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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六十年,事實、是非總是要澄清

窮鄉親 · 2009-07-3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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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網友窮鄉親“建國六十年,事實、是非總是要澄清”一文有感

老農夫

   

發展公有制的前提條件是:精英們要起帶頭作用,要多作貢獻多作犧牲,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句話:就是精英們要樂意吃虧!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民來共同奮斗?。?!而團結就是力量,因而在這種模式下的發展當然是無敵于天下的。正如主席在詩詞里所說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如果沒有軍民的團結,那能打敗以世界頭號強國為首的16個國家聯合起來的百萬大軍呢?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在其50年前,由精英所主導的晚清中國,卻連2.5萬余人的八國聯軍也對付不了。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今天的精英們愿意起這種帶頭作用嗎?愿意多作貢獻多作犧牲嗎?愿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嗎?愿意“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嗎?愿意或者樂意這樣吃虧嗎?我們只要看看那個拿6600萬元年薪和那個拿8萬多元車補的(相當于320元/天,80000元÷250天=320元/天。①按直達快班的價格計算,這些干部相當于天天都要跑1600公里;②按出租車價格計算,這些干部相當于天天都要跑200公里以上;③按坐公共汽車計算,這些干部相當于天天都要坐320次;④按坐地鐵計算,這些干部相當于天天都要坐100次以上。果真如此,這些干部還會有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嗎?),就可以知道今天這些精英們是否具有這樣的精神了?。。∥覍嵲陔y以相信那個拿6600萬元年薪的人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民來共同奮斗——除非這些人民也都能夠拿到1000萬元以上的年薪!!!一盤散沙,各自打算,各謀利益,各自出擊,其合力能夠有多大呢?如果說它有多大的優越性,我才不會相信呢!!!

   

主席說過:政治路線決定以后,起決定因素的就是我們的干部了——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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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全國人民即將迎來國慶60周年之際,見到媒體上發表了某權戚人士定下的宣傳基調:“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瞭望》第28期《新中國60年基調評說》)

讀罷這一報道,草民很理解主流精英們的一番良苦用心,然而又似乎有貌似公正、不偏不倚、不分是非之感。人們知道,30年來主流精英們利用各種宣傳媒體對前30年大肆妖魔化,什么“僵化封閉”、“專制獨裁”、“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長期停滯不前”、“現代化發展耽誤了二十年”等等,各種謠言、奇談怪論普天蓋地。在全世界面前把新中國糟蹋、污蔑得不成樣子,造成在各個方面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國家脊柱傾倒。而如今國慶在即,卻拋出“兩個不能否定”的框子,哪有這樣簡單、隨意之事?長期以來有人對新中國橫加攻擊、糟蹋的行為難道不需要追究、批判嗎?被搞亂了的事實、是非不需要澄清嗎?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難道又搞“不爭論”嗎!因此說,所謂“兩個不能否定”,我看“不能否定后30年”是真;而“不能否定前30年”是虛。

在談到以上總的看法后,以下重點就新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是否緩慢、前后30年在發展速度上究竟何為更快這一基本事實做個澄清:

當前主流媒體在評價經濟發展上完全以GDP(國內生產總值)說事。例如在關于中國前30年經濟的發展速度上,常見報道說:30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僅有7.2%;而從1953起至1978年GDP年均增長率僅有6.1%,“長期發展緩慢”。這與改革開放以來GDP年均9.8% 的增長率相比顯然差別較大,甚至認為那時的中國失去了發展的機迂。

然而,這種對比方法的一個根本錯誤是把新中國兩個時期的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制給抹剎了,拿兩種根本不同的發展條件和體制下的經濟進行簡單地對比。

人們知道,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主要是實物經濟。當時國家的經濟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應”,安排生產指標和衡量經濟發展都是按產品的產量,例如生產鋼鐵多少,糧食產量多少等等,而根本就沒有GDP這種概念。那時期的物質產品和資源絕大部分并不進入市場交換,只是服從國家調撥和按排,價格也是國家的規定,根本不反映交換價值。因此對當時的經濟增長狀況最準確、真實、直接的體現只能是物質、產品的數量,而不是產值。即使當時的國際組織在說明各國經濟總量時都采取“市場國家”與“計劃經濟國家”兩種區別的統計方法。在中國,GDP的統計方法是在改革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使用的。既然計劃經濟時期原本就沒有GDP的概念,而在目前媒體上經常出現當時的GDP是多少的報道,這豈不是一種怪事!

