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于2010年6月，發表于《海派經濟學》(季刊)總第33輯(2011年卷第1輯)。
內容提要 由法國學生在2000年6月發起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是新世紀以來經濟學界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經濟學教育與科研的改革綱領。但是，在反思“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十周年之際，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運動自身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它沒有更多地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學發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沒有揭露美帝國主義戰略家把經濟學作為戰略工具對中國等國家發起的“經濟學戰爭”。雖然“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標志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這種改革運動幾乎沒有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影響，中國經濟學界不僅出現了嚴重的學術殖民地現象;而且美帝國主義戰略家通過對中國發動的“經濟學戰爭”，目前在中國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把西方主流經濟學轉變成了一種精神鴉片，使相當多的中國人甘愿被美帝國主義所掠奪而麻木不仁。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撥亂反正，糾正對經濟學自由放任的錯誤政策，改革中國大學經濟學教學課程體系，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李斯特國民經濟學和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教學，粉碎美帝國主義戰略家把經濟學作為政治工具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并由此對中國實行新型殖民統治的陰謀。
關鍵詞 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 西方主流經濟學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經濟學戰爭 中國經濟學
采訪人陸夏(以下簡稱陸)：賈教授您好，您不僅是國內對西方演化經濟學的最早研究者，而且，我知道，“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也是您一手介紹給國內學術界的。您不僅在“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研究上發表了大量論文，而且也主持完成了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與此相關的兩項課題的研究，出版了一本譯著和兩本研究專著。國際金融爆發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又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今年恰好是“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十周年，您能簡單地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運動的概況嗎?
賈根良(以下簡稱賈)：好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是一種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學術運動，英文原名為 post- 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學中的一個術語，其含義是“自封閉的”、“幻想的”或“虛構的”，由于“post-autistic”在中文中難以找到相對應的術語，因此，筆者2003年3月在把這個運動介紹到國內時，稱之為“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這個運動發端于2000年6月的法國，當時一群學經濟學的學生在因特網上發表了一封對他們教授的請愿書。請愿書認為，經濟學教學是有缺陷的：數學本身已成為一種追求的目標;新古典經濟學的支配地位是壓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條的教學方式，不允許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結果是一種自我封閉(autistic)的科學。法國學生使用精神病學上autism這個術語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現狀進行了描述：自我封閉，缺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社會交互作用，專注于數學幻想，由于有限的和專門化的詞匯所導致的語言損傷，過度迷戀某種東西(假定和模型)，這種智力缺陷已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中許多重要的問題。請愿書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強調更多地關注具體的經濟現實。
2000年7月底，法國的一些教授也發動了他們自己的請愿，明確地支持改革的要求，并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教授們的請愿書也呼吁進行公開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教育部部長杰克·蘭(Jack Lang)宣布，他要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些不滿，建立一個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杰克·蘭任命著名經濟學家菲圖思(Paul Fitoussi )擔任調查委員會主席，責令他在一年內提交報告。
請愿書在法國掀起了一場爭論，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反響。2000年9月，《post- autistic經濟學通訊》的電子出版物在英國開始發行，它談到了在法國發生的事件，鼓勵人們了解并參與其中。這很快就在學生、助教和教授們之間傳播開來。10月份，到第二期發行時，《post- autistic經濟學通訊》的訂戶已發展到36個國家。
