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春生：從新自由主義學說看俄羅斯“休克療法”政策的失敗及其原因

從新自由主義學說看俄羅斯“休克療法”政策的失敗及其原因

田春生

本文連載于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4年第14-15期

提要：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理論依據的“休克療法”政策，是俄羅斯以及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前10年所實施的經濟社會政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俄羅斯等主要國家的社會制度轉型的實踐表明，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理論依據的“休克療法”政策,不僅沒有獲得最初所預期的績效；而且，這一轉型的政策，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質疑與批駁。本文試圖從新自由主義學說及其轉型績效的視角，結合俄羅斯的轉型實績及其政策結果，給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來，對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社會轉型的失敗，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一個事實，是實證性的記錄（empirical record）。這些國家在20世紀末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歷表明，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的轉型政策和做法，在這些國家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良好績效，而且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在俄羅斯，前10年轉型的失敗，主要表現為整個社會和經濟的深刻危機。對于這些國家在轉型期所表現出的經濟社會危機，現在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探討，國際上關注和研究轉型問題的資深學者、經濟學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討其原因。

本文試圖從“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論淵源—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視角，對俄羅斯前10年的經濟轉型做些分析與評述。

一．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俄推行的結果：經濟社會的“休克”與危機

迄今為止，國際上眾多學者對俄羅斯等國經濟社會的轉型，進行了實證性的分析和研究。結果表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共識”及其轉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導致俄羅斯經濟社會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陷入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大危機，其經濟大幅下滑與陷入深刻衰退。從俄羅斯國家的經濟增長方面看，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強，而在10年后卻僅為中國GDP的1/3。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出臺的“休克療法”式的制度轉型，不僅摧毀了前蘇聯原有的經濟基礎；而且使俄形成一種扭曲而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這種扭曲的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所表現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奪性。以掠奪方式獲得資產，是俄羅斯當今國有資產和財富再分配過程的實質，也是俄羅斯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中的一個典型特性。之所以稱為“掠奪”，就在于這一過程不是通過比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機和犯罪等手段實現的資本積累。俄羅斯前10年的轉軌過程，基本上處于既無政府干預又無市場制度的混亂進程，這就使得非法掠奪成為可能。同時，當時俄激進民主派政府對于混亂無序的野蠻市場經濟束手無策，這使得俄經濟犯罪、黑手黨、行政腐敗、利益集團等，通過各種非法的和非正當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國家資產，國家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黨和非法組織所控制。根據俄羅斯內務部1995年的一個數字，當時受犯罪集團控制的企業有4萬家，包括400家銀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約1500家國有企業。

(2)強制性。也被稱為“親權性”，即私有者資產積累的過程與權力或者政權的親和。俄羅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羅斯人”在致富的過程中，無一地具有這一特點。其表現形式被歸納為：俄羅斯首富進入政權、各工業-金融集團的代表人物躋身議會和控制媒體、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議會選舉等。在俄羅斯社會，這種由暴富者與權利階層所推進的改革，它是由少數人依靠政權力量強制推行的結果，并不代表廣大群眾的愿望與要求，支持和認同這種經濟政策、方針、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權的極少數人和利益階層。因而，俄羅斯激進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廣大民眾、社會輿論、中小企業界與一些政黨的反對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頭”（oligarch）經濟，也稱“壟斷性”。隨著俄羅斯快速私有化進程，俄羅斯形成了各種官僚壟斷集團。這個巨富的群體，被稱為“新資產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則被視為“寡頭”，鑒于這一群體與“官僚集團”的合流，又被稱作“強力階級或強力集團”。伴隨著這種官僚壟斷集團的出現，俄羅斯經濟中的壟斷集團一方面與權勢勾結；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資本壟斷的特征也很明顯，私人資本控制了俄羅斯經濟中的高利潤產業，如石油、天然氣、電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屬等行業。其中，一個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羅斯人”，他們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團所構成的擁有來自權力財產的群體所構成。少數寡頭們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機發家的同時，經濟權力乃至政治勢力急劇膨脹，不少寡頭在投機和暴富的過程中，將巨額利潤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國外。俄羅斯社會轉型期這種利益分割的極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數民眾普遍貧困化。

