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績效評估之一：農業生產資料公有化實踐的績效評價

公有制績效評估

東方評議

【這個系列文章研究企業的產權問題——產權是企業研究的首要問題，而要討論產權問題，會遭遇“公有制發展績效究竟如何”的無休止爭議。對此作純理性探討幾乎毫無意義，因為肯定與否的論證已經堆積如山。脫離現實討論這個問題等于沒有建立共同標準，任何人都可以自設一個封閉體系，進而給出與別人不同的評價結論。這就提示一個道理，公有制績效的評價必須回歸經驗范疇，以實踐結論為通用的標準體系。這時，中國社會30年的公有制實踐，就是公有制績效評價的一種真實的范本。】

對中國社會曾經的公有制實踐，現實中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實踐，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人民生活逐漸改善，科技進步明顯。所以，公有制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而另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票據供應年代，人民處于極度匱乏中，甚至有餓死上千萬人的惡性事件演繹。晚年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使經濟處于崩潰邊緣。所以，公有制是一種錯誤的歷史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后一種觀點逐漸成為了主流觀點，并且以其為依據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隨后，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嫁接了西方經濟學的“產權”觀念，延續斯密、哈耶克等人學說，將“產權私有制度”看作是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
兩種觀點同樣有著雄厚的理論背景，也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雙方各執一詞的狀態，構成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也就是說，“公有制實踐究竟發揮了什么作用”的問題，已經演變為了政治問題。好在歷史的發展為今天的中國人提供了更多的資料與經驗，只要清醒地、客觀地看待這一問題，不難得出科學的結論。評價公有制的績效問題的最佳方式，不是采用慣常的政治言說方式，而是建立一套科學分析框架對客觀現實進行真實地描述。不能真實地認識歷史，也就無法科學的規劃未來。
1956年開始的公有制，有兩種具體的實現方式——即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主要適用于農業經濟，以公社化為其標志。而全民所有制主要適用于工業經濟。在這兩種主流模式之外，農業經濟中也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的經濟成分，比如大型國營農場；而工業經濟中也有集體性質的經濟成分。為簡化討論，下面提到公有制時，將集體所有制等同于公社化，而將全民公有制等同于工業化。對兩種實現形式進行績效評價，會產生三種不同結果——兩者兼優、兩者兼劣或者一優一劣。假如，兩種所有制的績效評價出現一優一劣甚至兩者兼劣的情況，就基本可以認定公有制的績效較差。而若兩者兼優，則就強烈地說明公有制的績效是顯著的。

公有制績效評估之一：農業生產資料公有化實踐的績效評價
農業生產的發展，概而言之就是農產品總量的增加。這里我們主要用糧食總產量進行表征。這個表征方法比較具有可比性，也有比較充分的數據。翻閱歷史資料可以發現，糧食產量數據一直存在較大波動。這種波動受當年糧食價格、政策選擇、自然災害、以及前一年豐歉程度的影響，糧食總產量隨著種植結構調整而變化較大。比如種植棉花、油料、蔬菜、乃至于枸杞、黨參等非糧食作物時，糧食產量就減少。在統計歷年糧食產量的數據中，可以發現，前一年糧食歉收，后1、2年的增長就很大。這說明當時如果所有土地用來種植糧食，生產能力相對還有一定富裕。為了消除這種形式的影響，我們采用移動平均線的方法，用較長時間數據的平均，可以有效剔除種植結構調整對糧食產量的影響。
參照毛澤東農業生產“八字憲法”的觀點，可將決定糧食總產量的要素歸結為土地數量、水澆地比例、耕作技術、工具進步、化肥供應、種子單產、勞動投入、生產協作八項。農業生產的發展，是且僅只是上述八個要素自身發展以及相互協調的結果。農學家袁隆平認為“農時”也要編入八字憲法，實際上對農作物生物節律充分認識的基礎上，適時耕作可以歸入耕作技術要素。
根據對糧食總量影響的方式，上述八個要素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糧食總量產生直接影響的要素——有土地數量、水澆地比例、化肥用量以及種子單產四項。另一類是間接影響糧食總量的要素（剩余四項）。這里所指“間接影響糧食總量的涵義是——對產量的影響難于直接用定量數據進行描述，且其對農產品總量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改善第一類要素的質量和數量的方式來實現。比如，生產組織方式變化。可以顯著增強生產系統應對自然的能力。這種組織方式的效益表現為修筑大型水利工程、抵御百年一遇的干旱等能力。這些不能直接統計為糧食產量，但水利條件的改善可以統計為水澆地比例（包括用水量）的變化。兩類要素的上述關系，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評價方式——第二類要素的效益可以用第一類要素的改變給出評價。最終都體現為糧食產量的增加。任何政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也都體現為對上述要素的影響。

