7日第一版）可見，該報道的語言既不是訃告的原話，也不是對這個訃告原話的概括。而且，“紅軍”是十年內戰時期對人民軍隊的稱呼，抗日戰爭時已改稱八路軍、新四軍，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又改稱人民解放軍，前后的時間跨度長達近半個世紀，實際上，人們早已不用“紅軍”來稱呼人民軍隊了，而報道者竟然還說什么“通常被尊為中國紅軍之父”，這樣的報道符合當時的情況嗎？

趙文還說，“1976年7月6日朱老總去世后，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各大報刊上刊登的各國領導人發來的唁電中，就有高度評價朱德是‘中國紅軍之父’這句話。這說明，長久以來，朱德是‘中國紅軍之父’早已蜚聲國際?！?/p>

這又是彌天大謊。我曾為此查閱了當時的《人民日報》，該報從7月8日到7月24日確實連續刊登了大量各個國家和許多政黨領導人的唁電，給了朱德以高度的評價。如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在唁電中說，“中國確實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兒子”，還稱他是“毛主席的最忠實的戰友”。（《人民日報》1976年7月9日）但是卻沒有見到有稱其為“中國紅軍之父”的。趙文如果堅持說有，就請指出是哪個國家的領導人是這樣說的？登在哪天的《人民日報》上？如果指不出來，那就是憑空捏造，就是公開造謠！

值得一提的是，趙文還反守為攻地挑戰說，“我倒要問問奚某，毛主席也在同一年去世，有沒有其他國家領導人的來電中稱呼毛主席是‘中國紅軍之父’的？按照你的觀點，只有‘締造者’毛澤東才配得上‘中國紅軍之父’的稱號，然而，出處在哪里呢？”

我聲明，我沒有說過什么“只有‘締造者’毛澤東才配得上‘中國紅軍之父’”這句話，而且我對這個來自蘇聯的說法（蘇聯在國內戰爭時期曾經稱托洛茨基為“紅軍之父”）以及來自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母官”一類的說法，都是持保留看法的。不過，我很感謝趙文的這個挑戰，因為它給我提供了回答這個問題的機會。我要說，如果我們在朱德逝世后發來的唁電里沒有找到 “中國紅軍之父”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這樣的說法，那么，在毛澤東逝世后發來的唁電里，有關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說法，卻一再被提到。比如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金日成在唁電中說，“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是朝鮮人們最親密的戰友。”（《人民日報》1976年9月11日第一版）又如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唁電中說，“杰出的革命家、中國人民的領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把他的整個一生獻給了現代中國的自由、獨立、創立和發展的斗爭，幾十年意志領導了你們偉大的國家和人民。”（《人民日報》1976年7月11日第7版）甚至連尚未與我國正式建交的美國的總統福特在唁電中也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保ㄍ希┒拇罄麃喒伯a黨（馬列）主席希爾則在悼念文章里說，“任何語言確實都不足以描繪毛澤東同志的雄偉形象?！薄昂翢o疑問，毛主席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并且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一樣，他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師?！保ā度嗣袢請蟆?976年9月14日第9版）當時，來自世界各國和各兄弟黨領導人的唁電和悼念文章，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唁電和悼念文章，占據了《人民日報》絕大部分的篇幅，而且從9月11日一直登到9月30日，充分表達了人們對他的崇敬、愛戴、悲痛和懷念之情。即使在今天，毛澤東的影響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每天前往韶山故居和天安門紀念堂的群眾總是絡繹不絕，在他的生日和忌日，瞻仰的人群更是如同潮水一般。事實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毛澤東思想仍然具有極其崇高的地位。這些又豈是某些人想反就能反得了的？人們沒有也不會忘記毛澤東，他的思想和業績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并將永遠鼓舞繼續奮斗。

三、毛澤東說“根本沒有經驗”是指什么？

趙文說，“關于‘十六字訣’，說一千道一萬，毛主席的著作上他自己寫得最清楚，1928年4月以前他‘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余部’到來后，才改變了局面。也就是說1928年4月前他并不知道或掌握‘十六字訣’。他自己都否定掉了，而你卻還不死心，還在這里喋喋不休地瞎解釋，啰嗦個沒完?！蔽恼逻€說什么，“你要真的有本事，就把毛主席著作里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給改了！”

趙文的這些話乃是對毛澤東著作的蓄意篡改。為了說明真相，這里且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里有關的原話摘錄如下：

“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有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成熟出來了，那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

毛澤東講得很清楚，毛澤東所說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不是說他個人，而是說的1927年開始的“我們的戰爭”，是包括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也包括秋收起義開始時的情況在內的“我們的戰爭”，總之，是指整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毫無疑問，它也包括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在內。應該說，包括毛澤東、朱德在內，當時所有的人對于革命戰爭都是“根本沒有經驗”的。而這個“根本沒有經驗”，與其說是軍事的，不如說是政治的。就是說，還沒有認識到當時革命正處于低潮，處于敵強我弱的形勢之下，還不懂得攻打大城市是錯誤的，不懂得實行割據、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因此，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乃至湘南暴動都失敗了。至于十六字訣，它只能來源于革命戰爭的實踐，而絕不可能來自朱德當年在滇軍中的實踐，更不可能是由他“帶到井岡山來的”。毛澤東講得很明確，“第二年四月”朱德領導的部隊“轉到了井岡山”，而十六字訣“產生出來”的時間卻是“1928年5月開始”。如果是朱德“帶來的”，怎么會有這個“時間差”呢？

趙文說，“我熟悉多位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如何長工、楊至成、宋裕和、李克如、聶鶴亭、劉型等，他們曾經親口講述，朱毛會師之后，井岡山的原有部隊興高采烈，紛紛奔走相告，說‘這下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朱軍長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

趙文提到的這些老紅軍都已經去世，說他們“曾經親口講述”又怎么能教人相信呢？不過何長工留下了他的《何長工回憶錄》，在這本回憶錄里他曾明白無誤地說，“后來，毛澤東同志就把這些經驗總結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成為我軍有名的戰術原則。”（《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我在上篇文章曾經引用了這些話，實際上已經把趙文的謊言完全揭穿，不知他怎么還有勇氣繼續說這樣的謊話？至于楊至成、李克文、聶鶴亭和劉型等，前三人是隨朱德的部隊到井岡山的，劉型雖然參加了秋收起義，但是卻沒有上井岡山，而是去了醴陵游擊營，到1928年5月才上井岡山的，根本就不是“井岡山的原有部隊”，又怎么會說“這樣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至于說什么“朱軍長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就是和朱德一起領導湘南暴動、擔任黨代表的陳毅都不知道朱德有這么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而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的”（《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頁）這些下級軍官又怎么會那樣說呢？

