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能夠消除貧困的第一代”。2005年在推動(聯合國)千年目標的運動中，這個口號表明以忘記以前幾代人斗爭現實的歷史和沒有實現戰勝貧困的理由作為代價，當時北方國家對消除南方貧困表現出自我滿意的樂觀主義。因為很明顯，在談到貧困時指的是其他的國家和人民，全球南方的國家和人民。8年以后，這一代人的大部分更加關注的是擺脫近期的貧困而不是遠期的貧困。
2008年爆發的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將世界徹底地改變為只是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中才有比較。正如卡爾•波蘭尼在他必不可少的著作《大變革》中判斷的：“利潤的動機唯一付諸實踐的作用過程可以因其后果與歷史上最猛烈的宗教熱情的爆炸相比較。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被居住的所有土地服從于它腐蝕性的影響。”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勝利開始了“第二次腐蝕”，用結構性調整的計劃摧毀了南方國家的經濟，開始系統地破壞作為福利國家的基礎的公共系統，以及與公共服務相結合的道德價值。
在我們今天遭受的金融危機開始時，當時法國總統尼科拉斯•薩科齊講的一名話很有名，他號召“在倫理的基礎上重建資本主義”。這表達了精英們對社會拒絕因萊曼兄弟(銀行集團)垮臺和金融化隱蔽的陰謀而暴露的經濟模式的恐懼，那時只是開始顯現而已。遺憾的是這個回答沒有達到必要的強度，在中心國家也不是一種有意義的政治表達，只有希臘的激進左派聯盟組織是例外。
一旦證實對手的軟弱以后，他激進地改變了“重建”的意義。“當然存在著階級斗爭。但這是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是開始這場斗爭的階級。我們將獲勝”。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以及其他人—首先是喬治•索羅斯—的座右銘在自由的時間里作為慈善家，用他們的金融投機活動的面包渣去實施，總結了國際形勢的重要動力：我們確實參與一種“重建資本主義”的意圖，但是不是在“倫理的基礎”上，而在是階級斗爭的基礎上。根據戴維•哈維的說法，通過掠奪共同的和公共的財產和社會權利，以及世界的大多數居民有尊嚴的生活的條件而積累。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的結構性調整的政策現在歐盟仍以類似的根據和不同的名字仍然占統治地位：緊縮、財政紀律、改革和外遷。
這就是“貧困的全球化”的總框架，正是本文涉及的問題。這樣我們稱為在全世界產生和再次產生人的貧困的共同的邏輯，不論在北方還是在南方。但是必須分析造成貧困的政治和經濟進程中的差別，它對勞動者階級的生活造成的物質后果，這些進程在社會上的感覺。我們也將揭示從中心國家的政府和多邊機構想賦予市場和大公司在取締貧困中的作用，以及在全球崩潰以后國際合作將履行的對發展剩余的角色。
我們意識到使用不同的分類，北方/南方或中心/外圍一般來說將現實簡單化了，特別是在談及貧困時。無疑存在多個“南方”，甚至在同一個大陸內也存在政治的和社會的區別，比如墨西哥和美洲玻利瓦爾聯盟的國家之間。我們試圖分析為什么對這個規則能夠出現例外的情況，有助于確定在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對待貧困的重大差別。為此，我們根據可信的數據，確實不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文發展指數，2011年塞浦路斯被排在很體面的第31位，還有上升的走勢;作為參考，委內瑞拉被排在第71位。
貧困與中產階級之間
根據廣泛傳播的一種解釋，資本主義的危機正在繼續一個不可思議的過程，它質疑關于北方-南方地位的傳統圖解：在中心的經濟特別是歐盟的經濟瀕臨衰退或陷入衰退的時候，外圍國家的經濟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經濟年復一年保持著高增長的水平，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5%以上。這種不對稱的結果之一是貧困在北方出現，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造成巨大的社會沖擊，與此同時貧困在南方似乎在后退。人們經常將這種情況與“中產階級”的狀況相聯系，這個新的社會學咒語已經變成為測定許多突出的社會政治現象的準則，從社會的流動性到民主的危機。
