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一場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金融危機：一場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喬爾•戈伊爾 張 寒 摘譯　

   
                 
    原編者按：2008年11月，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機關刊物《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簡稱ISR）刊發了編輯喬爾•戈伊爾的時評，認為此次經濟危機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典型周期性危機，而是一場國際范圍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在這場系統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工人的階級意識正逐漸覺醒，社會立義左派的復興將迎來歷史性機遇。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今天的美國與世界再次進入一場無比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此次經濟危機，代表自由市場在二戰后遭遇到的最大挫折。長期以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直幻想著，市場能夠實現自我調節和自我糾正；但是今天，這種幻想徹底破滅。這場經濟危機已導致國際銀行體系啟動，國際股市崩盤，并會帶來一場二戰后最大的經濟衰退。這不是十年一次的典型周期性危機，而是一場系統性危機。它發端于金融體系，而金融體系關系著市場運轉所需的貨幣供應。在過去，我們被告知，自由市場無可替代。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當危機發生之時，政府干預與宏觀調控無可替代。

                                   危機起因

    可以說，當前的經濟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內在矛盾的衍生物。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矛盾是，自由市場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尤其是在克林頓和布什任內，債務的增長令人吃驚。在2007年的前20年間，信貸市場的債務翻了大約4倍，從近110億美元猛增到480億美元，這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率。據《華爾街日報》報道，1983年以來，美國GDP年均增長5.9％，而債務的年均增長率卻達到8.9％，在1997—1998年，其無法維持的部分債務終于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事實上，創造這股債務泡沫的因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因素，是利用貨幣政策來處理經濟問題。當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美國抽調了大量的流動資金，將其注入銀行系統，并令人咋舌地壓低利率，無視當時國家仍處于繁榮狀態的現實。這導致了網絡泡沫的出現，即科技股瘋狂膨脹。這些泡沫在2000年陷于破滅。
    第二個矛盾是，美國在建立與亞洲的貿易體系時，往往使自己成為買方，即成為亞洲各國的出口對象，并通過負債來擴大消費。美國的國際支出從每年大約 2 000億美元漲到了每年 7000—8000億美元。這些錢都是借來的。美國政府在克林頓領導下還有一些財政盈余。但是到了小布什時期，由于減稅政策與戰爭開支，美國政府在2000—2001年創造的2500億美元盈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002年30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毫無疑問，這些措施刺激了美國經濟，但同時也意味著美國開始依賴于外國資本。在這個國家，儲蓄率已經陷入崩潰，并在此次經濟繁榮的后幾年呈現負增長。而外國資本，尤其是中國、日本以及中東地區的石油出口國的資本，資助著美國的債務。2001年，網絡泡沫破裂并出現經濟衰退，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把銀行利率降低到1％—2％之間，并保持了三年。這就導致了大規模的資產價格膨脹，特別是住房價格。
