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應對TPP的對策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

　　在2013年7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賈根良：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應對TPP的對策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TPP也就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最初是由智利、新加坡、新西蘭、文萊四個環太平洋國家于2005年6月發起，由于發起國經濟總量較小，最初并沒有引起人們什么關注。直到2009年美國提出擴大TPP計劃并開始高調主導其談判之時，TPP才開始成為全球新熱點。有許多人可能不關心TPP，但我要說，它對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我給會議提供了論文，共分六部分，大家可以仔細看下，由于時間關系，在這里我只能簡單地談下每部分的要點。

　　第一，美國操縱的TPP是其高瞻遠矚的美元霸權全球新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單就經濟方面而言，一般認為，美國操縱TPP的目的在于孤立中國、壓縮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貿易和生存空間，遏制中國崛起。確實，這是美國的目的之一，但筆者認為，事情遠非這樣簡單。如果把TPP與TTIP(即2013年6月歐盟和美國共同宣布將正式啟動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談判”)聯系起來觀察，就能更清楚地看清美國高瞻遠矚的戰略意圖：在“后危機時代”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經濟舊秩序。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大約十年左右的時間，美元霸權開始面臨著新的戰略困境。首先，美國在WTO的“多哈回合”的談判中因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而遭到慘敗，除歐盟內的發展中國家外，發展中國家也無一例外地拒絕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這使美國利用WTO繼續推行美元霸權已無價值。其次，出現了將來有可能對美元霸權形成巨大挑戰的三件事情：歐元的誕生、把美國排除在外的亞太經濟一體化(這包括東盟自貿區(10)+1和正在醞釀中的10+3和10+6)以及作為“去美化”標志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體”。

　　那么，如何迎接這種戰略困局的挑戰呢?美國經濟戰略家注意到了原先由四個小國組成的高度自由化的TPP對強固美元霸權的巨大戰略價值，如果以TPP為平臺，美國不僅可以修復部分受到損害的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經濟舊秩序，而且還可以在更高層次上進一步鞏固這種舊秩序，所以，我們可以形象地把它概括為“借殼上市：TPP撬動大戰略”。除了圍堵中國的目的，這一戰略還包括以下戰略意圖。

　　其一，從區域角度入手，迂回地推行美國在“多哈回合”等諸多方面希望達到的戰略舉措，以希通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逐步在全球范圍內達到目前利用WTO達不到的戰略目的。其二，強化美元霸權體系，這是其核心目的。其三，把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新嘗試扼殺在萌芽中。為了阻止亞太和拉美地區“脫美化”趨勢的發展，美國拉攏拉美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魯加入TPP，對美國來說，TPP可謂“一石兩鳥”，可以同時起到瓦解“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體”的作用。其四，瓦解日本試圖通過“脫美化”的亞太經濟一體化形成挑戰美國的地區霸權。無論是在10+3還是10+6中，日本無疑在其區域分工中都處于價值鏈的高端，如果實現區域內自由化，日元就有可能形成對美元的挑戰，這是我之所以認為美國對日本威脅的擔憂超過了對中國防范的原因。但由于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等制約因素，日本在較長時期內不具有挑戰美元霸權的可能，而日本與美國同屬發達國家，加入TPP在得失平衡的情況下，可以借美國之力圍堵中國，因此，日本加入TPP主要是順從美國對其戰略聯盟的需要，而美國也將對其給予回報。因此，我們應該從美國鞏固和強化美元霸權全球新戰略的高度認識TPP。

　　我要講的第二點是：中國要遠離“請君入甕”的TPP。國內現在對應該加入TPP還是遠離它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從我國國情出發是我們對這一問題做出判斷和決策的基本出發點。目前，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低端，形成了對增加國民財富非常不利的“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上，實際上就是要改變這種貿易格局，通過壓縮低端產品的出口和擴大內需的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向“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的高級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逐漸的轉變呢?