趙文說，“奚某一會說‘毛澤東說從1928年5月開始只是表明，十六字訣是1928年4月28日朱毛會師以后產生的’，緊接著又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按照他的這兩句自相矛盾的說法，無異于說‘1928年1月’是在1928年4月28日朱毛會師的后頭，日子會倒著走，這難道是‘火星‘歷法？真是顛三倒四，邏輯混亂，語無倫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p>

這又是趙文的惡意編造。我在上文引述了理論界關于十六字訣的三種觀點，即朱德提出說，毛澤東提出說，和共同提出說，并且介紹了三種觀點的依據。其中在介紹第二種觀點時曾提被稱為“井岡山之子”的到陳正人的看法：“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從表面上看，陳正人的上述說法和毛澤東后來說“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有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如果用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二者其實并不矛盾。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有一個過程，這就如同“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一樣。陳正人說1928年1月就聽到毛澤東講十六字訣，但是不太具體，說明還未最后成型；而講“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說明此時的“十六字訣”已經是完成形態。顯然，他的話實際上反映了“十六字訣”從醞釀到成熟的過程。這有什么矛盾的？趙文批評別人“倒著走”、“顛三倒四”、“邏輯混亂”、“語無倫次”，除了說明自己不懂辯證法外，還能夠說明什么呢？

最近網上有人撰文說，“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攻克遂川縣城，并在遂川縣城召開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上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訣’。當年的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這一從“十二字訣”到“十六字訣”的說法，可以說進一步說清楚了“十六字訣”從不夠完備到完備的產生過程。

關于運動戰的戰術原則，開國中將、井岡山時期老紅軍、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韓偉在《毛委員教導我們用兵作戰》一文中也有回憶。他說，“1927年12月，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毛澤東就對部隊官兵講了戰術問題，他說，戰無常法，要善于根據敵我情況，在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原則下，拋掉舊的一套，來個戰術思想的轉變。打仗也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干。他還講到走路問題，說：走路，連兩三歲小孩也會，可是說到打仗，走路是一門好大的學問哩！他舉了個例子，從前井岡山上有個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幾十年交道，總結了一條經驗:‘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瘑T說打圈是個好經驗，當然土匪打圈是消極的。我們要改它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他兜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準，抓得狠，要打得干脆利落，要有繳獲。最后他笑著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表n偉的這個說法和我上篇文章所引的《何長工回憶錄》里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趙文幾次提到何長工，似乎很崇拜何長工，怎么竟然不知道他生前寫的《回憶錄》呢？

趙文還說，“奚某說的‘毛澤東早在朱德上井岡山之前就已經帶兵打仗的事實是對趙文說法的一個很好的回答’，我看這個回答并不‘很好’，而是‘很糟’，他的所謂‘早’，也太可憐了，因為‘朱德上井岡山之前’的時間，離開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時間僅僅只有短短的７個月。而且，毛主席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秋收起義，然而秋收起義的軍事指揮卻是盧德銘（中共黨員，黃埔二期）而朱老總，此時已經從軍十八年，在沙場上征戰了十六年，早已是著名的游擊戰專家，軍界名將。 毛主席再英明偉大，僅僅只經歷這短短幾個月的軍事斗爭實踐，就能夠從一個完全沒有戰爭經驗的政治家突變為一個成熟而老練的軍事家，總結出如此精妙的游擊戰‘十六字訣’來，豈不是天方夜譚？”

這里，又再一次暴露了趙文的單純軍事觀點，看不到人民軍隊和舊的軍閥軍隊的根本區別。在他看來，似乎只有進過軍官學校、打過多年仗的人才能指揮軍隊，其實，沒有進過軍官學校、打仗經驗不多的人照樣能夠指揮軍隊，并且戰勝那些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并且富有經驗的指揮者。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最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在人民革命戰爭的初期，領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乃至湖南暴動的，也并不乏進過云南講武堂和黃埔軍官學校的受過正規訓練而又富有經驗的軍事人才，為什么失敗了？按照趙文的說法，朱德“此時已經從軍十八年（？），在沙場上征戰了十六年（？），早已是著名的游擊戰專家，軍界名將”，怎么也沒有取得戰爭的勝利而要上井岡山呢？可見，這里需要的是正確的指導思想。在這里，政治才是真正的靈魂，它要比軍事技術重要得多。當然，毛澤東的正確思想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秋收起義的部隊在到達文家市之前也是準備攻打長沙的，但是，挫折教育了毛澤東，打長沙不行；這才有把起義部隊轉移至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沿羅霄山脈南下到井岡山的思想。正是這個極其光輝的思想，才使中國革命有了走向勝利的新起點。趙文提到了盧德銘，盧德銘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過他的了不起不是因為他是黃埔出身并在北伐戰爭中屢建戰功，也不是是因為他率領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了秋收起義，并且擔任了起義總指揮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而是他在文家市贊成毛澤東不進攻長沙而向羅霄山脈南部轉移的主張，因而迅速統一了起義部隊的思想。這再次說明指導思想和政治智慧對于軍隊的重要?？上У氖?，在1927年9月25日遭敵人襲擊后，為了掩護部隊撤退而英勇犧牲，當時年僅22歲。毛澤東為之痛惜不已，嘆曰：“還我盧德銘！給我三個師也不換！”最近他被評為100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提出“十六字訣”還曾遭到許多有經驗的“行家里手”的反對。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記述了當時毛澤東的話：“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人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睘槭裁床毁澇桑恳驗槟切┯薪涷灥能娙嗽谂f軍官學校學的是正規戰、陣地戰的一套，那些學校是不講游擊戰的?？箲痖_始后，國共再次合作，共產黨向蔣介石提出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為蔣介石所接受，于是在南岳辦起了游擊干部訓練班，由共產黨派以葉劍英為首的教官講授有關游擊戰的課程。聽講者許多都是進過黃埔、講武堂及其他軍官學校的，他們聽了共產黨教官的課，大受啟發，非常佩服。這也說明，舊式的軍官學校是根本不知游擊戰為何物的。趙文把上井岡山之前的朱德吹捧為“游擊專家”“軍界名將”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朱德自己在談到他以前的經歷時很低調。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里曾這樣寫道：“朱將軍談到軍閥割據的年代時，從沒有打算把自己描繪成英雄。相反，他把自己所處的環境描繪成一場噩夢，他的身影好像是穿過了混亂的瘴霧，最初滿懷自信和希望，接著是茫然和躊躇，最終還是陷入自己所一直反對的黷武主義的泥潭?！保ㄊ纺厝R：《偉大的道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8頁）他后來為什么要去找共產黨，從這里也可以得到說明。趙文對朱德在舊軍隊的歷史大加宣揚，朱德地下有知，也是會堅決反對的。