    導致債務爆炸性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收入顯著地不平等增長。而新自由主義的盛行，也是階級力量的對比出現失衡的結果。在近些年，資本家剝削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工人的實際工資被進一步壓低，幾乎所有新創造的財富都被資本奪取了。一些數字能夠生動地說明這種情況。在1973年，美國的人均GDP是20000美元；而到2006年是38000美元——30年內增長了90％。然而工人的工資，卻在同期出現下降。在1973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是每周330美元；而在2007年，工資是 279美元——下降了15％。
    這種財富從工人階級向資本家轉換的過程，為潛在的投資行為提供了大量資本。但是，在最后的商業循環中，資本并不能在國內找到足夠的盈利渠道。在2000年以來的美國國內，沒有擴大再生產，沒有資本積累。在這次商業循環中，2007年那場經濟衰退之初的工廠數比1999年更少。因為資本家們紛紛把資金投到海外，而不是用來投資本土的新技術、新廠房或新設備。即使是投資于國內，也大都投到利潤率最高的產業——住房、建筑和金融。正如格蘭特在2008年10月18日《華爾街日報》中所評論的：“在1983年，銀行。經紀公司和其他金融業務的利潤貢獻值占到國內企業的15．8％；而今天更是達到當時的兩倍。”
    這些投資大大刺激了住房和債務泡沫。從2000年到2005年間，住房價格上漲了50％以上，并掀起了一場瘋狂的住房建筑熱。同時，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也興起抵押貸款熱潮，并創造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次優抵押貸款市場。與此同時，住房投機活動也大幅增加。那些中小投資者會購買第二處或是第三處住房，并期望住房價格會繼續攀升，以便于能夠轉賣這些房屋獲利。美林公司估計，在2005年上半年，有一半的經濟增長與房產部門的繁榮有關。
    與此同時，盡管實際工資有所下降，工人們仍然盡力維持著他們的生活水平。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工作更長時間，從事更多工作，并使家庭成員中更多人從事工作。因為這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撐家庭收入。即便如此，在1998年到21世紀頭十年間，這些家庭的收入甚至仍然出現下滑。在工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想要維持生活水平的唯一辦法，是通過房屋凈值貸款和抵押融資的方式來舉債增值。在最近一次繁榮時期，房主們從他們的房屋凈值中拿出了5萬億美元（從1997年開始是9萬億美元），刺激著越來越難以承受的債務結構。而這個債務結構最終卻隨著膨脹過的住房資產價格跌落，而陷于崩潰。導致這一債務泡沫的第三個因素，是不正常的銀行體系，它導致一個影子銀行系統的建立。這個影子銀行系統被培育得越來越大，并最終超過規范的、投保的商業銀行。通過這個影子系統，商業銀行能夠使各種類型的貸款和投資都不在賬面上表現出來，這是標準的“安然風格”。
    在這個影子系統中，銀行可以在不具備足量的資本儲備的情況下進行交易。結果，他們能在這個失范的系統下，借出高達他們實際資產30、40甚至50倍的資本，用來投資股票市場與各種新的外來的債務產品，如債務抵押債券和信用違約互換等各種金融欺騙行為——其中許多是基于對住房抵押貸款進行包裝與再包裝。這些都被吸納為一種投資的手段，而不管其中蘊含著大量潛在的有毒債務——如價值9000億美元的次級貸款。
    失范的銀行系統為資產膨脹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資產，并且在創造了這些新的信貸工具以及按揭證券的情況下，導致了一場投機性狂熱，驅使價格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這些不受管制的手段十分復雜，沒有人真正知道它們的實際價值。起初，這種設置給銀行帶來了豐厚利潤。于是這種瘋狂的供應抬高了資產價格，并創造了一種人人都渴望參與的環境，為不可避免的崩潰搭好了舞臺。隨著住房市場南移，房市終于陷于崩潰。

