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區域、全球和核問題的書寫者

大江健三郎：與核"親如手足"

■題目：大江健三郎：區域、全球和核問題的書寫者

■時間：2011年12月20日

■地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

■主講人：卡倫·索恩伯（Karen Laura Thornber，漢名唐麗園），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副教授、研究生主任。首部著作《運動中的文本帝國：日本文學在中國、韓國以及臺灣的跨文化影響》（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獲約翰·惠特尼霍爾亞洲研究圖書獎（2011年），該書被認為是關于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出類拔萃的英語書籍。索恩伯女士目前從事的研究方向是戰后東亞、南亞、東南亞、中東以及非洲之間的文化流動。

■提要：廣島的記憶、核問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許多日本知識分子耗盡畢生精力直面的問題，對他們而言，這也關系著戰爭的遺留問題。2011年3月福島的核泄漏事件，再次引燃了大江的思緒。本文是一位美國學者對大江幾部作品或演講的分析，或可為我們"理解亞洲"提供一些線索。

◎文/唐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希望"由福島的設備引發的事故可以讓日本人重新聯想起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

2011年3月，日本東北部發生了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僅僅過去兩周時間，一篇題為《歷史重演》的文章便在《紐約客》上刊載出來，作者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他在文章中重申其一貫堅持的主張--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應該"尊重人類的生命"（《紐約客》在線網2011年3月28日）。對于大江而言，人類生命的縮影長時期地體現在"被爆者"，即原子彈受害者的身上。早在大約五十年前發表的《廣島札記》（1965）中，大江就曾有感于廣島幸存者身上體現出來的尊嚴，并對此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寫道：

"在這片土地上，最壞的絕望、無可救藥的瘋狂的種子，在不斷地萌芽滋生。但是，我卻見到了不屈的人們......尤其是那些沒有確切希望的地方，我反而經常聽到一些人堅持正氣、意志堅強的聲音。"（《廣島札記》，翁家慧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原子彈爆炸中的幸存者在《廣島札記》中被贊揚為"未向任何事物屈服的人們"。大江造訪廣島是在這座城市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二十年后，在那里，大江相信自己"找到了思考人類正統性的具體線索"。因而，2011年3月大江《歷史重演》一文的發表屬于意料之中的事。他堅持認為，重建核反應堆是對人類生命的無視，將會成為"對廣島受害者記憶最嚴重的背叛"，希望"由福島的設備引發的事故可以讓日本人重新聯想起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認識到核能帶來的危險，由此徹底地終結核能組織機構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懾效果這些假象"。他斷言，死亡正虎視眈眈地覬覦日本人，迫使他們不得不尊重戰后人道主義理想。

《紐約客》文章的焦點關注的是一種連接，在想象和現實之間，在當代日本人和已經去世的原子彈受害人之間的紐帶，這條紐帶作為敬重人類生命最重要的發動機或能量。大江呼吁國人"認識核能的危險，徹底地終結核能組織機構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懾效果這些假象"。

針對福島災難帶來的嚴重后果，大江自然會提到關于原子彈受害者的記憶。他總結說："透過由三種人群構成的三棱鏡，我們可以窺見日本最近的歷史：一群人死于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一群人暴露在比基尼環礁的氫彈測試（Bikini tests）當中；另一群人則在核設備的事故當中受害。"換句話說，大江長年累月地思考一個問題："日本人"同"核"之間的關系"親"如手足，根據這層關系可以檢驗日本的歷史，從而突出修正"日本人"和"核"之間關系的刻不容緩。

■無論是新作《歷史重演》還是60年代的《廣島札記》，均沒有留以足夠的空間來反思日本人在亞洲的罪行

將"當代"日本人與"死亡的"日本人連接起來從而去激勵前者，讓他們為"未來"謀益處，造福于全球社會，從一定程度上說，這種提法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這么做又存在著很大的風險，至少可以說有失公平，尤其對于中國大陸、臺灣地區、韓國人民以及其他曾受日本虐待的亞洲人民而言，這么做并不公正。

無論是撰寫于日本東北部災難發生后不到20天的《歷史重演》，還是發表于原子彈轟炸二十年后的《廣島札記》，均沒有留以足夠的空間來反思日本人在亞洲犯下的罪行。我們發現，在《廣島札記》中出現一個詞組--"道德主義者的廣島"，大江聲稱原子彈受害者是"道德主義者"，這些人理解與深層道德密切相關的具體詞匯，例如"勇氣、希望、誠實和悲慘的死亡"。因為他們經歷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為殘酷的歲月"，而且此后一直在痛苦的煎熬中持續忍耐著。

