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社會主義的蛻變

（一）十月革命僅僅是一個開端　　

透過嚴密的鐵幕，外人所能看到的蘇聯，是鋪天蓋地的標語，巨大的領袖畫像和雕塑，沒完沒了的會議，慷慨激昂的發言等等。于是他們就把這一切當成是蘇聯社會的本質，并且普遍認為蘇聯就是實踐共產主義的典型。　　

由這種見解出發，許多革命者就以當時的蘇聯制度為師，而反對共產主義者就把蘇聯的種種弊害當作共產主義的錯誤和罪惡來攻擊，最近十年來更把蘇聯的倒臺作為共產主義徹底失敗的最大證據。　　

其實，蘇聯的倒臺只能證明官僚社會主義行不通，決不能證明共產主義革命路線行不通。　魯迅　先生曾經做過一次精彩的講演，他的題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樣？”魯迅提醒國人：娜拉已經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出走，但是今后她要面對的還有很多。　魯迅　先生半帶調侃半帶沉重地說：“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同樣地，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人民已經完成了一次出走，但她今后要面對的還有很多。　　

十月革命自有其偉大的意義，但它只是一個開端，而歷來我們為這個開端賦予了過多的意義。我們以社會主義為十月革命命名，而歷史賦予它的使命，僅僅在于完成沙皇俄國無法完成的任務，僅僅是徹底破壞原始完整的公社結構，并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會性固有的完整性準備前提。　　

（二）異質并存的蘇聯社會主義　　

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阻礙了落后的俄國的現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國產生失衡、脆弱的社會結構，從而使之跨越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但是，蘇聯并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勞動與資本對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離、剝削雇傭勞動，也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所有制。　　

透過計劃經濟的無數縫隙，產生著由于貧窮而導致的原始積累的趨勢；殘余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方式，成為社會的新的分化的基礎。在這個社會基礎上產生的官僚政治，又助長了不平等及特權、貧富分化，從而背離了革命的目標。　　

革命先鋒隊掌握政權之后，它的階級基礎必須會發生變化，它必將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沖突。最后先鋒隊蛻變成為官僚集團，并有意識地縱容種種不平等的產生，促使小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行非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才是最符合其階級利益的。與其把有限的經濟資源用于滿足多數人的基本需要，不如優先滿足精英的需要。　　

（三）蘇聯社會主義的蛻變　　

事實上，蘇聯社會并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蘇維埃俄國并非剛生下來就是一個古板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在20年代，知識分子亨有廣泛的自由。直到1929年，蘇聯文化界還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那么充滿活力和自由。沙俄時代的舊文人還能安心工作；知識分子還能把頭探出國界外呼吸西方的空氣。跟外部世界的聯系還保留著。蘇聯的藝術和科學總體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齊駕并驅。現代主義的發展也跟國外一樣，其中各種各樣的理論學校活躍在俄國的舞臺上。在社會科學方面，黨的信條盡管占據主導地位卻并不僵化，它的特點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和環境決定論，以及在自然、歷史和人方面的現代主義觀點。　　

在社會政策方面黨繼續大談革命理想，盡管在實踐上調子已經降低了。對俄國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敏銳的認識，同時，國家和多少是舊式官僚主義的工業管理得到了加強，這一切限制了社會改革。特別是在工業，實際因素不利于革命理想，工人們對工廠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責難，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發展，但人們作出了顯著的努力來保持革命理想，例如進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運動，以及黨的“最高定額”，即為黨員所規定的最高收的限制。　　

但是，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蘇聯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斯大林的黨悄悄地把社會主義目標連同列寧的遺體一起埋藏，而僅僅致力于維持黨的穩定和權威，致力于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為了給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個說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權對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修正。　　

在蘇聯的文化生活的轉變中，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所有的黨內反對派都被粉碎了，黨的學說被提高到絕對的、強制的、獨一無二的教義這樣一個水平。在此基礎上斯大林推行他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標：　　