在這些焦點中有突出的數據表明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比如在那些組成金磚國家集團(巴西、印度、中國和南非)的國家的引領之下，南方國家相對的和不平等的自治化;從“南方”級別的任何觀點來說，對于“舊的”帝國主義美國和歐盟來說，不應當包括俄羅斯。但是，談到反對貧困的斗爭，這種國際環境的考慮是更可以討論的。我們從南方開始，提出兩類問題：首先評估消除貧困已經取得的成果，其次是使用和操縱“中產階級”這個級別。
由于政治家們慣常對完整數據的喜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計算到實現千年發展目標還有1000天，他對已經取得的成果表示非常滿意。特別是因為最近12年“有6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相當于(減少)50%”。這個估計欺騙性不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0年世界人口的43%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25美元，而201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21%;這就是潘基文所說的減少了一半。但是他沒有報告當每天的收入超過1.25美元時，極端貧困繼續存在的條件-世界人口40%以上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也沒有報告有近13億人繼續生活在這個水平之下。最后，這種極端貧困的減少是因為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所致，與受千年發展目標啟發制定的計劃和政策沒有任何關系，與占統治地位的正統的經濟也沒有任何關系。
今年4月2日在喬治頓大學在“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的標志下推出這個新的運動時，世界銀行總裁金辰勇稱：“我們處在一個吉祥的歷史時刻，將過去幾十年的成績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機會越來越有利的世界經濟前景結合在一起，這是從未有過的，僅在一代人的過程中結束極端貧困的機會。”不能嚴肅地考慮一項以對國際形勢關注不多的視角作為出發點的計劃，在這種形勢中確實不能缺少常有的代際的增補。
關于“中產階級”的統計學工程值得更多的關注。世界銀行最近公布的一項研究建議對貧困的定性和測定做重要的變更：最有意義的是使用“經濟安全”的概念，這被理解為“再次陷入貧困很低的可能性”。從這里產生一個新的級別“脆弱的居民”，一個從貧困到進入“新的中產階級”過渡的群體，這個“新的中產階級”實現了“經濟安全”和保障“未來經濟的穩定”。窮人、脆弱居民和中產階級加在一起占拉丁美洲人口的98%;因此，在反對貧困的斗爭中成功的措施將是社會向上流動到中產階級。據作者所說，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拉丁美洲的中產階級明顯地增加了：從2000年的1億人增加到10年后的1.5億人”。我們不贊同這一說法，按照這個論據，一個“中產階級”的大陸已經徹底超越了貧困的決定性的標準分量。
盡管數量的標準僅只是在分析貧困時應當注意到的一些標準，有時候為了使討論的語言具體化它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們注意到世界銀行的統計，把每天收入低于4美元的人看作是窮人，他們將占拉丁美洲居民的30.5%。每天收入在4至10美元之間的人將是“脆弱的居民”，他們占拉丁美洲公民的37.5%。每天收入超過10美元至50美元的人屬于“中產階級”，他們占大陸居民的30%。最后，2%的居民被認為是“富人”，他們每天的收入在50美元以上。以在厄瓜多爾現有的最低工資(每月約300美元)作為參考，最后我們可以證實，靠這份收入他們可以升到“中產階級”了。這并不像，如此分類是有理由的：其結論是至少68%的居民是窮人。同時我們從厄瓜多爾的參考數據看到，這個“中產階級”實際上由收入是最低工資的1至5倍的工人組成，也就是說他們處在一個高于貧困的脆弱環節和領取工資的居民的中高收入人群之間。