其貓膩究竟出在哪里呢?經查證,本人發現,目前很多媒體都是把當時的社會總產值當成GDP使用,并拿來與目前的GDP增長進行對比。這實在是極大的謬誤!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統計方法上,計劃經濟時期的總產值與市場經濟下的GDP都是根本不同的。這里簡單說明以下幾點:

1、.價格體系不同。如前所述,在計劃經濟時期各種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配置都是根據實際需要,價格定得很低,并不能體現商品的交換價值。農村生產隊內部分配的產品也是實物形式,甚至有些就不計價。當時勞動力的貨幣價值更是低微。在六七十年代農業上生產的小麥原糧每斤只有八分至一角錢,而目前市場經濟下的小麥價格每斤達一元多。30多年來各種物價指數一般都發生了十幾倍、數十倍的變化。那么兩個時期的產值增長率怎能直接拿來對比!

2、產值統計的構成不同。在目前GDP統計中,商業、金融、各種服務業等行業的價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計劃經濟時期,產值統計只包括工、農業生產,而不包括上述這些方面。更不包括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娛樂、安全等這些本屬于社會投入的公益事業而現在卻被“產業化”了的“產值”;也不存在變賣土地、礦產、水源、出租文物遺產等過程中形成的“產值”。改革前的土地、礦產、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計入產值;而現在都是流量,只要一流轉,GDP就大量增長。

3、計劃經濟時期大量“有產無值”現象。即本應計入產值但卻均未計入的產值。按照當時的統計方法,工農業生產只統計產量,而沒有什么GDP。而且即使實物,也并非全部進入統計。比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沒、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建造的遍布全國的水庫和排灌渠,還有國家在工礦企業基礎建設中動員的大量協作勞動等,哪里計算過什么GDP?在這些工程中大量靠的是農村集體經濟下的勞動力,他們的報酬只是在生產隊里“記工分”。而水利、基本建設的經濟效益是長久體現的,它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固定資產。而目前如果要說明那時的真實的產值是多少,首先就必須把其中的巨大勞動力價值完全算進去。

據蘇拉密網友測算,在1949-1979年30年間水利建設中,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量(約折合2527億立方米土石方)和靠國家、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量(約折合1083億立方米的土石方)總計有3610億立方米土石方。這相當于現在建1200座三峽工程的工程量。(三峽工程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不超過3億立方米)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約2000億元,由此可以推算出中國在1949-1979年間僅水利建設的投入就相當于目前的240萬億元。按照當時水利建設與整個工農業建設的比例,可推算出全國基本建設總投入達3636萬億元,這些都作為固定資本存在著。再加上拉動增長的相關產值,當時GDP總量保守估計也在4000萬億元之上。我們知道,2007年中國的GDP是30萬億元;這就是說改革前30年GDP的總量是2007年GDP的133倍!(引據蘇拉密《毛澤東時代GDP估算》人民網,強國論壇2008年9月9日)誰能說那時的經濟增長速度緩慢!

4.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量虛假 GDP ?,F在每年的GDP數字龐大,但其中屬于國外資本(獨資、合資、股份)的卻占有很大份額,這從確切意義上說并不完全是“中國的”。洋人拿印刷品紙鈔,在中國的土地上消耗中國的資源、能源,盤剝中國勞工血汗,污染中國的環境,在中國進行生產和出口統計。最后把產品利潤拿走,把垃圾丟在中國,而中國卻只頂著GDP增大的虛名!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出現很多投資失誤工程和重復建設,生產了大量假劣商品,產品積壓、浪費現象嚴重;還建造了一些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許多新建的樓房、橋梁竣工不久就發生垮塌及其他災難性事故等,這也是GDP迅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些在改革開放以前卻是沒有的!

正是由于上述各種區別,因此用目前GDP統計方法說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那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臆斷。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對過去的GDP進行測算,然而那是一個十分復雜、困難的事情。專家們連目前每年的GDP增長率尚需經過反復測算才得確定,而又怎能輕易認定出過去沒有GDP時代的GDP是多少呢!