應該說，趙文現在提出這個“十六字訣”問題，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實際上，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朱德都沒有說“十六字訣”是自己提出來的。既然他們自己都認為“朱毛不分家”，我們為什么要把他們對立起來，要分這個家呢？人們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兩個人的共同創造。當然，根據井岡山時期許多重要當事人如陳毅、陳正人、何長工等的回憶，包括朱德本人在1962年的回憶，將其說成是以毛澤東為主的朱毛二人共同創造的可能要更加客觀些。

四、關于“第四次反圍剿”、遵義會議和“新三人團”

關于毛澤東對第四次反圍剿的影響，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經用大量事實進行了論述，趙文拿不出事實進行反駁，卻拿一些空話來進行“反擊”，說什么“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是由于‘毛主席的影響’的說法，你奚某不覺得滑稽可笑嗎？身經百戰的杰出的軍事統帥朱德在李德未到之前，以他高超的指揮藝術親自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你卻認為這還不如毛主席的‘影響’重要，‘影響’這樣神奇？沒有職務，不在其位，也未謀其事，就能靠‘影響’無形的作用戰場取勝？”

趙文顯然不懂得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辯證法。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了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馬克思已經去世126年，恩格斯已經去世114年，列寧已經去世85年，斯大林已經去世56年，他們的理論在今天對我們還有沒有影響？怎么毛澤東一被撤銷了職務，他的影響就變得無影無蹤了呢？在今天，毛澤東去世已經33年，人們還在繼續運用他的思想指導實踐，這不是影響是什么？

俗話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毛澤東和朱德非常重視總結經驗。他們作為政委和司令，都直接參加領導了前三次反圍剿的斗爭，對這三次反圍剿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作戰原則。毛澤東后來說，“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朱德在后來的回憶中也說，“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是在于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當時我們只有五萬人，三萬支槍，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三次‘圍剿’。蔣介石、外國人，都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連黨中央也不相信我們只有那么多人?！保ā吨斓逻x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1頁）試問趙某：認為毛澤東和朱德都明確肯定的這已經形成的“紅軍作戰的原則”，這“很好的革命戰爭的經驗”對第四次反危機沒有影響，并不重要，這說得通嗎？

趙文說，“身經百戰的杰出的軍事統帥朱德在李德未到之前，以他高超的指揮藝術親自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以此來否定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可是紅軍里實行的是“黨指揮槍”，朱德從來就不是“統帥”。這里，我們看朱德自己是怎么說的吧。他顯然不像趙文那樣高調，而是很低調、很客觀地說，“第四次反‘圍剿’時，因為有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所以還打了一些勝仗，但教條主義已經把紅軍削弱，把游擊隊吃掉。”（《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頁）這就是說，那時，在他頭上還有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他的作為是受到限制的；而之所以能夠“打一些勝仗”，則是因為“有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人們要問：究竟是朱德自己的說法法正確，還是你趙某的說法正確？

關于遵義會議，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經批評趙文“輕輕一筆帶過，好像遵義會議對于紅軍長征，對于中國革命都不值得一談似的。更有甚者，文章居然不承認遵義會議以后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此，趙文的回答是：“我的文章不是專門談遵義會議的，為何不可‘一筆帶過’？‘一筆帶過’未必就是‘輕輕’，你篡改遵義會議決議才是對遵義會議的歪曲和誣蔑！遵義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但絕不是什么‘永放光芒’，世界上沒有什么‘永放光芒’的事物，就連太陽也有隕落的一天。我問你，陜北紅軍，紅25軍，南方14個游擊根據地，瓊崖縱隊等部隊，他們并不知道遵義會議，不是也打得很好嗎，你怎么解釋？‘影響論’？抑或是‘天人感應論’？ 鐵的事實表明，即使沒有那個個人，即使沒有遵義會議，紅軍也不會亡，革命也不會敗，地球也照樣轉！”

趙文說他不是專門說遵義會議的，但是，講長征怎么可以不講遵義會議這個偉大的轉折呢？不知趙某為什么如此仇恨遵義會議，難道他前文的不講和此文的一番歇斯底里的話語，就能夠否定遵義會議在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了嗎？他特別大反“永放光芒”的說法，其實在我上篇文章里根本就沒有出現“永放光芒”這一說法，這哪里是論戰，完全是借題發揮，發泄個人的情緒。他說“即使沒有哪個個人，即使沒有遵義會議，紅軍也不會亡，革命也不會敗，地球也照樣轉！”使我們知道：他是沖著被譽為“紅太陽”的毛澤東而發的。但是歷史事實卻告訴我們，由于王明路線排斥了毛澤東對于紅軍的領導，不能打破第五次反圍剿，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失去了中央蘇區根據地，紅軍在長征出發時有八萬多人，而過湘江后只剩下三萬多人。如果不是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讓博古、李德繼續擔任紅軍的指揮，紅軍處處被動挨打的局面能夠改變嗎？長征能夠取得勝利嗎？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嗎？應該說，毛澤東的這個歷史作用不是哪個人吹捧起來的，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誰也無法代替的。馬克思主義反對英雄史觀，但是并不否定個人可以推進或延緩歷史發展的作用。趙某其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這方面，不是別人，正是趙某所非常崇拜的朱德曾用詩的形式歌頌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他在《遵義會議》一詩中寫道：

“群龍得首自騰翔，

路線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糾正，

天空無限任飛揚?！?/p>

（《朱德詩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68頁）

詩中所說的“群龍得首”、“路線精通”不是指毛澤東又是指誰呢？而詩中所說的“天空無限”不是指遵義會議以后的新局面又是指什么呢？趙某一再宣揚朱德，似乎非常崇拜朱德，但卻如此不尊重朱德親筆寫下的文字，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他究竟是真崇拜朱德，還是假崇拜朱德？說穿了，他不過是把朱德作為一個工具，借宣揚朱德來否定毛澤東而已。

趙文說我篡改遵義會議決議，但卻拿不出任何事實來。趙文說，“你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還說‘常委分工張聞天“負總責‘顯然只是一個過渡’，有史料根據嗎？當時毛澤東是‘幫助’周恩來，這能叫‘確立’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制政黨搞‘確立’正確嗎？干脆叫‘登基’好了！就按你說的‘張聞天只是一個過渡’那么過渡剛剛開始還遠未結束怎么就是‘確立’了？你這不是自打嘴巴嗎！還有，既然是“確立”了領導地位，怎么就管不了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不久之后就鬧分裂？你能夠自圓其說嗎？”