巴西是使用主要的標準為整個“中產階級”上升進程進行辯解的國家之一。這樣，巴西政府將人均月收入在291至1019雷亞爾的人確定為“中產階級”。這樣全國54%的居民屬于這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最近10年巴西3000萬人(占人口的15%)“擺脫了貧困”，因為他們擁有的收入每月超過250雷亞爾。注意到在巴西最低月工資為678雷亞爾，這個“中產階級”擁有最低工資收入的42%至150%。按照此類標準，似乎很容易炫耀巴西已經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國家，但是這些“中產階級”的收入甚至不能滿足一種有尊嚴生活的基本需求。
實際上，為了評估這種復蓋，還必須注意到另外兩個因素;特別是達到對公民的公共服務的廣度和質量，以及用于公共服務的社會支出的數量。因此，很重要的是注意到在基本的經濟問題上，巴西如同大多數南方的國家一樣，服從于占統治地位的正統：用支付外債的9天的錢就可以滿足“家庭口袋”計劃的預算，這是援助政策的軸心和執政黨選舉基礎的軸心。如果我們可以說，由于資本主義的危機結構性調整的計劃已經從南方轉到了北方，相反，“福利國家”的基礎并沒有從北方轉到南方。
戴維•哈維說，“經濟的增長從來對最富有的人有利”。在南方國家他們確實是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在這里國內生總值的增長伴隨著不平等的持續增加。經濟的繁榮并沒有發生在這個虛構的“中產階級”的增加，而是造成數百萬就業崗位的不穩定，收入低，最少的勞工權利，社會服務的嚴重匱乏。正是這種“巴西的勞動”受到某些社會學分析人士的批評。但是更為常見的這些論點與世界銀行的想法相似，它們更加胡思亂想的說法甚至走到將“中產階級”稱之為“新資產階級”的地步。
在南方的貧困化進程并沒有結束，但是只有在那些國家如委內瑞拉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不僅增加貧窮的勞動者的收入，而且建立強大的教育、住房、衛生的公共網絡。但是，在大多數國家已經從極端貧困走向特別不穩定的就業，走在一條可能后退的道路上。如果上升的脆弱的社會流動的希望破滅的話，根據現在全球經濟的前景不能排除南方的形勢可能更類似于“阿拉伯的革命”，而不是虛構的“中產階級”的天堂。
貧困的社會廣度和感覺
在歐盟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有8000萬人(占人口的17%)生活在貧困之中。在2010年上述數字增加到1.15億人(占人口的23.1%)，估計類似的人數處“在刀刃之上”。但是為了理解現在的形勢，必須考慮到全球崩潰之前的階段。因為如果貧困的增加是有重要意義和令人震驚的話，在2008年之前也應當是這樣，不論在歐盟還是在西班牙貧困已經成為大規模的病灶，從2007年到2010年西班牙受到貧困影響的人口從1080萬人(占公民的23.1%)增加到1270萬人(占公民的25.5%)。
貧困的擴散無疑是一個第一規模的問題。但是我們認為事情本身沒有解釋在5年內貧困已經成為歐洲多數居民考慮的問題，成為一個附帶的、他人的和“看不見的”問題，對貧困的控制由援助組織負責，得到最少的公共補貼，影響到形勢，多數公民感到恐懼，考慮永遠擺脫“陷入貧困”的問題。現在認為貧困已經變得更廣泛、更劇烈和更有周期性。在這些特點中必須強調第三點，它表明一種貧困增加的趨勢，而不是在地平線上的“綠苗”，在歐盟受到嚴酷地強加的政策的刺激，在中期內沒有可信的選擇。在歐盟貧困已經成為“看得見的”事情，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窮人，而且從根本上說因為已經普遍意識到陷入貧困的風險。
將問題判斷為一種“中產階級的危機”是一種簡單化，無助于理解當前危機的原因和為了扭轉這種貧困化趨勢的基本條件。在北方國家，這也是一個可以操縱的基本上是主觀的概念：幾年以前一個有點錢的人是不穩定的象征，今天會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又一名成員。更有用的是在整體上考慮眾所周知的侵蝕“社會安全”的主要因素，福利國家的基本特性縮小了：大規模的長期罷工，補貼下降;“貧窮的工人”增多，因為勞動不穩定，屈從于業主的權力，已經不能確保足夠的收入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在行政部門和公共服務部門就業的大幅度削減成為對官員的威脅;不能應對前階段欠下的債務的風險，在勞動者階級中出現高消費的泡沫，盡管從90年代以來工資呈普遍下降的趨勢;衛生和教育質量受到破壞，用戶支付的增加有助于推進其私有化。