（１）社會的所有方面，特別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黨的直接控制下聯合起來；　　

（２）國家力量的工業基礎的加速發展；　　

（３）把符合正在產生的極權主義政治秩序的有效功能的手段，引入到社會政策領域。　　

文化和社會政策的共同主題是建立紀律，控制以及黨在生活的每個方面都是至高無上的這一原則。這個主題是根據黨的新目標的。針對非黨群眾和不聽話的黨員，特別是那些為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決定論和機械主義觀點所激勵的人——他們現在被稱作布哈林反對派，黨發動了一次全面的攻擊。他們失去工作；他們的著作得不到發表；最后，這些革命者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了。具有代表性的是，黨是通過它的強有力的人來指揮這次行動的，他們是在各行各業工作的黨員，他們的特點是把權力看得比學術良心更重要，他們滿腦子黨的權威觀念，壓制所有的異端思想。這個行動一律被冠以“思想形態戰線”的階級斗爭，“歷史學戰線”的階級斗爭諸如此類的名目。在階級斗爭的名義下，蘇聯文化生活被徹底軍事化了。　　

黨所利用的傳統的文化內容并非全是一模一式的。一方面有絕對的、嚴格的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有具有唯意志論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根源于列寧革命前的思想），它在藝術和哲學領域占了統治地位。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被應用于和社會科學的時期（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還保持著相對的自由）。　　

變化的第二階段是1932至1937年。在文化行為方面的黨控制和監督體系建立后，由于在每一個領域危機都在發展，這個控制體系被用于推進思想和政治的基礎的劇烈的變化。極端馬克思主義的應用使一個又一個理論園地荒蕪了。文學和方面，很少或根本沒有價值的作品得到發表；在歷史方面，學生連歷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學家不理解什么是有用的人類材料；誰也不把法律學校當一回事。由于政權認識到它正在利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適合于它的目標，因此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極端馬克思主義接著就在各個領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經在黨的名義下宣揚和應用這些觀點的人們，被宣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破壞分子，并且在許多事件中被清洗了。革命知識分子風氣隨之被十分明顯和徹底的傳統主義所取代，后者被宣布是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唯一正確的解釋。在利用極端馬克思主義時實行的控制，如今仍然保留著，只不過向相反方向轉了180度大彎。跟1929至1932年相比，這里有一個巨大的實際差別：由于極端馬克思主義已經打倒，傳統主義在受到嚴格控制的文化生活中滿足了政權的需要。　　

這次轉變，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是拉普和其他極端馬克思主義文藝組織的清洗，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確立。在歷史學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傳統的“國王－戰爭”模式，并且給沙皇俄國恢復了名譽。心理學方面，逐漸從強調環境的條件作用轉變到強調個人的意志和責任。政治學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趨，1937年后他們拼命論證國家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抵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主要工具，只要這些需要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　　

在社會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由于黨發現僅僅靠強制還不足以激發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因此它逐漸轉向建立傳統的政治秩序：對國家和法律的美化；對階級分化的鼓勵；作為激勵因素的收入差別；傳統的權威式的家庭；最后還有教育政策的轉變，目的是培養適應新的官僚主義工業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順從的性格。　　

（四）社會政策的變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警告說，平等的目標不會立刻實現，它必須以通過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的廢除為先決條件。盡管如此，平等的理想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國的革命傳統。列寧在革命前所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認為：應使官員的薪金與工人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選舉群眾去掌握管理職能；廢除站在大眾頭上的官僚機構。　　

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后，黨的領導很快發現國家需要受過訓練的管理專家， 無論是在政府、在工業戰線還是在軍隊中。據此領導集團頂住黨內理想主義的左翼反對派的反對，開始重新啟用“資產階級專家”，包括前沙皇官員和軍官。黨根據他們的技能付給他們優厚的報酬。在管理方法上，領導集團看到，從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黨和它的無產階級支持者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傾向，成為一個嚴重的弱點。于是，他們逐步重建了傳統的、個人權力的官僚機構體系。　　