　　很顯然，我國高端產品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我們根本不可能指望國際市場為其發展提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國內為其創造市場，這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惟一選擇。幸運的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巨大國內市場規模的大國，是有條件在國內為其創造市場的。零關稅的TPP將為美國、日本和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全面占領我國高端產品市場創造了條件，所以，加入 TPP是與我國轉型升級的既定戰略背道而馳的。確實，TPP由于越南等低端產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將減少我國低端產品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但我國沒有必要為這種貿易量的可能減少而擔心，因為這正是我國結構調整所要壓縮的出口。綜合來看，TPP不僅對中國沒有經濟價值，反而有害，我想這也是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尼和印度明確拒絕TPP的主要原因。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TPP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巨大危害的“華盛頓共識”的升級版，如果中國加入TPP，美國和日本將聯手通過金融自由化、政府采購、農產品市場、知識產權、資本自由流動、國有企業私有化等進攻性協議全面遏制中國轉型升級的努力。但是，在國內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無視中國國情，無視“華盛頓共識”給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武斷地和教條地認為經濟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是有益的，這就為美國經濟戰略家針對中國所采取的TPP戰略創造了條件。

　　美國在TPP上對中國采取了“欲擒故縱”的戰略，故意不邀請中國，使中國產生在國際貿易中被孤立、將喪失海外市場的焦慮感，美國經濟戰略家深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按照其理論則會不斷地渲染不加入TPP的惡果，最終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動下，誘使中國政府在較長時期猶豫、觀望之后，下決心加入到TPP談判中。然而，一旦中國介入TPP談判，就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最終達到其“請君入甕”的目的。最近兩個月來國內輿論在加入TPP談判上的呼聲高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自今年6月份以來，從過去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加入的時機不成熟已經轉變到媒體上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加入。

　　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筆者認為，這才是我們認識TPP的指導思想，而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則誤國誤民、貽害無窮。按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應對危機的戰略部署和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我國應該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結構調整整和自主創新，加快調整進出口結構。很顯然，如果我國在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取得明顯的進展，一旦TPP完成，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將面臨巨大困難，美國通過TPP圍堵中國產品海外市場的目的將會得逞。

　　第三，“外圍包圍中心”：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無疑，拒絕TPP，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是我國應對TPP的正確抉擇。但是，不可否認，一旦TPP談判完成，它將把中國與周邊貿易伙伴特別是多年經營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1)攔腰截斷。更嚴重的是，如果美國在TTIP上也取得成功，我國試圖通過人民幣結算突破美元霸權給我國造成的嚴重困境將成為泡影。那么，我國應該采取哪種反制戰略呢?我國在過去一直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對美國的戰略一直處于一種被動的屈從狀態，現在是需要改變的時候了。筆者認為，在這方面，最值得借鑒就是毛澤東的軍事作戰原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通過制定和推行與美國針鋒相對的、獨立自主的新戰略和中國主導的全球戰略新布局，爭取戰略主動權。只有爭取戰略主動權，我們才能有效地突破這種困局。

　　中國的這種戰略如何制訂呢?筆者在這里提出一種“外圍包圍中心”的新戰略，通過這種戰略，我國可以帶領世界上善良的人們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最終達到瓦解掠奪成性的美元霸權的目的。這種戰略的靈感來源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歷史上落后大國都是通過保護民族工業從而與發達國家半隔絕、半脫鉤(淺度全球化)的同時，在比自己落后的國家中建立勢力范圍如殖民地(深度全球化)而實現崛起的;第二是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道路。這兩個靈感來源告訴我們，中國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不可能在與發達國家深度全球化中形成，這反而造成了對其深度依附，中國通過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建立自己的高端價值鏈，通過雁陣模式，借道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可以比較容易地建立起全球價值鏈，最后圍困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全球價值鏈，美元霸權在這個過程中將會逐漸衰落，“異地物種形成原理”可以為其提供科學根據。

　　我的第三個靈感來源是聯合國“哈瓦那憲章”，該憲章允許發展中國家保護自己的工業。中國遵循允許發展中國家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工業的“哈瓦那憲章”,通過技術轉移，幫助他們產業升級，為中國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提供了正義的基礎，這區別于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政策，一個“和善和仁慈的大國”的崛起將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歡迎。

　　這種戰略至少有三個要點。其一，針對美國重返亞太和圍堵中國的TPP，我國應采取“遠交近攻”和“各個擊破”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遠交近攻”中的“遠交”是指交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體”，大力推動拉美各國和中國的貿易往來;同時，既然美國不仁，我也不義，我們應該“深入敵后”，大力扶植拉美的左翼政府，牽制美國在亞太對我國的圍堵，同時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打下初步基礎。“近攻”就是在外交上就TPP對東盟和其他國家的危害加強宣傳，攪黃TPP。其二，研究并實施亞歐大陸發展戰略。從陸路開辟中亞、南亞、中東、東歐、俄國直至西歐的亞歐大陸市場，以中國高端價值鏈為核心，采取“雁陣模式”的方式，帶動這些國家通過參與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化過程獲得迅速發展的機遇。其三，實施這種戰略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通過建立全球價值鏈高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取得成功，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在經濟結構上不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生同構和沖突，從而帶動他們的產業不斷升級。