首先，考察公社化運動四項直接要素的影響——
對土地數量的影響——公社化時期，中國的耕地總數大約增加到了近20.9億畝『1』的水平（統計誤差3千萬畝）。由于建國后實行軍墾等政策，從1949年開始土地數量一直在增加。到1953年為建立稅收制度統計的土地數量是16.77億畝，這個數量比清末民初大幅度增加。而公社化之后，耕地數量的增加更為迅速。這主要體現為大寨經驗的推廣和普及，平整土地、開墾荒地、整治下濕地、修筑水利工程等群眾運動，幾乎農村20年公社化農閑時的主要活動。有數據顯示，單只各類水利工程的修筑，就使約4億畝低洼易澇地、鹽堿浸害等無法耕作的土地變為優質農田。而其它形式的墾殖、山地改造活動所取得的成效也可能更大。清末民初耕地數量的統計偏差較大，不同資料提供的數據在9億畝到14億畝之間。公社化運動使得中國的耕地面積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近21億畝耕地。與民國初年最大值（14億畝）相比較也增加了大約40％；而與最小值（9億畝）比較則增加值在2倍以上。
二是水澆地比例的影響——公社化時期大量興修水利的現實大概是沒有異議的。迄今為止絕大多數水利設施都是七六年以前修建的。比較著名的有淠史杭灌區等近四百項大型灌溉工程。而向縣鄉舉辦的水庫更是不勝枚舉。這些設施使得水澆地面積從建國初期的2.4億畝，發展到1980年的7.3億畝，增加了大約兩倍，使水澆地達到了總耕地面積的40％左右『2』。全國灌溉增產效益沒有資料，可以用淠史杭灌區歷年統計的灌溉效益進行估算。考慮淠史杭灌區面積較大，這個數據替代全國數據接近程度較高。按淠史杭分攤系數0.365『3』估算，意味著水澆地相對非水澆地增產36.5％，4.9億畝土地的糧食產量增加大約36.5％，數據也是客觀地。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今天，水澆地面積也沒有超過40％多少。這說明針對農業進行的水利建設的工程，在七十年代基本成型。
三是化肥的影響——按照一般的統計，依據地區不同，土地自身的肥力不同，每公斤化肥增產的效果不同，大約4～10公斤糧食『4』。中國社會的化肥施用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但產量微乎其微。依據1952年的統計，化肥使用量只有7.8萬噸『5』。到1962年化肥施用量達到63萬噸『5』。中國社會化肥的生產能力形成于上世紀70年代，這從化肥產量的躍升可以看出：1971年的化肥生產量是229萬噸（施用量350萬噸），而到1980年化肥產量已經達到1232萬噸（施用量2590萬噸），翻了2番還多『5』。這個大躍進，一方面是引進技術建廠的結果，同時也是縣級政府大量舉辦小化肥廠的結果。整個七十年代，中國農業的化肥施用量都大于生產量，這說明當時不僅自己生產，還大量地進口化肥。由此可粗略估算該項因素增產的糧食最少在5000萬噸以上。
四是種子增產效果評估——解放初期的糧食單產大約3、4百斤。此后一直維持這個產量水平到雜交水稻為代表的一批良種出現。在當時沒有良種的情況下，糧食增產的唯一途徑就是種植高產作物，比如玉米。北方人大概會有六七十年代主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玉米面的記憶。這是保證不發生糧荒的唯一選擇，除此沒有別的辦法。種子改良的第一個成果就是水稻的大幅度增產。其后玉米、小麥的單產也迅速提高。幾乎所有比較著名的種子改良計劃都肇始于公社化運動，其成果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產生大田效益。這個結果曾經誤會為單干導致了農民積極性增加的結果。
