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于市場化收尾階段
史正富（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評估中國過去改革和發展取得的業績，通常說法是增長速度高、結構失調、效率低，消費因素很少，收入分配不好。這些判斷其實沒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消費占比在過去10年中降到只有50%左右，但這并不能說明中國的消費就有問題。因為34年中中國的消費總量年均增長是9%多，僅次于GDP9.98%的增速，人均消費增長率為8.7%左右，沒有其他國家在相似時間段曾經接近這個數字。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在過去34年整體績效表現史無前例，且一再打破了市場經濟的周期危機，在世界經濟史上也屬罕見。
劉紀鵬（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改革成功了沒有，這是一個原則問題，舉世公認的是中國基本富裕起來了。中國改革成功在兩個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和正確的改革路徑。我們應認真總結改革的方法論、成功經驗，而漸變穩定、尊重國情、堅持黨的領導、遵循正確的改革順序等等都是改革成功的方法論內涵。
林崗（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已經完成了大部分任務，現在處于收尾階段。其基本依據是中國98%以上的商品幾乎實現市場定價，市場已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因此，不能把當前中國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市場化不夠的問題，而是要看到市場不是萬能的，甚至某些領域還存在過度市場化問題需要糾正。如市場解決不了環境污染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這就需要國家嚴厲執法、加大監管，調節收入分配，切實解決民生問題。
中國發展不缺乏增長要素
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2010年底以來中國經濟一路下行，國際上出現唱空中國的聲音，但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是樂觀的。中國不像日本，日本執行安倍經濟學進行了大規模貨幣投放，但依然缺乏增長要素。中國有諸如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發展、創新問題等增長要素。這些都可以支撐中國未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
盧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中國的金融情況非常糟，后來通過公共投資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增長成功擺脫了債務危機威脅。現在就算是最悲觀的估計，公共部門的債務或經濟情況，也遠沒有當時糟糕。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危機馬上到來，認為高速增長不可持續?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在階段性判斷上，我們應看到，21世紀是金融資本階段，主要由金融資本引領全球競爭。美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造了兩千多種金融衍生品，起到了吸納過剩貨幣的作用，但客觀上也不斷吹大了金融泡沫。這個過程中，金融領域的獲利成本大大低于產業領域，于是新自由主義迫使產業資本退出，轉投發展中國家。對于在1998年就開始金融化進程的中國來說，如果不想走美國之路，就要考慮怎么能解決貨幣大量增發、過剩信用不斷被創造的局面。
丁寧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當前國際、國內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對資本賬戶開放應當采取謹慎、實事求是的態度，資本賬戶開放不能靠“闖關”，“以開放促改革”不是萬靈丹藥，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如何開展，必須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整體利益來決定，而不是根據少數學者的“頂層設計”或者少數利益集團的需要來決定。
孟捷（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給中國經濟帶來很多閃光點，但地方政府有趨好的競爭，也有趨壞的競爭。我們最近在研究富士康現象，這家企業雇傭的勞工數量接近100萬，其中80%是農民工。為了吸引富士康入駐，一些地方政府幫企業完成招聘工人，甚至規定職校學生實習必須去富士康。一名工人半年能夠換12個工位，最復雜的工位4天就能學會，沒有任何技術含量。這種地方政府競爭帶來的趨害性，需要引起重視，進行監管。
用新自由主義指導改革要不得
余云輝（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要明確，即工業化，這是國家戰略，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線。有人說從產值看中國已經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但中國的企業有可持續的科研能力嗎?對產品上游原料具有控制權嗎?對下游市場有定價權嗎?國家經濟發展、經營成果由本國公民享受，還是由外資享受?各行各業排在前五名的企業是本國資本，還是外資?中國還遠不是一個工業化國家。
向松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教授）：一些人把依靠消費拉動和依靠投資拉動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政府應在五大領域做長期規劃，第一是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第二是以西藏、新疆為代表的西部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第三是超大城市建地鐵系統，第四是城際軌道交通，第五是環境治理，治沙、治水、治污，這些龐大投資都應著力去做。解決這五大問題，關鍵是要進行融資體制改革，大力發展長期的債券市場。
張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政治經濟學評論》主編）：當前有兩條不同的改革道路：一條是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改革道路，其要點是：把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結合、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相結合，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條是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改革道路，其要點是：全面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去政府化、完全與西方接軌，依靠少數專家的頂層設計，甚至通過休克療法加以推動。我們必須走前一條路，而不能走后一條路。
楊瑞龍：下一步改革怎么走，不能完全借助西方主流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也無法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里找到根據。未來中國，既是培育新的增長要素的過程，也是形成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過程。打造所謂的中國經濟學，不是口號，而是應對中國的現實。▲(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評論》編輯部、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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