從一開始，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post- autistic經濟學”運動采取了漠視的態度。然而，很快對新運動的批評之聲就出現了。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羅10月份在Le Monde上發表了一篇長篇論文，他寫到，post- autistic經濟學對新古典的保留意見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古典主義的支持者完全意識到了這些缺點，正統和異端的目標最終都是一樣的：致力于發展政治經濟學中可以使用的可靠工具。然而，主流的這種主動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有觀察者認為，索羅的文章是帝國主義的和恩賜態度的，它是對學生們的請求冷嘲熱諷的歪曲。
法國學生繼續組織公眾爭論，在整個2000年至2001年學年中，法國的許多大學組織了這些問題的討論。有關這個運動的文章繼續在法國出版物上出現，2001年2月，法國雜志L’economie politique用一期的篇幅刊載了這方面的爭論文章。在法國國家出版物上發表的文章和訪談中，法國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站到了學生的一邊，200多名法國經濟學家簽名支持學生們的請愿活動。
2000年11月，為了對經濟學改革運動進行國際指導，http://www.paecon.net/網站創立，《post- autistic經濟學通訊》在這個網站上為公眾討論建立了一個持久的平臺。《post- autistic經濟學通訊》是一個可以免費訂閱的因特網雜志，并已改名為《post- autistic經濟學評論》，到2003年上半年，訂戶已發展到一百二十多個國家。2000年12月，經濟學改革運動法國學生領導人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經濟學的未來”國際會議，這激發了該項運動法國和世界其它地方之間的聯系。大約在同時，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飛抵法國會見了這個新運動的學生和學術界領導人。2001年1月，加爾布雷思在《后我向思考經濟學通訊》第四期上反駁了索羅的看法，他指出，經濟學的許多核心理論命題需要爭論。
2001年7月，劍橋大學的27名博士生發表了“開放經濟學”的請愿書。2001年8月，在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75名學生、研究人員和教授對經濟學狀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談論，其結果是以類似的方式，發表了“堪薩斯城建議”，請求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克服人類行為的僵化觀念，在研究中認真考慮文化、歷史和方法論問題，開展跨學科對話。2003年3月，哈佛大學七百多名本科生和畢業生按照類似于法國學生的思路，簽署了一封對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請愿書，并發表了《哈佛大學人道的和負責的經濟學學生組織宣言》。
陸：在當時，“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法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瑞典、西班牙和比利時等國家的媒體都給予了大量報道。例如，英國《衛報》報道說，“……在法國，反對無節制的形式化經濟學課程的后我向思考經濟學運動已經爆發……這個運動很快擴散到西班牙，越過歐洲大陸，正進入英國”。美國的《外交政策雜志》指出，“……后我向思考經濟學運動，一個反對傳統經濟學的學術運動，很快在發展中經濟和發達經濟中對這個沉悶科學不滿的實踐者中間贏得了支持”。但是，里查德·麥金太爾在美國《挑戰》雜志2003年11-12月號發表的《法國經濟學革命：法國經濟學學生請愿領導人雷維奧德訪談錄》中提到，組織這封公開信簽名的某些人仍在經濟學界，但大多數人卻離開了。為什么是這樣?2003年之后到現在，這個運動發展狀況如何?
賈：雷維奧德指出，他們中的某些人轉向了社會學。雷維奧德認為，在經濟學系之外，有許多途徑可以討論和研究經濟學。有更好的辦法研究經濟問題，并使他們為公眾所了解。雷維奧德的這種看法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在西方，政府、商務人員甚至學生(包括經濟學院系的學生)越來越多地轉向從經濟學院系之外去尋找關于現實經濟過程的答案。現在，那些在經濟學院系之外受教育并從事經濟研究的所謂“非經濟學家”在經濟政策、經濟計劃方面的影響甚至超過學院經濟學家。即使是像保羅·克魯格曼這樣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也不得不無奈地承認，由于沉溺于數學形式主義，在嚴肅的經濟分析基礎上，撰寫仔細構建、目標適合、面向廣泛受眾的論文的美國經濟學家屈指可數，考慮到經濟學的學科規模和這種論文對于公共辯論和政策的驚人影響，“這種低水平是荒唐可笑的。可大多數優秀的經濟學家簡單地放棄這種寫作，將它們留給了那些恨經濟學家的人。”
更為嚴重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英國、法國等許多西方國家，都出現了經濟學專業學生數量趨于下降的情況。英國皇家經濟協會2000年發表的報告警告，申請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的學生的數量已經降到了“危險的低水平”。該國最著名的兩家經濟學研究機構——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在2000年沒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國博士生。據統計，報名參加經濟學高級考試的學生數量已經由1993—1994學年的32000人下降到2000—2001年的不足20000人。此外，從1990/1991年度到1997/1998年度，美國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的學生從11298人下降到8596人，澳大利亞由1329人降為1062人，加拿大由1740人降為1170人。與這種情況相對應的則是商業學校以及人文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生增多，因為這些學科現在給人們提供了機會，使之能不受主流范式的限制來學習了解經濟生活的各方面。阿蘭·希普曼對這一危機狀況進行了更為生動的描述：“試圖在經濟中生存的人們向新聞記者尋求信息，向金融評論家尋求建議，向商學院尋求教育。為他們的市場神話找不到市場的理論經濟學家只得追求不斷縮減的公共補貼，或是基于與他們在課堂上所講內容不同的原理進行私人咨詢和預測。……大部分書店已經清空了經濟學書架，以便為不斷膨脹的商學部分騰出空間。”