(4)政治性。俄羅斯推行的轉軌政策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它的政治動機是盡快和徹底摧毀舊體制及其公有制經濟基礎。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經濟績效則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理論邏輯：只有廢除公有制和通過實現私有化，才能夠摧毀舊的共產主義制度基礎。俄大規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這與新自由主義思想相吻合，因為在西方，新自由主義不僅被視為一種“右翼”理論，而且也被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俄羅斯在轉型中形成的這種扭曲而畸形的經濟社會形態，在一些學者看來，乃是“由于建立市場經濟不是循著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團的利益壓力”的原因。換言之，俄羅斯市場經濟的建立，是沿著犯罪集團的利益方向進行的。在大多數民眾的眼里，造成這種扭曲變形的人員，主要是三種人：一種是“不文明的商人”，他們缺乏商業道德；一種是官員集團，他們貪污成性；一種是犯罪團伙，他們殘忍并貪權。這些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廣大民眾對于改革的態度。因此，在俄羅斯的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社會狀況的不滿與各個階層的沖突始終貫穿。按照俄羅斯的統計，人們對俄社會轉型過程的不滿主要是：對轉型后的社會動亂與生活倒退不滿、對私有化后的暴富現象和社會不公不滿、對改革政策與通貨膨脹不滿，等等。這種不滿逐漸體現在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沖突上面，由于俄羅斯普遍存在的強烈不滿情緒，各種社會矛盾的積聚與爆發，最終導致了2003年12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中激進黨派的落選。

二．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指導的轉軌政策：“休克療法”

俄羅斯以新自由主義為依據的激進經濟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經濟社會深刻危機、經濟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鑒于此，現在國際上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華盛頓共識”和所謂三位一體（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的轉型，對于一個成功的轉型來說，它是引人誤入歧途的藥方。

俄羅斯前10年經濟社會轉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華盛頓共識”為導向的“休克療法”的經濟政策。在蘇聯解體后，獨立的俄羅斯開始強制而快速地推進經濟轉軌過程。1992年初，俄激進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體（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的“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政策。作為指導俄羅斯經濟轉軌政策工具組合的“休克療法”，它不僅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政策，特別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療法”的一般內容中，加進了制度轉型的一些重要內容。例如，在大多數轉軌國家中，“轉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為首要目的的過程，它伴隨著一個國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轉變，首先包括要實現多黨民主政體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現代貨幣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成為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基本經濟政策。按照美國學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華盛頓共識”的教條是“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廣泛自由化”。在俄羅斯，以“華盛頓共識”復制的這一經濟政策的內容大體包括：第一，市場和內外貿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價格監督”，“盡快轉向開放的、非集中的監督和貨幣體系”。俄自1992年1月開始，全面而急劇放開商品、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作用被大大縮減；第二，國有企業的全盤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歸結為包括幾乎全部企業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廣泛的有產者和企業家階層；第三，宏觀經濟穩定化，減少財政赤字，嚴格限制貸款和貨幣發行，將穩定盧布、控制通貨膨脹作為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生產發展、產業調整、結構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讓位于貨幣緊縮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盤西化”也被認為是俄國轉型的一個核心方面，其實質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賴西方的援助。即：俄國必須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場經濟特別是美國模式，向外國首先是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國內市場，盡可能多地爭取西方國家的投資和貸款。這些，則是葉利欽時代俄激進民主派自蓋達爾政府提出、此后歷屆政府實際推行的俄社會經濟轉軌政策和戰略的主導思想。