所有這整套的措施符合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的共同邏輯：系統地降低勞動力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在對資本非常有利的力量關系的條件下，結果逐步撕碎成為制度穩定基礎安全的網絡。這里表明勞動者階級的弱點，甚至那些認為實現保障穩定的有質量的就業，享有醫療和教育，公共的免費服務和在尊嚴條件下退休的勞動者階級，這里出現了對貧困的驚恐，同時無力應對。這是因為與許多外圍的國家情況不同，那里政府的政治方針是獨立的，實施聚焦貧困的政策-一般出于管理沖突和爭取選民的原因，與團結的思想相去甚遠-在中心國家，特別是在歐盟所實施的政策屈從于優先將資本的利益置于居民的需要之上的“金規則”，將對貧困化的居民的社會關注當成一種障礙，系統地削減用于他們的資金。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被貼上“反對貧困和社會排斥而斗爭的歐洲年”的標簽，這成了一種諷刺。
從對資本主義社會有特點的社會沖突的第一批研究中，認為工人階級的一個根本特性是生活條件的“不安全”。由于福利國家自己的政策，對于大部分勞動的居民來說這個特性消失了，“中產階級”的等級起到了認定這種新的形勢的作用：“我們不再是勞動者階級了”。新自由主義成功地做到將“工人階級妖魔化”，根據歐文•瓊斯的說法，將工人階級看成是一個處于下降的社會群體，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勞動，而是來自公共的補貼。
危機使社會安全普遍化和接近貧困的威脅，正在削弱這些使勞動者階級社會組織的分裂的意識形態障礙。但是，如果不與他們理解的選擇對立，就不會垮臺，只能為有效地為消除貧困而斗爭，戰勝造成貧困的人。
為了“反對貧困而斗爭”的市場和企業
“資本的思想、良好的實踐和解決辦法正向所有的方向擴散”。全球的資本主義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的危機，我們正在面臨“幸福的全球化”的末日和新自由主義“美好年代”的破滅。但是，大公司和企業家的思想庫堅持沒有被影射;跨國公司遠沒有質疑它對現在社會經濟制度的停滯和文明危機的責任，再次作為發展和反對貧困的斗爭的重要發動機而出現。根據霸權主義的思想，大企業、經濟的增長和市場的力量應當成為支撐面對消除貧困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的支柱。跨國公司逃避它對我們今天遭遇的制度危機的起因的責任，正在切實成為破裂的唯一受益者，大公司向我們提供超過它本身的東西：促進企業的活動，私人的積極性和革新的開始成為“經濟恢復”的重要根據。
企業家重定的方針在于與以營銷為基礎的防御戰術一起，實施一項進攻的戰略，以便從“社會責任”的說辭轉向在結果的帳目上通過公司的一系列技術將“交易的倫理”具體化。他們的目標不是截斷推動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阻礙世界的多數居民過有尊嚴的生活的條件，根據市場的準則管理貧困問題并從中獲利：利潤、收益性、回歸投資。我們稱之為貧困2.0版是21世紀處于高潮中的交易之一。在全球的南方國家，一方面，這變成為“私人部門”將數億窮人列入消費社會的愿望;在北方，另一方面，這意味著不將多數居民排斥在市場之外，在西方社會面對貧困的程度日益增加，這是一個中心的問題，貧困增加是為了“擺脫危機”正在采取的經濟措施的結果。
10年以前，新自由主義的專家們寫道，“已經到了跨國公司通過資本主義的新眼鏡看看自己的全球化戰略”，他們要求大公司將其眼光盯著由三分之二的人類組成的巨大市場，他們是“消費的階級”。他們說，“公司有資金和持續性，在世界經濟金字塔的基礎上競爭，作為增長、利潤的補償，這是對人類一種不可估量的貢獻”。今天跨國公司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企業家的理論，實施多樣性的戰略、活動和技術，其目的是讓居住在南方國家的窮人通過消費這些企業本身提供的商品、服務和消費產品加入全球的市場。“社會責任”，在金字塔的基礎上“包容性的交易”，“金融的包容”，“技術的掃盲”，總之，所有這些渠道都有助于做到接近市場新的“墓穴”，為其將對“發展”和對窮人的包容做貢獻的根據進行辯解。但是，正如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在歐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最后一次首腦會議上強調的，“當我們屈從于市場時，就存在貧困的問題，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貧困繼續增加”。