我認為，經濟學在西方國家之所以發生這種危機，原因就在于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從體制上統治了教學、科研和人才選拔，并且形成了一套維持和強化自身支配地位以及相關制度安排的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機制。我們在《“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研究》一書中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統治地位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根深蒂固，所以，不愿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的學科成員只能逃離經濟學院系，這其中很多人只有到沒有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控制的機構去學習、研究現實經濟體系，并教授相關知識。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經濟研究在體制上已經分裂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在經濟學學科體制內居于支配地位并堅守主流教條、恪守數學形式化的學院經濟學，一部分則是在學科體制外，由商學院、社會學系等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機構從事的更加以現實為導向、面向公眾的經濟學研究。
也正是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統治地位在西方所造成的鎖定，所以我才認為，“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在西方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中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舊的經濟學范式的發展上落后于美國并不是災難，而是機遇。目前，“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仍在繼續，2004年出版了由許多著名學者撰寫的論文集《經濟學出了什么錯?》，自2008年3月的第45期開始，《post- autistic經濟學評論》改名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評論》，到2010年9月的第50期，訂閱者增長為來自150個國家的11, 156名讀者。從2008年3月開始設專欄對國際金融危機問題進行討論;在2008年12月的第48期開始開設專欄討論“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怎樣影響經濟學”。《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評論》網刊的主編富布魯克在2009年5月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個題為“有毒的教科書”的Facebook，目的就是為了支持和協調世界各地的大學中抗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生活動。此外，你知道，英國女王在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時提出了為什么經濟學家沒能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問題，英國主流經濟學家貝斯勒和罕尼詩教授在2009年7月給女王寫信回答了她的問題。但以霍奇遜為首的、主要是英國的異端經濟學家們在同年8月也給女王寫信，批評貝斯勒等人忽視了經濟學家教育中所存在的嚴重問題：許多前沿的經濟學家已經把經濟學變成了與現實世界相脫節的學科，西方主流經濟學虛假的假設加強了對市場運行機制不加批判的觀點，誤導了人們的行為和政策制定。
陸：“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當時興起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在經濟學教育上存在的嚴重弊端，那么，這個運動的師生們對經濟學教育與科研的改革提出了哪些建議呢?
賈：他們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綱領。最突出的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共識的主要是以下四條綱領性的建議。
第一，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要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工具為中心、以教條為中心。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西方國家控制的教學科研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和數學工具為中心的，即根據工具選擇所要考慮的經濟現實類型，其結果是大量的經濟現實被從教學科研中排除掉了，甚至是數學工具的教學和運用也與現實問題毫不相關，他們教授和分析的對象是一個虛構的世界。這實際是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的體現，是以教條為中心的。針對這種現狀，法國經濟學學生在引發改革運動的請愿書中大聲疾呼：要擺脫虛構的世界，反對濫用數學。在后續討論中，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主張要徹底顛倒這種工具和經濟現實之間的關系，以問題為中心，即不顧教條的束縛，根據所需分析的經濟現實問題來選擇或發展工具，工具運用本身不是目的，與分析的問題相關的工具才有存在價值。這種問題中心論，就是要求經濟學的教育與科研要以當前重大的、緊要的經濟問題(如收入分配、貧困、失業、社會排斥、生態危機、能源危機、國際金融體系等)為導向，以現實相關性為中心，使理論實質重于技巧、內容重于形式，真實壓倒虛構，從而恢復和加強經濟學的經驗基礎，將經濟學帶回現實。
第二，在經濟學內部鼓勵多元主義智力格局的形成，倡導批判性思維，實現各種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壟斷地位。
雖然格瑞恩等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是與現實無關的，提出了是否應當保留新古典經濟學的疑問。但改革運動的主流意見認為，分析、理解充滿復雜性、不確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知識是可錯的和不完備的，經濟學的各種流派(包括新古典經濟學)都不可能對現實問題提供完備的和最終的答案，但這些流派為認識經濟現實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從各個不同側面提供了關于經濟現象的知識，它們都是理解現實的可供選擇的手段。所以，不應該簡單地取消新古典經濟學，更不應該以一種新的教條取代舊的主流教條，而應該在經濟學中鼓勵形成一種多元主義的格局，使多元主義成為經濟學家基礎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實現各種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