                             債務性貿易體系的終結

    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出現的那種貿易體系，總是難以持續。所以它會持續多久，往往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而目前，這場危機發展的程度，已使它不可能持續下去。美國已產生了巨大的貿易赤字，而這是通過國外借款即國際貨幣儲備的資助來緩解的。如果美元不是國際儲備貨幣，那么這種貿易赤字竟然能夠持續這么多年，將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既然世界經濟已經陷于衰退，那么美國很可能會運行更高的赤字預算。這些赤字當然也會隨著美國軍費的擴大而增加。如果算上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的附加費用，美國軍費已經從2000年的一年3000億美元增加到現在一年超過8000億美元。這項開支最主要的部分，被美國用于耗資巨大的紓困救急計劃。這意味著，為應對各種可能性，它會在來年運行7000億美元甚或更多的財政赤字。
    這些錢從哪里來呢？目前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儲蓄，盡管將來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是中國、日本及其他國家，極有可能不再為美國一年7000或80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提供幫助。因為在美國財政的資產負債表中，巨大的國家債務已從布什上臺時的5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天的11萬億美元。盡管此時的美國國債仍然是一個避風港，但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已不可能繼續資助這一債務。因為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中國的貿易盈余將受到很大影響。
    中國的人口只消耗了他們生產的35％，其余部分都被用來進行再投資和出口。在世界工業體系，中國經濟的回報率最高。但是現在，它的出口市場正面臨著壓縮——出口量已開始出現下滑。因此，希望中國繼續對美國提供大量資助已成為一種妄想，尤其是現在美國的利息率已降到谷底。因此，當美國正在建立一個巨大的預算赤字時，它便不再能夠運營一個巨大的貿易赤字，更不要妄想在國外借款的基礎上使兩者同時存在。制度將不得不進行改組和調整。同時，美國可能會對直接的外國投資更加依賴，尤其是像中國、日本這樣掌握了大量現金儲備的國家。這便是我們為什么講“這不僅僅是一次典型的周期性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所在。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各種矛盾．在同一時間突然爆發了，并不得不在當下得到解決。