由于上述四項決定農產品總量的要素在公社化時代有了大幅度改進，中國農產品總量的增加值是十分明顯的。考慮1956～1959年正處于浮夸風盛行時代，其統計數據有超出現實的可能，且在當時消費水平下，農田絕大多數用來種植糧食，糧食總產量虛高。此后隨著工業需求的增加，農田種植結構中非糧食的經濟作物比例加大，影響到糧食產量。建國初期的統計系統，缺乏嚴格科學的規范，可能導致信息失真。1958、1959兩年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被解釋為大躍進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破壞。實際上，更大的可能是——在當時人地關系緊張的狀態下，有了糧食過剩的擔憂而生產被輕忽（農田種植比例調整幅度過大）。對公有制績效的考察用五年移動平均值進行，建國最初五年是1.4395億噸，到1980年達到了3.053億噸，是建國初期的2倍以上，年均增產5％。
從近代歷史就可以看出，進入十九世紀中期以后，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兩次大的社會動亂——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和國共內戰。對此，可以用各種具體原因進行解釋。而實際上，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條就是“人地關系”緊張。糧食供應不足，意味著糧食會以高價形式搜刮絕大部分社會財富，由此導致社會財富的極度貧乏，徹底堵塞了工業與服務業的發展路徑。具體說就是即缺乏資本，也缺乏消費。這就是西方工業品在早期中國難以找到市場的原因。糧食不夠吃，意味著不可能有工業化的進展。1959年的饑饉伴隨著經濟的大幅度回落，就證明了農業與建立其上的其它產業的關系。
以1976年為界限劃分兩個發展階段，分別評估上述四項因素的影響可以發現，前一個階段，土地數量是更加敏感的因素，具有控制性和基礎性的價值。沒有土地數量和質量的成倍增長，在當時技術條件下糧食總產量的成倍增長無法實現。后一個階段，則種子提供的增長因素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升級成為控制性與基礎性因素。以人均土地計算，今天已經到了1.4畝的水平，依然能夠滿足基本糧食供應，可以看作是種子增產導致的結果。這兩個階段的存在等于說，如果不是由于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以及公社化的水利建設以及計劃生育、供應制等措施，中國的農業生產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巨大壓力，如果在時間上無法堅持到七十年代中期后期種子技術時代的到來，或者這個接續過程存在幾年空檔期，社會動蕩將無法避免。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公社化運動，就沒有今天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改革開放也不復存在。這里控制性的含義是——與其它因素比較，一個因素的影響水平更加顯著。在雜交水稻問世前的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糧食總產量的增加基本不決定于單產的增加，而決定于土地數量。種子時代來臨之后土地數量退居其后，良種推廣的增產效益成為主導因素。其它如水利條件改善、化肥施用量增加的效果，不能造成糧食成倍增長的現實。所謂基礎性就是說沒有這個因素的改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任何可能與前提。比如水澆地比例、耕作技術有大的提高，糧食總產量的增加也不會達到兩倍以上。而這兩個因素的改進，都可以看作是公有制的產物。