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起始階段，俄羅斯政府和學界圍繞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在政策和理論方面發生了激烈的論爭。當時，俄羅斯國內主要存在著兩大不同的派別和主張。一派是以葉利欽為首的政府派，即激進民主派，這是當時俄羅斯的主流派別。他們的基本思想和主張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與貨幣主義理論來指導俄羅斯轉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的作用；在轉型政策與方法上，實行激進的一步到位式的經濟轉軌，并宣稱：俄羅斯能夠在若干個月內實現市場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這就是俄羅斯已被付之實施的“華盛頓共識”，也即“休克療法”的轉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蓋達爾、丘拜斯、費奧多羅夫等人。另一派是以俄羅斯科學院為首的，由一些著名學者所組成的“學院派”，即與葉利欽政府和激進民主派相對立的主張和派別。他們贊成并主張俄羅斯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但認為應該采取讓政府參與宏觀經濟管理的漸進改革方式，主張俄羅斯的轉型應該符合俄羅斯的國情，走“特殊的俄羅斯式的轉軌道路”，這些學者中包括俄著名經濟學家阿巴爾金等人。這一派的觀點和主張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羅斯，這一派的看法始終不占主流，而是被邊緣化。

面對不斷加深的俄羅斯經濟社會危機，俄羅斯政府和學者們不斷地在反思轉型政策。前一派對此的解釋是，認為激進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徹底和全面的實行；后者則提出，俄羅斯自1992年以來所出現的經濟社會危機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結果。總之，雖然這兩派對于轉軌政策的主張不同，但是都將俄羅斯的轉軌績效不佳與其所推行的政策——“休克療法”相聯，“激進民主派”將轉型績效的不佳與失敗，歸咎于“休克療法”政策執行的不夠徹底；而在“學院派”看來，問題恰恰在于俄羅斯執行了“休克療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療法”政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強制推行及其惡果，使得堅持和反對這種經濟轉軌政策的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爭的較量和各派政治勢力對抗的焦點。

三．“華盛頓共識”旁及的理論：西方經濟學說的負面作用

“華盛頓共識”和激進轉軌的“休克療法”政策的得與失、利與弊、激進與漸進孰優孰劣等，一直是國際學界和俄羅斯精英們爭議的焦點。實際上，它是關于轉型國家如何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路徑、道路以及所采取的過渡模式的論爭。根據“華盛頓共識”和激進民主派執政黨當時的構想，俄羅斯只要得以實現上述的經濟轉軌政策，市場就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就能夠實現增長。雖然當時反對“休克療法”政策的一些學者們提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多種可替代方案，但它們均以“反對改革”的聲音而被忽視。從表面看，轉軌政策和路徑是俄羅斯和國際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而實質上，這里涉及到了經濟過渡政策的理論依據，也就是說，俄羅斯等國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經濟學說的影響和誤導。

第一， 轉型政策工具的基礎理論來源。

今天看，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大規模制度變遷的路徑，基本上是抄襲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一些理論學說。這樣的轉型被認為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國際一些著名學者提出，“國際金融機構一直在推動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既是一種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別提發展中國家”。

國際著名的轉型經濟學學者熱若爾.羅蘭對此指出，當時俄羅斯等國轉型的許多政策直接來源于（西方）基礎教科書經濟學。“華盛頓共識”認為，轉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價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觀經濟穩定化。“華”的支持者認為，“一旦轉型引進市場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獲，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轉型應該是大爆炸式的，激進的，休克式的”。正是這樣的理論認識，在當時成為一些轉型國家執政黨的主導思想。在這一理論導向下，俄羅斯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葉利欽和蓋達爾等人就荒謬地認為，一旦俄推行經濟和市場自由化，為經濟提供充分競爭的條件，俄經濟就能走出危機。還有一種觀點在當時也很流行，即強調從體制間各元素互補的重要性而導出“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的路徑”，即指要全面的各個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時進行改革。但是，俄社會當時尚存的計劃經濟的體制“遺產”表明，俄羅斯缺乏市場交易的制度基礎及其市場經濟所必循的規則。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和市場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轉型國家，當時的情況只是一個“發展中的市場”。一些人對自由市場經濟作用的誤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職能，這是俄國出現長久的社會失控、經濟衰退和深度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多數人生活極度貧困、市場秩序嚴重混亂等狀況的重要原因。

