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緊緊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我國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從技術創新實踐來看，近年來我國不僅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中低端的產業地位未發生根本改變，而且光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又陷入“高端產業價值鏈低端化”的陷阱。通過對發達國家經濟崛起歷史的考察發現，目前我國的技術追趕路徑存在著根本性缺陷，亟須實施戰略轉型。
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及其歷史經驗
經濟史研究表明，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每50、60年就會發生一次技術革命。每次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都要經歷初創、成長、成熟和衰退4個階段。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進行技術追趕雖存在“機會窗口”，但在技術革命的四個階段上存在著質的差別。一般來說，第一階段甚或第二階段，由于技術創新盈利機會和增長潛力大，因而為技術追趕提供了廣闊天地;而在第三第四階段，因新技術的廣泛擴散引起創新收益下降，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迅速降低甚至關閉。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追趕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術革命的初期階段。在這個階段，雖然新技術最初出現在發達國家，但由于其技術體系處于最原始的早期階段，科技知識大都處于公共知識領域和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程度、經驗和技能要求都很低，產業的進入壁壘也很低，處于該階段的新技術革命幾乎會將所有國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這就意味著，如果發展中國家在新技術革命的初期階段，能夠通過自主技術創新，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新技術體系，不僅可以有效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而且還有可能像19世紀最后30年美國和德國取代英國的技術領導地位那樣，依靠技術創新引領實現跳躍式發展。
從歷史經驗看，19世紀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期，這是一個生產技術大革新和工業生產大發展的時期。美國、德國這兩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生產上實現了跳躍式發展，超越了當時處于世界工業霸主地位的英國。但在19世紀中葉，沒有人能夠預見到英國的相對衰落，甚至連德國的經濟追趕理論家李斯特也沒有預見到，因為他到死都不相信德國能夠超過英國。的確，當時美國和德國剛剛完成國家統一，而英國的工業優勢看來是不可挑戰的。那么，美國、德國的迅猛崛起和英國的相對衰落是怎樣發生的呢?
幾乎所有的經濟史教科書都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主導部門技術革新的機會，是美國和德國工業出現跳躍式發展、迎頭趕上并超過英國等老牌工業化國家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一系列新工業部門迅速發展起來，到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已居世界第一。美國從歐洲工業的邊緣地區和模仿者一躍而為工業領頭人，其實踐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典范。在德國，從1871年統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工業出現了跳躍式發展，它在鋼鐵、化學、電氣、內燃機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承擔了開拓者的角色。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已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
即使是這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和德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仍落后于英國。以棉紡織業為例，美國雖然在技術上也有很大改進，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其生產仍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在大量出口新興工業品的同時，仍是棉織品凈進口國。在德國，紡織業技術革新遲緩，英國的生產率要比德國高得多，直到1914年德國的手織機還未完全被淘汰。而英國在棉紡織業以及在煉鐵焦炭的利用方面，生產率在19世紀80年代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美國和德國的經驗表明，在成熟產業上不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因為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了這類產業的技術制高點，落后國家無論怎樣追趕，也無法縮小技術與經濟差距。在19世紀下半葉，當第二次工業革命處于醞釀之時，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落伍者，美國和德國并沒有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從英國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棉紡織業、煉鐵和煤炭業亦步亦趨地追趕;相反，卻是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率先入手的。
實際上，歷史上相繼從落后進入發達行列的國家，都是通過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早期階段而實現跳躍式發展的。日本以及在20世紀下半葉實現工業化的韓國和芬蘭就是重要例證。相反，那些按照比較優勢始終如一地參與國際分工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未擺脫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金融和貿易上的依附，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就是例證。
我國技術追趕的路徑亟須改變
歷史經驗表明，每次技術革命都會孕育一套相互關聯的、通用性的技術和組織原則，并在實踐中促成所有經濟活動潛在生產率的量子躍遷。因此，每次技術革命都使得整個生產體系得以現代化和革新，包括對傳統產業的徹底改造和全面更新，從而在每50到60年左右的時間內使經濟總效率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每次技術革命孕育過程中，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義就在于此，歷來是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機會窗口”不僅是新興國家技術追趕乃至跳躍式發展的關鍵所在，而且對于傳統產業保持或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英國在新興產業上被美國和德國全面趕超后，其所以在傳統產業上也逐漸喪失了“世界工廠”的優勢地位，就是因為美國和德國在新興產業上的領先技術為其改造傳統產業提供了絕對優勢，使傳統產業的技術得到了更快和更全面的革新。例如，在20世紀初的美國和德國，效率更高的電動機和內燃機很快就得到了普遍采用，而蒸汽機在英國卻仍占統治地位。英國的教訓對于我國如何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尤具警示意義。
面對新一輪技術革命，目前我國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做出的努力和實踐能夠擔當起成功實現技術追趕這一歷史重任嗎?考察歷史可以發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欠發達國家的技術追趕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確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如果仍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籠統地等同于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已經不再適合。這是因為，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下，由于模塊化生產方式的出現和全球價值鏈的迅猛發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用再等產品成熟，就可以把新興產業的新產品加工、組裝甚至工序創新等價值鏈低端環節作為一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在新興產業的早期就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加入到這種新產品的全球化生產體系之中，這被稱作是“新國際分工”。而反觀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仍沿襲了利用勞動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老路，這是我國之所以陷入“高端產業低端化”陷阱的根本原因。