與此同時，在中心國家貧困和不平等的程度也在不斷增加，沒有將公共資金用在可以制約這種形勢的社會經濟政策上，統治我們的機構沒有走出新自由主義的正統，采取一系列反改革的措施，這將促成居民廣泛階層貧困化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大企業重新設計它們的戰略以便不失去市場的份額：“在馬德里，倫敦或巴黎也有貧民窟，盡管不這樣稱呼”，巴西一位專家認為，在“金字塔的基礎上”“是一個由新的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構成的日益發展的市場”。像聯合利華這樣的大公司(財富500強公司之一，總部位于荷蘭和英國，主要經營食品)已經在思考以前在南方國家被證實起作用的戰略轉移到這里。但是，盡管某些跨國公司正在觀察如何在歐洲實施“包容性的交易”的邏輯，多數大公司已經選擇當涉及繼續增加利潤的時候，不要更新過多，對降低工資繼續施加壓力，至今將交易的業務擴大到其他的國家和市場成為企業偏好的渠道，以便依靠它的力量繼續增長和積累。
考慮將經濟的增長作為消除貧困唯一可能的戰略的傾向自從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已經得到加強。因現在的衰退場景，大公司試圖增加其交易量，擴大它們在外圍地區的經營，以便以此抵銷在歐洲和美國利潤率的下降。中心國家的政府主張增加出口，將企業的國際化作為“走出危機”的方式。根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這些公司將交易擴大到其他國家、部門和市場將會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因而改善社會經濟指數，這對增加就業是根本性的。一位企業總裁認為，“克服危機和恢復創造勞動崗位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是恢復經濟的增長”，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建議“尋求新的收入來源，設計新的產品和的市場”。
盡管關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人文發展的進展之間直接的相互關系的說法不與任何嚴肅的分析相抵觸，認為經濟增長相當于發展的思想在“反對貧困的斗爭”過程中已經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這樣，國民經濟增長的參數-在數量上專門通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去實現-作為克服貧困的渠道不僅成為發展的官方議程整個思考結構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正在通過為促進企業的活動和“包容性的交易”的戰略成為提供公共的資金的手段，能夠付諸實踐。這是因為中心國家主要的合作機構和政府以及多邊組織、國際金融機構包括許多非政府組織都贊同這種思考，爭取將“私人部門”列入它們的發展戰略。
從國際合作到企業的“仁慈”
在國際團結的公共政策中很難找到將發展的國際合作列入這個框架之中。這是因為在現在強加的結構性反改革措施中，國際合作具有的前途沒有區別于其他的公共服務的前途：私有化和商業化。不能說最近幾年在由領導國際合作制度的主要機構和政府開始的道路上發生了方向的變化，而是正好相反，在尋求新自由主義選擇的框架內根據目前的形勢逃避前行中，危機導致為了發展而合作的整個戰略方針的更新得到加強，更加有意義。
因此，我們正在參與一場深刻的國際援助體系的結構的重組，以便重新提出它們必須發揮的作用，不論是在北方，還是在南方，它們自認為在“反對貧困的斗爭”的戰略中是社會的主要角色-大公司、國家、國際組織、民間社會的組織。今后的路線圖似乎是明確的：將經濟的增長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作為反對貧困的斗爭的盟主的戰略，將企業部門看成是在合作路線的指導下發展的代理人，在某些沖突不多的部門減少國家干預的領域，限制社會組織參與發展合作的政策。
已經不可能“繼續出口那么多團結”，“情況已經變化了”，反對貧困的承諾必須重新“指向我們的土地”。去年9月瓦倫西亞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司法和社會福利顧問豪爾赫•卡布雷確認了這一點，為他的政府決定結束國際合作的政策進行辯解。這只是一個例子，采取有根據的類似的路線，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多數自治管理機構和市政府取消或大幅度減少其2012年用于發展合作的預算。今年仍保持同樣的方向：如非政府組織發展協調機構所揭露的，去年該項預算為19億歐元，今年又削減3億歐元，由此西班牙的官方發展援助只意味著國民總收入的0.2%，后退到90年代初的水平。國務合作和伊比利亞美洲秘書赫蘇斯•格拉西亞現在說，“繼續0.7%的比例是一個錯誤”，這樣放棄了西班牙非政府組織從20年前提出的基本要求，而歷屆行政機構承諾履行簽署反對貧困的國家協議的承諾。