                                   政府干預

    有一些右翼人士認為政府干涉是“社會主義的”。甚至連財政部長保爾森在同意英國的紓困計劃后說道，“政府擁有任何一家美國私有公司的股份，是許多美國人所反感的，包括我在內。”因為生活在純粹的銀行家與投機者世界中，他顯然還沒有看到這樣一種民調：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擁有單個納稅人的健康醫保以及更好的社會服務。
    我們必須非常明確：為解救資本主義于其自身矛盾中的國家干預政策，在任何意義上也談不上社會主義。美國政府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供職于它的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比如，保爾森就曾經是高盛公司的一名高級經理人。政府以資產階級的方式思考問題；它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并戴著資產階級的眼罩看人看事。其實，正是政府放松了對銀行系統的管制，特別是得到以下幾位人物的推波助瀾，如阿蘭•格林斯潘、羅伯特•魯賓和勞倫斯•薩默斯。他們都做著同樣的事情，就是放松對銀行的管制，并維護無約束的債務貿易體系發展。事實上，正是政府與其政策的放縱導致了這場災禍的發生。政府在主持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中，使財富由勞動流向資本，它還減免了富人們的大量稅收，并鼓勵寬松的信貸和債務支出。因此對于這場經濟危機，政府與銀行家們負有同樣重大的責任。
    此外，直到10月中旬，政府對金融崩潰的應對措施是完全不夠的。從兩年前開始，這場危機就已經開始演變并發展到今天的規模，而幾個月以來政府卻一直拒絕承認此問題的深刻性，所采取的應對行動，不是太少，就是太晚。迄今為止，已經出現過五次不同的特設救援嘗試，其中包括削減利率與對銀行開放廉價信貸，以及收購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之后，保爾森又允許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此舉引發了更深的金融恐慌。再往后便出現了美國國際集團的紓困計劃，導致了保爾森用于購買銀行不良資產的700億美元紓困計劃。現在到了試圖穩定金融體系的第六次嘗試——在10月中旬決定調整銀行資本并使其部分國有化——這是由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發起的一個計劃。最終這或許能使銀行貸款解凍。
    在以上各種特定嘗試中，官員們都認為這是一個資金流動性問題，而不是破產問題。所以他們認為，問題只是把錢注入銀行系統，以使其能夠互相貸款。但是，這些銀行都拒絕貸款給對方，因為他們知道，其他銀行的賬面資產和自己的一樣糟糕——這很容易導致違約。這就是所謂的“交易對手風險”：銀行擔心，其他銀行正處于破產邊緣，因此不會給他們貸款。當雷曼兄弟公司在9月中旬被允許倒閉，這種厭惡風險的心理達到高峰。這便是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信貸崩潰的導火索，而信貸的崩潰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市場的連鎖反應。
    華盛頓的決策者們犯下的另一個失誤是，他們拒絕對住房危機作出任何解救。當貝爾斯登公司在2007年3月倒閉時，紐約時報發表了社論，自由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也寫了一篇專欄，他們都認為，政府保護銀行系統是必要的，但是它無力拯救已經過度膨脹的房地產市場。這種觀點一直是政府政策的著眼點，也是政府為什么對止贖無動于衷的原因。然而，正是房產價格的緊縮，使按揭證券與其他貸款卷入危機，而且正因為此，銀行陷于破產。政府在試圖拯救不良債務持有者的同時，卻在允許造成這種不良債務的問題繼續惡化。
    幾個月以來，政府一直拒絕調整銀行資本。相反，他們對銀行家們宣稱：我們將會以通脹價買下你們部分的壞賬，以此方式給你們資金支持。在試圖恢復貸款的嘗試中，這是最糟糕的一種。因為銀行可以貸出高于自身資本十倍的數額，而從它們那里購買壞賬的方式卻遠達不到同樣的效果。事實上，沒有人理解保爾森計劃的意義所在以及它將如何運行，而且他可能永遠無法解釋清楚。就連英國首相布朗也公開指責，這種計劃毫無價值。僅僅在英國之后，保爾森才決定接受局部的（也是暫時性的）國有化計劃，然后歐洲也開始效仿。
    所以，保爾森對這場危機的深化負有一定責任。在正常情況下，他會被要求修改條款。但是，在這個國家存在著一個政治真空。布什政府什么也沒做；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仿佛仍在19世紀；而民主黨人小心翼翼地備戰選舉，生怕作出任何影響選舉的舉措——所以最終他們都什么也沒有做。一直是保爾森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填補這一真空，并且是保爾森一直執行著經濟政策。
    現在伯南克宣稱，他過去一直在為銀行資本重組而努力。但是，保爾森和布什否決了這一主張，理由是它代表了部分國有化；他們不希望政府擁有銀行股份。保爾森曾對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這樣說道：“有些人說我們應該去介入銀行資本，把持優先股……但是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應該是不介入、不擔保、不注資，并且有各種各樣的提議要求我們那樣做，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利用市場機制。”今天，保爾森唱著完全不同的反調。
    經保爾森加工過的部分國有化計劃，是要給銀行劃撥現金而不管它們如何去花這些錢。銀行將能夠相對自由地去做它們想做的事，因為國家將要購買的是一種沒有投票權的股份。用韋斯曼的話來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沒有公共控制的公有制”。保爾森的新計劃建立了極低限度的規則，要求參與的金融公司只需要阻止“不必要的。過度的風險，因為它威脅到金融機構的存在價值”。從本質上來講，那些銀行因為無約束的揮霍性投資使我們陷人今天的僵局，然而它們正接受政府委托，再次實現“自我調節”。我們怎樣才能阻止銀行揮霍國家資金？它們在繼續虧空數千億美元，繼續支付股東和管理層工資，而不用這些錢來重新啟動借貸。正如韋斯曼所指出的，“銀行沒有義務用得來的這些錢去提供借貸。銀行也沒有義務與借款人就抵押貸款一事進行重新談判——即使有驚人的1／6的房主欠下了遠高于其住房價值的欠款。”
    如果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國家不愿對銀行行使太多控制權。那么我們可以看看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的例子。在政府掌控了該公司80％的股份后，該公司被允許斥資數百萬美元，用來游說國會在新的聯邦法案中放寬某些規定，而該法案本是為嚴格按揭監督而建立的。
    因此，無論是從什么角度，政府都是同最富有的資本家們沆瀣一氣的。我們已經處于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中，而且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場，這在一年前就已經很明顯。然而直到今天，政府都只在下意識的基礎上作出特設的反應，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國家干預的局限性