盡管如此，到１９２０年，蘇俄實現了幾乎是徹底的平等。它與其說是出于原來的設計，不如說是出于現實需要。因為，通貨膨脹和匱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額供應降到了一個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廠工資的最高額與最低額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由于權力的分散，蘇聯經濟生活中的官僚機構適當地受到了限制。黨和工會代表共同參加工業管理。然而，工資差距反過來提供了物質刺激，到１９２８年達到了資本主義的比例。黨內和政治生活中的發展則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官僚機構的權力得到了系統的加強，而黨員的個人收入保持“黨員最高定額”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縛著進一步的收入差別。　　

隨著緊張的工業化的開始，平等的理想明顯地遭到了否定。工會的領導被清洗，繼任者支持工會應更多地代表國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黨試圖鼓動人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熱情。但是沒過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質獎勵取代了底氣不足的革命熱情。　　

１９３１年，斯大林宣布了新要旨，他批評了“左派的工資平等化的實踐”，同時強調貨幣刺激對于培養技能和提高產量的必要性。他告誡一個工業管理者的會議說，“無論誰要無視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區別，按照工資平均化的‘原則’拉平工資水平，他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這個新的宗旨很快就會變得家喻戶曉－－人們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論為“小資產階級”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向這個重新發現的傳統社會秩序的原則歡呼，說它是萬世不易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1929年放松了黨員收入最高定額，隨后不公開地取消了最高定額。這件事是黨從一個政治運動向一個社會特權集團的演變的重要標志。　　

1934年，斯大林勉為其難，通過對平等的重新定義，擺脫了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尷尬。“每一個列寧主義者都知道”，他說，“在需求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愚蠢，而不屬于按馬克思列寧主義”。 或許奧威爾就是根據這句話創造出了《動物莊園》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他認為“按需分配”的口號要求不平等，因為人們的需求是不同的；毫無疑問，普通工人與高級官員的需求相去甚遠。從他的口號“干部決定一切”來看，斯大林發現政權的精華是受過良好訓練，得到豐厚報酬的管理者。工資差別和物質刺激由于１９３５年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而擴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環。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開始的對定額的否定和官方物質生活的舒適的認可，使收入差別更大，以此作為提高效率的刺激。　　

在軍隊里，1935年恢復了傳統的軍銜。革命時期的官兵平等風氣已無影無蹤，黨大力強調和對上級的服從。二戰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衛隊也恢復了，政委成為軍事指戰員的從屬，最后，“紅軍”改名為“蘇軍”，從而徹底完成了軍隊向傳統主義路線的復歸。　　

３０年代收入和地位差別的一般趨勢是與兩個值得注意的發展勢頭相伴隨的。首先，對知識分子之類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歧視已經結束。其次，管理的技術精英階級與工農大眾的鴻溝不斷擴大。象許多其他政策變化那樣，與舊知識分子成員和解的決策也是斯大林在１９３１年直接作出的。那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如火如荼的階級斗爭逐漸轉向對社會組織的更注重實際的尊重。從這時起，能力和技術（以及政治忠誠）取代階級原因成為負責人員選拔的基礎。１９３４年后，階級出身不再影響教育的升學。　　

１９３６年，在新憲法即將出臺之際，官方宣布蘇聯實現了“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按照新的定義，僅意味著階級對抗的消滅。因此，蘇聯被設想為由三個“階層”或“非對抗性階級”組成：工人、農民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同時，新憲法取消了對以前的統治階級成員的所有政治限制。這樣，到１９３６年，受教育的專家階級，包括舊政權的和在蘇維埃統治下受訓練的人，為重建社會領導集團鋪平了理論道路。斯大林稱這些人為“不帶黨證的布爾什維克”。此后黨很快承認了他們；共青團對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在１９３６年消除了；至于黨本身，則是在１９３９年，其標志是傳統的無產階級優先權的結束。在１９４１年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特別批評了在黨和國家負責干部的選拔中，考慮社會背景而忽視技術和個人能力的做法。　　

當受教育階級取得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時候，在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尖銳和嚴格了。到１９４１年，大學教育成為在社會上提升的主要考慮因素。比如說，要在工業管理部門工作，技術學校比做一個熟練工人的經驗更加是主要的途徑。“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一直是共產主義藍圖中的一個要素，它充分體現在把日常教育與手工技術訓練聯結起來的努力中。但是這個理想最終在實踐中被拋棄了。１９３７年，工業訓練與學院教育完全脫鉤了。　　

