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世界民族》2023年第4期
近些年來，在西方經濟危機日益深化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背景下，民粹主義運動逐漸進入西方主流政治舞臺，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西方的民粹主義運動既表現為以唐納德。特朗普為代表的、在傳統政黨內活動的民粹主義政客，也表現為以政黨形式出現的民粹主義政黨，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法國“國民陣線黨”、德國“另類選擇黨”等。在2015年以后，這些民粹主義政黨普遍獲得了爆發性的發展，在選舉中所獲得的選票和議會議席大幅度增長，個別政黨甚至在其國內大選中戰勝了老牌傳統政黨，獲得了上臺執政的機會。西方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既是西方社會結構性變遷的反映，也是西方政黨政治整體性危機的體現。本文試圖從政黨政治的視角，分析蘇東劇變后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方興起和發展的原因，及其所面臨的根本性困境。
一、蘇東劇變后西方政黨的國家化轉型及其本質
從政黨誕生以來，伴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政黨的組織形式一直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著政黨的職能以及政黨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一些西方政治學者就此展開了探討與爭論，提出了很多概念與范疇來對不同類型的政黨組織形式進行概括，如莫瑞斯·迪維爾熱提出的精英型政黨和群眾型政黨、奧托·基爾海默提出的全方位型政黨、安格魯·帕尼比昂科提出的職業選舉型政黨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向全球的發展和蔓延，西方政黨政治發生了深刻的轉型，主要表現為主流政黨與國家之間深度融合，政黨逐漸轉變為國家代理人。一些西方政治學者進而提出了卡特爾型政黨等概念，試圖對政黨國家化這一現象進行闡述。但由于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角，西方政治學者無法從本質上認識這一現象。
（一）新自由主義“共識政治”與政黨國家化現象的形成
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初，西方議會中的貴族因為階級利益和政治觀點的不同，形成了松散的政治聯盟。這種聯盟就是最初的政黨，即迪維爾熱提出的精英型政黨。這種政黨形式產生于議會內部，與民眾的關系相對疏離，也沒有明確的綱領、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這種政黨形式還只屬于政治派別或者政黨雛形，與后來成熟時期的政黨有本質區別。19世紀后期，伴隨著選舉門檻的降低和選舉權利的擴大，西方競爭式民主逐漸成形。在選舉政治的壓力下，貴族的、內生型的政黨逐漸轉化為選舉的、外生型的群眾型政黨。群眾型政黨有較為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代表性，有明確的黨綱、黨章和組織紀律性，有大量的基層組織和廣闊的群眾基礎，與社會運動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早期的工人政黨如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以及列寧主義式的共產黨等都屬于群眾型政黨。由于這種政黨組織形式在社會動員和選舉競爭中的優點，很快從左到右擴散，被其他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的政黨所接受，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政黨模式。群眾型政黨的出現，使得政黨不再是少數貴族政治精英之間的松散政治聯合，而成為一個全國性、相對嚴密的政治組織，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
二戰后，隨著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來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伴隨著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的數量下降及新興的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不同階級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越來越難以吸引選民。同時，大眾傳媒的出現，使得政黨可以不依靠黨員或核心支持者，而直接與選民溝通。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實現選票的最大化，群眾型政黨開始超越原有的階級界線，向意識形態溫和的方向轉變，基爾海默在1966年將其概括為全方位型政黨。“全方位”意味著政黨試圖擺脫對特定階級的依賴，而在全民范圍內尋求自己的支持者，“全民黨”取代了以特定社會階級和群體為其主要支柱的“階級黨”。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盡管這一階段西方主流政黨發生了溫和化或中間化的轉向，但這些政黨并未完全脫離與社會的聯系。第一，在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上，盡管凱恩斯主義是左右翼政黨共同的執政理念，但是二者之間在政策主張上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社會民主黨等左翼政黨更強調凱恩斯主義中國家干預的那一面，而右翼政黨則更多地強調市場調節的那一面。