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美國信用拉鋸戰

    最近，美國信用評級被下調，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本周一，歐美股市暴跌；周二，美國股市在繼續猛烈下跌的勢頭中，頑強地拉升了不少；周三，美國股市再次暴跌；周四，美國股市再次拉升；周五，本人寫此文的時候，美國股市高開，似乎再努一把力，就能回到周一暴跌前的水平了。如果那樣的話，美國信用評級下調事件，就仿佛沒有發生過一樣。雖然里面有不少技術和政策原因，我們不去說它。的確也有不少國內外專家說，美國信用評級下調一事，對美國國債的影響不大。奧巴馬甚至說，不管評級機構給出什么結果，美國都是AAA。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看？
    世界上有三個主要的評級機構：一是美資的標普，二是美資的穆迪，三是歐資的惠譽。近年來，又出現一個中資的“大公”。但是，“大公”因成立的時間較短，在國際上影響力有限。去年，美國曾經禁止“大公”到美國開業，也是美國阻止中國進入信用評級領域的一個舉動。也許，這次美國信用評級下調事件會改變“大公”在國際上的地位，此為后話。
    從歷史上看，標普創建于西歷1860年，穆迪創建于西歷1909年，惠譽是西歷1913年創建，因此，標普資格最老。但是，對于美國的信用評級則不然。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中，穆迪最早將美國評為AAA級，時間是西歷1917年，此后就沒有變過。標普對于美國的評級，自西歷1941年以后，就始終是AAA，沒有變過。而惠譽對美國AAA的持續評級，可以追溯到西歷1994年。這個現象說明，第一，穆迪對美國最忠心耿耿，一往情深，無怨無悔；第二，標普對于美國的忠誠度不如穆迪，似乎更客觀些；第三，惠譽的歐洲背景必須要加以考慮，它對美國應該沒有忠心，更多只是無奈。
    上述三個信用評級機構的背后，都是不同立場的金融資本家。例如，著名的股神巴菲特曾經是穆迪的最大股東，金融危機后巴菲特從穆迪退出了一部分，依然是大股東。雖然金融資本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大目標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金融集團在各自的利益上并不完全一致。在一片繁榮的表象面前，他們比較容易勾肩搭背、舉杯換盞。但當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矛盾和裂痕會擴大。這次美國信用評級下降事件，實際上就是金融資本相互沖突的一個表現。
    必須指出的是，這次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只有標普一家，另外兩家，穆迪和惠譽都沒有跟著下調。其實，在標普正式下調美國信用評級之前，三家評級機構，甚至包括中國的“大公”都已指出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可能性”，“大公”甚至已經先下調了，但“人微言輕”，影響不大。因此，當標普下調后，舉世震動，但另兩家沒有跟上，多少令標普有點意外。這個結果可以看出，標普所代表的那部分金融資本，對于當今美國的政策很不滿意，并率先表達出來。
    穆迪和惠譽對此的態度也不完全一致。惠譽早就說要下調美國的評級，但在標普下調之后，惠譽卻說，現在還太早，還要觀望。我認為惠譽的態度體現了歐洲資本對于美國的態度，他明明知道美國出問題了，但是歐洲自己問題也不小，還指著美國幫他解決問題。如果美國跨得太嚴重，歐洲也難辦。這種矛盾心態決定了他們的態度。穆迪也早就表示過要下調美國評級，但是，在說的方面，它與另兩家差不多，在做的方面，則相差較大。穆迪不光維持了美國的AAA評級，還明確地說，如果美國沒有應對措施，它將在西歷2013年前，下調美國評級。如果說對于下調美國評級，標普已經做了，那么，惠譽就是威脅要做，但時間不確定，穆迪則是給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最后通牒”。