為什么蘇聯政權寧愿以意識形態的讓步和引起普遍反對的危險為代價，有意地促進社會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變化那樣，向社會不平等的轉化再次表明客觀條件使舊的社會主義理想無法實行。而且，政權還面臨著在社會主義思潮中從未充分考慮過的工業化問題。其結果是，共產主義體系變得與革命前的理論家所預測的大不相同。它的變化并沒有口頭上講出來，而僅僅在實踐中加以暗示，這種實踐的一個方面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不平等的體系的發展。　　

在合格、可靠的行政部門中，一個特權階層的興起，無疑是一定條件下的政權的成功和穩定的應有之義。蘇聯知識分子接近一個統治階級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權自行貼近這一集團的利益。　　

不平等不僅是舊社會的殘余，更是官僚政治的后果。官僚集團要維持統治，就必須在剝削人民的同時，施惠于少數社會集團，如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使之成為統治的基石。　　

人道主義和平等一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對于斯大林和官僚制度來說，人僅僅是實現經濟目標的微不足道的工具。瘋狂地追求工業進步，殘酷地犧牲個人利益，以及貪婪地追求個人權勢是這個制度的主要動力，極度蔑視人是它的最大特色。因此，在蘇聯社會產生了深刻的異化，包括勞動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和上層建筑的異化。由于國家的異化，人民建立的政權反過來統治人民，人民被排除出政權之外，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深刻的被剝奪感。蘇聯人對公共生活持敵對態度，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感覺是自由的；他們自我摧毀，自殺和酗酒現象嚴重。有意思的是，領導集團僅僅在形式上反對這些消極現象。因為它清楚，人民在政治上沉醉對它比較安全。　　

（四）文化和藝術　　

在２０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領域一樣，文學作品也亨有廣泛的自由。一些極端主義文學團體提出對文學實行直接的黨的控制，黨可沒有要求學校都符合它的官方標準。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贊同現代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主張）：“任何文學潮流，學校、團體都不能在黨的名義下獲得成功”。　　

在文學和藝術方面，1929年，黨開始把作家組織在極端馬列主義的文學團體——拉普的旗下。拉普把所謂無產階級文學的標準強加給所有作家，有異議者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包括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這促使他在1930年自殺了。　　

拉普領導下的政治化文學的過激導致了早期的危機。文學是文化劇變的第二階段開展后第二個被觸動的領域，它的變化推動了偽裝成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思想的復辟。在拉普領導下，文學毫無成果。1932年，黨的領導認識到這一形勢，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領導人成了他們在黨的指導下實行的這一災難性政策的替罪羊。拉普領導人跟別人一道成了大清洗的犧牲品。就這樣，1929－1932年的極端的“無產階級”政策作為反馬克思主義被否定了，與此同時，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得到了維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新官方路線，很快推廣到其他藝術形式上。起初它沒有限制性的含義，直到藝術家們因為不能緊跟而挨批后，政權想要什么才變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藝術領域的轉變模式也和文學的十分相似。最初都經歷了始于1929年的無產階級宣傳的時期，續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總有點忽然的變化，從革命 的內容到標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統主義上了——這一過程，在戲劇和電影方面是在１９３２年；音樂方面是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建筑學是在１９３５年左右。甚至跳芭蕾舞也得中規中矩地遵照黨的路線。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的特征是：滿懷熱情的民族主義；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評；迎合大眾的趣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何背離都會被扣上“形式主義”的帽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定義下，好和壞被刻板地規定了，沒有什么價值的連續，也不存在中間路線。　　

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具有的這種積極的人生觀已經由馬克西姆·高爾基最先描敘出來：一種樂觀的、個人主義的理想化的所謂“新蘇維埃人”。一個后來的綱領呼喚“不朽的作品”，“其中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計劃經濟的創造者，必須展現出全部精神風貌；這些作品將揭示出那種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鍛造的，他的靈魂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 思想是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教導下得到加強、豐富和武裝起來的。”　　