    這是一場國際性危機，但是我們缺乏一個能協調各方反應的國際政府。沒有政府會保護國際上所有的銀行。每個國家都在試圖挽救自己國內的銀行。但是現在，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每個國家都被迫采取行動，并且危機的規模迫使他們最終采取同樣的行動。據估計，美國迄今已撥出4至6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用于經團努力，而歐洲也已撥出了2.3萬億美元。但是，國家間并沒有多少合作，因為這些行動只是為了使自己不落后于國際上的競爭對手。然而，每個國家實際上只控制著世界一體化經濟的一小塊。因此，國家干預或許能夠減輕國內危機的影響，但是并不能阻止國際性的經濟衰退。
    直到現在，唯一有可能協調國際行動的是美國，但是它沒能完成這一使命。它提出的計劃不盡合理，所以在國際上未能得到認真對待。現在，有一種共識，即只有大規模的資本重組和國家對銀行間借貸關系進行擔保．才能解開金融系統的死結。英國政府正在進一步提供擔保，對象不僅涉及銀行存款，還涉及所有銀行間的貸款。然而在美國，保爾森拒絕這樣做。他仍在試圖保護影子銀行體系。
    與此同時，老牌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行動似乎就要發生了，而其中并不包括“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些較富裕的國家會覺得壓力會相對減輕，而更多發展中國家（除去中國）則會覺得壓力變得更重。正如李•蘇斯達在《社會主義工人》中寫道的，“一旦銀行有效實現國有，那么金融體系的健康度將會取決于各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因此，那些又小、負債又重的國家，比如東歐與拉丁美洲各國，回旋余地將更小，并很可能會面臨類似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
    如果紓困計劃恢復了借貸環境——在本文發表的時候可能已經這樣做了，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危機結束。因為即便銀行再開始發放貸款，它們也只會拿出極少部分的資本，因為它們還要處理按揭證券帶來的損失——雷曼兄弟公司在商業房地產下跌后陷于破產；美國國際集團在9月中旬需要850億美元的紓困救助，用以支付其信用違約交換（CDS）；或許還會出現其他損失。在汽車貸款、商業建筑貸款、兼并收購貸款中，銀行還會出現更多損失。同住房領域一樣，在其他領域的整個信貸結構同樣是一團糟。許多質量低劣的貸款，沒有文件或定金，已擴展到私人股本公司和對沖基金。這些貸款即將到期，而銀行也不能為它們推出新貸款。于是，各種各樣的垃圾債券和杠桿收購交易，也將走向破產。
    整個銀行系統正接受重新評估。銀行不會再被允許貸出其本身30或40倍的貸款。貸款的比值會被限定在10倍以內。這便意味著信貸緊縮。正如資產通脹和信貸泡沫延長了繁榮，并創造了大量虛擬資本；那些虛擬資本與實際資本的毀滅，將會延長經濟減速。