第二，全面自由化與現代貨幣主義的理論聯系。

在俄羅斯等轉型經濟中，迅速而廣泛的經濟自由化基于西方經濟學說中的現代貨幣主義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一個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反映產量、價格和就業等的變化，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等，都可以通過對貨幣供應的管理進行調節。因此，在俄羅斯等國，當時執政的民主派政府則主張通過對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或緊縮調節經濟，以此替代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由這一理論所導出的自由化經濟政策，在俄羅斯，國家一方面全面放開了商品、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實踐中，俄政府不得不實行緊縮財政和貨幣的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和貨幣發行。但是，由于俄羅斯社會當時普遍存在的是一種供給短缺型的通貨膨脹，國家壟斷仍然嚴重和非貨幣交易的盛行，這種長期緊縮貨幣的政策，造成了俄生產難以恢復、企業間的實物交易與拖欠巨額債務等現象。當時俄羅斯經濟的狀況是：貨幣越緊縮，生產越滑坡，貨幣的根基越不穩，通貨膨脹壓力越大。西方學者將俄羅斯過渡時期的這一現象稱為“虛擬經濟”。這導致俄政府在90年代處于嚴重的支付危機和財政危機之中，就其實質看，它是一種“政府危機”。

第三，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

俄羅斯實行快速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理論依據被認為是：私有化能夠向經理們、廠長和職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產權才能夠為他們帶來最強的激勵，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利潤。“華盛頓共識”則強調它的政治意義，即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可以摧毀舊的國家機構，并盡快將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這個問題在轉型經濟研究中被稱為“政治約束條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羅斯私有化方案的設計。按照熱若爾.羅蘭的解釋，當年俄羅斯私有化的設計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施萊弗等人的論述，俄羅斯無償分發國有資產的主要依據不是經濟目的的而是政治考慮，除了已經選擇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當時都將被政治程序所否定。

在具體的實現方式上，薩克斯在1990年曾經要求“以拍賣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沒意識到，當時“除了黑幫成員和黨任命的經理外，有足夠資本購買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寥寥無幾”。因此后來，薩克斯提出采取投資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們擁有企業股份。蓋達爾和丘拜斯等試圖通過這種加速的私有化方式，來形成一個廣泛、強大的有產階級和企業家階層。

今天看，俄羅斯私有化的結果并未能締造出當年所設想的企業家階層及出現私有經濟帶來的高效率。而是：（1）國有資產大量流向官僚壟斷集團和金融工業集團。使私有化能夠大大增加國家預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給俄財政帶來的收入卻少之可憐。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弗·利西奇金，對私有化結果的分析被認為最具權威性。他指出，“有關俄私有化的全部資料能夠證明存在著掠奪俄羅斯、把我國人民變成國際金融寡頭的犯罪事實”。他還透露，俄已經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出售的價格之低廉創世界記錄；據俄聯邦國庫管理局的統計，在1992-1996年的5年間，俄私有化上繳的預算收入合計為8480億盧布，僅占預算收入總額的0.15%。（2）“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時，在許多人看來，一旦市場放開后，私人經濟基礎會自然而然地生長起來。但是，另一種自然而然產生的現象就會出現：腐敗和犯罪對私有生產者的掠奪。私有化所造成的腐敗，無論從政治穩定還是推進改革的兩個方面，都始終引發人們的擔憂。與私有化的腐敗相關的就是俄羅斯由政府官員中產生的所有者階層。（3）俄羅斯的現實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在國際上和俄國內所受到的指責、批評和抨擊最為強烈。即使信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著名學者雅諾什.科爾奈，在對后社會主義轉軌反思時也承認,“大規模私有化”作為無償分配國有資產和認股權證私有化的同義語，成了斯大林“大規模集體化”的翻版。但是，俄國領導人往往用世界銀行的要求，壓制人們對私有化的批評。