提出這些問題，反映了趙某對這一段歷史缺乏了解和思想的混亂。現在就來看看我的觀點有沒有“史料的根據”，是不是所謂“自打嘴巴”？

首先，關于遵義會議清算了博古對于紅軍領導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1935年1月17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說，“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博古，即秦邦憲）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于華夫（即李德）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導方式?！保ā蹲窳x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頁）陳云在1935年2月或3月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說，“擴大會議最后做了下列的決定：㈠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㈡指定洛甫（即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去討論。㈢常委中在進行適當的分工。㈣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著，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同上，第42頁）四件事里，最重要的顯然是第一件事，也就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對這件事，陳云后來有個說明：“1934年初，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等人被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但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那么，為什么在有的歷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憶中會出現書記處、常委的名稱呢？我想，這是由于當時中央雖然沒有正式設書記處、常委，但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而這個領導核心的名稱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嚴格的緣故。所以，說他被增補書記處書記也好，增補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而不表明當時中央設有書記處和常委?！保ㄍ?，第74頁）

關于“史料”，這里還可以舉出幾件：一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均實施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保ā睹珴蓶|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頁）二是胡喬木在1951年所著《中國共產黨的30年》一書中寫道：“為了挽救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黨在1935年1月，由于毛澤東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堅決的斗爭，在貴州遵義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多數同在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杰出的偉大的可以信賴的領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保ê鷨棠荆骸吨袊伯a黨的30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頁）三是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又再次重申,“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核電站有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當地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頁）

其次，關于“確立”和“過渡”的關系問題。應該說，遵義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進入政治局領導核心，這本身就是確立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趙文竟然把共產黨通過民主程序而確立的領袖和封建社會因血緣關系而‘登基’的皇帝一樣看待，是不是太過分了？

但是，遵義會議是在長征途中舉行的，當時是戰爭環境，只能解決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至于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當時還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清算。對此，張聞天后來在高級干部整風時曾說了這樣一段話：“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于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當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的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彼€說，“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保ā蹲窳x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因此我在上篇文章說“常委分工張聞天‘負總責’，顯然只是一個過渡”，固然與他不會指揮打仗有關，也與當時“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還沒有可能進行清理有關。雖然我的“過渡”之說并不是權威的說法，但是它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后來的歷史發展的。趙文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張聞天是過渡性的人物絕對地對立起來，完全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其實，無論是“確立”還是“過渡”都是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實現的，而是一步一步地逐漸地完成的。二者 之間既無矛盾，又何言“自打嘴巴“？同樣，趙文對“毛澤東‘幫助’周恩來”的理解也是偏頗的。上篇文章我已講了“幫助”與“協助”的不同，“幫助”是自上，而“協助”是自下，不能認為進行幫助的就不是領導者。對周恩來的做法當然與對張聞天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也有某種類似。總之，毛澤東當時是為了團結更多的人，集中力量解決長征中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這正好顯示了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處理問題的風范，僅僅從常人的角度來觀察問題，那就往往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質所在。

趙文說在毛澤東的詩詞里就沒有和遵義會議有關的，以此說明遵義會議并不那么重要。這樣說也是完全錯誤的。遵義會議解決了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當然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但是，更為根本的政治路線還沒有解決，特別是長征途中還有許多艱難險阻，還不是“盡開顏”的時候。毛澤東自己也說，“萬里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保ā睹珴蓶|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頁）但是，遵義會議畢竟給了他很大的信心，這在他第二次向遵義進軍途中寫的《憶秦娥·婁山關》里是有所表現的。其中“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句固然是指攻克婁山關，但是也含蓄地表達了對于未來勝利利前途的信心和決心。而到過了岷山之后，頃刻間就感到“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了。毛澤東有關長征的詩詞大部分并不是在長征過程中寫的，而是在1935年10月到達陜北根據地以后寫的；在長征過程中寫的實際上就是這首《憶秦娥·婁山關》。趙文所說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趙文說西北紅軍、紅25軍，南方14個游擊根據地，瓊崖縱隊等部隊，他們并不知道遵義會議，但是也打得很好，當然，這些紅軍和根據地受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之害比之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要小得多，但是，對于全國各地的紅軍和根據地來說，遵義會議的轉折都是一個重大事件，是不可能不傳達的。至于說管不住張國燾，那是因為他是一個野心家。連他親自參加會議同意了的事如北上路線他都拒不執行。應該說，他擁兵自重、另立中央是他個人野心的大暴露，怎么能夠以此來否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應該說，遵義會議不僅在當時有巨大的意義，對后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的建立何建國后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在中國，誰要想否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絕對不得人心的。

至于趙文否定“新三人團”的存在，這令我非常吃驚。因為不是我先講這個“新三人團”的，而恰恰是趙自己先講了這個問題。他在上篇文章里說，“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才成為主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彼v這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三人團”）是為了說明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在一段時間里并不是主要的軍事領導人，而四渡赤水與毛澤東無關。對此，我在上篇進行了批駁，指出了毛澤東對于“四渡赤水”的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趙文竟然來了個180度的轉變，根本否定“新三人團”的存在，說什么，“歷史真實中真的有過嗎？黨史研究部門至今找不到任何文字根據，只是根據周恩來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次談話，這可信嗎？事實上，他所謂的‘成立’時間之后不久，1935年7月，張國燾就任總政委，根本就沒有“三人小組”這回事，云消霧散。如果經過政治局批準成立了‘三人小組’，它怎會沒有任何手續和交待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你奚某對此有何真憑實據？請你擺出來！”

趙文如此出爾反爾，反復無常，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原來自己作為依據提出來的東西，一下子競變成了所謂“莫須有”的東西。如果他真的認識有了變化，也應該向讀者說明為什么有這個變化的，怎么可以搖身一變，說變臉就變臉呢？這難道是一個嚴肅的作者應有的態度嗎？

趙文說“新三人團”是“莫須有”，“黨史研究部門至今找不到任何文字根據”，還說“周恩來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次談話”不可信，講這些話是極不嚴肅的。雖然紅軍長征時期不同于和平時期，但是歷史上有關“新三人團”的文字資料還是不少的。除了周恩來在1972年寫的材料外，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在《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還引述了毛澤東、周恩來在1943年講話的回憶記錄。毛澤東說，長征途中，“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20余人的中央會議。洛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后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敝芏鱽硪舱f，在鴨溪會議上，“毛主席堅決反對那個軍事計劃，后來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團，集中軍事領導，少開會議?！保〒醒霗n案館所存中央會議記錄稿，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頁）張聞天在1943年12月的筆記中也說，“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保ㄍ希?35頁）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也再次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回憶說，從這件事得到一個教訓：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那么多人集體討論，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頁）