第二，盡管存在著政黨“全民”化的傾向，但左右翼政黨都依然有各自明確的支持群體，選民依然有比較高的政黨忠誠度，“在當時，選民與他們各自所屬政黨‘結盟’的態度是非常堅定的。”對于西方各社會民主黨來說，工人階級依然是他們堅定的支持者和忠實選民，工人階級成分的黨員在社民黨內部的比例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水平。而右翼政黨的主要群眾基礎仍然是社會的中上層。第三，政黨通常與社會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系，這些社會組織可以在選舉期間幫助政黨動員選民。政黨的支持群體相對穩固，選舉波動性（即出現選民轉投另一政黨的概率）比較低，“相對清晰的政黨形象、強大的政黨組織、高水平的黨員和較高的黨派忠誠有機統一起來，使得二戰后西歐政黨體制和投票模式非常穩固，建制派主流政黨始終能夠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蘇東劇變后，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性挫折，西方傳統左翼政黨徹底放棄了挑戰資本主義的嘗試和努力，提出了“政治世俗化”的理論訴求。“政治世俗化”意味著接受自由主義理念成為普世思想的現實，把所謂“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完全驅逐出政治領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以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黨集體右轉，在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上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斯圖亞特·霍爾尖銳地批評說，布萊爾領導的新工黨“不是去挑戰撒切爾18年執政時期所實行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反而是把撒切爾主義中途停下的工作拿起來重做”。而在沒有社會主義傳統的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政策主張也日益趨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曾經一度帶有反資本傾向的民主黨，逐漸吸收了“共和黨的信仰體系”，開始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主張解除對資本的管制，減少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支出。馬丁·P.瓦滕博格指出：“兩大政黨曾經是美國選舉中的核心指導力量，但現在相當多的人認為兩黨之間幾乎沒有區別。”
伴隨著這種轉型和轉向，曾經帶有濃厚的反資本傾向的西方左翼政黨，越來越變成壟斷資本的同謀；其主要群眾基礎，也不再是傳統的工人階級，而是所謂的中產階層甚至精英階層。西方左翼政黨完成了右翼政治力量所無法完成的任務：“左翼自我閹割掉最后一丁點批判資本的激進維度，開始使用他們的對手（新自由主義者）的語言和政策。”托馬斯·皮凱蒂（因而將這些蛻變的左派政黨，稱之為一種“婆羅門左派”。“婆羅門左派”和“工商右派”的交替執政，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政黨政治的主軸。這種狀況使得底層民眾在主流政治中失去了自身的政治代言人，在整個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種新自由主義“共識政治”，主流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日益趨同化。在這種狀況下，民眾在不同政黨之間的自由選擇，就變成了一種“偽選擇”或“偽參與”。齊澤克把這種狀況比喻為電梯里的“關門鍵”，它讓主體以為自己的行為參與了電梯運行的過程，但實際上只是一種安慰物：因為只按下目標樓層的號碼鍵，與不僅按下號碼鍵并按下“關門鍵”，兩者的關門速度是一樣的。當然，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共識政治”之下，政黨之間依然存在著激烈的斗爭，但這種斗爭并不涉及根本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而主要局限于具體的政策方針或人事權力方面的斗爭。這種表面上所呈現出來的“極化”斗爭，掩蓋了其本質上的一致性。
在政黨意識形態與政策綱領趨同的狀況下，政黨喪失了其利益表達和政治代表的核心功能，政治性功能逐漸弱化，而組建政府和管理行政等治理功能不斷強化。政黨在國家與社會的天平中，徹底倒向了國家一方，變成了“國家代理人”。政黨與社會越來越疏離而與國家越來越緊密，“不但其職能而且其組織形態，逐漸地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了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征。”面對政黨與國家政權越來越融合的趨勢，理查德·S.卡茨和彼得·梅爾提出了卡特爾型政黨的概念。卡特爾（Kartel）原意為協議或同盟，是西方一種壟斷企業的經營模式。卡茨和梅爾借用卡特爾一詞，來描述主流政黨日益走向趨同和聯合的現象，即“政黨與國家間的滲透以及政黨間的共謀模式”。