　　由于講演的時間已到，我只能簡單提一下剩余三部分的要點。第四，實施“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獨立自主新戰略。第三點已經談了對外戰略，那么如何通過內需市場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呢?在這方面，美國是中國最好的老師，特別是美國作為落后國家實現崛起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國借鑒。許多人并不了解美國是在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的條件下，通過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崛起的。在美國崛起時，關稅保護是推動國家崛起的主要手段，但在今天，關稅的作用已經降到第三位了，最重要的手段是金融保護和投資保護。在這里，我借用朱升給朱元璋提出的開邦定國“九言策”來概括中國獨立自主的新戰略。“高筑墻”就是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高筑防火墻，嚴防美元熱錢大量流入,杜絕目前美元通過“劣幣驅逐良幣”破壞人民幣信用的行徑;停止引進并收購外資企業;至少用足WTO允許我國的9.8%關稅，保護民族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及其國內市場;“廣積糧”就是自力更生，突破絕大部分高科技領域的核心技術，建立民族產業高端價值鏈，自給自足，實現國民經濟平衡發展，通過“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經濟崛起;“緩稱王”就是停止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不要過早挑戰美元霸權,在對外宣傳上不要妄言“中國崛起”和“和平崛起”。

　　第五，人民幣貨幣區：替代“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戰略。目前，只有美元才是真正的國際貨幣，歐元和日元實際上都是依附于美元的，通過目前主流經濟學開放資本項目等金融自由化的“人民幣國際化”思路，人民幣至多只能達到歐元和日元的地位，但歐元和日元是以歐盟(德國)和日本制造技術國際領先地位為基礎的，而我國現在并不具有這種實力，因此，主流的思路不僅不能使“人民幣國際化”，反而將釀成嚴重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進一步美元化。

　　高科技和高端產業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基礎，人民幣要成為獨立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就必須以產品和貿易為基礎，以“外圍包圍中心”的貿易戰略為基礎，通過貨幣互換等措施，建立人民幣“貨幣區”作為人民幣的“根據地”，才有可能穩步地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在這方面，“大蕭條”后國際貨幣體系所形成的“戰國時期”值得我國借鑒,當時出現了五大貨幣集團，美元貨幣區為其后來取代英鎊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礎。貨幣集團的形成可能是瓦解美元霸權的必由之路，其中“大蕭條”后德國利用抵償貿易和清算貿易協定的辦法在東南歐和拉丁美洲通過進出口貿易的成倍增長建立德國貨幣區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這類似今天的貨幣互換，但又不同于今天，它是以貨幣區為基礎的。

　　第六，“安內必先攘外”：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戰略。在這方面，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用開放倒逼改革”的教條主義。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改革思路在破除改革阻力上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物換時移，現在負面作用越來越大。然而，最近一段時間內，這種思路卻變得甚囂塵上，有人竟稱之為“高屋建瓴的戰略部署”。學術界普遍地認為，不當開放是一國收入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國家，它導致了內需不足，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用開放倒逼改革”的思維定式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實際上，過度開放和不對等開放已經造成了我國對發達國家在貿易、技術、金融等方面的依附，在政府機構和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買辦利益集團，阻礙了國內改革的進行。例如:“現在國產藥要想進入三甲醫院非常難，目前三甲醫院的藥品中國產藥占比不足20%，前些年甚至只有5%左右，進口藥、合資藥一統天下，這絕不是國產藥不好的問題，而是這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復雜原因,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所謂各方利益博弈實際上是大大小小的買辦為了一己之利阻止國產藥進入國內三甲醫院。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和買辦利益集團對我國深化改革的巨大阻礙問題，就必須采取“安內必先攘外”的改革開放新戰略，排除國際壟斷資本和我國內部買辦利益集團的相互勾結對改革大業的嚴重干擾，這是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發展新戰略的重要保證。

　　謝謝大家，請批評指正!

　　(將發表于年底的《政治經濟學評論》)

　　原載賈根良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34383f0101b6y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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