這些史料都出自當事人之口，而且有中央檔案局保存的會議記錄作證，趙文卻不承認，認為不可信，試問趙某：什么樣的材料才是可信的呢？聯系到他的那些只是根據道聽途說得來的東西卻將其說成是“真材實料”，這不是搞“雙重標準”是什么？

當然，新三人團存在的時間只有幾個月，這主要是由于情勢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紅一方面軍在1935年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合，6月25日舉行了兩個方面軍的會師大會。會后，張國燾向周恩來打聽一方面軍的實力，周告以遵義會議時有三萬多，現在不到。張國燾一聽臉色大變，原來四方面軍經過休整，兵強馬壯，有八萬多人，而且裝備精良，他的個人野心于是膨脹起來，不愿北上，而想南下川康，或西進青海、新疆。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戰略發展問題。經過三天討論，張國燾表面上接受了北上的意見，但是在行動上卻很不積極。一方面軍會后立即北上，于7月16日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兒蓋，而張國燾卻拒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舉行會議。會上，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干部 ，主張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周恩來主動表示愿讓出紅軍總政委，張聞天也說可以把自己的職務讓出來。毛澤東認為，提拔干部是需要，但不需要要這么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他說總政委可以讓，而張聞天之職不能再讓，否則，張國燾以此名義分裂中央，那是極危險的。這里表現了毛澤東的英明與遠見。在當時，為了團結張國燾需要做讓步，但是也不能讓其得寸進尺。后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一估計和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會議決定，由張國燾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并為中革軍委的總負責者，增補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委。由于這一變動，原來的新三人團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顯然，這個變動是在特定情況下發生的，我們顯然不能用后來的變動否定當初的存在和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趙文強調“新三人團”只存在了幾個月，但是，不要忘記，中央紅軍整個長征的時間（包括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原“三人團”指揮的時間在內）也就是一年時間，幾個月的時間并不算短暫，而且，它根本改變了由博古、李德把持時的錯誤，是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開始，怎么可以將其忽略掉呢？

五、再說《論持久戰》并駁揚蔣抑毛的謊言

在趙某新近寫的文章里有許多問題沒有再提，如“東北根據地”問題，有的問題如“論持久戰”及“三大戰役”的指揮問題好像曾經有過一點議論，不知是他已經認識到自己在這些方面錯了還是另有原因。對此，我本可不再多講，但是，由于在上一篇文章里這些問題還講的不夠充分，我覺得還有進一步補充的必要。

比如關于“持久戰”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個抗日戰爭爆發后才提出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十年內戰后期就已經提出的問題。持久戰的提出，是基于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正確認識。毛澤東在其1936年12月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里帶有總結性地說，中國革命戰爭“我以為有四個主要的特點。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強大。……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谒膫€特點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1年版，第188-190頁》在此基礎上，他進而分析了持久戰的原因：“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保ㄍ?，第191頁）他指出，持久戰是戰略原則而不是戰術原則，戰術原則是速決戰，不能曠日持久。在這個報告里，毛澤東還明確地指出，戰略的持久戰和戰術的速決戰不僅適用于國內革命戰爭，也適用于反對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爭。他說，“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這是國內戰爭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保ㄍ?，第233頁）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寫的《論持久戰》，不是一時的想法，更不是受朱德的影響，而是他基于對從建立井岡山紅色政權以來所進行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總結。如果我們聯系他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后來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論著，可以說，他的這一戰略思想，其實是由來已久，而且是一以貫之的。當然，《論持久戰》一書進行了中日各方面的對比，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對于指導抗日戰爭具有更加現實的指導意義，不僅在解放區，而且在國統區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趙文的謬說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特別是關于《論持久戰》的觀點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趙文發表后，一些一向反對毛澤東的人如獲至寶，大肆宣揚趙的觀點，于是所謂毛澤東剽竊了朱德的謊言也就不脛而走。去年因為在講《古代漢語》課時不務正業，離題胡言亂語而遭學生激烈反對、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那個楊師群教授，在他的博客上也發表了一篇題為《偉大領袖的剽竊和造假考論》的文章，文章說：“今年第七期《炎黃春秋》上登了趙于平的一篇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總司令》，其中談到許多老毛的軍事思想其實都是朱德提出和首創的?！薄拔恼逻€談到“朱老總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由1937年4月和8月的二次延安演講為根據，并在《前線周刊》上發表專著《論抗日游擊戰爭》。老毛是在抄襲了朱總的軍事思想后，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最近蔣百里的兒子提出，是蔣百里率先提出抗日要打持久戰，1937年蔣寫了《國防論》一書，其中已經明確提出這一軍事戰略。然而大陸民眾卻只知道“持久戰”是老毛首創的?！?/p>

這位華東政法大學的教授是專攻歷史的學者，其父楊寬是在史學界頗有些名氣的先秦史專家，本來，既是科班出身，又有家學淵源的他，也應該是一個功底深厚、治學嚴謹的學者，但是，從他的所作所為和這篇文章看，情況遠不是這樣。你看他，讀了別人的文章，既不去考證其真偽，也不去辨別其是非，一篇所謂的《偉大領袖的剽竊和造假考論》就出來了。這是一個做學問的人應有態度嗎？這像一個歷史學教授寫的“考論”嗎？

我懷疑，這位楊教授也和那位首先發難的趙某一樣，既沒有認真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沒有認真讀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更沒有將二者進行對照研究。至于蔣百里的《國防論》，我可以斷定那位揚蔣抑毛的楊教授壓根就沒有看過。如果他們看過并且比較過，就不會說什么毛澤東“剽竊”了。這除了我在上篇文章和本文所說的毛澤東有關“持久戰”的思想遠較朱德和蔣百里為早外，朱德的論述與毛澤東的論述顯然不是一回事，而蔣百里甚至根本說不上有什么論述，他們根本沒法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比，怎么可能是毛澤東“剽竊”朱、蔣的論述呢？