多元主義要求經濟學學科的競爭性和開放性，經濟學成為一種“開放的經濟學”，任何經濟學流派的研究綱領和方法只要有助于促進對經濟現實的真正理解，在教學中就應該被講授，在科研中就應該被實踐和鼓勵。這一開放性還應延伸到經濟學學科之外，經濟學家也應該關注其他學科尤其是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進行跨學科的對話，而不是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只是機械地模仿經典物理學和數學。
多元主義同樣要求培育爭論和批判性思維，無論是主流還是異端的理論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正確，都應該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爭論，從而明確其優勢和劣勢。
第三，經濟學應該樹立新的科學觀，反對科學主義，反對把數學形式主義當作科學的象征。
受到經典物理學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影響，主流經濟學把客觀性——獲得意見一致的能力作為科學的象征，將數學形式化看作經濟學科學地位的標志。結果，在追求一致性的自封閉思維的動力下，競爭性觀點被排除，多元主義受到壓制。而數學形式化方法成為唯一的科學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自身成為經濟學實踐的目的而非手段，導致了“為了形式化而形式化”。
在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看來，主流經濟學的上述主張和實踐與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科學主義的。這種科學觀是根本錯誤的，必須被新的科學觀所取代。首先，一個學科的科學地位并不取決于學科內部意見的一致性。富布魯克指出，真正的科學是多元主義的，物理學中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兩種研究物理實在的思想途徑以彼此的不一致而著稱，但物理學家并沒有排斥其中任何一個，而認為它們是互補的。吉勒斯·拉沃德也指出，科學的適當條件就在于以事而定，知識的可錯性以及結論的不確定性和暫時性。因此，爭論的持久性而非意見的一致性是科學的固有特征，而且這種持久性還是科學的動力。其次，真正的科學方法應該首先保持模型與現實之間恰當的抽象關系，而與使用數學沒有必然關系。只有擺脫科學主義立場，樹立新的科學觀，采取真正科學的態度，將經濟學的科學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與觀點的一致性脫鉤，與數學形式化脫鉤，才能為經濟學重新定向于探索現實問題開辟道路，才能為形成多元主義的智力格局開辟道路，才能為數學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種研究方法開辟道路。
第四，建立內容更加廣泛的經濟學。改革運動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一種內容狹窄的經濟學，它把經濟學定義為理性選擇的科學，將行為者定義為理性最大化的自利個人，排他性地使用數學形式化方法……。而不符合主流經濟學定義或標準的工作都被視為不合格的經濟學，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認是經濟學。為此，必須建立一種內容更加廣泛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應該重新被定義為研究現實經濟體系運行的學科。新經濟學應該容納更寬泛的人類行為定義、歷史視角、新型的知識理論、多元的方法;要正視經濟學所具有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取向。在研究范圍上，新經濟學還要將主流經濟學漠視的生態環境、文化體系、倫理價值、階級矛盾、破壞力量等等方面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視野。
陸：那么，“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在經濟學教育改革上的具體建議是什么呢?
賈：為了使上述綱領性的改革意見落到實處，改革運動還或淺或深地提出了一些更為具體的舉措，特別是對于改革運動的中心議題——經濟學教育改革，他們提出要以課程改革和教學法為中心進行改革，在這些改革舉措上，改革運動較多地也存在著共識。
第一，在教學中保證智力渠道的多元化。采用多元化的教材，培植多元化的師資，將各種理論一起講授，并表明它只是若干種方法中的一種。他們呼吁，除了正統的(新古典)理論外，大學還應該講授替代性的經濟理論，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制度和演化經濟學等。
第二，在爭論中講授經濟學。多元化教學并不是簡單地將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羅列在一起，而是要賦予每種理論平等的競爭機會，圍繞著重要的經濟問題，對各種經濟理論(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理論)展開爭論，顯示它們彼此沖突的觀點，在比較中實現對理論批判性的學習、理解和選擇。為達此目的，教學中應該盡可能使用原始文獻，如使用斯密、馬克思、瓦爾拉、凱恩斯和熊彼特的原著作為教材。這種教學方式顛覆了新古典的科學觀，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種一致贊同的思想的傳統教學方式，這也意味著要改變學生在學習時非此即彼的二元認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謬誤)，使他們認識到科學存在著持久的爭論，科學知識是可錯的，科學結論具有暫時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經驗數據，進行再多的數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第三，爭論式教學需要充分了解理論本身之外的知識，這些知識包括爭論的情境、經驗數據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經濟政策的結果，還包括這些理論、理論中所包含的關鍵概念的產生、演變的社會歷史及理論歷史情境。特別是理論課程的爭論式教學應該采用歷史的方法，遵循理論發展的歷史路線并分析其成敗的原因，考慮到這一點，微觀和宏觀課程應被合并。
第四，明確經濟學教學是在教授經濟學而非數學，廢除對學生的數學形式主義淘汰標準，在經濟理論教學中也要盡可能少地使用數學(或者根本不使用)，因為過多使用數學往往使學生空耗精力，難以了解基本假設的作用，甚至削弱了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第五，盡可能減少預設好“正確”答案的練習，例如多項選擇和簡答題，運用論文寫作、課堂討論等開放式解決問題的練習及考核形式來配合爭論式的教學。
第六，改革新古典經濟學的課程體系，以問題為中心、以爭論為中心重新設置課程體系。改革運動的參與者普遍認為，在經濟理論課程之外，科學哲學(或方法論)、思想史(包括經濟思想史和相關學科的思想史)、社會經濟史、數學和數量分析課程應作為經濟學的核心課程。霍奇遜就認為，哲學、經濟思想史和數學應該構成核心課程。與新古典的課程設置相比，這意味著降低數學課程和工具教學的地位，加奎·薩皮爾就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們能夠把數學課程的時間砍掉一半，將之用于方法論和認識論，那么每個人都將從中獲益。”此外，改革運動還強調了開設跨學科課程。而且，所有設置的課程必須相互結合為一個協作整體。比如說，數量分析課程不應該只強調自身的技巧，而要與上述多元化了的經濟學理論課程保持密切聯系，并要服務于理論課程中所討論的問題。