聲稱原子彈轟炸和其后的日子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為殘酷的歲月"這樣的語句和其中飽含的情緒，在原子彈余波發生的瞬間姑且可以理解，但在二十年之后依然發出這樣的慨嘆就完全沒有必要了。畢竟，這樣的情緒對于由其他眾多的罪行帶來的人類精神創傷而言是不公平的。這些罪行包括最顯著的大屠殺、奴隸制度、種族滅絕，而最為亞洲人所牢記的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中國人和韓國人的虐待。倘若宣稱一種精神創傷比另外一種更為嚴重，或者表明某個個體的精神創傷是最為嚴重的話，那么這樣的表述方式通常成為一種無效的運用，甚至會轉變成為日本自身的殖民和軍事遺產。

另外，在《廣島札記》第四章"關于人類的威嚴"的開頭，大江談到中國時，中國不是作為日本的受害者形象出現，反倒是由于中國新研制出了原子彈、氫彈一事被推向話題的浪尖。在這一章開頭段落，大江交代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地點位于羅布泊，確切時間是1964年10月16日--這個時間恰逢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時期（1964年10月10日-24日）。大江評論說，中國一夜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在中國進行核試驗的當天，大江家里的電話一直鳴響不停，一干記者試圖打聽他對中國近期發展狀況的看法。只不過，當時的大江的重點仍然集中在廣島上。

相形之下，這一邊，面對著原子彈受害者不斷遭受的痛苦，另一邊，核競賽卻我行我素，可以想象大江當時的心情。考慮到大江在寫作《廣島札記》時個人所遭受的精神痛楚，他的表達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第一次造訪廣島是在1963年的8月，三個月前先天有缺陷的兒子光誕生；將大江帶往廣島的，與其說是他本人對這座城市的興趣，不如說是"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廣闊的視野里去，就會被孩子的苦惱所壓垮。"（《康復的家庭》，鄭民欽譯，南海出版社）大江很長一段時間都把廣島與自己的兒子聯系起來，他在1990年寫出以下文字："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歲生日，我的把以廣島為中心思考社會、世界和人作為自己文學活動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經過了二十七個年頭。"

■大江認為，戰后作家遍尋日本的新方向，這個方向與日本在現代化中所取得的進步背道而馳

1986年9月，在美國杜克大學舉辦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戰"大會上，大江做了一個講座，題目是《日本的雙重身份：一個作家的困境》。他在講座中公開地談到日本對亞洲大陸的侵略。光就這篇文章本身而言，很有意義，然而，大江在廣島問題上使用了相對柔和的辭藻，從表面上看來，他似乎很不情愿地將兩種精神創傷相提并論。

講座一開始，大江便表示對日本文學不贊成。他指出，日本文學"也許正在衰退"，并把自己比作一個"令人失望的小丑"。他解釋說，因為日本人已經不愿意去"接受他們是第三世界成員的事實，也不愿意去發揮相應的作用"。日本人覺得即便他們不是作為一個巨大的非西方地域的巨大群體而存在，他們也不愿意去接受他們是亞洲"成員"這一事實。當然，許多人都會論爭說，日本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一直以來，日本都與美國結盟，并且屬于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

在評述完自己以及日本文學正在走下坡路之后，大江詳細地說明，一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對（它的）同伴亞洲的第三世界民族表現出露骨的不友善，（它）對韓國的霸占和對中國的侵略可以證實這一點。（它）對鄰國的不友善甚至持續到今天"。

日本，大江強調說，在贖罪問題上背信棄義："即使現在，戰爭結束已經四十多年了，我認為我們日本仍然沒有充分地彌補我們'可以'彌補的--無論在經濟上的還是文化上。"修護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在日本人看來似乎不需要優先考慮，他們不斷地傷害中國人的感情，不僅沒有采取特殊的修護行動，日本人更多的表現是不行動、不作為。在處理同韓國的關系上同樣如此。大江觀察認為，日本公然地對韓國不友好；1986年他耳聞目睹日本歧視成百上千在日本居住的韓國人，他批評日本政府支持"壓制在國家內實行民主的渴望"的政體。總結日本對待中國和韓國人的態度，大江表示："日本和日本人背叛了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渴望民主者。我們總是處于第三世界的侵略者的位置上，其實我們自身也是其中的一員。"

大江在杜克講座中也提到原子彈轟炸事件，不但沒有把日本置于受外國力量迫害的位置上，反而描述為日本自作自受。考慮到語境，他認為日本是一個不斷地讓周圍鄰國受到傷害的國家。演講開始不久，大江便評論道："我感到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很危險，這個國家盡管經歷了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但是如今卻被一味地支持美國SDI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星球大戰計劃）的政府所操縱，協助美國在遠東傳播核具有威懾力的神話。"SDI計劃是由羅納德·里根總統在1984年策劃的，旨在促進使用地面和空中武器系統來保護美國免受核導彈的襲擊，自問世之初就備受指責。