這里須得介紹一下蔣百里其人。蔣百里早年曾留學日本、德國，并到西方一些國家進行過考察；他還創辦過《浙江潮》，其著述除軍事學外海涉及文、史、哲及外交等諸多領域，是一位學貫東西、文武兼備的學者型軍人。臺灣學者張其昀說他是“中國近代軍事學的開山之祖”。他做過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民國初年曾因經費問題得不到解決而開槍自殺過（未遂）。中國軍界許多著名將領包括蔣介石本人以及陳銘樞、唐生智、白崇禧、陳誠、張治中等都是保定軍校出身，可見這個保定軍官學校在中國還是有很大影響的；他被任命為校長，可見其當時在軍界的地位之高。后來，他曾給不少軍閥（從袁世凱、黎元洪、吳佩孚直至蔣介石）當過顧問，最后還被蔣介石任命為被稱為軍事最高學府的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并被授予上將軍銜。不過他沒有帶過兵，也沒有打過仗。在一定意義上說，他更像一名學者，但我們不能否認他是一個軍事家。他在1937年初曾出版《國防論》一書，抗戰爆發后，蔣介石曾派其赴德國、意大利考察，1938年回國后還發表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抗戰的基本觀念》等論著。毫無疑問，在近代中國的軍事和軍事學史上，他都是一個極為顯赫的人物。

現在有人通過電視臺（鳳凰衛視）和網絡大講蔣百里在《國防論》里對“持久戰”的論述比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論述不僅更早，似乎還要高明。比如在鳳凰衛視的一個訪談節目里就說，“蔣百里在《國防論》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用空間換時間，等待時局扭轉；第二不畏鯨吞，只怕蠶食，全面抗戰；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阻日軍到第二線湖南，形成對峙，形成長期戰場?！钡牵艺襾怼秶勒摗愤M行閱讀，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下面是該書的目錄：

導言一
導言二
導言三
第一篇 國防經濟學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
第一章 世界軍事之新趨勢
第二章 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
第三章 介紹貝當元帥序杜黑制空論之戰理
第四章 張譯魯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序
第三篇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第一章 從中國歷史上解釋
第二章 從歐洲歷史上解釋
第四篇 二十年前之國防論
第一章 政略與戰略（敵與兵）論戰志之確定
第二章 國力與武力與兵力
第三章 義務征兵制說明
第四章 軍事教育之要旨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國防論
第一章 裁兵與國防
第二章 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
第三章 義務民兵制草案釋義
第六篇 中國國防論之始祖
第七篇 現代文化之由來及新人生觀之成立
第一講 古跡與新跡
第二講 美術與宗教

全書共三篇導言七篇正文，是多年所寫、所譯文章和講稿經過整理而成，討論的是國防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并未專門涉及中國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更未討論“持久戰”。當然書中有些思想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如該書的題詞說，“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倍趯а岳锼€說，“要想解決中國當前的困難問題，復古也不行，學新也不行，還是從兩者中間再辟一條路?！彼治觯骸叭缃駨氖澜缛w狀況來說起，所謂國力的原素（戰斗的與經濟的是同樣的。）可以大別之為三種：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與物的‘組織’，現在世界上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三者俱備者，只有美國。實際上美國關于人及組織方面尚有缺點。……

“第二組是有“人”有“組織”而“物”不充備的，為英、為法、為德、為意、為日，以及歐洲諸小邦。這里面又可分為二種：

“第一種如英如法，本國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組織長于人的組織。

“第二種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夠，?？咳伺c組織來救濟。

“第三組為有‘人’有‘物’而組織尚未健全者，為俄。

“今日歐洲人所勞心焦思者，重點偏于物之補充，所謂基礎武力 Force Potentielle 者，即是此義。至于人及組織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來。故若將今日歐洲流行之辦法強以行之中國。其事為不可能，抑且為不必要。

“蓋今日之中國亦處于有‘人’有‘物’而組織不健全之第三組，而中國之生死存亡之關鍵，完全在此‘組織’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兩國歷史者皆可知之?！埃ㄊY方震：《國防論》，民國叢書第二編第31集，上海書店影印本，第11-13頁）

這些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鳳凰衛視訪談里說的三點在書里是怎么也找不到的。我還看了臺灣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該書第三版，上面有臺灣著名史地學家、臺灣文化大學創始人張其昀和蔣百里之侄、前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分別為此版寫的序和跋，他們二人對蔣百里的《國防論》雖然稱贊有加，但是都沒有說到該書有什么關于“持久戰”之論。與《國防論》相比，蔣百里在1938年回國后寫的《抗戰的基本觀念》一文與抗戰的關系是比較密切的，但是里面也沒有某些人所概括的那三點。至于《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人們對其最后一句話——“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載戴季陶《日本論》之“附錄”，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往往表示欣賞，常有引用。應該說，此話中的“不要和他講和”固然說得很好，但是前面的“勝也罷，敗也罷”則說得并不好。中日之戰關系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怎么勝敗皆可“也罷”呢？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里，既批判了“亡國論”，又批判了“速勝論”，并且在科學地比較了中日兩國的各種因素之后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這些，比之于蔣百里的說法顯然要積極得多，也科學得多。我懷疑，這個所謂的三點概括，是某些人為了某種特定目的而偽造出來的，與《國防論》根本無關，只不過是謊言而已。其實，就是從語言上也可以看出偽造的痕跡。比如關于時間和空間的變換問題，顯然不是蔣百里的語言，而是白崇禧的語言。

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人在網上說，“如果說毛澤東回答了‘中國能不能打贏日本？’這個題，當時中國共產黨屈居西北貧瘠之地，人少槍少，毛澤東不可能從全國的角度來論戰，他只能從中國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以及悠久的歷史來作理論上的肯定：日本無法滅亡中國。而蔣百里則是從具體的戰略戰術和全中國的軍事、經濟的實際狀況，回答了‘中國怎么樣打贏日本？’之題目，他提出了一線在上海開戰，二線在武漢一帶作頑強抵抗，最后退入大西南作長期的抗擊，終能最后打敗日本的戰略戰術；蔣介石的抗日基本上是遵循了這一戰略的。所以說蔣百里提出以時間換空間的理念，就堅持持久抗日，在中國的確實是最早提出的第一人?！?/p>

這種說法明顯地是為了貶低毛澤東而抬高蔣百里。不錯，當時的共產黨和毛澤東還“屈居西北貧瘠之地，人少槍少”，但是這并不妨礙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人能夠以寬闊的胸懷和遠大的眼光來觀察和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問題。斯諾在談到毛澤東時說，“我發現他對于當前世界驚人地熟悉。甚至在長征路上，紅軍似乎也收到無線電新聞廣播，在西北，他們還出版自己的報紙。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于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保ā段餍新洝?，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6-67頁）實際上，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就已認定，“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頁）同時，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和革命發展不平衡，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F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正太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同時，第153頁）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此基礎上談到了黨的策略問題，即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他說，“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缺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保ㄍ瑫r，第155頁）最后，他還談到國際援助的問題，說，“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與他們是休戚與共的?！保ㄍ?，第161頁）而在1936年7月16日與斯諾的談話里又進一步談到了這些問題。在這些事實面前，又怎么能夠說毛澤東只回答了“中國能不能打贏日本？”這個題目，而蔣百里回答了“中國怎么樣打贏日本？”這個題目？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35年就很好地回答了這兩個題目。