其實,要客觀、正確地說明改革開放前經濟增長的情況,本來有其更直接、簡便的方法,這就是實物統計的方法。即從物質、產品數量的增長來看經濟發展的狀況。

以改革之前的1949—1978年與改革以后的1978—2007年為例,前后兩個時期都是29年,兩個時期主要物質產品的產量增長情況,目前國家統計部門都有現成的統計數字,不妨拿來做一對比,各個時期的增長幅度就看得十分清楚:

鋼鐵: 1949年全國總產量是15.8萬噸,1978年是3178萬噸,29年間增幅是201.14倍;1978—2007年則由3178萬噸增至4.6億噸,29年間增幅是14.47倍。前后兩個時期增幅之比是201.14倍:14,47倍;

煤炭:前29年由3243萬噸增至6.18億噸,增幅是19.06倍;后29年由6.18億噸增至25.23億噸,增幅是4.08倍。前后增幅之比是19.06倍:4.08倍;

石油:前29年由12萬噸增至10405萬噸,增幅是867.08倍;后29年由10405萬噸增至18665.7萬噸,增幅是1.79倍。前后增幅之比是867.08倍:1.79倍。

電力:前29年發電設備容量和年發電量分別由185萬千瓦和43億千瓦時增至5712千瓦和2566億千瓦時,增幅是分別是30.9倍和59.7倍;后29年發電設備容量和年發電量分別由5712千瓦和2566億千瓦時增至7.18億千瓦和32559億千瓦時,增幅分別是12.6倍和12.7倍。前后增幅之比是30.9倍:12.6倍和59.7倍:12.7倍。

化肥:1950-1980年由7萬噸增至1232萬噸,前后增幅是176倍;1980-2008年由1232萬噸增至約1億噸,前后增幅約9倍。前30年與后28年增幅比較是176倍和9倍。

以制造業的代表產品汽車的產量為例:2007年全國汽車產量是800萬輛,(其中多為中外合資企業生產)1978年是15萬輛,增幅是53.33倍。我們知道,新中國建立之初沒有汽車生產(自1956年之后才有汽車工業),即是說起點為0 。因此無法表示前29年產量增長多少倍。然而近期從媒體上看到舊中國某年曾組裝生產過第一輛汽車,但卻沒說有什么汽車制造廠,也沒說有什么生產線、品牌、產量等,為照顧這種說法,這里假設當時生產過10輛這種汽車,并且直到建國前,那么對比1978年的產量,后者增幅是1.5萬倍。改革前、后時期汽車產量增幅之比是1.5萬倍:53.33倍。

再以農業的代表產品糧食、棉花為例。糧食:1949—1978年全國產量由11318萬噸增至30475萬噸,增長是1.69倍;1978—2007年由30475萬噸增至50150萬噸,增長是0.65倍。前后增速之比是1.69倍:0.65倍。棉花:前29年由44.44萬噸增至216.7萬噸,增幅是4.88倍;后29年由216.7萬噸增至760萬噸,增幅是3.51倍。前后增幅之比是4.88倍:3.51倍。(以上數字都以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為據)

再以人民生活脫貧速度來看。據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1978年前中國貧困人口是2.5億,即約占當時總人口9.6億的27%,這與建國初的70%以上的貧困人口相比,降低了43%;而至2007年全國城鄉貧困人口還有2500萬,(按照聯合國的公布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數據為2億多)即約占13億總人口的2%,這說明改革30以來降低了25% 。脫貧速度也遠遠慢于改革前。

等等,恕不俱舉。通過兩個時期各主要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品產量的增長情況對比,都清楚看出,幾乎在所有方面前29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都高于后29年,而且兩者之間相差還很大,有些產品的增長速度甚至相差數十倍以上!例如石油產量,從建國到1978年增長了867.08倍,總產量超過一億噸;而到2007年才達到1.8億噸,29年間僅僅增長0,79倍,其增幅不足前期的千分之一,使本來達到了石油自給的國家又大量靠進口。又如糧食產量,從建國到1978年增長了1.69倍;而1978-2007年才增長了0.65倍,增幅不足前個時期的一半。若按全國人均占有糧食產量來說,1979年就達到了684斤,這比改革20多年后的2003年(670斤)還多。其他各類產品增長狀況也大多如此。