美國是所有與核相關問題的罪魁禍首。大江謹慎地指出，通過支持SDI計劃，日本政府協助美國將核威懾的神話推廣至全球。對美國來說，日本人是有價值的同盟者，不僅因為日本國內繁榮的經濟、政府推行民主政策，而且還有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本身具備的意義--深受核害的日本人尚且可以與美國的議程共進退，不在乎自己的國土曾發生過什么，那么其他的國家還會有什么顧慮呢？

在《日本的雙重身份》中，大江認為，有些作家已經認真探究了"如何從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經歷中恢復過來......在他們為了經濟救濟、為了原子彈受害者所進行的反核抗議和斗爭中，我們可以為自己找到一項原則，即日本和日本人應該怎樣在目前的核時代、在目前的亞洲生活"。日本人應該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作為亞洲人的一分子去生活，這是最終的目標。

這里所指的不是幸存者，也不是為了創造新日本而在社會貢獻方面功不可沒的活動家們，他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作家身上。大江專門舉的例子是原子彈受害者原民喜（1905-1951），他在原子彈余波后進行了大量的創作；盡管"原爆文學"經常被排斥于主流文學以外，但是出版商仍然不斷地發行這一類型的選集，不過現在都是由那些從未受過原子彈傷害的人撰寫。

難道大部分戰后作家都能像大江建議的那樣關心日本對亞洲做了些什么嗎？有證據表明：事實不是這樣。誠然，有一部分作家為此努力過，大江相信在這些人當中，或者至少在他們的作品和遺產當中，存在著面向未來的最偉大的希望。大江的講座深刻指出："戰后作家遍尋日本的新方向，這個方向與日本在現代化中所取得的進步背道而馳。"大江將這些作家與戰前的知識分子加以對照，指出戰前的知識分子曾經"認同世界的中心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并把它們作為學習的典范而緊隨其后"。相比之下，戰后的作家們則希望日本正視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是位于中心，而是處在邊緣"。

實際上，大江的看法很難得到確認。戰后的日本作家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用一種整體的眼光去看待沖繩、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這些生活在"邊緣"的模范。一方面，大江觀察到一些日本作家像武田泰淳（1912-1976）、堀田善衛（1918-1998）、野間宏（1915-1991）和大岡信（1931-），他們曾書寫亞洲的經歷，尋找廣島和長崎從原子彈轟炸中走出的康復之路，大江肯定了這些作家的努力；另一方面，大江也肯定了亞洲其他民族地區作家的重要性。截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有相當多的韓國作品被翻譯成了日文，大江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文學。1974年，韓國詩人金芝河（1941-）因為撰寫了嚴厲批判國家軍事獨裁和經濟政策的詩集而被韓國當局判處死刑，大江在一份國際請愿書上簽名，進行抗議。

■與韓國詩人金芝河的會面讓大江感到困惑并反思："為什么我居然遭到了批評？"

1990年，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四年前，大江與金芝河見面，這位15年前曾遭判刑的韓國詩人最終由于民眾的絕食抗議而贏得勝利。他們初次會面是在日本NHK電視臺的特別節目"世界記得廣島嗎？大江健三郎·對話與思索之旅"上。NHK策劃此次節目是為了紀念原子彈轟炸四十五周年。當時金芝河指責大江只專注于日本的原子彈轟炸事件本身。

1995年，當兩位作家在一次會議中再次碰面時，金芝河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我抨擊你，一開始就很激烈，圍繞著你那個'記住廣島'的主題。為什么日本人要選擇那樣的題目呢？為什么他們不談談有三十萬人遇難的南京大屠殺呢？那是象征日本罪行的事件，或者討論韓國'慰安婦'的問題......（為什么他們聲稱）日本把亞洲從西方列強的勢力中解放了出來并予以保護呢？......我認為，提起廣島問題就應該一并提出或者在此之前就應該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論點，來談論日本民族本身的種種罪惡。我發現事實很荒謬，NHK完完全全忽略了以上的要點，而僅僅就廣島問題而談。" （大江健三郎、金芝河：《一個自治主題的長期等待、和平共處》，載《位置》1997年第5期）金芝河回應的是亞洲人更為普遍的情緒。

大江誠懇地接受了對方的指責，他向金芝河保證，關于慰安婦的問題、強迫勞工、強征入伍、日本對東亞的支配等問題的討論都應該取代對廣島的談論："基本上，我認為你指出這些事情的做法是正確的。的確，我無法在韓國向當地人詢問：'請問你還記得廣島嗎？'當然，你記得南京大屠殺，我也沒有忘記。在談論任何事情前，我們都應該先討論慰安婦問題、討論強迫勞動、強征入伍以及日本對亞洲的支配等問題，還有戰后的一系列議題。"

