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分析了新自由主義背后的權力結構，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有助于重建統治階級的階級力量，或者為資產階級形成創造條件。皮克提在《21世紀的資本》中所揭示的全球經濟不平等不斷加深的事實，似乎已經證明了哈維的這一結論的正確。作為破土的“新自由主義”專題中的一篇，本文以輕松詼諧的語言概述了哈維該書的主要內容。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是假，“悶聲發大財”是真。
破土網推出了“你說自由主義就是主張自由，我說你該洗洗睡了!”，可是我要說，這種人生觀圖樣圖森破，sometimes naive!你誤以為自由主義就是主張自由的主義，這種時候難道不是應該好好聽聽長者的教誨，這么懶惰只知道睡覺真的好嗎?于是，虛心好學的我決定徹夜不眠，提高自身姿勢水平，向身經百戰的80歲長者大衛·哈維老師請教“自由”的真相。
當新自由主義談論自由時，到底在談什么？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理論，該理論認為，通過在一個以“穩固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為特點的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就能夠最大程度促進人的幸福。在此邏輯之下，國家的角色便是創造并維持適合該實踐的制度框架。這套思想體系實際上延續了亞當·斯密的思路，亦即主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調動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諸如貪吃、貪婪、對財富的欲望和對權力的欲望。這么看來，新自由主義似乎是一種經濟制度，然而，并不盡然如此。新自由主義還是一套思想體系，無疑，這套思想體系還取得了成功。當我們承認“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關重要時，我們已經走近了新自由主義。這一政治哲學太吸引人，甚至讓人覺得無懈可擊，于是乎，它使我們未經反省自然而然地全盤接受，使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使我們認為，干預便是以“集體判斷”取代“個人自由選擇”，“市場自由”是“個人自由”的保障，那么此刻，不管我們是否確切地認識“新自由主義”，我們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
是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市場自由”，以市場和貿易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請注意，其核心是“市場自由”，而非“個人自由”!可是，如果“市場自由”與“個人自由”本就不沖突，我們又何必計較其核心價值究竟是“市場自由”還是“個人自由”呢?可問題是，兩者并非不沖突!
波蘭尼區分了好的自由和壞的自由。壞的自由包括：剝削他們的自由，獲得超額利潤卻不回饋社會的自由，阻止新技術用于公益事業的自由，發國難財的自由等等。而好的自由則是我們日常理解的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個人工作選擇自由等等。波蘭尼認為，壞的自由同樣可能產生出好的自由，而我們則很可能因為珍惜這些好的自由，而沒有意識到這些自由可能是“壞的自由”的副產品，并因此推動了壞的自由。他同時也指出，當自由的理念墮落為對“自由企業”的鼓吹時，這意味著只有那極少部分收入、閑暇和安全都足夠的人能夠擁有完全的自由，而普通的人民大眾則只能擁有微薄的自由。生活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自由”的階級依附性不亞于任何其他權利。
既然談到了階級，談到了貧富差距，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新自由主義究竟是否如普遍人所理解，具有解決經濟危機、促進社會發展的藥效。沒錯，新自由主義是作為一個化解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危機、治療資本主義疾病的藥方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的。從智利的高速發展，到撒切爾夫人的鐵娘子手腕，再到里根經濟學，我們被告知，這些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都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勵志案例。然而，我們看到的經濟奇跡不過是罕見的個例，事實上，1960年代，全球經濟總增長率為3.4%，艱難的1970年代還保有2.4%，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長率卻分別為1.4%和1.1%。可見，新自由主義從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而言，是失敗的。與此同時，得益于新自由主義而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卻呈現出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趨勢：以美國為例，1970年代后期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開始迅速上升，到二十世紀末達到15%;美國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收入，從1978年占國民總收入的2%，到1999年超過6%。這并非美國獨有，英國、俄羅斯、墨西哥、中國等國家無不如此。我們還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上層階級占據的總財富比例越來越高，這一小撮人將擁有影響政治進程的巨大經濟力量。這讓哈維不得不感慨：新自由主義化唯一能宣稱的全面成功在于緩和與控制了通貨膨脹。
哈維悲傷地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是一項旨在重建資本積累條件并恢復經濟精英權力的階級重建計劃!至此，我們大概需要悲傷地仰望星空感嘆：當新自由主義談論自由時，原來是在談論一種與我們大多數人無關的自由。
不騙你，真的是階級重建！
階級重建?中國的年輕人大概要開始覺得大衛·哈維這老頭子在忽悠了。在中國談什么階級重建，固化階級力量，簡直胡扯。要不是新自由主義，我現在說不定“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呢，哪里能享受這現代化的便利。我猜這個疑問大概不僅僅中國年輕人有，地球的大部分年輕人估計都愛新自由主義，不自由簡直太可怕了!以至于此刻，我真不忍心揭穿新自由主義這個驚人騙局。
