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遺憾

巴金的遺憾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我國已故的文壇泰斗巴金老先生誕辰一百零四周年的紀念日。在距十一月二十五日還有幾天的時間里，有些人就開始寫文章紀念巴金老先生了，一些人在懷念巴金老先生之余，又無不為巴金老先生生前夢牽魂繞的文革博物館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而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些人還再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　　

文革結束之后不久，巴金老先生就以其在當代中國文壇的巨大影響，開始不斷地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使之那個在某些人眼中“不堪回首”的歲月能夠記錄下來，以明示后人，不要忘了那個“悲劇”的時代，并從中汲取教訓，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巴金老先生的倡議，得到了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從事人文科學的“小知們”的積極響應，但是，卻遲遲沒有得到“當權派”的回應。結果，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巴金老先生去世，他首倡的文革博物館也沒有建立起來。于是，他只好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對于“當權派”沒有回應巴金老先生的倡議，遲遲沒有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做法，“小知們”很是不解。既然文革已經被徹底否定，而且文革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小知們”都“深受其害”，那“當權派”為什么不順應巴金老先生等人的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使天下人都知道“小知們”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曾經受過的“委屈”和毛澤東的罪惡呢？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實際上已經對共產黨的執政根基造成最大的傷害，再建文革博物館，也不會擴大這種傷害，擔心反思文革失控，也說不過去。于是，“小知們”不由得產生了一些忿恚，認為是“當權派”對他們這些文人的輕視，也許是“當權派”忘記了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并由此發出了“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的抱怨。“小知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抱怨，是因為他們只從自己的私利和切身感受出發，沒有大局觀念，絲毫不能理解“當權派”的苦衷， 也不具備“當權派”那樣的深謀遠慮，所以看問題就不如“當權派”看得遠，看得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其性質和過程來說，應該是分前后兩個階段的。第一階段是從“五一六”通知至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一階段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的“工作組”階段，他們借毛澤東不再北京之機，改變文革的大方向，把文革的對象指向了基層干部、教師、學生、文藝工作者和一些民主人士，其手法還是重復他們在反右斗爭中使用過的那一套。這一階段的時間雖然很短，只有五十多天，但其影響卻是極其惡劣的，而且，在其后的文革進程中，這種影響也始終沒有徹底擺脫。“斗老師”、“剃陰陽頭”和“破四舊”中的破壞文物、抄家等行為多是發生在這一時期。而上述這些行為，也主要是由高級干部子女所組成的“老紅衛兵”實施的。如被認為是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老師----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那天，被那些由高級干部子女組成的“老紅衛兵“打死的。從這些在前臺施暴的子女們身上，就能看出躲在后面的老子們的兇殘和陰險。他們之所以要通過子女之手這么做，就是要把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引到邪路上去，然后再嫁禍于毛澤東。“小知們”所謂的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難”，也大多是在這一階段發生的。與以后的強迫“小知們”走“五七道路”，進行世界觀的改造不同，“小知們”在這一時期所受到的“苦難”，多是人身侮辱，可以說確實是受到了迫害。文革的第二階段，是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之后到文革結束，這個階段的文革才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革的對象也變成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階段才是真正的文革階段。　　

文革給當時的“小知們”和“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帶來的確實是一場災難，但是，如果從由于國人的自私、麻木和怯懦而導致我們長期挨打的這個角度來說，文革則是改變國民性格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尤其是對于受了二千多年蒙蔽和愚弄的廣大工農群眾來說，文革更無異于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文革對于“小知們”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所以是一場災難，就是因為覺醒了的廣大工農群眾不但再也不會順從地接受他們的蒙蔽和愚弄，而且還組織起來，將他們打翻在地。如今，文革的實踐雖然憑著政權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將其否定了，但是，文革的理論，文革的影響還將長期存留在許多工農群眾的記憶中，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徹底清除的。只要工農群眾的思想中還保留著對文革的記憶，那就不會再順從地接受蒙蔽和愚弄。若要工農群眾再次順從地接受蒙蔽和愚弄，那就只有使工農群眾徹底地忘卻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館，雖然能夠記錄下“小知們”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文革中遭受過的“苦難”，但同時也能記錄下工農群眾在文革時期的覺醒，記錄下工農群眾在文革時期的揚眉吐氣。而且，一旦建立文革博物館，把文革的詳細過程展示出來，“當權派”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時間里的罪惡也必將大白于天下，許多原先對文革認識模糊的人就會從此改變認識。所以，對文革的總結只能“宜粗不宜細”，只要能把帳算在毛澤東的頭上就行。所以，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文革博物館都不能建，對于“當權派”來說，還是讓工農群眾徹底地忘卻文革為好，只有受了蒙蔽和愚弄的工農群眾才能更好地治于人。對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對于文革的真正意義和作用，“當權派”遠比“小知們”理解的深，“小知們”只從自己私利和切身感受這樣的淺層次出發，不斷嚷嚷著要建立記錄自己所謂“受委屈”的文革博物館的要求，不但不能為否定文革起到絲毫的作用，反而是在提醒廣大工農群眾，同時也等于是在揭“當權派”的瘡疤，是在給“當權派”添亂，純屬是為否定文革幫倒忙，所以才受到了“當權派”的冷落。　　

否定文革之后，作為“當權派”的同路人，“小知們”獲得了極大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但是，由于長期形成的利己之心，“小知們”仍不滿足，還撒嬌般地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以博得更多的人，尤其是后世的人的同情和可憐。他們這無恥無知的滑稽表演，實在是招人好笑，對于“當權派”來說，他們這不知深淺的無理要求，也實在是令人討厭。本來就夠焦頭爛額的了，你們就別再添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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