1995年的會議上，大江告訴金芝河，五年前當他們兩個第一次碰面時，大江還在困惑："為什么我居然遭到了批評？"他繼續說："我當時覺得我應該撰寫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問題，而不是廣島。所以，在這后來的五年間，關于亞洲，我思考了很多。"

但是話題從廣島向亞洲的轉變并沒有立刻呈現出來。在1990年11月的論文中，大江寫道："如果我再次被問及如何概括我的思想的話，我會以下面的幾行文字進行回答：描述原子彈襲擊廣島和長崎人民，認為他們的經歷是二十世紀最悲慘的事件這樣的話語，顯然沒有以偏概全、言過其實。"（《十分吻合》，1990，收錄于1995年的散文集《康復的家庭》）大江再次以一種孤高的態度，遷就了這種過分夸張。他似乎再一次忘記了亞洲大陸所遭受的痛苦。而這樣的遺忘僅僅發生在他與金芝河見面的三個月后。

1995年，大江在與金芝河交談時，金芝河痛惜地說道："真是不幸啊，當一位小說家與一位詩人相遇，他們在心靈上不能擁抱彼此，無法交換令人振奮的故事，卻必須談論如此暴力的、悲劇的歷史。"

大江毫不掩飾他對這位韓國作家的欽佩之情，他回憶："當我獲得諾貝爾獎，被詢問誰是我最想感謝的人時，我說，我繼承了日本戰后一些作家像大岡升平和安部公房的工作。我也說到金芝河，他五年前的評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在曖昧的日本》)

大江與大岡升平和安部公房的關系，至少在大江的描述中，是相對疏遠的，是被動的--他只是簡單地回答了一句"繼承了他們的工作"而已。與金芝河的關系是緊密的，也更為積極--韓國作家親自真正地以實際行動反對他，改變著他的思考。雖然這里的談論本身與金芝河文學作品關系不大，但是大江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日本作家們留下了一份強大的文學遺產，他們的韓國同行更多的價值在于他們直言不諱的批評。

在兩位作家1995年的談話當中，大江聲稱："我不認為是一位日本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或者說這個獎頒給了日本國。當日本人夸贊我時，的確感覺不錯，不過，我認為我不是作為一名日本作家而接受獎項，而是作為一名亞洲的作家。如果你接受了它，那么我很高興你把它作為亞洲作家而予以接受。另外，如果一位中國作家，比如說莫言或者鄭義得到這個獎，我也會感到歡欣鼓舞。"在隨后撰寫的文章中，大江越發直率地表達心中所想。舉個例子，2001年莫言的作品《師傅越來越幽默》的英譯本封面上，赫然印著大江對這位中國同行大力支持的文字："如果讓我推薦一位諾貝爾榮譽獲得者的話，我選莫言。"

大江在諾貝爾獎獲獎詞《我在曖昧的日本》中提到廣島時，把它放在了日本人侵略其他亞洲人民的背景之下，他暗示，日本修改憲法的行為將把侵略行為擴展至世界范圍各個社會當中，無異于背叛那些受害的個體以及亞洲大陸人民。他把兩個群體一并提了出來。

無論是《紐約客》的文章《歷史重演》（2011），還是《廣島札記》（1965），抑或是在杜克大學舉辦的講座《日本的雙重身份》（1986），大江都公然地揭露了日本人在亞洲犯下的罪行。廣島的記憶不是為了證明一種精神創傷比另外一種更為嚴重，而是大江和其他作家耗盡畢生精力直面的問題，即范圍更為寬廣的亞洲戰爭的遺留問題。不僅需要有為民族、為地區贏得未來的構想，而且要考慮到整個世界，因為它們已經緊緊地纏繞在一起了。

大江建議，如果日本真的要成為或重新成為亞洲一員的話，那么日本的知識分子需要通過熟悉韓國同行，熟悉中國以及亞洲大陸其他國家同行的作品，并以此樹立榜樣。今時今日，亞洲大陸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會再遭到忽視，也不再是日本人和其他發號施令者強加意志、加重苦難的地方。事實上，亞洲完全可以進行正確地自我評價，尤其是對當代的文化產品業已具備了足夠的鑒賞能力。

作為日本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大江不希望看到日本獨善其身，并將自身作為一名受害者而顧影自憐。不過，他也表露出，在個人小環境中去縱觀全球以及在全球大環境中去關注個人是何等的艱難。

"當然，你記得南京大屠殺，我也沒有忘記。"--上圖為大江健三郎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