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演進及傳播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演進及傳播

朱安東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就是新時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者說是用各種新的名詞術語和方法重新包裝過的新古典經濟學。

這個學派的核心組織是于1947年4月在瑞士成立的“朝圣者學社”，其成員主要來自兩個學派，即以哈耶克為首的奧地利學派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二戰結束后不久，哈耶克從英國來到了美國，后來加入了芝加哥大學。風靡轉型經濟國家的新制度經濟學學派的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斯也于1960年代初加入了芝加哥大學。由此，芝加哥大學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大本營。

極端保守的立場

這個學派的特點就是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其他任何批判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學說。他們無視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頑固地堅持新古典的學說，認為政府只要提供國防和法律體系就行了，其他事情都可以交給市場去處理，而且市場能夠處理得很好。同時，他們把危機、蕭條以及其他市場失衡的情況都歸因于政府政策失誤等非市場的、外生的因素，堅持認為，“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為嚴重，政府應當盡量少地干預經濟。

由于他們的這種極端保守的立場不為絕大部分學者和公眾所接受，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當時主要包括奧地利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以及新制度學派）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影響不大。甚至到了1970年代初，弗里德曼（以及共和黨籍的總統尼克松）甚至還宣稱自己也是凱恩斯主義者。

鼓吹“智利奇跡”

1970年代滯脹的出現嚴重打擊了當時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派，同時也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供了機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別于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極大地增強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大量的研究經費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學等相關機構，資助新自由主義學者作研究、辦雜志以及開研討會等。媒體也適時跟進，進行相關報道。當時美國主流媒體不斷宣稱“凱恩斯已經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賓專門撰文進行反駁。

有意思的是，為了支持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分別訪問過智利并與皮諾切特面談。雖然這給新自由主義帶來了不少非議，但隨著媒體大肆鼓吹所謂的“智利奇跡”，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與日俱增。到1980年代初里根總統執政的時候，新自由主義已經從意識形態變為了具體的經濟政策。當然，這時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新添了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新的學術流派。

利用轉型蕭條

到1980年代后期以后，新自由主義成了美國經濟學界的正統。19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經濟危機和美國經濟令人失望的表現嚴重損害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譽，許多人以為它將很快失去主流地位。但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轉型及采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一步增大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并鞏固了其主流地位。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更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具有了相當的霸氣，以至于在1992年，包括薩繆爾森等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40多人集體簽名，專門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在下面簽名者，擔心經濟學受到了壟斷的威脅。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強力推行一種方法或核心假設的壟斷，并宣稱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基礎。經濟學家們總在口頭鼓吹自由競爭，卻不愿意在觀念的市場上實踐它。”在指出這些問題之后，他們號召建設一個多元的和嚴謹的經濟學。

但是，在1990年代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并沒有收斂。憑借著國際組織的支持和美國文化的強勢地位，新自由主義成了許多國家的主流經濟學。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沒有能夠解決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不僅大部分蘇東國家陷入了所謂的“轉型蕭條”，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經濟矛盾也更加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百姓近年來用選票把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們送進了總統府。這些情況無疑會影響到經濟學界。

莫忘《通論》的警告

這種情況很容易讓人想起凱恩斯在《通論》第一章給我們的警告——“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適用于特殊情況，而不適用于一般通常的情況。古典學派所假設的情況是各種可能的均衡狀態中的一個極端之點。此外，古典理論所假設的特殊情況的屬性，恰恰不能代表我們實際生活中經濟社會所含有的屬性。結果，如果我們企圖把古典理論應用于來自經驗中的事實的話，他的教言會把人們引入歧途，而且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三化”

人們一般把新自由主義政策總結為“三化”，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具體來說，它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反凱恩斯主義政策而行之，通過緊縮政府開支和貨幣供給，以壓低通貨膨脹為名，制造并保持高失業，迫使雇傭勞動者接受低工資。

第二，取消和修改各種保護工人權益的法律，限制工會權利。政府直接打擊公共部門的工會，并縱容資本家打擊私人部門的工會，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靈活”。工會的衰落進一步削弱了工人的斗爭力量。

第三，用自由貿易沖擊第三世界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經濟，使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能夠占領更多的市場，攫取超額利潤。

第四，資本自由流動方便了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通過所謂“威脅效應”，大大加強了各國資本家在工人面前的談判地位。資本家可以隨時以將工廠轉移到其他國家相威脅，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資。資本自由流動，同時也使金融資本在面對各國政府時談判能力大增，哪個政府的政策讓金融資本不滿意，就會被認為是“不負責任”，金融資本就會對這個政府采取“紀律”措施，以資本外流來懲罰它，直至它屈服為止。

第五，私有化和解除對壟斷行業的管制，使私人資本能夠既在原來不能進入的行業賺取壟斷利潤，又為腐敗、權錢交易和國有資產流失大開方便之門。

第六，解除對金融部門的管制，也叫金融自由化，為各種金融欺詐、投機泡沫鋪平了道路，使金融資本得以從中牟取暴利。麥多夫事件是金融欺詐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而其實它也只是冰山一角。

第七，發達國家政府把通過減少各種公共開支“節約”下來的錢，用來為富人減稅，以保證資本的利潤率。

向第三世界傳播

新自由主義政策都是由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統治集團主導制定并推行到世界的，他們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銷這種政策主要通過以下方式進行。

一是通過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這些年來，這些國際組織已經成為迫使第三世界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機構。比如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經濟金融危機急需貸款時，毫無例外地迫使這些國家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而所謂結構調整的核心就是新自由主義政策。

二是通過雙邊談判。當美國和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經濟談判的時候，總是迫使他們接受這套政策。

三是通過對第三世界的精英進行各種培訓，然后再把他們派回國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在1970年代后期，美國從拉丁美洲國家招了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把他們送到芝加哥大學，交給以弗里德曼為首的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培訓，然后再把他們送回拉丁美洲，后來這些人紛紛成為本國經濟界的精英，比如著名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中央銀行行長等。而我們知道，最后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是通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內部那些能夠從新自由主義政策當中獲利的集團，通過這些集團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發生影響。這也許是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這些集團往往在第三世界國家處于強勢地位，他們的意志往往能夠變成各國的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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