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還提出了一些其它的改革建議。從這些建議中不難看出，這個運動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以理解和處理當前的重大經濟現實為導向的、充滿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多元主義的、開放性的、競爭性的經濟學，也可以歸結為是要建立一種能夠不斷創新的經濟學，改革終究是為了創新和發展。這些改革主張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如2001年法國教育部基于對法國經濟學教育狀況的調查做出的“菲圖思報告”就呼吁進行包括以問題為中心、真正的爭論、開設跨學科課程等內容的教育改革。
陸：“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這些反教條主義的改革建議或實踐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賈：是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西方主流經濟學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它向我們昭示，中國經濟學發展需要走出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在2003年，《南開經濟研究》第2期以《專論》的形式發表了我撰寫的國內第一篇對這個運動進行評論的論文《中國經濟學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質疑》，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六點建議：第一，保護、鼓勵和促成經濟學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多元化國內格局。第二，注意引進西方異端經濟學，關注歐洲各國在經濟學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理論經濟學的發展要特別注重對經濟學的科學哲學和文化基礎展開研究和討論。第四，反對過分注重數學，重新評估數學在經濟學中發揮的作用。第五，不迷信“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不以獲取 “諾獎”為目標。第六，探索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新道路。經濟學教育和發展也有一個后來居上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它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中國經濟學界應有勇氣拋棄經濟學中的陳腐教條，探索我國經濟學發展的新路子。
陸：現在看來，您的這些建議仍是非常正確的。那么，您能否談談您的這些建議產生的影響嗎?
賈：實際上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在這個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2005年9月，也就是在我發表了對這個運動進行評論并被大量轉載的論文兩年半后，當我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近100人的研究生講授《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課程時，詢問同學們是否有人聽說過這個學術運動，沒有一個同學回答“聽說過”。最近幾年，我感覺到在課堂上介紹這個在國外發生的事件越來越不合時宜了。而且，不知道是何種原因，在最近兩三年，“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網站在我國被屏蔽了，再也無法登陸這個網站。我對中國經濟學界很失望，絕大多數人根本就不關心這個問題。我認為，了解并對這個學術運動做出基本判斷對經濟學學生學習經濟學是一項基本的工作。這個運動對經濟學的基礎特別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哲學基礎、經濟理論的假定、數學的作用、跨學科研究、經濟學研究體制等。但是，在大學中沒有人介紹“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經濟學的學生們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盲目崇拜，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和惋惜。
陸：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前幾年曾經指出，中國大學經濟學院系的大部分領導權已經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當時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您同意劉國光教授的這個看法嗎?
賈：劉國光的判斷是準確的。我認為，教育部對這個問題上放任自流的政策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由大部分是正確的。但在西方國家，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大多數人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正如改革運動的一位教授指出的，西方異端經濟學家反對它，講授經濟思想史的教師們反對它。實際上，我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并不是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考慮，我長期從事發展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教學，從發展經濟學角度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自由競爭理論、比較優勢、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自由貿易理論等對發展中國家都是誤導性的;從經濟思想史角度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過時的，經濟學的數學化是病態的，其理論建構也已經走入死胡同，這是我之所以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的主要原因。
陸：我知道您一直在對西方異端經濟學進行研究，您今年出版了國內第一部對西方異端經濟學進行研究的專著。在西方國家，異端經濟學一直處于學術底層，生存困難，現在仍然是這樣嗎?
