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當代經濟研究》2015年第2期
一、前言
2012年在我與李千合著的《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中，從四個方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進行過分析。今天看來，仍有進一步肅清其影響之必要。故再撰一文，就教大家。
2007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像瘟疫一樣迅速傳遍全球，釀成近百年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把人類推進了災難的深淵。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學術界對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多數論者認為，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是此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面對危機帶來的惡果，近幾年來，國際學術界、理論界甚至政界、勞苦大眾紛紛發聲，批判、痛斥新自由主義理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西方學界、思想理論界已經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過鼠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至今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理論界、特別是經濟學界乃至政界卻仍然頗有市場。比如，據“人民論壇”調查問卷中心發布：2013年在承繼2010～2012前三屆年度對我國思想理論界影響最大的十大思潮監測評價(從關注度、活躍度與影響力三個主要指標)的結果顯示，新自由主義不僅連續四年位列值得關注的十大思潮的前五位，而且超越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西方憲政思潮、民粹主義等的影響，位居首位!2013年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剛一閉幕，國內外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便紛紛粉墨登場，對三中全會的《決定》進行所謂“解讀”，說什么《決定》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就是主張“市場說了算”，就意味著“大型國有企業的權力壟斷要打破”，是要建立一個“消除了壟斷和行政干預的市場”。這一“解讀”“符合私有資本和西方投資人利益”。近一年多以來，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或者只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講“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或者借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只主張外國資本、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不提倡國有資本進入私營企業。不提壯大國有企業、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實際上是企圖削弱國有經濟，搞垮國有經濟。這明顯是在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用科斯的以私有產權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那一套曲解三中全會的《決定》，誤導我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因此，我們必須對新自由主義可能的干擾繼續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須進一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和清算，以徹底揭露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這是當前我國思想理論戰線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新自由主義諸學派的主要觀點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學派林立、學術見解龐雜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20世紀20、30年代那種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下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界滋生出的一個怪胎。所謂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首先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資本主義加速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主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運作近一個半世紀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不適應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20世紀30年代初爆發的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表明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理論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在30年代大蕭條前夕及大蕭條期間，多多少少從《資本論》汲取營養的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就業、投資、貨幣等論著，并于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開始了針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逐步取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成為主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其次是，蘇聯的以公有制為基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蓬勃發展，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樣，就從左、右兩個方面對主張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形成夾擊之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捍衛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繼發表了《價格與生產》、《儲蓄的“悖論”》等文章，對主張在經濟危機期間，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加大社會投入，増加就業，提振社會有效需求，以刺激資本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進行批判，絕望地為以自由競爭、自主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辯護。同時，他還伙同他的老師、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馮·米塞斯，挑起了同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關于經濟計算問題的論戰，借這場論戰批判以公有制為基礎，以保持政府宏觀調控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很明顯，哈耶克、米塞斯等的見解是逆歷史潮流的，也正因如此，當時，哈耶克把斯密的那一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原則推向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見解在政界甚至在理論學術界均遭遇冷遇，迫使哈耶克及米塞斯等新自由主義的中堅分子蟄伏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學術機構，窺探時機、以求一逞。
在長達數十年的蜇伏期間，哈耶克等主要干了兩件事：其一，潛心完善其極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先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等著作。其二，充分施展其擅長學術小圈子的能耐，糾集一批以復興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為己任的英國、美國等國的學者，成立了朝圣山學社，并在從1947年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哈耶克親自任該學社社長達12年之久，苦心經營這個學社。在這近30年中，朝圣山學社先后在12個國家召開了27次研討會，傳播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推動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壯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隊伍。到20世紀70年代，以哈耶克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盧卡斯、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骨干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隊伍初步形成氣候，并以這些骨干為首，形成了諸多學派，其中，主要的學派有以下四個。
(1)倫敦學派。以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基地的新自由主義倫敦學派，其領軍人物是哈耶克。哈耶克一貫主張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經營，在他看來，任何形式的經濟計劃、國家干預始終與效率無緣;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只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獨立行動的人的手里，才不會有人控制我們的權利，我們才能以個人身份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他認為公有制、社會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主張，即使是貨幣發行權也應給予私人銀行，而不能讓政府壟斷。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是其他新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來源。