在80和90年代，國際合作對支持“華盛頓共識”和使大公司在全球擴張的結構性改革做出了貢獻，這些大公司的總部就設在主要的捐贈國。今天對發展的合作已經不再發揮使捐贈國對外政策合法化的基本作用，如同直到金融危機開始之前所看到的那樣。盡管在國際形象的設計中仍然起著一種次要的作用，它的主要職能是確保風險和陪伴這些企業在全球擴張，以及對開辟新的交易和在“金字塔的基礎”居住著的窮人的市場做出貢獻。
在我們接觸最近的整合中，一切都圍繞著有名的西班牙商標進行，這是一項為了吸引跨國資本到我國的計劃-以“歐洲維加斯”作為旗幟模式-促進西班牙企業的國際化：按照對外事務與合作部長何塞•加西亞-馬加略的說法，“西班牙在國外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的利益，它的企業是主角”。這在該部今年預算中得到證實，其中可以看到對發展合作的撥款2012年至2013年下降了73%，同期國家通過它駐外使館和貿易辦事處在國外活動的資金增加了52%。
我們已經習慣在官方的演說中聽到一句以辯解的方式多次重復的話：“我們這里有相當多的貧困，同樣也關注其他地方的貧困”。顯然最近幾屆西班牙政府包括現在的政府和上屆政府都沒有履行關于國際合作和在世界范圍內反對貧困的斗爭的承諾。同時正在將更多的資金用于應對我國貧困的擴散，這已經不是新聞。在這里，現在這項工作正落到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大公司的手里，恢復將社會工程、仁愛和慈善作為參加的不平等的方式。在不平等加速前進的同時-從在西班牙2007年20%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之間的收入差別已經增加了30%，有力地重現“有同情心的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其基礎是只要貢獻出“我們多余的東西”貧困和饑餓就可能減輕的思想。
紅十字會在最近的“小旗幟日”的廣告中說，“在我們的國家你想象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援助”，焦點放在“地方的”貧困上。“在反對兒童貧困中有我”，這是銀行和拯救兒童機構去年圣誕節的主題，加上兒童的內容是為了補充感傷主義的內容。我們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大公司如何正試圖重新擁有良好的意圖和對越來越擔心貧困和饑餓增加的的公民的聲援：從阿曼西奧•奧爾特加(他是印第紡織的專老板、世界上第三富翁，已向博愛機構捐贈2000萬歐元，等于他的財富的0.05%)的慈善，到不同的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看得出的插播廣告“讓一個窮人坐到你的桌前”，再到食品銀行的高潮-一些大公司如墨卡托或雷普索爾公司已經宣布向它們捐贈食品-幾年以前，“市場的聲援”以電視廣告收到的錢為基礎，現在似乎是通過援助組織能夠捐贈的食品袋計算。
重新思考發展的模式
“這不是一場危機，是一種詐騙”，這是抗議將衛生、教育和水私有化的示威者們高喊的口號。實際上，沒有另外更好的名稱來說明此事，大的私人資本正在危機中增強，同時相反，大多數婦女和男子正在失去最近一個世紀爭取到的就業、住房、健康和教育、養老金和社會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反對貧困的斗爭重要的變化可能被正視，由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和解放的社會運動結成聯盟，與經濟改革和每天都發生的更多的貧困重現的結構性調整相連接。
面對國際合作作為國際團結的公共政策的瓦解，不失去許多西班牙的國際合作組織最近幾十年來堅持的這種團結的意義唯一的辦法是工作，就在這里，從現在起提出和實施一項有選擇的發展的議程，其中將團結的合作理解為一種社會關系和平等的政策，與社會解放運動和斗爭結合。我們不能認為我們將減緩對我們來說是過多的貧困，需要另外的政治計劃。為建設團結的選擇而工作，可以對社會抵抗應對貧困化的進程做出貢獻，在將來獲得其還原的力量，也就是說，從根本上改變占統治地位的由利潤的獨裁監護的經濟政策。我們正在這樣做。(作者米格爾•羅梅羅是《南方之風》雜志的出版者，佩德羅•拉米羅是拉丁美洲跨國公司-有尊嚴的和平觀察機構的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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