這種新概念的人在文學、心理學、歷史學方面的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是完美無瑕的人物。在專制國家的條件下，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適應領導的需要和為他們所擁有，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對群眾而言，藝術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上去是為了讓人民和政權同心同德，也為了在幻想中滿足他們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控制自己命運的夢想，以及刺激他們參與政權實行的目標的熱情。藝術上的任何新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他們所強加于人的模式在它歷史上還是富有藝術價值的，并且很有活力，所以藝術創作還能繼續進行下去。　　

二戰剛結束時，在文學和其他領域，黨采取步驟恢復控制并且重申黨至高無上的原則。實質上，戰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恰恰是得到了加強。對作家的批判，例如１９４６年對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的批判，使人聯想起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０的氣氛。接著，那些沒有領會黨的精神的作品，那些常有在思想形態上把蘇聯人民和西方或資產階級影響隔離開的作品，或者是那表現了哲學的悲觀主義和威脅要暗中破壞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強制性樂觀主義的作品，全都成了運動的靶子。　　

（五）教育制度的復辟　　

１９３１年以前蘇聯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齊放的局面。但是在教育實踐中卻是一個簡單問題占了主導地位：教育需求還有很大一部分未得到滿足，而為滿足這一需求的資源卻是不足的。在大約１９３７年以前，普遍義務初級教育還沒有實現。盡管如此，列寧認識到，在擴大無產階級的影響方面，以及在為社會主義而訓練全體居民特別是農民方面，教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自那以后，不管政治路線的方向發生什么變化，政治的方面始終是蘇聯教育的顯著特色。　　

盡管列寧也提到“兒童在學校的自律行為”這一目標，但是相對許多蘇聯教育專家來說，他還是比較保守的。直到１９２９年還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是激進的教育方法的倡議者，這些方法后來在西方流行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教育系的領導（）認為，由于學校隨著國家一起消亡，因此組織化的教育僅僅是一促初步的措施，學校將被“社會主義環境所取代”。據此，他倡導了“非組織化教育理論”或者說“自覺教育理論”。這一理論是和流行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的決定論的解釋緊密聯系的。但是，安為包括克魯普斯卡婭在內的許多蘇聯教育界領導人所反對，因為它太無政府主義了。這一時期蘇聯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人性本善和個人的自學的發展。“從干中學”是理想的，而正式的教育和紀律被限制到最低點。　　

為了使教育適應經濟發展的緊急需要，黨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動。它批評學校消亡的理論是“左的機會主義”；批判激進的教學方法；以放棄工藝和技術訓練為代價，重新建立起單獨的傳統科目的教學；恢復老式的紀律和等級。　　

在1932-1934年間，教育向傳統復歸的趨勢仍在繼續，并且擴展到高等教育領域。1936年７月的法令廢除了“教育”的科學（兒童成長心理學），因為它強調諸如遺傳和環境因素等“宿命論決定作用”，忽視了據說通過直接地規范個性而激發的巨大的潛能。1937年廢除了學校中的技術訓練，并且退回到傳統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糾正“過火現象”的借口之下實際上放棄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列寧主義原則。在教育政策的這一變化，反映出在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存在的差別正逐漸被接受，它還標志著，消除腦體差別的理想，盡管口頭上還在堅持，但是實際上已被拋棄了。　　

在斯大林官僚集團的領導下，蘇維埃的學校逐漸變成了“蘇維埃式的舊中學”。說明這一點的不僅是完全取消了勞動教育，而且恢復了許多已經被人遺忘了的舊中學的特征，如男女分校，部分學校教授拉丁文等。　　

同整個社會的變化一樣，教育領域也強調權威化。斯大林本人曾經指出，如今國家依賴組織和權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質條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標，因此教育自然也不能忽視權威。在學校里，從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改為填鴨式的反復灌輸，這也正是為了讓學生更順從社會紀律。教育制度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只是整個蘇聯社會的官僚化進程的一個環節。在官僚統治的社會中，教育的目標在于“批量生產”官僚的接班人，即缺乏個性、創造力和溫良順從的下一代。甚至學校本身都成了官僚機構。　　