(2)現代貨幣學派。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基地的現代貨幣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也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學派。這一學派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以制止通貨膨脹和堅持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為主要政策主張，強調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現代貨幣主義的創始人和領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其自由化主張的經濟理論基礎，是他在1970年發表的《貨幣分析的理論結構》一文中提出的“名義收入貨幣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涵義是，名義國民收入變動主要取決于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因而他認為“貨幣最要緊”。由此出發，他進而主張：在貨幣單一規則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自由放任政策，反對國家干預;否定計劃經濟和任何形式的公有經濟;主張削減國家財政對社會福利的投入等等。弗里德曼是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的狂熱鼓吹者。
(3)新制度經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以經濟組織或制度問題為研究對象，主要強調明晰私人產權，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包括四個方面，即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機制的運行、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也即交易費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規范并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換言之，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么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市場交易成本。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惟一動力;只要企業產權落實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業，因此，私有制企業的經營效率比公有制企業高。這一學派的創始人是英國學者、20世紀60年代移民美國并于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羅納德·科斯。科斯的成名，得益于他的兩篇論文：一篇是《企業的性質》(1937年);另一篇是《社會成本問題》(1960年)。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觀點大多源自這兩篇文章。所以，科斯是狂熱鼓吹私有化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鼻祖。
(4)理性預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羅伯特·盧卡斯。他在《理性預期與經濟計量實踐》、《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經濟周期模型》等論著中，提出了名噪一時的所謂“理性預期假說”。他認為，在個人和企業進行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而所謂“理性預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人是理性的，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關乎自己的投資或就業選擇等切身利益，他一般均會充分調用自己擁有的主觀和客觀的各種信息資源，對經濟前景進行盡可能準確的預測，也即對經濟前景作出預期。由于這種理性預期，他們的決策一般說來是有根據的，而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靈活、及時，所以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準確、靈活，政府的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預期所抵消，成為無效措施，也就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這一觀點對奉行國家干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沉重的打擊，所以也被稱為是“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所在的學派也因此而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這個學派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任何措施都是無效的，要保持經濟穩定，就應該聽任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可見，理性預期學派也是典型的巿場原教旨主義學派。
以上四個學派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學派，其他學派，包括以拉弗、費爾徳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的影響要小一些，僅在美國的影響較大。而上述四個學派不僅在美國、英國，甚至在歐洲、乃至全球都能看到他們主張和鼓吹的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等思想的影響。
三、新自由主義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理論體系
20世紀的50、60年代，是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恢復、發展的“黃金期”。但是，凱恩斯主義也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規律。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低增長或經濟停滯、高通脹、高失業”的所謂“兩高一低”的“經濟滯脹”。在以往，“高通脹”一般出現在經濟復蘇——高漲階段，但此次卻與高失業、經濟停滯并存于危機、停滯階段，這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實體產業資本利潤率下降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新特征。面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致使資本主義經濟在“滯脹”危機中爬行整整十年。
持續的“滯脹”危機，迫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的資本向通過高杠桿操作可能獲得高額利潤的金融領域、資本市場流動，導致金融壟斷資本急劇擴張、膨脹。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美英等國急劇膨脹的金融資本再也不甘于為實體經濟融資、支付等經濟活動服務的“配角”地位，不僅利用實體產業深陷“滯脹”危機、負債累累之困境，通過提供貸款、并購等手段，逐步控制了產業資本，實現了經濟的金融化，而且還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從而推動美英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
金融資本較之實體產業資本更貪婪、更具冒險性。逐步實現了對產業資本乃至國家政治決定權的控制的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再也不滿足于被調控、被監管和國內有限的市場了，力圖擺脫監管而自由流動、自由經營，乃至突破國界，在更廣闊的全球市場上攫取更豐厚的利潤。此時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迫切需要一種理論取代主張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為其全球擴張提供理論支撐!長期蟄伏于學術界的哈耶克，憑藉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把握住了這一機遇：哈耶克及其在英國倫敦學派、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派中的弟子們，利用“滯脹”危機對凱恩斯主義發起猛攻;同時，極力鼓吹他們的將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場原教旨主義”極端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主張。哈耶克一伙的這些動作和極端理論主張，正好迎合了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