其次，公有制對其它要素的影響——

公社化運動對耕作技術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先進耕作方式的大面積推廣和群眾性技術活動的開展。公社化時期不僅縣鄉都有農科站，比較好的生產隊都會設立科技活動小組。這種具有普及性、大眾性的科技活動，是雜交水稻產生的根本原因。這種現象，是此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過的。沒有公有制提供的這種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科研背景，良種成果取得的可能性不大。仔細看待李振聲、袁隆平之科研過程看出，專家型科學家大多能發表文章成為院士，就是不能產生出改善國人生存質量的成果。與歐美等國的比較也可知，脫離了公有制提供的這種與眾不同的背景與環境，中國絕對不會產生類似的成果，因為這樣的成果即使歐美也沒有幾項，崇洋媚外的心態下，更難有幾項會超越發達國家。
公社化運動對勞動投入與生產組織方式的的最顯著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是公社化運動對社會生活影響最大的一項內容，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者，都加入了具有大生產特征的生產隊。生產隊是一種勞動協作組織，與企業形成利用規模效益具有同樣的價值。其內部開始產生適合于農業生產的分工，這是效率產生的第一原因。從協作效能的角度看，個體性質的勞動不可能對大河大江進行治理，也不可能用大型工程的形式進行鹽堿低洼地、荒灘荒地的開墾。公社化在這一方面的作用無須細致論述，直到今天農業生產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水利設施，幾乎都是那個時代建設的。由此，不難想象得公有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多大。有資料顯示，土地承包之后的第一個結果是5千萬畝水澆地退化為低質量的、靠天吃飯的土地。這正好成為最有說服力的證據，這說明農業生產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協作本身就是效率。
在人地關系緊張狀態下，生產組織模式是否先進，有一個唯一性的評價標準：勞動組織的人口吸納效率。在人地關系緊張的狀態下，只有能夠有效地將人口納入經濟組織內部，使其成為正常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才能避免人口成為經濟發展的破壞性因素。這是被歷史一再證明的整理，社會動蕩的起因就是許多人倍排斥在了經濟循環之外。公社化時期，農村勞動力是100％有效使用的，他們被集中起來平整土地、開渠、打井、積肥等相關事務上，甚至婦女參加勞動，也是一個突破傳統束縛的創舉。由此產生了紅旗渠精神、大寨精神等一類農業生產的典型事例。這種組織甚至是58年饑饉狀態下沒有發生流民、暴亂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社會至今維持穩定的有效因素。
勞動者的勞動投入水平也是大有不同的，有一件事就可以證明之：北方傳統農業生產一般都有農閑時間。在公社化時期，農民與工人一樣過年也僅有幾天休息時間，從初五甚至初三就開始干活。我曾經參加的這種農閑時間的排澇渠勞動，使得一大片鹽堿下濕地變成了今天的良田。有人認為公社化時期，勞動者都出工不出力。這純粹就是想當然的言論。實際上，所有農村土地都有效耕種完成，沒有一年土地撂荒，這就是農民勞動投入量達到了農業生產需求的標志。參加過耕種土地的人知道，要在勞動中偷懶，意味著將自己的勞動量推給了別人，在共同勞動者的關注下，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比如人工翻地，有兩種分配工作量的方式，一是劃定地塊，承包制。另一種叫“拉駱駝”。這些形式下，偷懶意味著評工分少。從整體上看，農村土地格局的形成，就是大量勞動投入的結果。
束縛于農業經濟的中國社會，最后大多會由于民眾生存問題凸顯，反復演繹社會大動蕩的歷史故事。中國近代兩次社會動蕩之所以在相隔不遠的時間內發生，是由于太平天國沒有象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產生了消滅百分之六七十人口的結果。由于近3億的人口壓力一直存在，社會財富極度貧乏的狀況也就一直延續，最終導致了從吃大戶開始的紅軍起義。這象一個注滿了水的葫蘆，水線總在瓶口波動。由糧食短缺導致的社會秩序危機處于短周期、高頻度的臨界爆發狀態。民國政府的倒臺，為此提供了一個最為鮮明的例證，其說明的問題是奉行自由主義式的經濟發展理念，就必然性地處于治亂周期的規制之下無法自拔，走向最終覆滅是再所不免的結果。接連兩次巨型的社會動蕩，為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課題——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毛澤東的答案就是公社化運動。共產黨政權的成功，是公社化運動提供了擺脫治亂周期制約的歷史機遇，并且引領中國社會打破了延續兩千年的治亂周期鐵律。同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共產黨與國民黨一成一敗的鮮明對比，只源于一個根本的不同點——所有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特異于民國政府的公有制實踐，在1958年或者其后不久，共產黨將面臨與民國政府倒臺時同樣的問題。還可以推論——國民黨在其執政初期的新農村運動中，如果實行了公有制，則維持其統治而免于外敵入侵、國共內戰的結局也是可以預期的。畢竟普通民眾起義不是人性偏好，那是要賠上身家性命的選擇，沒有逼不得已的原因，起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增加到了約8億人。在人口數量增加2倍的情況下社會仍然能夠維持穩定，這就充分證明了公社化運動作為一種應對人地關系緊張的治措施，具有高度的有效性。
總而言之，公社化運動建立的水利、種子、土地、化肥、勞動、組織、工具、耕作八項要素的改善，直接和間接地促成了糧食的成倍增長。而計劃生育、供給制等農業經濟發展的外圍措施，也緩解了人地關系緊張的狀況。任何政策的評價，必須深入這個層次，觀察其對第一類要素的影響程度。如果是負面的影響，最好不要用政治性的套話歪曲事實。合理地評價公社化運動的意義，不難得到的結論是——這項偉大舉措，使得中國社會成功走出了“治亂循環“周期鐵律的制約。這是可以永載史冊的豐功偉績，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奠基工程。與留諸歷史的長城修筑、統一度量衡、開掘運河之類的事件相比較，這個偉大功績的價值不僅空前而且注定絕后。在這項偉業的功勞薄上，毫無疑問地將會刻寫三個人的名字：毛澤東，以其推行公有制的偉大貢獻，排名第一。陳永貴作為中國農民的代表，創造了大寨精神，激勵了兩代中國農民改天換地的精神，以此排名第二。袁隆平，作為科學家的代表，以其雜交水稻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的貢獻，排名第三。在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上，將再難有人與此三人齊名。從績效的角度看問題，除公社化運動外大概沒有任何其它辦法能夠在糧食供應緊張的時代，維持中國社會的基本生產秩序與生存條件。除了公有制改造，也幾乎沒有任何其它辦法可能匯集起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各種有利條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