第四，“西向化”思想的產生與現實矛盾。

在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俄羅斯等國試圖實現向全球市場開放的經濟制度。一方面，西方堅持建議俄羅斯采納其民主制度和觀念；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改革者如蓋達爾等人，迷戀并且不顧俄國的現實照搬自由主義思想。薩克斯堅持認為，轉型國家“經濟變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西方國家在傳授其理論、學說和觀念的過程中，一方面將其價值觀傳授給俄羅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轉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論和學說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場經濟而言，鑒于俄的體制遺產、文化傳統、制度基礎等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有天壤之別，包括許多條文與規則也是這樣。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資本主義制度簡單照搬的制度捷徑”。

特別是，俄羅斯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制度變遷，被簡單化為僅從形式上參用西方的法律、條文和規則。例如，俄在轉軌初期從西方借鑒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個法規，后來都被證明與俄國情差異較大，“俄羅斯照抄了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許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卻不能實施這些法律”，所以后來在普京時代, 轉軌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條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訂。

四．基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傳播的渠道：政策制定與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羅斯，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指導的“休克療法”轉軌政策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得到推行和傳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錯誤“休克療法”的改革政策。在葉利欽時代，激進民主派政府是俄羅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推行人。當時的葉利欽政府之所以能夠接受這樣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羅斯市場改革幾經失敗，俄政府自認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政策、策略與理論指導，因此積極尋找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模式的經驗。西方的顧問們和國際經濟組織出于其多方面的考慮，將“休克療法”這一政策推薦給俄羅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羅斯等大多數轉型國家中，盡管人們都承認，建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是轉型的總體目標，但是，如前所述，對于以什么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俄羅斯國內以及國際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議和截然不同的觀點。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市場原教旨主義”方面，采取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是這些國家大多數執政者當時的主導思想。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和一些國際著名學者的支持。在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的政府中，俄羅斯前總理蓋達爾，波蘭前副總理巴爾采羅維奇，捷克前總理克勞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義學說的追隨者和推行者。在過去的10多年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解體、中東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迅速傳播到一些轉型國家。“休克療法”作為激進轉軌的重要政策工具組合，新自由主義又作為“休克療法”的理論支柱，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主流觀點而被一些的國家政府用于市場經濟的轉型實踐。所以，新自由主義學說及其政策，被廣泛運用于指導俄羅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且曾對轉型過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在俄羅斯，一方面，當時，“休”式的激進轉軌政策，與俄激進民主派政府當政者葉利欽、丘拜斯和蓋達爾等人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的激進主張相吻合，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俄羅斯和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大多數轉型國家,對于西方市場經濟也普遍存在著一種幻想，認為一旦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進入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俄羅斯，迫于當時國內的經濟惡化、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壓力，西方國家趁機對俄既拉（給以經濟援助）又壓（迫使接受西方價值觀）。這使得俄能夠順從西方國家倡導的轉軌政策，采納并推行“休克療法”，以通過這些措施快速完成經濟轉軌。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工具，就成為俄國等轉型國家經濟轉軌的一種載體而能夠迅速傳播。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那樣毫不妥協。