賈：西方異端經濟學家在西方國家長期受到排擠，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歐國家曾面臨生存危機，但在最近十幾年，情況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西方異端經濟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以至于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多元主義的時代已經來臨。著名經濟學家霍奇遜在2007年甚至撰文指出，作為“異端”的以制度和演化研究為主題的演化經濟學目前實際上已經成為主流經濟學。但我認為，這些西方經濟學家甚至包括霍奇遜都有些過于樂觀了，因為只有當西方主流經濟學放棄演繹主義，放棄數學形式主義作為科學的惟一標志，真正的多元主義才有可能出現。目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但它卻無法從根本上克服其基本的缺陷。因此，我并不同意西方經濟學界的經濟學多元主義時代已經到來的看法。
陸：您在中國宣傳“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提倡經濟學發展的多元主義并從事西方異端經濟學的研究，是否也有過西方異端經濟學家的遭遇?
賈：是的。我感到我在大學里好像是不受歡迎的人，學術研究也沒有繼承者。我指導的研究生撰寫的畢業論文即使寫的再好，也不會得到好評，曾經出現過研究生撰寫西方異端經濟學的論文在答辯時，如果不是我和同事的庇護，論文就很可能通不過的情況。最近兩年，我自己提倡保護主義、反對引進外資以及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論文在發表時也頗費周章，例如，我今年被《新華文摘》轉載的《“新經濟思想史”芻議》曾被某“著名”雜志匿名審稿人斥之為“沖昏了頭腦”，該雜志據此對我的申辯置之不理，最后不得不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上。值得說明的是，我認為《社會科學戰線》是比某“著名”雜志好得多的雜志，但在我所在學院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對這兩個雜志地位的評價可以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也就是即使我在《社會科學戰線》發表20篇論文也趕不上某“著名”雜志的一篇論文。如果不是我早已升了教授，恐怕我這輩子是與教授無緣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想象到，對年輕人來說，如果不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進行研究，在中國經濟學界根本就是無前途的。在中國大學里，不僅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說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隊伍一直在萎縮，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也后繼乏人，而從事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陸：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您認為這種狀況對中國產生了哪些惡劣的影響?
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嚴重的學術殖民地現象，惟美國經濟學馬首是瞻。早在2006年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就指出了中國出現了帶有殖民地色彩的“依附經濟學”的特征，但那篇論文并沒有提到目前日益被強化的殖民地經濟學特征之一：把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數學形式主義的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學術水平最高的評價標準，并以西方這種誤入歧途的經濟學數學化的學術規范作為國內大學在職稱評定、學術獎勵、期刊論文評審和學科評審的標準，而經濟學研究的思想性和對中國所面臨重大挑戰的回答則被排擠到了邊緣，我把這種現象稱作“模型誤國”。直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這種惟美國經濟學馬首是瞻的潮流才開始被一些人所懷疑。其次，由于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在中國大學中日益被邊緣化，美帝國主義戰略家已經成功地在中國把西方主流經濟學轉變成了一種精神鴉片，對中國經濟學學生和教師進行洗腦，使相當多的經濟學學生和經濟學家對美帝國主義通過各種經濟手段掠奪中國而麻木不仁，以至于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喊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荒謬口號，誤導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僅幫助美國安然度過了嚴重的危機，而且把美國經濟危機的大部分惡果由中國承擔起來了。
陸：第二點我似乎不大明白。
賈：例如，目前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中國美元外匯儲備的掠奪和導致中國通貨膨脹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但這些美元外匯儲備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指導下形成的。眾所周知，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余永定先生指出，美元貶值、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國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正在嚴重地侵蝕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余永定指出，自2002 年4 月開始到2009 年年底，美元已經貶值41%，這實際上等于美元貶值這一項就使中國的美元儲備損失了41%。余永定認為，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國“曉以大義”，中國手中并沒有什么牌可打。他還認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卻無法自拔。顯而易見，由于美國濫發美元和迫使人民幣升值，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度縮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向美國“曉以大義”是根本沒有用處的。但中國果真是手中沒有什么牌可打嗎?筆者認為，我國實際上有一張大牌可打，這就是用美元外匯儲備回購在華的外資企業。而要打這張大牌就需要先弄明白為什么“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在陷阱里卻越陷越深”的原因。
據報道，截至到2010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約為2.4萬億美元;另據報道，截至到同一時點，我國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我們知道，由于引進的外資不能直接在國內使用，所以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收到的1萬億美元就直接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也就是說，在不考慮游資等短期資本進入中國的情況下，即使就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而言，這1萬億美元就占到了中國外匯儲備的42%。另外，據2010年 3月14日溫總理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后接見中外記者時引用的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構成的60%，這也就是說，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于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貢獻率”達到34%。兩項加總計算，引進的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創匯”到2010年3月底就達到1.6萬億美元，占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禍首!