例如，我國光伏產業就是這種戰略性新興產業價值鏈低端化的典型代表。首先，我國光伏產業的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組件加工制造方面，而沒有掌握包括光伏組件的制造設備、高純硅提純技術和新型光伏材料研究等核心技術，整個產業的附加值僅占全球光伏價值鏈的8%—10%，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在國際分工中仍處于“擔水劈柴”的地位。其次，我國光伏產業的技術創新基本上都屬于工序創新，這種創新提高生產率的結果是導致了我國光伏產品生產者受損而進口國受益的價格下降，與激烈競爭和大量產能過剩相結合，共同導致了國民福利的凈損失。最后，我國光伏產業通過進口國外關鍵機器設備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產品銷往國外市場，這種利用廉價勞動力，特別是各地政府在土地、稅收、環境和融資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出來的低端加工制造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飛地型經濟”。
那么，我國是否可以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通過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實現從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級，從而實現技術追趕呢?歷史經驗表明，迄今尚無成功先例;理論研究說明，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新國際分工”的模塊化生產方式已經阻斷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反向工程”對發達國家進行技術追趕的道路。因此，與“在傳統產業上不可能存在追趕機會”一樣，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從價值鏈低端融入發達國家的國際分工體系，同樣也不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更不可能存在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韓國和芬蘭在信息技術范式迅速變革的20世紀80年代進入信息技術產業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它們是從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入手切入全球價值鏈的，而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開放廣闊的國內市場則為這兩個國家價值鏈高端發展戰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場保障。
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就可以回答下述問題：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在它們相繼崛起過程中為什么抓住了當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與目前的“新國際分工”相比較，顯而易見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由于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基本上都在一國之內，所以抓住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特征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經濟活動，這些國家在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國家崛起。而在當今的“新國際分工”中，由于價值鏈在國家之間的分解，高質量的經濟活動通常仍集中和保留在發達國家占據的高端環節上，而跨國公司則把那些慣例化、低附加值、幾乎沒有創新機會窗口、進入壁壘很低的價值鏈低端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價值鏈低端環節就不再具備技術追趕和國家富強的產業特征了。
技術追趕的戰略路徑及其政策建議
顯而易見，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只有價值鏈高端才有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目前，我國“高端產業低端化”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這不僅使我國依靠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實現轉型的目標存在落空的危險，而且也將使我國利用新技術革命改造傳統產業的經濟升級出現“為他人作嫁衣”的局面。因此，我們亟須改變目前試圖從價值鏈低端入手實現技術追趕的路徑，堅決拋棄依靠外資技術轉移和沿著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逐步實現技術升級的幻想，痛下決心自主研發絕大部分甚至所有領域的核心技術。從長遠看，只有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入手，我國才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經濟追趕。
首先，適當保護價值鏈高端環節及其國內市場，確保國內企業核心技術創新及其收益的巨大市場空間。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美國并不是新技術的最初發明者，那么，美國是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機會窗口的呢?經濟史研究說明，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是美國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機會窗口”的決定性因素。正如經濟史家指出的，由于美國工業在初始階段沒有國際競爭力，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國外給他們提供市場，因此，他們不得不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確保本國工業對國內市場的獨占，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很明顯，我國高端產品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也很難指望國際市場為其發展提供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惟有依靠國內為其創造市場。因此，為保護本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免于被技術領先的外國企業所摧毀，并確保其發展的巨大市場空間，我們可以適當保護價值鏈高端環節及其國內市場。
其次，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市場規模是實現規模經濟的前提，而一種技術只有實現規模經濟，才能取得快速和全面的技術突破，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為我國實現技術趕超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德國和日本的高鐵技術原先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但在德國、歐盟和日本用武之地不大，在引入中國后卻取得快速的技術進步。在這方面，美國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時，由于歐洲各國本國市場狹小，技術創新在原有的技術軌道上難以開發出新產品并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在新技術被引入美國后，美國的工程師很快就開發出了生產率高于歐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申請了新專利并開辟了新的技術軌道，搖身一變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領導者，反過來占領甚至壟斷了歐洲技術先發國的市場。
再次，加強中央政府對產業規劃的統籌能力，抑制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速在產業發展上的“過度競爭”，禁止地方政府競相出臺各種優惠條件打造新的產業園區。地方政府為實現設定的GDP指標，一有所謂新的產業機會就聞風而動、一哄而上，根本沒有耐心在突破核心技術上動腦筋和下苦功，而是紛紛建立低水平重復的產業園區，這是導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產業低端化”，以及低端產能過剩在不同產業中輪番上演的重要原因。更嚴重的后果是，這種發展模式的蔓延有可能徹底瓦解我國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的努力。據報道，隨著機器人產業的熱度升溫，一場席卷全國的“機器人大戰”正在各地上演。顯然，迄今為止，地方政府仍沒有吸取遍地開花的光伏產業園區的慘痛教訓，仍沒有跳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傳統發展模式，因而在機器人產業上有可能重蹈產能過剩、產品無利甚至虧本的覆轍。
最后，加快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體系，打造以民族產業價值鏈高端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各種經濟政策實際上都內含著鼓勵還是抑制技術創新的內容。例如，有益于一國經濟增長的國際貿易不簡單是貿易的規模和范圍，更是包含著由貿易性質決定的技術含量(即報酬遞增活動)的多少，因而貿易政策是技術政策的自然組成部分，反之亦是。產業、財政、金融、外資等經濟政策也莫不內含鼓勵還是抑制創新的內容，我國過去很少注意到這種內在聯系。因此，現在有必要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各種經濟政策進行評估，以便改革并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體系。此外，我國需要研究并實施新的政策激勵機制，鼓勵和推動現有企業針對核心技術進行聯合攻關，以國家骨干企業或軍工研發為龍頭組建核心共性技術創新平臺，鼓勵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通過市場機制發展系列企業集團，努力使我國民族產業穩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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