在國際上，早在20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學說就逐漸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論界中占居明顯的優勢地位，而且被作為西方一些國家的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張和傳播，是影響俄羅斯等國轉軌政策的外部因素。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一定程度上說，都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向全球擴張的一種結果。早在1990年華盛頓的一次會議上，美國學者約翰.威廉姆遜在就會議討論內容進行總結時指出，在拉美國家所實施的10項政策工具在本會議上已達成共識。這乃是“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政策的雛形和標志性事件。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憑其能夠提供貸款與推進結構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羅斯東歐等國家積極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政策。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出臺，新自由主義學說迅速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蔓延，由于人們“對于自由放任主義存在的普遍性信仰”，這一理論以及政策迅速成為這些國家制度轉型與改革的政策和理論依據。亞當·斯密所開創的這種經典自由主義，原本是西方現代化社會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紀末卻被置換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也就是說，“華盛頓共識”已然成為現代自由主義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化’）、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美國學者羅伯特.W.邁克杰尼斯則對“華盛頓共識”的本質內涵，給出了如下簡明概括：“華盛頓共識”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此曾經指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華盛頓共識”，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經驗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國家從來沒有在“華盛頓共識”中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它卻能夠在90年代捷克和俄羅斯等國家被推行。在轉型國家中，俄羅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轉型政策的代表性國家。曾經被稱為捷克轉型的設計師和新自由主義代言人、捷克前總理克勞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實施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的經濟轉軌政策。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實現，其中一個主導論點是，為使私有制企業促進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繁榮，一旦給企業和公司以真實的價格信號，就能夠創造穩定的經濟環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經濟增長的軌道，實現薩克斯所言的“能夠建立在本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增長”。捷克前總理克勞斯制定的轉型政策以及實施，在當時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計劃的轟動性的勝利。隨后，在大多數轉型國家劇變后，也都紛紛倡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式的轉型，主張采取激進的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轉軌戰略與政策。在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制定者與推行者，政府所實行的失誤的政策，對于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十分沉重的影響。由此可見，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政府執行什么樣的經濟社會政策，對于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至關重要。

五．“后共識” 替代“華盛頓共識”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由于轉型國家在第一個10年的實踐、以及一些國家轉型的失誤甚至失敗，所以國際上對于“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效果進行批評性探討，成為21世紀初轉型經濟研究的一個趨勢性動態。國際學界對于實現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及其最佳方式的研討，再次引發對于這個問題的關注與爭論。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際上和俄羅斯的學者，都在反思來自轉型10年的教訓、特別是對俄羅斯前10年的經濟轉軌進行經驗的總結。美國和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的大多數國際學者普遍認為，俄羅斯前10年經濟轉軌的政策是失敗的。在他們的分析看來，導致俄前10年轉軌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從西方“引進的”、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淵源的激進轉軌政策。

“后華盛頓共識”的問世。最先抨擊“華盛頓共識”弊端的是美國學者，曾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他對俄羅斯和其他轉軌國家的重大戰略和政策問題進行了重估，對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及其對轉型國家的誤導進行了批評，也對包括“華盛頓共識”在內的“標準的西方建議”的簡單經濟自由主義提出了質疑[1]。在他看來，這些失敗的更深層原因，是對市場經濟基本概念、以及對機構改革進程最基本情況的誤解。國際著名學者熱若爾.羅蘭指出，“俄羅斯的經驗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華盛頓共識’缺點的證明”。由于“華盛頓共識”的不佳影響與后果，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對于轉型問題進行了新的立論，它被稱為“后華盛頓共識”而得到響應。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來自當年“休克療法”政策設計者和推行者的辯解。前述曾經主張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些人，對于“華盛頓共識”政策失敗的解釋包括以下幾點：1，認為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休克療法”政策，沒有能夠得以充分實施，在價格和貿易自由化政策方面實現的不夠完全；2，精英們的腐敗行為使得政策沒有得到完全貫徹。例如，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一些觀察員們都認為，前蘇東國家前10年轉型失敗并非由于“壞的政策”，而是由于任用親信的結果；對此反駁的觀點認為，用腐敗來修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是不恰當的，因為腐敗恰恰是這一政策的產物。3，針對大量批評者關于政府管理能力被削弱的現實，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者辯解說，這些轉型國家缺乏國家對基礎制度的支持，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缺少市場經濟的制度支持。

總體看，國際學術界對于來自俄羅斯等國轉型看法的共識多于分歧。這里，“共識”可以概括為：“超越華盛頓共識”和不斷形成的“后共識”。它們的基本要點是：

1，超越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是重新思考和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在轉型中的作用問題，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現在，由于中國轉型的成功和俄羅斯前10年轉型的失敗、俄羅斯等國家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以及增長的滯后性等問題，促使各國和經濟學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轉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針對前些年新自由主義學說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的觀點，以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為首的一批學者提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充分和競爭的不完全性，市場失靈是一種常態，所以，國家干預必然會存在。