政黨國家化的現象與趨勢，已經逐漸被很多西方政治學者所接受。但是對于這種現象的評價，則充滿著爭議。一種觀點把政黨國家化現象視為西方政黨政治走向危機的體現。如“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委員會”（IDEA）在其發表的《全球民主國家報告（2017）》中，明確地將政黨國家化及在此過程中產生的代表性危機視為當前西方民主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政黨國家化的現象只是政黨順應時代變化而進行的調適。如卡茨和梅爾認為，要把政黨的適應、轉型與其衰落（Decline）、失敗（Failure）區分開來。政黨國家化的轉型，與其說意味著政黨面臨著衰落或是失敗，不如說是政黨面臨著新的挑戰。在他們看來，所有持“政黨衰落”論的學者都有一個潛在的前提，就是把群眾型政黨視為唯一的政黨模式，但是群眾型政黨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政黨所發生的變化是其適應新的社會形勢而進行的正常調適。從總體來看，西方政治學者對于政黨國家化問題的討論，多數都局限于政治組織形態的具體的、技術性的變化，但是卻忽略了這一變化背后更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與階級根源，因而無法形成對這一現象的科學認識，導致了圍繞此問題的一系列爭論。
（二）政黨國家化的本質與表現
要理解政黨國家化的本質，就必須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政黨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私有制出現后，在特定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位置的人，因其根本利益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階級。這些利益互相對立的階級之間展開了尖銳的斗爭，政黨就是適應這種斗爭需要、在社會發展的一定發展階段中產生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中，明確的政治（階級）代表性和鮮明的意識形態是政黨的內核和靈魂，也是政黨區別于其他一切社會組織的根本特點。一方面，政黨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任何政黨都是以特定的階級為基礎，并為其所屬階級的自由、解放和生存、發展服務。列寧指出：“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勢必變成政治斗爭。各階級政治斗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政黨的首要目的，是組織、領導本階級群眾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完成對本階級有利的社會變革，維護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圍繞著其所代表的特定階級的利益，政黨一般會構筑出自身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綱領，“意識形態是政黨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在西方的代議民主制度中，鮮明的階級代表性和意識形態是多黨民主和代議政治能夠得以正常運轉的前提。正是在這一前提之下，不同階級通過選票來對代表自己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政黨做出選擇，政黨通過對國家的支配執行某一階級的利益，政黨的輪替本質上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代表封建貴族的政黨與新興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之后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左翼政黨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右翼政黨之間的斗爭，都是這種政治性斗爭的表現形式。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共識政治”所造成的政黨趨同的趨勢之下，主流政黨無法通過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來表達特定階級或群體的利益，失去了與其群眾基礎之間的有機聯系。在這種狀況下，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消解了，民眾既無法通過選舉來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也不能通過選票來懲戒自己不滿的政黨。在這種形式上的多黨制之下，民眾看似有很多種選擇，但實際上“別無選擇”。不同政黨之間的斗爭被納入了社會治理的技術性分歧的話語之中。政黨蛻變成了圍繞著選舉和執政的政治機器，而不再是特定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踐行者。政黨的目標也不再是代表特定階級利益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和社會利益再分配，而是朝著專業化和職業化的方向發展，“政黨越來越變成了專業政治精英之間的競爭，而不再關心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動員和整合”。這種被國家所同化的政黨，在其組織結構、運行方式、經費來源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一，主流政黨高度依賴國家經費，淪為了“半國家機構”。黨員黨費與支持者捐贈是傳統群眾型政黨的主要經費及來源。伴隨著政黨活動的擴大和日益增長的政黨開支，政黨通過其所掌握的國家權力，不斷為自身引入國家的補貼和經費，從而逐步擺脫了對基層黨員和社會大眾的依賴。如在2007—2019年期間，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三國政黨所接受的國家財政補貼，分別占其政黨總經費的72%、82%和80%。政黨對國家在經費和資源上的依賴，使得政黨高度依附于國家。在卡茨看來，政黨已經成為“國家合法監管的對象”，而這種監管超過了國家對私人社團監管的正常程度。