1975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女士當選為代表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黨主席。不久，經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安排，撒切爾夫人即同哈耶克會面，此后哈耶克在英國的聲望迅速升溫。1979年，撒切爾當選為保守黨首相后，哈耶克的聲望更是急劇攀升。個中原因，就是兩者間不僅“心有靈犀”，而且相互利用。撒切爾把哈耶克視為導師，她曾經說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法、立法與自由》等著作是“杰作”，“她年輕的時候讀過、后來又‘經常重溫’的‘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最強有力的批判’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她當選保守黨主席后，保守黨內有人向她建言走“中間道路”，避免左和右的極端，她從她的提包內拿出哈耶克的《自由憲章》說：“這本書，才是我們應該信仰的。”她任首相不久，即給哈耶克寫信說：“過去這幾年，我從您那兒學到了很多東西，對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觀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諸實施。”身處首相地位的她在下院說：“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熱情崇拜者。我們這里一些尊貴的議員們應該讀讀他的書。”哈耶克對撒切爾的知遇之恩自然是感激涕零，1975年，他笫一次同撒切爾會面后，感動得不可名狀：他“出乎尋常地陷入沉思……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后充滿激情地說，‘她可真美’。”他不僅為撒切爾提供她急切需要的理論支撐，而且一反常態，跳出幾十年蟄伏的學術研究圈，直接走進了對英國工會、工人階級的戰場，用他自己的話說——“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政治……投入很多精力，幫助撒切爾向工會組織開戰。”——以此報答撒切爾的知遇之恩!1979年，撒切爾上臺伊始，便將實際上是哈耶克為掌門人的新自由主義倫敦學派的理論，冠以“撒切爾主義”的名義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將凱恩斯主義與新的自由主義的混合體——英國工黨和保守黨兩黨于1945年達成的“兩黨共識”——“巴茨克爾主義”扔進了歷史博物館。從此，新自由主義首先在英國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資產階級、主要是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資本主義階段性發展的重要拐點，即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的重要節點。70年代末，代表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黨首腦撒切爾當選首相，用新自由主義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圍繞著向國有企業開刀、向工會開刀推進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大規模推進私有化，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以推行經濟自由化，等等。撒切爾首相在英國的這些所作所為，可以說是時代階段性轉換開始起步的重要標志。
1980年底，美國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在美國總統換屆選舉中，擊敗了代表民主黨利益的在任總統吉米·卡特，成為美國第40屆總統。同撒切爾夫人一樣，里根上臺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拋出了所謂“里根經濟學”。世人皆知，里根在17～21歲期間，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了在尤里卡學院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課程，但直至就任總統前在經濟學上并無任何建樹，在他勝選總統前的69歲生涯中，最叫得響的職業是演藝生涯，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一個里根的“經濟學”?——所謂“里根經濟學”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兩個主要學派，即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主要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理論、以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的大雜燴而已。
里根于198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1989年1月結束第二屆總統任期。差不多整個80年代，在所謂“里根經濟學”——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美國政府推行了不同于撒切爾的以“全面私有化”為中心而是以“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所謂“改革”。具體說，里根的“改革”有以下幾個側重點。
(1)推行經濟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篤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里根迎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極力推動放松金融監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關于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可以混業經營等法案、法規，以取代30年代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制定的《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以及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等一系列金融監管法律法規。同時，他任命堅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主持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所謂金融“創新”，致使金融衍生產品包括大量的有毒債券四處泛濫，金融系統積累越來越大的風險。1999年，美國政府正式廢除1933年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以《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取而代之，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監管的局面。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涌入到金融衍生品業務之中。2004年，又推行投資銀行自我監管，在柜臺交易的次貸相關產品，不僅信息披露不透明，且美證交會或美聯儲既無法律責任也無能力進行監管。這樣，金融機構的高管們和各種各樣的金融巨鱷為獲取高額獎金和巨額利潤，就完全可以以金融創新的名義，用五花八門的有毒金融衍生品在投資市場上坑蒙拐騙。至此，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模式在美國初步確立。
(2)按照供給學派理論，緊縮政府財政預算，削減社會福利等社會投資，降低稅收特別是資本所得邊際稅率，以刺激投資。犧牲勞動者的福利以滿足資本對高額利潤的貪欲。
(3)縮減政府規模，特別是削減政府權力，取消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監管，尤其是對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監管。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通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把現代貨幣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以及供給學派等極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特別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學派推上了美國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寶座，新自由主義步入其極盛時期;不僅如此，在此期間，里根政府緊鑼密鼓，按照這一理論營造了一個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需要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把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送上了主宰美國經濟、左右美國政治的權力巔峰的寶座，從而，也將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轉變的歷史進程向縱深推進了一步。
美國的金融寡頭——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并不滿足于僅僅對美國經濟的主宰，還向全球擴張，想要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人民的財富。1990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布什為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授意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起，召開了一個有關拉美地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經濟調整與改革問題的研討會。會議行將結束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約翰·威廉姆遜拋出了一份包含十條政策主張的所謂會議“共識”，也就是后來被稱為的“華盛頓共識”。
在“華盛頓共識”的十點政策聲明中，除了新自由主義骨干們長期以來鼓吹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內容外，還特別強調各國政府應開放商品市場、金融資本市場，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和監管。其用心十分明顯，就是為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開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國的金融、資本市場乃至整個經濟命脈，當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的霸主。從此，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這“三化”的基礎上，又擴展了“全球一體化，即全球美國化”。“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模式步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由此可見，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開始了按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軍遠征”!