“轉型可以被看作是對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完美合作的持續的尋求(其實永無止境)”。而且，對一個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的市場經濟來說，政府干預的問題不在于干預的多還是少，而在于干預是否得當。

2，提出市場經濟的制度支撐（institution underpinning）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轉型結果所帶來的教訓之一是，如果一個國家缺乏以適宜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這個國家則不可能產生成功的結果。俄羅斯等國轉型的難點在于，如何在不產生過多經濟社會混亂的前提下，平穩地實現制度變遷。更為復雜的是，由于在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和意想不到的變化，因此必須保持人們對轉型的政治支持。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恰恰與制度變遷的這種不確定性發生悖論，從而使社會動蕩難以避免。俄羅斯等轉型國家大規模制度變遷及其變革特點，不僅強化人們對完善“轉型制度”、對政治經濟相互作用如何促進制度轉型、對構建通向更為成功的制度的思考，而且引發了西方學界對于資本主義各種組織結構與制度的互動互補的興趣，以及對比較經濟學的新探索。

3，充分肯定漸進-制度（或稱演進制度）觀點。國際上一些學者批評“華盛頓共識”的錯誤政策，認為正是這一政策，導致俄羅斯等國一些領域的重大意外，例如產出的大幅度下降、國有資產被侵吞、利益集團的強大、黑手黨和普遍的犯罪等等。一個得到多數學者肯定的觀點強調，“休克療法”式的私有化不是經濟轉軌的充分和必要條件，激進的休克療法政策和大規模快速私有化方式，只能造成過渡時期經濟控制的制度真空，經濟大幅度衰退。這一點，正是前蘇聯和中東歐市場化轉軌起步時的最大政策失誤。波蘭前第一副總理和財政部長、著名學者格.科勒德克指出，“波蘭的成功來自于拋棄了休克療法，而非相反。毫無疑問，‘休克療法’這一政策失敗了，而且，依據‘休克療法’方式進行的思維與行動，導致了生產的大幅滑坡，‘休克療法’應當對如此悲慘的后果承擔責任。”為了說明和對比“華盛頓共識”的缺陷及其所產生的后果，美國和國際上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證并肯定了中國被稱為的“循序漸進開展的漸進-制度觀”的改革路徑。

這些看法應該視為與“華盛頓共識”所不同的“新共識”。認識國際學界對轉型的“新共識”的意義在于，它表明：國際學界和更多的人對于以新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的“轉型”及其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來自于實踐的理論認識，為今后各國的轉型提出可以汲取的經驗與教訓。

小結

這里還應看到，俄羅斯前10年轉型的失敗，是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與制約的結局。其中，來自葉利欽個人因素及政府頻繁易人、各種政治勢力的較量與干擾所導致的政局動蕩等，也是造成俄羅斯經濟轉軌失敗、經濟蕭條和長期停滯的要因。自從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逐漸擺脫葉利欽時代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政策，開始探索建立市場制度與加快經濟增長的新途徑。俄羅斯前期轉型的實踐，使普京政府認識到特別重要的二點：第一，在宏觀經濟方面必須加強政府力量，盡管這一“堅定信念使他與‘華盛頓共識’發生了矛盾，但是在最近的五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已經認識到政府能力建設的必要性”；第二，“為了讓微觀經濟高效率地運行，他要通過改善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環境，來解決微觀經濟中一些長期性問題”。俄羅斯轉型的實踐證明，創建市場經濟制度比當年所想象的要艱巨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因此，普京政府轉而實施務實而有效的經濟政策。

與俄羅斯經濟社會轉型的前10年相比，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在國際上獲得了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因此，我們應該汲取俄羅斯等國在轉型政策及其失誤、甚至導致轉型前10年的失敗的教訓，對于“新自由主義”及其負面影響應該予以警惕，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與發展道路。