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一方面，我國大量引進外資，這些外資在變成美元儲備后就不斷貶值，在理論上說，這些美元外匯儲備在未來將變得一文不值，而外資企業卻在中國每年賺取高達25%的利潤。不僅如此，美國跨國公司收購中國企業的資金也來自中國人民自己的血汗錢：美國不允許中國出口廉價商品辛苦掙來的美元購買美國高科技產品，更不允許收購美國企業，因此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不得不被迫購買美國國債。然后，美國把通過發行給中國的美國國債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并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無異于中國人通過美國財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錢無償地交給美國跨國公司，從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錢達到自虐性的“自我剝奪”的目的。此外，引進外資也是推動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進外資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就越大，破產倒閉的本土出口企業也就越來越多，這實際上就等同于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摧垮自己的民族企業。
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也是導致我國發生通貨膨脹的重要根源，由于引進的美元外資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這導致了貨幣的增發;出口企業賺取的美元也必須兌換成人民幣，這同樣導致了貨幣的增發。由于大量商品通過出口換取美元紙片的形式被輸送了國外，引進的外資和出口積累的美元儲備在國內無法使用，也沒有增加國內商品供應，但人民幣卻大量地被增發，焉有不通貨膨脹之理?這種通貨膨脹的類型在經濟學教科書上是找不到的，我把它定義為“財富輸出型通貨膨脹”。
陸：但我國目前的這種經濟困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有什么關系呢?
賈：就以我國目前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來說吧，它就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指導下形成的。我在今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我國以國際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為基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所存在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塊化生產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了“擔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受到了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重要根源。在已經發表的其他論文中，我也已經指出，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該戰略成為一條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這豈不令人悲嘆!
陸：為什么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呢?
賈：這要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談起。你知道，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崩潰并沒有改變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而美國卻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國政府就蓄意地以國際收支赤字作為剝削其他國家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工具。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原因就在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需要美元作為國際結算的工具，這只有在美國連年保持貿易逆差的情況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而美國如果出現貿易盈余，這將回籠美元并導致國際貿易的萎縮，因此，美國政府發現，只有在保持其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條件下，美國才能夠通過沒有成本地印刷美元無償地占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為了使這種剝削和掠奪其他國家的可能性成為現實，美國政府不僅要大力地推動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還蓄意地詆毀內向型經濟，把出口導向型經濟推薦為經濟發展唯一正確的道路，因為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貿易順差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
陸：據我所知，“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戰略構想及其理論去年被推薦為了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
賈：是的。這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特別是黨中央做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已有兩年了，但很少有人認識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基礎，所以我就寫了這篇論文，而在正式發表上同樣遭遇到了困難，但程恩富主編卻欣然同意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
陸：您前面提到了經濟學被美國作為國家戰略工具所操縱的問題。過去我們很少認識到一種經濟學思潮流行起來，在其背后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的問題。
賈：確實是這樣。現在，絕大多數人仍把這種考慮看作是“陰謀論”而嗤之以鼻。但我感覺到，美帝國主義早就制定了一種把中國變成新型殖民地的戰略，并通過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發動了隱形的“經濟學戰爭”。在美國通過經濟學毒害中國人的問題上，我相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醒悟過來，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經歷了這種過程。例如，美國高盛公司的高級顧問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時，中國知識界對這種提法一片歡騰，我當時對“北京共識”的提法也是欣賞的。但我在2006年1月發表《中國經濟學革命論》后，通過對實際問題的研究，發現中國面臨著嚴重困境。“北京共識”提出之時，正是中國各種尖銳矛盾開始爆發之時，因此，在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意識到，所謂“北京共識”極可能是外國人忽悠中國，使我們忘乎所以，從而對嚴重困難的根源視而不見，并繼續使中國人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變種錯當為“北京共識”堅定地推行下去。例如，在“北京共識”提出后一直到現在，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知識界彌漫著一種虛妄的“中國已經崛起”、“中國正在崛起”或者“中國將要崛起”的極度樂觀情緒。但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中國崛起”這回事，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動蕩的前夜，中國老百姓就要受苦了。按照我對經濟思想史和發達國家經濟崛起歷史的研究，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與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背道而馳的，如果不改變這種模式，中國將來不僅不可能崛起，反而將會進一步滑落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我把這種猜測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寫進了某雜志對我的訪談中，但該雜志不同意我的一些觀點，沒有發表這個訪談。這個訪談就一直放在抽屜里，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創刊號登載出來。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后知后覺者，最近看到楊斌在《烏有之鄉》上的文章，他說他在2000年出版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就揭露了美國倡導新自由主義特別是金融自由化是出于其國家利益，是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戰而有意布下的陷阱。可惜，我至今還沒有看過他的這本著作，但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陸：按照你的這種說法，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了一場“經濟學的戰爭”，其目的就是通過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中國人洗腦?