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來限制和規范政黨的行為，甚至深度介入政黨內部事務。國家在政黨內部不斷增長的影響力，使得政黨逐漸從“自愿的私人社團”轉變成一種“特殊的公共事業”，變成了一種“半國家機構”。為了阻止新興政治力量分割其從國家所獲得的政治津貼和特權，主流政黨形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卡特爾聯盟。他們利用其所掌握的國家權力機器，合謀排斥在主流政黨體制之外的小黨和新黨，設置重重障礙來阻礙其發展。比如，很多西方國家分配給政黨的補貼數量，一般以政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或議席數量）為依據，這樣就比較有利于擁有較強實力的老黨、大黨，無法從政府獲得資金和資源的小黨、新黨就會不斷被主流政治所淘汰。在這種狀況下，擁有共同利益的主流政黨之間的競爭，逐漸成為一種象征性競爭，他們將其競爭對手看成是職業伙伴，共同瓜分政府公職，“曾經是傳統競爭對手的政黨現在正在尋找共同的政府基礎”。
第二，公職機構中的政黨凌駕于黨的中央組織和基層組織之上，黨權淪為“橡皮圖章”。在傳統群眾型政黨中，普通黨員既是政黨選舉中的主要選票來源，也是政黨運行所需經費的主要資金來源。因此，容納普通黨員的基層組織在黨的權力結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央黨組織以基層組織的名義對其在公職部門中的黨員和黨組織進行監督和約束，使他們遵守政黨共同的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目標。但是在政黨國家化的過程中，政黨的主要經費來源于政府補貼，而政黨候選人的競選和提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候選人自身所擁有的選舉資源，所以“政黨對那些沒欠政黨多少情的當選官員中的影響也減少了”,中央黨組織和基層黨組織對公職部門內的黨員的約束就大大弱化。公職部門中的黨員借助于其所擁有的政府權力和資源，凌駕于中央黨組織和普通黨員之上。黨內的權力和資源也逐漸集中于公職部門。如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議會黨團工作的工作人員在黨的全職人員中的所占比例為25%，而到80年代后期這一數字上升到50%以上。
第三，政黨成為職業政客的聯合體，政治活動淪為“謀生工具”。伴隨著政黨與國家之間的融合，政黨不再是一個有共同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的政治家集合體，而變成了以政治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職業政客聯合體。卡茨將這種現象比喻為一種“職業體育聯盟”，即以謀生為主要目的的職業政客所組成的主流政黨，越來越像職業聯賽中以盈利為目的的球隊，他們借助一些心照不宣的規則和作秀式競爭，來壟斷政府公職，共同分享收益。政黨墮落成為職業政客相互爭奪、謀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這種圍繞著個人或宗派利益的形式上的激烈競爭，掩蓋了“實質上的政治卡特爾”。
政黨的去政治化或去階級化，就是西方政治學者所討論的政黨國家化的本質。喪失了政治性職能的政黨，就如同齊澤克所說的“沒有咖啡因的咖啡”一樣，雖然依然冠之以政黨之名，但決定其本質的實體已經被去除了。這種現象的形成并不是像卡茨和梅爾等西方政治學者所說的那樣，是政黨“順應新的社會形勢”所進行的正常“調適”，而是在蘇東劇變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性挫折的背景下、西方左翼政黨的蛻變與轉向的歷史后果。它所導致的后果是，根本性的階級沖突和政治對抗在西方主流政黨政治領域中被排除了。政黨被完全吸納進資產階級國家體制之內，成為履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職能的工具。
二、政黨國家化背景下西方政黨政治的危機與民粹主義政黨興起
在政黨國家化的趨勢之下，西方主流政黨越來越失去了普通黨員和群眾的信任，從而引發了政黨政治的危機，政黨政治的危機又直接導致了代議民主的危機。汪暉指出：“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而政黨政治的危機則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漸強化的‘去政治化’過程的結果。”這種危機表現在功能危機、組織危機與認同危機三個方面。
第一，功能危機。在政黨國家化的狀況下，主流政黨合謀通過選舉程序共同控制政權并逃避責任。政黨政治不再被看作是公民社會對國家施加限制或控制的過程，而成為“統治者控制被統治者的一種手段”。以政黨政治為核心內容的代議民主完全擺脫了民眾的控制和影響，越來越淪為了一種儀式性民主，它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作用。也就是說，在政黨及其代表性越來越模糊的情況下，真正的民主政治就被取消了。科林·克勞奇（ColinCrouch）、理查德·羅蒂（RichardRorty）等學者據此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認為伴隨著政黨政治和代議民主的轉型，西方國家的民主運作已經喪失了其本真的意義。克勞奇指出，在當代西方社會中，“雖然選舉依然存在，并且可以通過選舉來變革政府，但是公開的選舉辯論變成了一個被嚴格控制的場景，由專業技術專家組成的競選團隊來進行操控和管理……在這種‘后民主’的條件下，政治權力逐漸被拱手讓給商業游說團體，以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以及約束強權的平等主義政策議程，變得越來越渺茫。”理查德·羅蒂將“后民主”與民主權利的快速侵蝕聯系起來，指出“在這個侵蝕過程結束時，民主會被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所取代。