    事實上，標普有點鐵了心了。在下調了美國信用評級后，標普又表態：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都不太可能恢復美國的AAA評級。不光如此，如果未來半年到兩年內美國沒有實際的解決行動，還有可能將美國的評級從現在的AA+下調為AA-，再次下調的時間點很可能就在今年年底。標普甚至放狠話說：美國恢復AAA的評級，可能需要9年的時間！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巴菲特出來說話了。巴菲特說：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新一次的衰退將發生；股票價格越低，我越會買；美國經濟從來沒有這么好過，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有的業務已經回來，就算歐洲的業務也不壞。很顯然，股神巴菲特的態度與標普的態度大相徑庭。而且，前幾日瘋傳法國可能AAA不保的時候，最堅定挺法國的，就是穆迪和惠譽。因此，標普與穆迪的矛盾，其實就是它們背后金融資本家的矛盾。只不過，標普背后的資本家還沒有跳出來，巴菲特已經急不可耐地沖到前臺了。為什么？我們應該注意一個事實，當標普下調美國評級的時候，幾乎同時下調了巴菲特麾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評級。這個事實等于告訴大家，金融資本之間，已經互相掐起來了。
    那么，美國政府呢？這個號稱民主的政府完全知道自己的命運其實就掌握在少數幾個金融寡頭手里，所謂自由經濟、市場規律是一句空話。標普下調美國評級后，奧巴馬很憤怒，他認為這是黨派利益沖突造成的。我們理解這句話，實際上就等于是奧巴馬告訴我們，美國的黨派利益就是背后金融資本的利益。雖然奧巴馬沒有直接指責標普，但是，美國財政部立即表示，標普的評級存在計算錯誤。這等于在說一家150年的老企業在業務上不專業。隨后，美國證交會決定，要對標普展開調查，以查清標普有沒有內幕交易。這等于是要用行政手段來對抗市場，但未必能有效。
    奧巴馬及美國此后的命運，實際上取決于金融資本內部的利益爭斗。簡單說，已經有一部分金融資本要棄美國而去，而另一部分金融資本還要堅守美國這個唯一能騙錢的大賭場、大傳銷窩點。最后誰能勝出，或者雙方最后會達成什么妥協，做怎樣的利益交換，小股民們只能干瞪眼。
    金融資本的矛盾雖然存在，長遠來說，美國將被拋棄是必然的。在標普下調美國評級之后，穆迪和惠譽雖然現在還力挺美國，但早晚也會放棄，只不過在他們放棄之前，還有一個時間段。它類似一個病人到了醫院，一個醫生說，肯定救不活，沒必要浪費錢了；另兩個醫生說，還可以救一下，多活一天算一天。而在這背后，兩個想延長病人生命的醫生，是否要利用這段時間從病人和病人家屬那里多搞點錢，那就是商業秘密或政治秘密了。奧巴馬的惱火等于在說：你們這些醫生，居然不以救命第一，而是把醫藥費當成第一。奧巴馬的話說得對。但是，如果花了一切代價搶救，美國還是很快死了，搶救花的醫藥費誰來買單啊？相比之下，標普的態度是，不賺這個風險太大的醫療費了；穆迪的態度是，病人還是有不少油水可以刮的；惠譽的狀態是，我還有別人病人吶，也要靠這個病人來付錢，他還真的不能馬上死，等我那個病人救好了，錢付了，他再死，我就不管了。
    美國已經是一個金融資本早晚要拋棄的戲臺子。至于拋棄美國這個戲臺子后，金融資本再到哪里找一個地方，另搭一個戲臺子？也許有的金融資本家已經想好了，已經開始準備了；也許，有的金融資本家還沒找到，或者金融資本家之間，還沒有達成共識。500多年的歐洲近代史，這樣的事情出現過多次：金融資本從西班牙、法國撤離，到了荷蘭；后來又從荷蘭撤離，到了英國；后來又從英國撤離，到了美國。這就是歐洲所謂“大國崛起”的實質。下一步，金融資本撤離美國是必然的，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是一個信號。奧巴馬的憤怒是：你們居然不要我了！？全世界的問題是，金融資本何時真正大規模地撤離美國？它們新的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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