然而,主流媒體所提供的GDP增長速度卻是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之前“長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而唯有改革開放以來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結果完全顛倒!這豈不是十分離奇的事情嗎?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雖然對兩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作了一些論證和對比,但這決不意味著在本人看來這種對比有什么意義。其目的不過是要說明那種對新中國歷史上發展成就貶低的做法是多么淺陋、荒唐。我們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發展的起點、基礎和背景、環境等因素不同,其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是相同的,有快、有緩這本是一種正?,F象,單以此并不能說明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上攵谀欠N一窮二白甚至零起點基礎上的發展與初具一定規模和基礎上的發展在速度上怎會相同?在戰爭條件下與在和平環境下其發展模式和速度怎能一致?比如建一座大樓,其建主體工程、打基礎階段與后期裝修、配套階段在施工方式和進度上怎能進行簡單的對比?長期以來,有人割裂新中國歷史之間的有機、統一的聯系,總是在煞費苦心地企圖說明: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發展多么緩慢、糟糕,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這除了造成對新中國歷史的涂抹,真不知另外還會有何種意義!難道改革開放以前的成就不同樣是共產黨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和貢獻嗎!

回顧新中國60年的發展及其國際地位的變化,清楚看出,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是迅速的,成就輝煌的,同樣都是令世界矚目的。60年來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一直是在不斷縮小,而從來沒有拉大過。正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通過對中國的研究得出結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薄盁o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轉引自《人民網強國論壇》,長石《輝煌的三十年》,2004年12月22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差別時說:“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訂方向的結果”。由此可見,某些外國學者在評價中國問題上有時倒不失其公正。

建國六十年: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最大功臣是陳永貴

[ 窮鄉親 ]  發表時間: 2009-07-28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3472129&bid=60

一個國家的吃飯問題,實質是農業發展的問題?;仡櫺轮袊霓r業翻身史,人們不能忘記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先后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使中國農業走向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在此基礎上,如何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大量增加糧食和農產品產量、改善人民群眾生活就成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并向現代農業進軍的所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在解放前和建國初,中國農業的落后局面,是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很難想象的:各地江河水患頻發, 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農業生產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全國90%的耕地不能灌溉,鹽堿、澇洼地和荒坡成片。農民完全是“靠天吃飯” ; 農業產量極低,畝產一般只有二、三百斤。農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飯、賣兒鬻女的現象相當普遍。

在1956年實現合作化之后,共產黨企圖急于改變這種狀況,為此于57年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58年發動了農業生產“大躍進”。但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脫離客觀實際的錯誤,因而導至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叭昀щy”的教訓清楚地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和解決吃飯問題,決不是一蹴而就、單憑主觀意志就能輕易解決的,其基本原因在于農業生產條件和綜合生產力水平落后,為此必須下更大的功夫,進行長期艱巨的創業工程,在根本改變農業生產條件和全面提高生產能力方面大打一場翻身仗。因此,在困難過后,黨中央對農村和農業問題更加重視、更加務實。

正是在當時情況下,陳永貴和大寨農民所創造的治山改土,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經驗報道出來,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樹立了典范。

大寨是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個縮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塊。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澇,畝產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頭是硬的,他們不向貧窮低頭,而是認準了向窮山惡水開戰、治山造田的一條道。

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大寨人開始了在荒山野嶺上打石筑壩、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壯舉。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沖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來。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勞力齊上陣,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澇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窩,經過了幾年的奮斗,終于使大寨發生了變化。1962年糧食畝產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災的1963年,仍達到704斤,不僅不要國家的救濟,而且全大隊還賣給國家24萬斤糧食。大寨在解決本大隊吃糧問題的同時,從1952年至1963年11年間共向國家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平均每年每戶交售7000斤。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獻!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報》在刊登的長篇通訊中所說:“奮發圖強,自力更生,以國為懷,顧全大局 — 大寨大隊受災嚴重但紅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畝,植樹造林1000多畝,筑盤山公路12華里,建蓄水池6個,修盤山水渠28華里。這樣不僅擴大了地塊面積、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夠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澇保收,灌溉面積達400多畝。畝產在當時就翻了兩番,基本上擺脫了貧困??茨情L城般的石壩、天梯式的農田,誰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個勞動力手鑿肩抬式勞動方式建成的!其中每個勞動力土石方作業量達1000多立方米,擔土80多萬擔。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擔糞、擔莊稼十萬斤。他們打出和搬運的石方如果壘起1米高2米寬的大壩,能夠從大寨鋪到北京一個來回!