它既不是軍事獨裁也不是奧威爾式極權主義，而是一種相對仁慈的專制主義，由一些世襲的權力精英所統治。”⑤面對這種狀況，選民對西方的政黨政治和代議民主日益失去興趣，政治參與的熱情大為下降，形成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癥。近些年的西方各國的議會和總統大選中，都出現了選舉投票率大幅下滑的局面。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從1964年的95.83%下降到2016年的65.44%；議會選舉投票率從1968年的89.66%下降到2018年的56.84%。廣泛的政治參與是政黨合法性的來源，也是政黨政治運轉的動力。選舉投票率和政黨支持率的低下，導致其民主的合法性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二，組織危機。傳統政黨在意識形態、黨綱和政策上的趨同，使得政黨原有的黨員和支持者群體喪失了對黨組織的信任，導致基層組織瓦解與黨員數量下降。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岡瑟指出，當政黨支持者和積極分子仍然保持對傳統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忠誠時，“政黨的轉向就可以導致他們對于政黨的幻滅和疏離”。在這種狀況下，西方傳統政黨都出現了基層黨組織瓦解和黨員數量持續下降的狀況。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中約有15%的選民是政黨成員，這一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下降到了10%，到了21世紀則下降到了5%。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英國保守黨和工黨的黨員人數分別為300萬人和100萬人，而到2015年大選時，兩黨人數分別下降到了15萬人和27萬人。從1990年到2010年，由于入黨率的嚴重下降，德國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的黨員數量分別減少了36%、17.4%、46.8%。在黨員數量銳減的同時，黨員老齡化的趨勢也非常明顯。如英國工黨成員的平均年齡是52歲左右，而保守黨的平均年齡為59歲，其中60%以上的成員年齡超過60歲。在德國的三大主流政黨中，30周歲以下的年輕黨員的比例均低于10%。
同時，在社會運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曾經是傳統政黨發揮其代表性職能、動員民眾的重要社會基礎。但是在政黨國家化的趨勢之下，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失去了其在社會中的重要基礎和根基。如曾經作為工人階級利益代表的西方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曾經與工會有非常緊密的聯系，但是在這些政黨向新自由主義轉向之后，政黨的政策主張與工會的利益發生了嚴重的沖突，二者之間的傳統聯系逐漸趨于弱化甚至完全破裂。在與傳統社會組織疏遠的同時，政黨也未能與近些年新興的群眾性社會運動和社會組織建立有機聯系。
第三，認同危機。此種情境下，“鐵桿選民”變為“流動選民”。政黨認同是反映選民對政黨態度的重要指標，其指代的是選民在心理上對某一政黨的歸屬感或忠誠感。最近幾十年來，西方選民對于主流政黨越來越冷漠和疏離，政黨認同度不斷下降。這種政黨認同的下降，一方面表現在對特定政黨的認同度和“忠誠度”下降，即支持一個特定政黨的“鐵桿選民”數量大為減少，而依據一些短期政治變量來調整政治傾向的“流動選民”成為主流。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岡瑟指出：“在幾乎所有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家中（19個國家中有17個擁有連續的數據證明），認同政黨的人口在過去25年里有所下降。同樣，對政黨忠誠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在2009年之后，美國大選中“獨立人數”的比重超過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占到了美國民眾的45%左右。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對主流政黨和政黨政治的普遍不信任情緒。2013年西班牙的一份調查顯示，91%的西班牙公民表達了對政黨的不信任，只有3.9%的西班牙公民是政黨成員。英國《反政治興起報告》指出，在1944—2014年間，認為政治家只代表其個人利益的英國民眾比例從35%上升為48%，而認為政治家的政治活動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民眾從36%下降為10%。政客一詞已成為卑鄙、自私、自戀和無能的代名詞。這種對主流政黨和職業政客的普遍不信任情緒，為民粹主義政黨和反建制政治人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社會深陷經濟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移民、宗教、階級等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恐怖襲擊、難民危機等事件層出不窮。在嚴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困境面前，喪失了政治職能的傳統政黨和政治精英對此無能為力，“政黨變得更加孤立，越來越遠離社會需求”。民眾迫切需要在傳統政黨之外找到表達和代表其利益的渠道，于是民粹主義政治應運而生。尚塔爾·墨菲指出，“后政治”時代的“共識政治”模式使得民眾缺乏表達沖突的抗爭性渠道，這種政治的“空場”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在傳統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差異變得比以往更加沒有意義的環境中，民粹主義每每就會繁盛起來”。蓬勃興起的民粹主義政治，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是在傳統政黨之中所涌現出來的“反建制”政治人物，另一種則是利用互聯網等社交媒體迅速崛起的民粹主義政黨。