事實上，不是毛澤東剽竊了蔣百里的思想觀點，倒是蔣百里可能有意無意地學習了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我們知道，1936年冬，蔣百里在考察歐洲后回國，他去西安準備向蔣介石報告出國考察情況，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當時蔣介石頑固得很，于是張學良就想利用蔣百里從中斡旋，蔣百里一口答應應，去面見蔣介石，起了很好的作用。而當時的張學良與共產黨的關系相當密切，有關共產黨抗日方針政策當然也十分了解，要蔣百里去做蔣介石的工作，不可能不把這些情況告訴蔣百里。因此蔣百里對毛澤東的持久戰的戰略、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及戰略三個階段的思想也就很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有意無意地在自己的言論里把它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也是有可能的，不過在《國防論》里還沒有。毛澤東的雄才大略自是蔣百里所不能相比的。

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發表后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據曾經擔任白崇禧辦公室機要秘書的程思遠回憶，白崇禧在協助李宗仁指揮臺兒莊戰役后回到武漢，適值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書發表，他曾從當時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那里得到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贊同。當下，將此文的精神概括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彼萌ソo蔣介石看，蔣也十分贊賞，即以此兩語由軍事委員會令發全軍，作為抗日戰爭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在1938年11月25日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白崇禧還建議成立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由湯恩伯和葉劍英主其事，請共產黨的軍事干部講游擊戰。由于程思遠當時是白崇禧辦公室的機要秘書，了解此事的全過程，后來在其所寫的《白崇禧傳》等著作里一再提到此事。（程思遠著：《白崇禧傳》，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0、206頁）應該說，程思遠的這些說法的可信度是很高的。這些事實說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書不僅對于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有著巨大影響，而且對全國范圍的抗戰都起了非常重要指導作用。

六、從為朱德祝壽到后來禁止給領導人祝壽說明了什么？

趙文說，“我從小就知道，國統區流傳最廣的口號是‘朱毛不死，大亂不止’，‘殺豬（朱）拔毛’把朱老總放在必欲撲殺的‘共匪匪首’的首位，可見他們對朱老總是既仇恨又畏懼。”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趙的出生年份，他是1940年出生的，所謂“小時候”應該是解放戰爭時期，那是蔣介石反動統治正在走向滅亡的時期。此時人們早已把蔣介石看透，而對共產黨、對朱毛也已由不了解到逐漸有所了解，由害怕而轉向向往。我比趙某長幾歲，而且生活在國統區，卻從未聽到過那樣的“口號”。相反，在解放戰爭后期，音樂老師教我們唱《山那邊呀好地方》，語文老師跟我們講魯迅，而我們還在家里偷偷地收聽新華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這一切都反映了人心是向著解放區、向著共產黨的。至于蔣介石痛恨共產黨，痛恨朱毛，稱其為“共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當然是事實，但是，要把“朱毛不死，大亂不止”和“殺朱拔毛”說成是當時“流傳最廣”的口號，那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這個問題上，趙某顯然犯了時代的錯誤。他說的不是解放戰爭時期，也不是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而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事。不過即使在那時，蔣介石要抓要殺的“赤匪”“匪首”也決不僅僅是朱德，而是把毛澤東放在了首位的。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斯諾在《西行漫記》里的描寫：“毛澤東，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蔣介石懸賞25萬元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那個那么高昂的東方人腦袋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朱德，稱作紅軍總司令的這個人的生命在南京看來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又是怎樣的人呢？”（《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底-4頁）顯然，在蔣介石看來，朱毛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所以他們的賞格都是25萬銀洋這個天文數字——據斯諾說，當時紅軍大學“每個學員的教育費用，包括伙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15元銀洋?！保ㄍ?，第88頁）不過，排在“南京通緝名單第一號”的“赤匪”仍然是毛澤東而不是朱德。

趙文用很大的篇幅介紹了朱德六十壽誕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彭德懷、賀龍、劉伯承、葉劍英等以及各個根據地也都發來了賀信或賀電，對朱德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督夥湃請蟆房沁@些賀信和賀電用了幾天時間。趙文想以此說明朱德在黨內和軍隊的地位是無人可以企及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人們之所以向他祝壽，一是因為朱德的年齡較大，中國人有敬老的傳統，所以向他祝壽；二是因為他在過去為革命作出了貢獻，通過祝壽對他的功勞表示肯定；三是當時蔣介石正自食其言，召開一手包辦的偽國大并且通過偽憲法， 同時發動對蘇北、魯南解放區的進攻，通過祝壽也是為了鼓舞解放區軍民的士氣和斗志，粉碎敵人的陰謀。

需要指出的是，從1940年5月起，毛澤東就要朱德回到延安協助自己進行工作。朱德回延安后曾協助毛澤東解決皖南事變，協助毛澤東領導大生產運動，還協助毛澤東領導文藝界的整風，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黨的七大毛澤東提議朱德擔任第二書記，其原因一是因為朱德年紀較大，已經不適合在前線指揮，同時也是希望把朱德留在自己身邊協助他進行工作，有利于他從事重大問題的研究。經過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產生的領導班子，毛、朱、劉、周、任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這樣，朱德的位置就靠前了，朱毛畫像并列也就是在這時開始的。在解放戰爭初期，朱德繼續協助毛澤東進行工作。后來胡宗南進攻陜北，朱德和劉少奇等組成中央工委東渡黃河，后來到達河北阜平縣城南莊，而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則留在陜北，繼續指揮著全國范圍的解放戰爭。在1948年9月8日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由毛澤東作總報告，劉少奇和周恩來都做了重要發言。劉主要講政治，而周對軍事工作做了系統的發言。后來的三大戰役實際上也是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進行的。當然，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五大書記都共同參加了擘畫、研究、制定了作戰方針的工作，朱德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各個野戰軍的司令、政委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真正起統帥作用的無疑還是毛澤東。應該說，毛澤東在指揮三大戰役方面起了主導的、決定的作用，而周恩來在組織實施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這以后，由于朱德已經早就過了花甲之年，而劉少奇和周恩來仍然年富力強，加以劉的理論水平較高，而周的組織實施能力較強，劉周和周在黨內的地位都在上升，而朱德的地位則有所下降。這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將工作重心由戰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更是如此。在這種形勢下，繼續把朱德畫像與毛澤東畫像并列的情況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我記得，在剛解放的時候，許多地方還畫朱德與毛澤東并列的畫像，開會也是如此，掛毛澤東與朱德兩人的畫像，但是，后來不久，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情況就不復存在了。到了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以后，領導班子的構成和排序也有變化：毛澤東仍然當選為中央主席，劉、周、朱、陳云當選為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秘書長。政治局常委由毛、劉、周、朱、陳、鄧組成。在中央常委的排序中，劉少奇由七大時的第四位提前到第二位，而朱德則由第二位退到第四位。我認為，出現這樣的變動是正常的。如果像趙文所主張的那樣，將歷史“定格”，以為朱德的畫像曾與毛澤東的畫像并列就應該永遠并列下去，那顯然是不正常的。