大寨的創業道路體現了當時中國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它一發現就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黨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農業學大寨”的決議,把大寨的經驗推向全國。

“農業學大寨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按照水利化、機械化要求,對土地進行升級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統一領導和規劃下,廣大干部群眾齊上陣,迅速掀起了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為主、全面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大打農業翻身仗的的群眾戰爭。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大多是荒涼脊薄的,不要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規整。這就造成絕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當然也不能使用機械耕作。下雨時,水往低處流,出現高處旱、洼地澇,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澇災害發生的原因。好年景產量不過三百斤。很多地區鹽堿現象嚴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這種狀況正是在六、七年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根本改變的。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干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將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來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規則、水平、整齊劃一的畦田。并結合修水庫、建揚水站、修灌溉渠、打機井、治理鹽堿、翻淤壓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統等農田基本建設設施。這樣不僅使耕地能夠水澆,而且使雨水能夠均勻地滲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災和澇災。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實現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和良種化,否則都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目前這樣到處畦田縱橫、灌溉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到1978年全國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1965年相比增長了70% 。農業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同時還完成了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治鹽堿任務。全國修建水庫達到八萬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萬公里,修配套機井220萬眼,數量增長了935.89% 。又由于支農工業的發展,到七十年代末農村機械化程度開始提高,農村用電開始普及,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脫粒機、粉碎機等機械和動力設備都進入廣大農村,化肥也開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種普遍推廣。使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條件大大改變。

“農業學大寨運動”帶來的顯著成果,就是糧食和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統計,從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再無出現過減產、滑坡狀況。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這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中國糧食生產發展變化之大,這在迄今中國歷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從未有過,是一種真正的奇跡!

因此說,“農業學大寨運動”給中國農業生產帶來的變化,完全稱得上是一場革命!沒有那場農業升級改造的運動,就沒有中國的現代農業!中國人不能忘記:目前遍布廣大農村、成為子孫后代鐵飯碗的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本來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與陳永貴的功績聯系在一起的!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正像“大慶”石油基地的發現和開發大大驅動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一樣,“大寨”治山治水的經驗則是創造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新途徑。當時的大寨、大慶兩個典型的出現,對中國經濟和形勢的影響,決不亞于在那時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威力。大慶、大寨、原子彈爆炸,六十年代初出現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毛主席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所樹立的紅旗,它揭開了“三年困難”之后中國經濟和時局發展的新局面!震動了世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有人詛咒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勞動報酬低,有人詛咒那時“一大二公”、“養懶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沒有那個時代人們的艱苦創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所取得的成功,就沒有后來及至今天農業的新發展!正是那時,為實現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性的事情,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那一代人所創造的價值及其惠及子孫后代的功績有誰能與之相比?正是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詩篇!

改革開放以后,新中國的歷史遭到了涂改。共產黨幾十年間領導人民戰天斗地、大打農業翻身仗、致力于解決中國吃飯問題的成就被人蒙蔽了。而所謂“分田到戶一年大變樣”、“土地承包制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的離奇神活成為新的歷史。所謂某某人“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的贊歌流行于南北。還有什么“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 ;“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靠‘兩平’”云云。各種居天功為己有的精英人物輪流出場。然而老一代創業建設者們如今還在世間,他們豈容人隨意涂改歷史!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分田到戶”式的家庭農業,在中國己有上千年的歷史,它從來就沒有解決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在舊社會老百姓中大量吃糠咽菜、逃荒要飯以及賣兒鬻女、餓死人的現象人們記憶猶新。那么,這種個體農業生產方式到了現代社會難道又煥發了如此神奇的生機— 千百年沒有實現的溫飽問題竟在一年內就實現了?試問:如果沒有新中國六、七十年代所創建的新的生產條件和生產力的綜合發展,沒有那時所積累、儲蓄的物質財富,那么改革后的農業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怎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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