近年來，西方各國都出現傳統政黨衰落、民粹主義政黨蓬勃上升的局面。帶有明顯納粹色彩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furDeutschland）和法國國民陣線黨（Frontnational）、以激進左翼面貌出現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由喜劇演員畢普·格里羅領導的意大利五星運動黨（FivestarMovement）等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方迅速崛起，獲得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輪流執政的主流政黨正在逐漸失去與社會的聯系，從而導致了一種‘代表性真空’……在21世紀，這種真空正在被迅速崛起的民粹主義政黨所填補。”從2007年到2017年，法國國民陣線黨在總統大選第一輪中所獲選票的比例從10.4%上升到了21.3%，而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議會選舉中所獲得的選票則從2009年的4.6%增加到了2012年的16.8%，并在2015年的大選中獲勝。2017年，成立僅4年的德國另類選擇黨獲得了將近13%的選票，首次成為聯邦議院第三大黨，僅次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以及社民黨這兩大老牌政黨。近幾年來，伴隨著全球政治秩序的進一步重組以及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等事件的沖擊，西方民粹主義政黨得到了更快速地發展。在2022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左右翼民粹主義候選人得票率相加已經超過一半，達到54.3%，在同年舉行的法國議會選舉中，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議席總和由2017年的25個增加到164個。2023年6月25日，德國另類選擇黨候選人羅伯特·澤塞爾曼（RobertSesselmann）在圖林根州松訥貝格地方行政長官選舉中獲勝，這是該黨自2013年成立以來首次贏得地方行政長官選舉，被英國《衛報》等媒體稱為德國政治的“分水嶺時刻”。
三、民粹主義政黨的特征與困境
與傳統政黨迥異的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被西方學者認為“代表著一種新型的黨派政治”。那么，民粹主義政黨呈現出了什么樣的特點？它又會給西方政黨政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第一，與意識形態趨于中間化的傳統政黨不同，民粹主義政黨一般都具有鮮明的（甚至趨于極端化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滿足了特定群體的政治表達的需要。民粹主義政黨預設了人民與精英的二元對立，人民與不能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精英之間的對立構成了民粹主義政黨的核心政治框架。
他們將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結合，形成了不同政治色彩的民粹主義政黨。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西班牙“我們能”黨等左翼民粹主義政黨主要關注經濟平等和社會再分配問題，批判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而法國國民陣線黨和德國另類選擇黨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則致力于維護白人男性群體的利益，反對外來移民、女性和性少數群體對本土白人所造成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沖擊，表現出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盡管很多民粹主義政黨的政策主張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這些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迎合了普通民眾尋找政治代表性的希望，因而獲得了廣泛支持。正如尚塔爾·墨菲（ChantalMouffe）所指出的，盡管民粹主義政黨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很多“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人們卻不能否認其話語的政治性質。
第二，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高度依賴互聯網和社交平臺，在組織架構上呈現出了鮮明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特點。如2011年以來西班牙建立了近500個新政黨，這些政黨大多數依托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平臺在網上召集形成，具有門檻低、“來去自由”（easycome，easygo）的特點。依托互聯網和各種社交媒體平臺，民粹主義政黨打破了以地域和選區劃分建立各級黨組織的傳統，黨員之間、黨員和黨組織之間、支部和總部之間建立起了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雙向聯系。同時，他們還利用互聯網工具創建了很多線上平臺和政治空間，使普通黨員甚至黨外的同情者都可以進行充分的政治辯論并直接影響政黨的決策，形成了許多網絡虛擬黨支部。比如意大利五星運動黨（FiveStarMovement）創建了一個名為“Rousseau”的網絡決策平臺，所有注冊為該黨黨員的民眾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討論該黨的政策，也可以通過網絡投票來選舉以該黨名義參選的候選人。
