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承包經營與“股份制改造”
前文說到“資改派”利用利改稅后獲得的控制權迅速把國營企業搞垮，然后通過賤賣、白送等方式把國營企業變成官僚們的私企，很快就把大部分中小型國企瓜分掉了。這種現象多半發生在中小城市，發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在那些中心大城市，在“天子腳下”，由于群眾的覺悟相對要高一些，官僚們也就相對謹慎一些，他們更愿意采取更隱蔽，更安全的方式來獲取個人利益。特別是那些大型國企，群眾與基層干部對企業領導層的威懾作用不會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那里的高級官僚（高級干部）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的畏懼也還沒有完全忘卻，所以他們更愿意采取貌似合法的手段來瓜分國家財產。
首先被他們采用的手段是“承包經營”。
在毛澤東時代，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較好地貫徹了鞍鋼憲法的民主管理體制，一類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后一種制度是蘇聯的“首長負責制”與中共的“黨委領導”制的混合體。前者是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后者是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時普遍推行的。也就是說，當時大多數國營企業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在實行鞍鋼憲法的國企中，不僅中、下層干部對企業領導有較好的監督權，廣大群眾與技術人員也在企業的重大決策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在這些企業中領導干部相對比較廉潔，比較勤奮，干群關系也相對較好。
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國企中，日常管理工作由廠長（經理）獨斷，重大決策由黨委決定。顯然，這里的廠長的權力要更大、更獨立一些，對他的權力的監督也更弱一些。當“黨委一班人”結成一個死黨時，他們對企業擁有的權力就更獨立了，但是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這是因為還有上級管理機關對他們的監督與檢查。
在上述兩種管理體制下，國企的領導層想通過自己的權力來竊取國家資財是很困難的，更是很危險的。正是這個原因，盡管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幾年中干部的特權思想日益嚴重，干群關系日漸惡化，干部在經濟上犯罪的卻很少。
現在“改革”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自然也需要改一改。理由可以信手拈來——毛澤東時代的管理體制對管理人員管得太死，限制了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改”的原則自然是要放權給國企的領導人，而最徹底的放權莫過于承包制。直接把國企承包給原來國企的“一把手”，或前 “幾把手” ，讓他們“自主經營”。
他們的這種“承包”還不象出租車司機承包公司的一輛出租車，不象佃戶租種地主的土地。租車的司機和過去的佃戶的“租金”是必須交足的，否則“抄家”，象黃世仁對付楊白勞那樣！國營企業的頭頭們的承包是“包贏，不包虧”。也就是說，國營企業有了盈利，我照章交稅，虧了我就只能“打白條”，而且不保證將來會“兌現”。
“包贏，不包虧”的原因很簡單，很明白，他們根本就沒有“包虧”的本錢。大中型國企一虧往往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身為國家干部的廠長、經理們哪里能夠拿出這么多錢來補虧？所以，“改革”的承包經營是：贏了大家高興，虧了國家承擔全部損失，承包人沒有任何損失——高額的工資早已“落袋為安”了！
看看網上爆出高管們的那些駭人聽聞的高工資吧。工人平均年薪才一兩萬，而國企承包人年薪幾十萬被稱作“寒酸”，年薪幾百萬只是“一般般”，上了千萬的才像個“官”。
對比一下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工人工資差別吧。在毛澤東時代，大型國企的領導層（一般相當于“地市級”至“副省級”）的月工資一般在二、三百元，工人平均月工資約四、五十元，前者是后者的約五、六倍。現在“承包”了，干部的工資達到了工人工資的幾百倍，上千倍！按照憲法，干部與工人都是國企的主人，都是平等的勞動者。可是，面對這幾百倍、上千倍的工資差別，還能說他們都是平等的嗎？干部當真創造了那么多的財富嗎？這不是赤裸裸的剝削是什么？這不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一種隱蔽形式是什么？特別是考慮到“包贏不包虧”，這些官僚資本家肯定會讓西方的資本家羨慕不已！
什么“承包經營”？不就是化國有為私有的有一種形式嗎！不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一種隱蔽形式嗎？表面看還是國家干部，其實已經變質為最虛偽的官僚資本家！
更可氣的是，這種“承包經營”并不能滿足所有官僚的貪欲。畢竟還有個“上級部委”、“國資委”等牌位擺在那里，總要不斷地在它們面前“燒香”。如果徹底把國企“合法地”變成個人的私企，那就可以降低“燒香”的規格與費用。要實現這個目的，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先把承包的國營搞到連年虧損，再通過賤賣甚至白送的方式轉化為私有，另一個辦法就是“股份制改造”。與賤賣與白送相比，“股份制改造”更高明，更安全。
下面來說說“股份制改造”的秘密。
股份制改造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讓國企虧損，第二步是壓低國企的評估價，第三步是按照權力分配股份，第四步是用企業本身做抵押貸款買股份。
