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在強調結構調整，這對中國經濟而言，當然非常重要。但當我們更加重視產業結構、產品結構——這些微觀結構調整之時，我們卻忽視了宏觀結構——這一經濟發展的本質結構問題。比如，內需和外需、總量與結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貨幣供給和流動性、CPI結構差異等等，都屬于宏觀結構問題。甚至，把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問題混為一談。
典型的案例非常多。我們說，為了降低實業企業的融資成本，必須適度增加貨幣供給，但馬上就有人會說，貨幣投放會流向房地產領域，推高房價。這就是明顯將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混為一談的案例。推高房價是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人民幣升值的因素，我們用緊縮的貨幣手段表面上看“可以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但收緊貨幣必然推高人民幣匯率，而升值必然推高房價。所以，當中國市場已經開放，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能改變的情況下，采取貨幣手段(總量政策)抑制房價的上漲不僅無效，而且適得其反。
再有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結構問題：為抑制投機泡沫而收縮貨幣，其結果是泡沫越發嚴重。為什么這樣講?因為中國已經開放，資本流動越發趨向全球化。人民幣緊縮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這必將導致兩個結果：第一，“熱錢”——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部分高利市場(必然房地產泡沫化);第二，實業資本生存艱難，它們會紛紛放棄實業轉向投機，或到融資成本更低的國度尋找出路。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市場規律，但卻是我們絕對不愿看到的宏觀結構扭曲。
再比如，我們是要GDP還是要調整結構。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對于宏觀經濟管理者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我們既不能無視GDP對國計民生的重要作用，也不能不顧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基礎結構，二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但我們許多經濟學家只強調二者的對立性，而忽視其統一性。這是嚴重的認識性錯誤。
其實，我們無視宏觀結構問題往往就是因為認識性錯誤，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官員都沒有認知到結構問題同樣存在層次性問題。只是我們更加關注微觀結構，不斷采取宏觀經濟政策逼迫微觀結構調整。其結果一定就是現狀所表達的：由于宏觀政策的錯誤，致使宏觀經濟結構越發扭曲，而使微觀結構“調而不動”。
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確保宏觀經濟結構保持正常和良性循環。而微觀結構調整必須采用微觀政策手段予以調整，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兩大手段：第一是稅收手段，必須通過拉大稅收差異體現有保有壓，抑制“三高”行業投資，抑制產能過剩;第二是股市政策，贏利前景不好，稅負較高的行業無法通過股市融資，而將低成本融資的利益傾斜于高成長行業。
債權融資很難體現“有保有壓”。因為，其評價機制、定價機制和股權融資完全不同。但如果不同前景的公司在稅收和股權融資通道方面存在差異，則債權融資的評價和定價也會出現巨大差異，從客觀上呈現“有保有壓”的效果。
現在，我們只實施了對新型戰略產業的減稅或免稅，但并未對過剩產業和“三高”產業實施加稅。而環境成本的上漲，也是一個“橡皮筋”，不具稅收那樣的剛性效果。其實，對我們希望抑制的行業無需非常嚴厲地加稅，只要很小的幅度就完全可以構成警示作用。不是逼它們死，而是逼它們淘汰落后產能。
總之，中國政府必須有效區分不同層次的結構問題，而且對癥下藥。中國經濟才有良性循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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