如果新自由主義真的像哈維描述的這么糟糕，為什么這么多人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出路呢？哈維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不均衡地理發展的動蕩加劇，使得某些地區起碼在一段時間內可以驚人地發展，而代價則由其他地區承擔；第二，新自由主義對于上層階級而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上層階級掌握了媒體等意識形態工具，并進一步宣傳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以鞏固自身的利益。
哈維提醒我們，“新自由主義過程帶來的階級力量重建，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力量恢復到同一批人那里。”所以便有了少數平民透過勤勤懇懇努力終于“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的勵志故事。以撒切爾夫人為例，她打擊了過去占主導的貴族傳統，而與企業家和新興富人站在同一陣營，支持新生的企業家階級。而在美國，同樣是金融家和大企業行政總裁這樣的新生力量和一些新興的行業迸發出巨大活力，進而改變了上層階級經濟力量的核心。然而不管哪些人成為上層階級，上層階級的規模依然是有限的，而底層依然是底層，如此看來，新自由主義進程的推進似乎是一場與大多數人民大眾無關的上層階級的博弈。不，這場博弈實際上恰恰與底層人民息息相關，正如上文的數據顯示，這一過程中，底層與上層的差距又進一步擴大了，底層遭到了進一步的剝奪。
那么，階級重建又是如何掩蓋在“自由”的面具之下呢?哈維借用了葛蘭西的“常識”概念來解釋這個問題。“常識”是由長期以來的文化社會化實踐建構的，真實問題可能因為常識所存在的問題偏見而被歪曲、模糊和掩蓋。而“自由”作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能夠引起廣泛共鳴的政治口號和常識，在各種修辭技巧的包裝下，有計劃地鼓吹個人自由更容易獲得人心，并掩蓋“自由”背后階級重建的真實目的。當然這一切還需要借助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幫助，透過將這種理念滲入企業、媒體和構成市民社會的機構——大學、中小學、教堂和員工組織等等——才能將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大范圍建立起來。
哈維直接指出：“仁慈的面具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理論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語地鼓吹自由、解放、選擇、權利，為的是掩飾嚴峻的現實——赤裸裸的階級力量的重建或重構，這樣的現實發生在地方和跨國的層面，但尤其是發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金融中心。”
地球太危險，可我躲不到開普勒452b去
大家看到這里大概有些手腳發冷了，地球太危險了，我們竟然長期活在欺騙當中，此時我們不得不感謝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替我們發現了地球2.0——開普勒452b，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逃避的好去處。然而在技術尚未完善之前，我們還不能躲到開普勒452b去，于是我們還是只能先探索地球的未來。
從新自由主義國家說起，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國家可能是一個不穩定且矛盾的政治形式，畢竟理論上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現實中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有很多的偏差。在現實操作中，市場競爭會導致壟斷，強勢企業會擠掉弱勢企業;再則市場也可能失靈，造成推卸責任，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污染問題。理論假定市場中所有行為者都掌握相同的信息渠道，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市場競爭中必然存在信息不對稱。那么，擁有更多信息和力量的一方可以輕易借此良機獲得更多信息和相對更大的權力。現實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所假定的這個完美的信息和平等的競爭平臺只是烏托邦設想，實際操作中絕不可能，總會采取與其理念相悖的政策進行調整。聰明的經濟學家和智囊團們又豈會不懂這個道理，不過是故意混淆視聽，最終為的是聚集財富并重建階級力量而已。
回到新自由主義國家存在的問題，哈維著重指出了以下幾點：第一，商品化，當一切都被商品化的時候，人性被異化，人成為無主體的人，成為消費社會的附屬品;第二，環境問題，新自由主義的逐利原則多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再加上市場的過分自由，缺乏國家干預，環境污染的責任成了無頭公案;第三，新自由主義存在的問題也引發了內部的對抗文化。當然，我們也需要注意，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中，技術變革必然會依賴于競爭的強迫性力量，進而可能演變成一種拜物教信仰，而這也很可能使得技術可能變成不穩定因素。再者，新自由主義還存在著一個未處理的根本性政治問題：異化的占有性個人主義和渴望有意義的集體生活這兩者之間的矛盾。
面對種種問題，新自由主義國家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來轉移注意力，于是乎，國際競爭和全球化被作為秘密武器用以規訓各個國家內部反對新自由主義安排的運動。這一武器當然并非萬無一失，如果失敗，新自由主義國家則會求助于勸說、宣傳，必要時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強力和政策力量來鎮壓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音。而這正是波蘭尼所擔心的，新自由主義最終不得不依靠權威主義來維持，為了實現小部分人的自由，終于還是限制了大多數人的自由。
對于虛偽的“自由”面具下的新自由主義，哈維認為，必須真正挑戰新自由主義建立于其上并持續推動的這股力量，才可能真正挑戰新自由主義，這要求恢復國家的社會供給，對抗金融資本的強大力量。而從意識形態上，也必須跳脫新自由主義所建構的理論與修辭，超越新自由主義階級力量和市場倫理所規定的參照系，才能尋求替代性方案。在哈維看來，目前有兩條可走之路：第一，參與眾多實際存在的抗議運動，試圖從中提取具有廣泛基礎的對抗性方案精髓;第二，訴諸理論與實踐分析，探討目前狀況并設法依靠批判分析推導出替代性方案。他同時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開啟兩種方式之間的對話，并借此加深集體理解，制定更充分的行動方針。”
最后，哈維告訴我們，必須用唯物辯證的眼光看待當下的現狀，“在每一種情況中，意義都需要被重新發明出來，以應對當今的種種條件和潛能。”是的，意義并不存在，意義正在生成。
參考文獻：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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