官僚們承包了——獨掌了國企的經營權之后，要讓國企虧損那是易如反掌。
要壓低國企的評估價需要一點“外交手段”，“改革”開始后官僚們很快就掌握了這種手段——行賄、受賄，有福共享是官僚“圈子里”的慣例。代表國家評估國企的也是官員，他們也能從壓低國企的評估價中獲得自己的那一份。所以，這第二步也沒有困難。
那么國企資產評估能夠壓低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善良的人能難以想象，這樣評估得出的價格通常是國企實際價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三步分配股份更沒有問題。國企是由個人或幾個人承包的，其他人都是雇員——全員合同制——，一切由承包人說了算，誰不服氣就給我“下崗” ！于是通常“一把手”分得總股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幾個“副手”分得另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中層干部分得剩余的一半，基層干部與工人分得另一半，當然基層干部還是要比工人多一些。
以總股份為一萬股為例。“一把手”通常分得四千股左右，幾個“副手”共分得三千股左右，中層干部共分得一千幾百股，基層干部和工人分剩下的一千幾百股。若這個企業有三個副手，三十個中層干部，基層干部與工人約一千人。那么分配的結果是：一把手分得約四千股，副手每人分得約一千股，中層干部分得約四十股，基層干部分得三、五股，工人分得約一股。
凡是對股份制經營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立即可以看出，這個企業實際上是“一把手”和幾個“副手”的企業，其他人全都是雇員。
第四步最“妙”。分配了股份就要所有人拿出錢來買股份。企業原來是國家的，現在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所有工人拿出自己的錢來買這個企業，交上錢后國企就變成私企了。這看起來很合理。
交錢吧！
工人與基層干部必須拿出自己家的存折，取出錢來買自己名下的股份。通常每個工人只需交不超過一、兩萬元，還拿得出。基層干部要交近十萬，有點困難。中層干部要交近百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副手”與“一把手”分別要交一、兩千萬與幾千萬、近一億，他們能拿得出這么多錢嗎？
如果他們拿不出錢來，他們就得不到那些股份。可是他們拿得出！中層干部也以同樣方式拿得出。竅門就在用被出賣的企業本身作為抵押去貸款，用貸出的錢來買股份！
看！他們不花一分錢，只靠簽幾份文件，原來的國有奇硬就變成他們的私人企業了！世界上還有比這股快捷、輕松的暴富嗎？連搶金庫都比不了，一次搶走幾億、幾十億、幾百億是極其困難的。而這些黨的干部們則可以坐在辦公室里，一邊品茶，一邊蓋章，輕輕松松拿到這份巨大的財產！
這是“買股份”嗎？這是公然搶劫！通過上述方法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廠長、經理們根本就是一伙強盜！
我不知道是那個“天才”發明了這種股份化的方法！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黨和國家機關的幾百萬大大小小的官員——包括了最高層的所有人——居然幾乎全都認可了這種荒謬的“買”股份方式！當真全都能夠從中分得一份嗎？
經過“資改派”的賤賣、白送，和“股份制改造”，國營經濟還剩下多少呢？
下面是摘自網上的文字。
【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 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算，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 中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已經是私有制為主了。（再減去“合資”企業中外資的份額，國有經濟還剩幾何？）
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下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已經不復存在了。
幾十年來，國家統計局基本上不發表全國各種所有制的結構變化的資料。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優先發展國營經濟。“一五”經過“一化三改”，國家宣布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1957年，在全國的國民收入中，公有制經濟（包括國營、合作社、公私合營經濟）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提高到97.2%，個體經濟由71.8%下降為2.8%，資本主義經濟由6.9%到被消滅。以后，個體、私營經濟有所發展，但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基本結構堅持下來了。
關于國營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2%，經歷過由增加到減少的變動，到1978年占77.6%。改革后的1997年，迅猛下降為25.5%，低于1949年的水平。1998年以后國家統計局宣布：“以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反映國有經濟的狀況”，這實際上是加上一塊國有控股工業，以掩蓋國有工業比重下降的實際情況。如上所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目前國有工業的比重只剩下10%左右了。】
看吧，這就是的巨大成果——社會主義的經濟通過搞垮、賤賣、白送，和“股份制改造”消失了；“物質不滅”，直接轉化成了官僚資本主義經濟。
好個“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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