第三，民粹主義政黨主張民眾繞過現行政治框架直接參與政治，與民眾以及社會運動之間形成了緊密的聯系，并呈現出鮮明的“反建制”特征。面對主流政黨與國家的融合以及代表性危機，民粹主義政黨試圖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實現民眾的直接政治參與，表達民眾的利益和訴求，一些民粹主義政黨甚至直接脫胎于社會運動。如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我們能”黨，就脫胎于2011年歐債危機之后曾經吸引了650萬—800萬西班牙人參與的“憤怒者運動”。他們在西班牙全境有1000多個基層組織（即“圈子”），在民眾中有巨大的動員能力。同時，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推動下，一些之前毫無從政經歷的反建制“政治素人”，也獲得了直接參與政治的可能性。
這種與傳統政黨迥異的民粹主義政黨，被一些學者稱為“反政黨的政黨”（anti-partyparties）或“后政黨的政黨”（post-partyparties）。那么，這種“反政黨的政黨”能否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方政黨政治和代議民主？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盡管民粹主義政黨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建制”特征，但是其依然在主流政黨政治的框架內參與政治競爭，因而也就必須遵守現行政治體制的規則。這樣，在其激進的政治話語和現實的政治行動之間就表現出了深刻的矛盾和悖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Tsipras）領導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2015年希臘大選中，齊普拉斯順應希臘民眾的要求打出了反緊縮旗號，因而在大選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是在上臺執政后，在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困境面前，齊普拉斯卻最終選擇向歐盟妥協，繼續實行緊縮政策。這引發了其支持者和選民的不滿，導致其在2019年的大選中失敗。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政黨借助于社交媒體等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網絡平臺作為其組織和動員工具，雖然有利于民眾的直接參與，避免政黨與其支持者之間“代表性斷裂”的現象，但是這種組織方式并不能替代傳統政黨的職能。這種“非組織化”的組織體制，并不能形成一個行之有效的日常決策和運作體系，反而高度依賴某些明星化的領導人。同時，這種高度依賴互聯網工具、缺乏線下活動的組織方式，使得黨員和支持者對其所屬的政黨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歸屬感，呈現出高度流動性的特征。
民粹主義政黨雖然以人民利益的維護者的面貌出現并試圖重建政黨的政治性，但是其反映的是群眾碎片化、極端化的反建制情緒，并沒有從整體上變革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訴求和能力，而是試圖在資本主義的既有框架內尋求激進變革。這樣，在其激進的政治話語和現實的政治行動之間就表現出了深刻的矛盾，陷入了“主流化”與“反建制”之間的悖論。這種普遍存在的困境與悖論，使得很多民粹主義政黨呈現出了快速崛起又快速衰落的特點。
結論
蘇東劇變后，伴隨著西方左翼政黨的蛻變與轉向，西方主流政黨在政治綱領、意識形態等方面日益趨同，形成了一種新自由主義“共識政治”。在這種狀況下，西方主流政黨喪失了其政治代表和利益表達的核心職能，而日益被國家的邏輯所同化，蛻化為一種去政治化的國家治理工具。在這種“政治的空場”之下，西方民眾無法在主流政黨政治的領域中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從而為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但是，以反建制的面貌出現的民粹主義政黨，并沒有從整體上變革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及生產關系的訴求和能力，反而讓西方政治體制更加陷入泥潭而無法自拔。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日益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推動西方左翼的“再激進化”，才能打破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正確表達西方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利益訴求，進而重新形成一種以無產階級政黨為載體、以推翻資本主義為根本政治目標的政治運動，實現“政治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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