還必須強調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名義將新自由主義推上英美兩國主流經濟學的寶座，絕不僅僅是撒切爾和里根他們的個人喜好，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利益和需要決定的;從另一方面說，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之所以青睞新自由主義，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全球“一體化”即美國化，適應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四、新自由主義是一股禍水
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后，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及其守門人，加快了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的步伐。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立了幾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樣板，如拉美、東亞、俄羅斯以及中東的埃及等等。歷史證明，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及美國當局樹立的這幾個新自由主義“改革”樣板，不僅未能給有關國家人民帶來福址，反而帶來經濟凋零、社會動蕩的慘痛災難。以我國的近鄰東南亞和東北亞為例，1991年由美國國會議員和知名學者組成的一個大型代表團，到東南亞和東亞諸國，鼓動這些國家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忽悠說，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將可創造數以千億計美元的收入。在美國政府的威逼、利誘之下，一些國家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棄金融監管，特別是放棄對國際游資的管控。就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當局縱容、袒護美國的國際金融投機大鱷索羅斯之流乘機在東亞地區各國的金融貨幣市場上瘋狂套匯套利，致使1997年夏爆發東亞金融危機!令人發指的是，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還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先是遲遲不向東亞飽受金融危機之苦的國家提供貸款，繼而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利用貸款脅迫受援國必須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放松金融監管，繼續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實行金融自由化等苛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當局的表演，徹底暴露了此前忽悠亞洲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實行金融“自由化”，意在掠奪亞洲國家并控制亞洲地區金融的丑惡用心!本來，東亞在20世紀70～80年代曾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廣為稱譽的“東亞經濟模式”。90年代初聽從美國的蠱惑，東亞國家先后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實行金融自由化，短短幾年，被廣為贊譽的“東亞模式”很快變為災難型經濟模式，不僅沒有創造數以千億計美元收入，相反，蒙受了幾千億美元的損失，有些重災國家的經濟甚至倒退了10～20年!
美國樹立的其他幾個新自由主義“改革”樣板，沒有一個成功的，其結局都同亞洲諸國一樣——以經濟災難、社會動蕩收場。實踐表明，新自由主義就是禍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會遭災。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在全球推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本意不僅要盤剝本國人民，而且還要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人民的財富。但他們未曾料到，他們制造的禍水，最后也殃及了自己。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是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過渡到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的一種變異的、野蠻的資本主義模式。這種制度模式，不僅沒有緩解馬克思揭示的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進一步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并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從美國近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運作過程中，已逐步顯示出由其內在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六大基本特征：(1)經濟加速金融化。金融資本急劇膨脹，成為經濟乃至政治的主宰。(2)金融虛擬化、泡沫化。在金融資本流動、貨幣循環中通過五花八門的所謂“創新”產品、投機詐騙、高杠桿運作騙取高額回報，將整個美國變成了一個大賭場。(3)金融資本流動、金融運作自由化。由于取消金融流動和金融機構在金融運作中必不可少的監管，使得在金融資本及貨幣循環中憑借欺詐手段“圈錢”而暴富的大大小小金融巨鱷獲得空前“解放”，金融產品大多被毒化，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麥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級金融騙子。(4)實體經濟逐步空心化。隨著美國經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金融衍生產品泡沫化，實體經濟急劇萎縮。至2007年，實體經濟的主體制造業僅占GDP的18%。進入新世紀后，由于先后遭受2001～2006年的經濟衰退、200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兩次打擊，90年代所剩為數不多的表現尚屬差強人意的IT、飛機制造、汽車制造、房地產等產業相繼被重創，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上臺時，除軍工、石油、農業等外，其他實體產業均已凋零了。所以，奧巴馬上臺后，不得不提出“再工業化”。(5)勞動人民貧困化。在所謂“效率優先”實則“資本優先”的政策主導下，一方面降低資本所得“邊際稅率”，另一方面削減社會投資，壓低勞動者工資，加大對普通勞動者的掠奪，勞動百姓日益貧困化，加劇美國社會兩極分化。(6)美國經濟乃至國家運行債務化。民眾靠借貸消費，企業靠借貸經營，政府靠發行債券運行，各種金融機構則利用形形色色的債券即債務再次進行詐騙和榨取。
以上六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決定了美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危機四伏，猶如一座建筑在沙灘上的龐然大廈，時時刻刻都面臨坍塌的危險;它深刻反映了主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極端貪婪性、寄生性、腐朽性;只要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盤踞在美國經濟、政治的塔尖之上，美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這六個方面的基本特征就不會弱化，相反，只會逐步加深、激化。這一切表明，20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并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將全人類拖入了近百年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至社會危機的深淵，其最根本的病源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股禍水，新自由主義模式是一條通向災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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