注釋：

1.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位于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和經濟學精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共同制定的、旨在克服一些拉美國家80年代危機的一整套政策建議，它提出包括創造蓬勃發展的私營部門、做出經濟結構調整、出售國有企業、削減社會福利等項措施。在1990年初，“華盛頓共識”曾經頗受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以及美國少數經濟學家的推崇。

2 熱若爾.羅蘭指出， “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強烈支持的一些政策，導致若干領域出現了重大的意外和沒有得到預期到的結果，自由化之后的產量下降就是這種情況。這是出乎意料的；另一個意外結果是俄羅斯和捷克共和國的大規模私有化之后的資產被侵吞。在壞的一方面，還有黑手黨的發展，以及隱形經濟規模的巨大增加，以及大型企業對納稅的抵制。”這說明，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來自華盛頓共識的政策， 乃是導致一些國家 產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3“新俄羅斯人”這一概念產生之處，曾將其等同于新階級和與“ 舊人”相區別的新型的人，并將其描述為新經濟關系的代表，但是這一看法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反對。參見李景陽：《基本經濟制度轉變中的社會沖突》第75-76頁。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

4參見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異議》（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2002,

以及《美國展望》雜志。

5熱若爾.羅蘭現就任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力教授，國際著名的轉型與經濟學問題專家。見《轉型與經濟學：政治、市場與企業》一文，他在文章中談到“華盛頓共識”與轉型經濟的看法。《比較》雜志2003年第3期。

6虛擬經濟（Virtual Economy）與市場經濟中的實物經濟（Real Economy）相對應， 西方學界對于俄羅斯過渡時期所出現的虛擬經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7見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第39頁，《比較》雜志2003年第3期。

8 [俄]弗· 利西奇金：《“私有化證券”療法》，見俄羅斯《論壇報》1998年10月5日。

9 Janas Kornai,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Lessons drawn, New Issues Discussed During World Bank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Group, ABCDE, Apr 18-20,

2000. 科爾奈在其著作《邁向自由市場經濟之路》一書中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主張采取激進的、強制性制度變遷。http://www.worldbank.org/transitionnewsletter/marapr00/pgs3-5.htm

10 [英]彼得. 高恩：《華盛頓的全球賭博》第26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關于爭論的論述參見Gerard Roland, “轉型與經濟學：政治、市場與企業》，MIT，2000；關于相反的觀概述參見Marek Dabrowski, Stanislaw Gomulka:“改革向何處去—對斯蒂格利茨的批判”（CASE WorkingPaper,2000）華沙：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世界經濟展望》2000年10月：《聚焦轉型經濟》，中國金融出版社，第76頁。

13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在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它與現代國家干預學說的地位此消彼長。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經濟自由主義曾占據主流地位；自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起，國家干預學說即凱恩斯主義占據主流地位，到20世紀70-80年代，由于資本主義出現普遍的滯漲和經濟危機，經濟自由主義再次形成為一種主流派別，其理論與政策與古典自由主義大同小異，故稱“新自由主義”。

14 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舉行了一個關于80年代以來在一些拉美國家所實施的經濟改革與結構調整的會議，該所前任所長約翰. 威廉姆遜總結和歸納了拉美國家所應采納的10個方面的措施。見John Williamson,“ What Should The Wou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5, no.2, (August 2000). PP 251-264 。

15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論10年轉軌》，選自美國《新聞周刊》1999.12原刊，中經網。他最先于1998年在世界經濟發展年會上（赫爾辛基）以及1999年世界銀行年會上（華盛頓）提出，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模式不適用于轉型經濟，因為轉型過程與實踐要比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新自由主義更加復雜；他還認為，俄羅斯忽視了許多成功地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要條件，如：政治體制狀況與國家調節；傳統、心理、文化與社會道德；“組織和信息資本”；競爭環境的建立；政府對銀行和貨幣系統的監督等。

16 [英]卡瑟琳. 丹克斯：《轉型中的俄羅斯政治與社會》第261頁。華夏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本文連載于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4年第14-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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