（六）傳統家庭的回歸　　

在社會風俗方面，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開始破壞對舊社會的遺產——包括傳統家庭。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權威；使墮胎合法化；規定離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人們旗幟鮮明地提倡自由戀愛，盡管列寧對之持批評態度（而柯倫泰則是自由戀愛的榜樣）。一般來說，人們希望家庭“逐漸消亡”，希望它成為一個完全不定形的聯合體。根據這種理論，1927年的法規規定，同居或者未登記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記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對舊式家庭的束縛的批評加大了火力。安排義務勞動有時不給一點補償就把家庭分開。甚至把建筑物設計成了為公共生活的。對資產階級娛樂的否定使一種共產主義者的禁欲主義發展起來，它認為只有遠離社會娛樂的人才有美德。　　

由于蘇聯政權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官方社會價值觀方面發生了十分忽然的劇變。劇變的根源無疑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社會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離婚率的上升，以及嚴重的少年犯罪問題。但是蘇聯政權把這些問題作為借口，明確地、上綱上線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們在文學歷史和法律領域所做的那樣。而家庭則被吹捧為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支柱：“所謂‘自由戀愛’和所有亂七八糟的兩性生活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貨色”。一個決定性的步驟是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７日通過法律，禁止非醫療性墮胎，給大家庭發特別津貼，離婚必須通過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筆補 償費。　　

伴隨這些變化的是官方的評論，它為新的政策辯護，并且宣布放棄關于不確定的親屬關系的早期思想：　　

“認為社會主義帶來家庭的逐漸消亡，這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他們是些借空洞無物的左的辭句來掩蓋其剝削行為的人。社會主義下的家庭不但不會消亡，而且還會得到加強。斯大林對加強蘇維埃家庭的問題給予了一個極度傳統的定義：‘沒有家庭就沒有國家。對于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來說，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個長久的聯合的時候，婚姻才具有積極的意義，所謂自由戀愛是一種資產階級傾向，字和蘇維埃公民的行為準則毫無共同之處。進而言之，對國家來說，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們享受了為人父母的至上樂趣的時候，婚姻的價值才會最充分地體現。’”　　

對父母的權威的態度也顛倒了：“年輕人必須尊敬自己的長輩，特別是他們的父母。”　　

斗爭，是這些議論言論的共同主題，也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這個問題上的日益明確的回答。在這兩件事上蘇聯政權的興趣都在于為肯定和恢復傳統的地位而辯護。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評論說：“領導集團不是公開宣布，‘我們已被證明過于貧窮和無知，不能創造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的兒輩和孫輩將會實現這一目標’。與此相反，他們強迫人們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殼下重新膠合起來，不如此，他們還認為這種在嚴弄的脅迫之下的聯合，就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神圣的內核。很難用眼睛來量這次倒退的范圍”。　　

在家庭政策變化的同時，在官方批準的社會行為的標準方面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些變化反映了日益增大的社會分化，這種社會分化由于對平均主義的否定而變得更容易了；這些變化還反映出在新特權官僚階層中正在冒頭的物質欲望。　　

二戰時期傳統家庭進一步得到了加強。表現之一就是對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長權威的加強。1934年規定，16歲以下的孩子不許看晚間的戲劇演出。1945年３月的繼承法給家長以更大的處理財產的權力。1943年在中學廢除了男女同校制度，聲稱要使男孩子們更容易接受軍事訓練，使女孩子們更容易接受家庭訓練（這項制度在１９５４年恢復了）。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頂法令規定，離婚必須通過十分嚴格的司法程序，還得交一筆數額很高的賠償金。未登記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認是合法的。私生子無權繼承父親的財產，作為替代，他們可以得到國家的補助金。最為意味深長的是給那些養育了十個以上的小孩的母親發獎章和授以“蘇聯英雄母親”榮譽稱號。在物質方面，作為一種激勵措施，給有三個以上的孩子的家庭發補助；而對小家庭或單身的人，則特地課以兩倍的稅。　　