賈：是的。你知道，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但亨利·基辛格還有一句潛臺詞沒有說出來，“如果你控制了對方的思想，你才能夠或者輕而易舉地控制石油和糧食。”暢銷書《金融帝國》的作者赫德森指出，美國金融和壟斷利益集團通過給大學和研究機構捐助，將理論的傳播過程完全變成了洗腦的過程，正是這樣的洗腦工程將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推向了崩潰和瓦解，其中最成功之作就是通過控制蘇聯決策者的頭腦，兵不血刃第瓦解了前蘇聯。
陸：您能否再列舉一些值得中國警覺的例子嗎?
賈：例如，目前我國得到國外各種基金特別是美國資金支持的研究機構需要保持警覺。又如，美國在19世紀末的經濟崛起是通過內向型經濟和保護主義實現的，但在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時候，美國卻肆意詆毀保護主義和拉丁美洲的內向型經濟，當時絕大數學者注意不到這種經濟思潮巨大變化的背后力量和國家利益的考慮，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從“超然公正”的經濟學加入了對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的鞭撻，以至于在今天，內向型經濟和保護主義完全變成了貶義詞。此外，劍橋大學發展經濟學家張夏準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在發展中國家制造了許多災難，但我們對這些機構卻從不設防，沒有認識到這些機構是美國所操縱的工具。新自由主義借助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對中國學者、學生和政府官員的洗腦是相當成功的，以至于中國的“精英階層”提出了所謂“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都是中國企業”等著名的荒謬言論。筆者觀察到，我國某些著名研究機構近年來所做的研究報告，其政策建議正中發達國家的下懷，卻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我相信這并不是他們的目的，甚至他們還自認為他們的研究是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他們并沒有得到發達國家利益集團的資金支持，他們的研究只是真誠地相信新自由主義或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但這正是他們的可悲之處，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恥辱!
陸：在您認識到這個問題上，您是否受到了“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影響?
賈：沒有。這正是我要談的問題。在反思“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十周年之際，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運動自身也存在著不足之處：“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學生們和學者們只是集中在經濟學的科學基礎方面，他們基本上不關心經濟學背后的經濟利益問題，特別是這個運動發生在發達國家，很自然地，它并沒有更多地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學發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沒有考慮到美帝國主義戰略家把經濟學作為戰略工具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發起的“經濟學戰爭”問題。我認識到這個問題主要是通過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產生的，當然也受到了在經濟思想史中由源遠流長的以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等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這是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之外所存在的“第三種經濟學”。這種經濟學例如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在當時就反對代表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以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或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今天如果我們要繼承和發展這種經濟學，很自然地也就要反對今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陸：您能簡單地概括一下這種經濟學對今天的我國提出了哪些警示嗎?
賈：在19世紀，當美國處于落后地位時，美國人一眼就看穿了英國人推銷自由貿易的伎倆。當時在受到美國學派經濟學影響的美國政治家中流傳著這樣一句格言，“按照英國人過去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英國人所說的去做”。在今天，對于中國來說，“按照富國過去所做的那樣去做，而不是按富國現在所說的那樣去做”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陸：針對上面您提到的中國經濟學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怎么辦?
賈：我近年來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撥亂反正，糾正對經濟學自由放任的錯誤政策，改革中國大學經濟學教學課程體系，壓縮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學，除了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外，還應該增加西方異端(非正統)經濟學的教學。目前一些財經類院系和管理學院系已經很長時間不再開設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了，因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大學所有的財經類院系和管理學院系不僅要開設李斯特國民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課程，而且還要把這些課程作為必修課來開設，中國大學的其他專業也要把這些課程作為選修課推薦給學生。只有了解歷史、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并深刻領悟李斯特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我們才能粉碎美帝國主義戰略家把經濟學作為政治工具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并由此對中國實行新型殖民統治的陰謀。
陸：賈教授，今天對您的采訪時間已經很長了。您能否給我和讀者推薦幾本與此相關的著作。
賈：我把這些著作隨后作為這個采訪的參考文獻提供給你，可以嗎?
陸：可以。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
賈：不客氣。下次再見。
陸：下次再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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