趙文把這樣的變動說成是“50年代后期，57年，59年，國內政治風云突變，黨內民主遭到嚴重破壞，個人迷信愈演愈烈，到文革發生時已是登峰造極，無人敢講真話，個個謹言慎行，至今人們還心有余悸?！彼麊柕溃骸霸谶@樣的社會政治環境條件下，編造出來的‘黨史軍史’創造出來的文藝節目，能夠實事求是嗎？ 這樣產生出來的資料，可信嗎？有參考價值嗎？”我們說，這個變化并不是50年代后期發生的，而是早就發生了；問題也不是什么“個人迷信愈演愈烈”造成的，如前所述，乃是形勢發生了變化的結果。顯然，用靜止的、固定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問題，就必然要出錯。

其實，早在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就沒有將朱德與毛澤東并列，開國大典只有毛澤東的像而沒有朱德的像。難道當時就已經搞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了嗎？

說到“個人迷信”，毛澤東在這方面恰恰是比較自覺的。早在十年內戰時期斯諾就說，“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里，他都是一位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一位政治局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去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同上，第64頁）

在這方面，倒是對朱德的祝壽做得似乎過了頭。前面已經說過，在朱德60歲生日時給他祝壽當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連續幾天在《解放日報》大登祝壽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確實是非常罕見的。我們知道，馬克思沒有搞過祝壽，恩格斯也反對祝壽。恩格斯在一封信里講到了他1891年生日那天逃避祝壽的情形：“晚間，我們到杜西家去，伯恩斯坦夫婦也在那里。這樣，工人協會的歌手們為我排練的小夜曲，就沒有能演唱，這個安排我星期六早晨才知道，因此，很遺憾，未能早些阻止他們。老實說，這樣的結果我倒很滿意，我一向厭惡這類場面。當一個鼓動家、演說家或帝國國會議員，對此很難回避，但是，直到目前，我都順利地避開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頁）同樣，列寧也不愿聽別人在生日時當面對他歌功頌德的尷尬場面。他在50歲生日時，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舉行了一個“慶祝列寧50壽辰大會”，由于列寧反對此種祝壽方式，因而組織者就沒有讓列寧聽那些祝壽講話。后來列寧在講話時說：“同志們！首先，有兩件事我自然要感謝你們：第一，感謝你們對我的祝賀；第二，更感謝你們讓我免聽祝詞。我想，這樣也許會逐漸地——當然不是一下子——創造出一種比流行的祝賀方式更合適的方式，以前的祝賀方式有時竟成了絕妙的諷刺對象?！保ā读袑幦返?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3頁）實際上，毛澤東也反對別人給自己祝壽。如果他不反對的話，延安一定會在1943年給他祝50壽辰，北京也一定會在1953年舉行慶祝他60歲生日的活動，而賀詞肯定不會比朱德的少。為了防止在祝壽時經常會出現的對個人的過分稱贊以及這種風氣對黨的領導人所具有的腐蝕作用，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幾條規定：“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送禮。三曰少敬酒。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命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頁）這幾條規定雖然沒有寫進決議，但是卻是廣為人知的。這六條，與其說是針對別人的，不如說是針對毛澤東自己的。因為在中國“不與馬、恩、列、斯平列”對其他人都是談不上的。七大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其實并不贊成；后來吳玉章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更是堅決反對。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里又提到這個問題，說，“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頁）由于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這樣講了，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連“毛澤東思想”也沒有再提，只是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林彪在《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一文里才重新提出。應該說，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提倡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強調突出政治，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不能把這些叫做什么“個人迷信”。如果這些都叫做“個人迷信”，那么，趙文連篇累牘地引用1946年11月底《解放日報》上刊登的那么多慶祝朱德六十壽辰的祝壽詞又算什么呢？當然，在文革期間有些做法顯然是過分的，但是對于林彪的這一套，毛澤東自己還是很清醒的。他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曾經說到“為了打鬼，借助鐘馗”；還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F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保ㄞD引自R·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頁）后來，他在1970年與斯諾談到“個人迷信”時就說到，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這以后“個人迷信”就降溫了。趙文把“個人迷信”說成是1957年開始的，并且認為一直延續到今天，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總之，毛澤東對所謂“個人迷信”不僅是警惕的，而且是抵制的，雖然為了斗爭的需要在一個較短的時間里也曾容忍過它的存在，但這絕不是他思想的主流。趙文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真正主流，并且進而否定從50年代后期以來（1957年以后）的所有的歷史文獻，顯然是以偏概全的偏頗之論，是不能成立的；某些人想抬出蔣百里來貶低和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更是荒唐可笑的。它們除了暴露自己對于歷史的無知和對于毛澤東的偏見之外，是什么也不能說明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新中國誕生這件事本身就雄辯地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共產黨如果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領導，離開了義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同樣是不可想象的。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頁）他還說，“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所以，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保ㄍ希?47頁）鄧小平的這些話其實也是對各種反毛論調的一個很好的駁斥。

這些年來“毛澤東熱”一再出現，這絕不是偶然的。與此同時，一些人不斷想出各種辦法來否定毛澤東；他們這樣做顯然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敗的。十月一日，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游行方陣里出現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牌，許多人為之而歡欣鼓舞，這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深厚感情。但是，我覺得，這只不過是通過游行方陣所作的一種歷史陳述，還遠不是已經把毛澤東思想提高到作為現在一切工作的指南的高度，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應該說，進步是巨大的，而盲目樂觀卻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歸根到底，都是由于沒有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造成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重提黨的宗旨，重提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重提黨的三大作風，國慶游行又重提毛澤東思想，這一切都是巨大的進步。但是，要在現實生活中真正把這些優良傳統真正恢復過來，并且發揚光大，在現實生活中真正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還要經過許多斗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革命的道路從來就不是筆直的平坦的，而是曲折的崎嶇的，還需要人們進行不懈的艱苦的努力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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