對蘇聯家庭政策的變化是很難充分評價的。有的人認為蘇聯政權僅僅是犧牲了革命的一個很不受歡迎的組成部分，“這是共產主義實驗中最不受歡迎而且幾乎是無法容忍的一個部分……這明顯也是政府心甘情愿地作出的讓步之一，因為政府實際上沒有失去任何東西，卻得到了不少好處。”對托洛茨基來說這是熱月式的對革命人道主義的背叛的一個方面。其他人則把它看作革命后政權鞏固的自然結果。但是人們沒有考慮到的是，為什么蘇聯政權要對家庭大加干涉，而不是放任不理呢？（當然羅，還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蘇聯政權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社會關系的穩固，而是為了鼓勵一定模式的家庭，從而為特定類型的國家服務。此外，本身就是傳統主義者的領導集團，發現傳統的家庭關系乃至人際關系，更適合于他們要建立的傳統政治結構。　　

（七）國家權力的加強　　

政治學領域的變化更深刻地詮釋了政權的蛻變。在黨的信念中，無產階級國家原本被看作是必要的罪惡，它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卻轉了180度大彎，把國家吹捧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和偉大的創造力量。　　

直到1929年，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理論多多少少還保持著它的原來的形式。蘇聯的一黨統治的國家被形容為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它為在過渡時期鎮壓舊資產階級的抵抗所必需。人們認為一旦這個消極的任務完成，社會主義完全變為現實后，國家也將消亡。　　

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掌握權力后，在政治學理論搞了兩項具有潛在意義的創新。其中之一是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它為后來的關于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必要性的爭論創造了條件（甚至到“共產主義”也如此）。　　

斯大林的另一個觀點是對列寧主義原則的突破。他提出黨不僅起革命的準備和執行作用，而且還負有革命后組織社會主義秩序的責任。“無產階級需要黨”，斯大林斷言，“不僅為了實現專政；它需要黨，更是為了保持、鞏固和擴大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為了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集體化，黨和國家把社會和文化的種種方面都置于控制之下。同時，斯大林開始在理論上強化國家的職能。也許是“辯證法”解救了他，使他可以在１９３０年６月的黨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解釋他的立場：　　

“我們在致力于國家的滅亡，同時，我們堅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國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我們越是把國家的力量發展到極致，為國家的滅亡所準備的條件就越充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是“矛盾”的嗎？是的，這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徹底反映”。　　

到１９３４年，斯大林總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原理：　　

“毫無疑問，無階級的社會不會自動地產生。它的實現和建立，有賴于全體勞動人民的努力，有賴地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的加強，有賴于階級斗爭的深化，有賴于階級的廢除，有賴于消滅資產階級的殘余，以及與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斗爭”。這些話清楚地表明斯大林的需要怎樣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及政治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理論作了根本的修正。　　

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發布后，官方宣布階級剝削已被廢除了。然而，領導集團完全無視關于階級對抗源于社會沖突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理，完全沒有為減輕無產階級專政的嚴格性留下余地。大清洗開始后，政治反對派被加上一些與其說是社會性不如說是精神性字眼來形容——“人類的渣滓”、“白衛軍的應聲蟲”、“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黨”——一句話，打從娘胎里出來就是壞蛋。這種態度的變化和對人類行為的社會學解釋的轉變緊密相連，如今強調的是在歷史和刑法中的個人的意志和責任。　　

1934年，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更深入地承認，他需要使官方的關于國家的理論，與蘇聯國家機器的明顯的持久性相適應。《真理報》宣稱：“黨的領袖和導師，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已經指出了歷史性發展的光明大道，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為完全的共產主義大廈而斗爭的徹底的綱領。斯大林同志用新的方式，研究和提出了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國家的問題”。這個宣言是一種暗示：斯大林通過使國家成為歷史舞臺上的明星，從而擺脫了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的地位。他宣稱：“我們國家主體，在培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新苗的目標的指引下，通過經濟的、組織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過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對人民進行再教育”，已經使新的社會秩序變為了現實。　　

盡管他避而不談社會主義下犯罪的社會根源，卻大談不斷加強政治鎮壓的必要性：“國家要求保護社會主義財產，防止盜賊與小偷危害人民財產職能，以取代鎮壓的職能”。最重要的是，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國防的責任。　　

一旦達到“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是否就會“消亡”呢？斯大林解釋說，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資本主義環境”繼續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一般來說，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個孤立國家的社會主義勝利這個特殊的例子中”。　　

象在這樣的時候，斯大林毫不顧忌對導師們思想上的失誤之處作直接的批評，特別是關系到他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1926年底，在答復左翼反對派以導師為理由對這個理論的攻擊時，斯大林堅持已見，“恩格斯……會歡迎我們的革命，并且說：讓所有老教條見鬼去！蘇聯的勝利的革命萬歲。”實際上，國家在“共產主義”階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環境。事實恰恰相反，斯大林主義國家必須依賴對資本主義環境的恐懼才得以繼續存在。自二戰以來蘇維埃俄國對國際社會存在敵意，這就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關鍵所在。　　

傳統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原則所遇到的現實的挑戰，在那里都不象在法學界那么激烈。根據一起領導蘇聯法學直到在１９３７年下臺的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的觀點，法律嚴格地說是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體現。如同國家權力一樣，它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舊社會的殘余的斗爭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將消亡。這一理論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的認真的實施：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學校日漸式微。犯罪與懲罰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為它表達了個人責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不得不轉向新的主觀主義：他強調國家和計劃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主導作用。　　

１９３６年，隨著新憲法的確立，法學的整個革命的定義忽然間被拋棄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穩定”。法律消亡的觀念被宣布是破壞性的，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盡管公開作了檢討，但還是在１９３７年初受到了貶黜。他的國家首席檢察官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維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從屬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義為對法律的嚴格遵奉。傳統的法律語言、革命前的法學專家回到了他們的位置上。“犯罪”、“處罰”以及個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復了。對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責任的確定標準也大大放寬了。只要蘇聯領導層仍舊從革命變化中得利，它就視法律為黨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攔路石。當穩定成為領導層主要的關注點，法律就在它的最傳統的形式下恢復了（當然，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以此來支撐國家的權威和增強個人責任感。在這方面法律與政治學理論、哲學、家庭政策及教育學緊密聯系。　　

（八）資產階級法權　　

盡管在蘇聯時代，名義上是公有制，其實也是一種私有制——官僚私有制。那些把持著國有資產的官僚們，盡管在法律上并沒有享受國有資產收益的權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國有資產越多，他們的個人利益越多。　　

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有制不應當被看作是社會所有制。二者代表不同的階段。列寧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化意味著廢除國有化，即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代替國有制。在國有制，即國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國家不僅是上層建筑，它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及“經濟家和組織者”（馬克思語），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國有制成為社會所有制的必要條件。這就是說，國家的性質是一種決定基本生產關系的因素。托洛茨基就蘇聯的制度說過：“經濟作為整體來說，其性質決定于國家政權的性質”。（《政治經濟和蘇聯社會主義》第280頁）這是蘇聯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點。　　

既然國家決定基本生產關系并且是生產關系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當“工人國家”成為政治幻想，當工人階級被排除出政權之外，就意味著他們的勞動同產品相分離，同積累、計劃和擴大再生產的管理相分離，失去了對重大決策和公共事務的影響，就意味著他們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同時也意味著，官僚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處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產品并亨有對剩余產品的優先分配權。他們是蘇聯的統治階級。　　

蘇聯官僚集團不僅僅是執行者，還是決策者；不僅僅是決策者，而且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及“經濟家和組織者”（馬克思語），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官僚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處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產品并亨有對剩余產品的優先分配權。他們不但追求本階級的利益，而且凌架于社會的整體利益之上。蘇聯官僚政治是偽裝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它往往與普遍利益相沖突。　　

在蘇聯，特權官僚擁有宮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農民還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華的內部商店堆滿魚子醬和法國香水，普通民眾卻為了幾顆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在冰水里干十個小時，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著爹媽的轎車四處兜風。　　

——這就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蘇聯的真相。　　

（風之谷[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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