                     金融危機對美國在世界體系中地位的影響

    美國在世界經濟、軍事以及思想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力都在下降。“華盛頓共識”已風光不再，盡管其曾使貼有美國標簽的經濟與意識形態在世界體系中大行其道。現在的美國不再有能力對世界其他地區任意發號施令。世界曾經是美國的世界——美國主宰著世界貿易體系以及貿易規則的制定，并通過其世界上最強大的銀行業系統支配世界經濟。但是現在，這些已成為歷史。
    美國的軍事霸主地位依然不可撼動，但其維系這種地位的經濟能力卻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資金支持面臨著壓力。況且美國的軍隊正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中，在中東地區的頹勢正消耗著美國大把大把的資金，并使軍隊面臨尷尬的處境。在這種時候，美國已沒有必要再去插手諸如朝鮮、敘利亞這樣的所謂邪惡軸心國的事務。它也不再能夠隨心所欲地應對俄羅斯在格魯吉亞事件中的強硬立場。事實上，我們正見證著華盛頓共識與布什主義的同時崩潰，而這兩者正好是美國在經濟和軍事政策上的兩大支柱。
    美國的統治階級將不得不重新審視其政策制定與方法選擇。這些在總統大選前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審視。麥凱恩和奧巴馬以及他們的競選團隊都對此問題保持沉默，或許是因為在激烈的競選中，他們都想盡力回避作出任何有困難的決定。但是，或早或晚，一切終不可避免會得到重新審視。
    盡管如此，想要討論出下一步該怎么走仍是件難事。因為這場經濟危機才剛開始，我們還不知道它對其他國家會造成怎樣的沖擊。例如，俄羅斯人認為在中亞地區的前蘇聯加盟國以及外高加索地區應屬于其勢力范圍，當美國人試圖侵入該地區時，俄羅斯采取了強硬的政治立場。而這一立場的形成得益于俄羅斯近年來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這些是石油與商品市場的繁榮帶來的。因為經濟的繁榮穩定，使俄羅斯擁有超過5000億美元的美國貨幣儲備，僅次于中國和日本。據說這些錢足以用來實現俄羅斯的軍事現代化。在幾個月之前，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但是，石油價格下降，使俄羅斯產生了嚴重的信貸緊縮。而俄羅斯股市現在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在2008年10月，由于銀行危機的影響，股市在兩周之內關閉了三次。所以，雖然我們在幾個月前還可以談論復興的俄羅斯，但是現在卻不行了。
    與此相似的是，德國財政部長施坦布呂克在9月底聲稱，美國將不再是世界金融超級大國，而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經濟多極化的世界。在接下來一周，當法國倡議一項類似于“保爾森計劃”的聯合救助計劃時，德國拒絕加入，于是引發了歐洲市場的信貸緊縮。德國人認為，這場危機只是美國的危機，與德國無關。但事實上，德國的銀行系統可能更加脆弱，因為它們比美國的銀行業受到更大影響。德國一直存在著過度膨脹的資產。最終，在10月中旬時，德國承諾投入6790億美元來重組銀行業。這足以證明其銀行危機的嚴重性。
    美元的地位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三個月前，美元匯率開始下滑；最近，隨著經濟危機在國際上蔓延，美元出現了一次強力反彈。所以，當前的問題是，經濟危機怎樣影響著美國與其他各國，以及它們怎樣對彼此產生影響。
    我們知道，國際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將發生大的變動。我們也知道，美國一直為其夸張的軍事實力而沾沾自喜。這恰恰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和布什主義能夠大行其道的深層原因——因為美國不僅有能力發動先發制人的入侵，甚至有能力隨心所欲地占領這些國家。但是現在，這樣的觀點不再適用。所以在全球范圍內，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將必然發生大規模重組。但是，在這場金融危機初期，我們還很難對重組后的國際圖景作出任何預測。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同時也是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危機。
    盡管如此，有一點卻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將會發生大量的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沖突。早在這場經濟蕭條開始之前，多哈多輪貿易會談就已經陷入破裂。因為西方的G8集團希望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更多市場，而自己卻不愿作出任何相應的政策性讓步，這自然引起了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各個國家都會毫不猶豫地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競爭對手的侵害。我們不知道下一步將會怎么樣，但是我們知道它們正試圖讓工人階級為這次危機買單，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阻力和階級斗爭。它們也會試圖讓其他國家來分擔此次危機的代價，于是又會帶來國家之間的對抗。現在我們只能作出這樣大體性的概括，想要描繪出細節性的場景為時尚早。在接下來幾個月里，我們將會得出更深入的認識。
    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努力提高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并試圖將自己確立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過去25年間，盡管美國保持著高于其競爭對手（日本、歐洲）的經濟增長率，卻落后于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此外，美國為了維系其經濟環境而陷入了債務之中。其結果是，在過去的十年間，美國已經失去了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現在美國將不得不進行調整，這將涉及試圖提高剝削利潤率的企圖——即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進一步降低工人工資以及福利待遇。我們已經在汽車行業中看到這種情形，在許多情況下那里的工資已經被減少了一半。與各個競爭國相比，美國將會變成一個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在它的汽車行業中，工人的工資可能只相當于德國同類工人的1／3。它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只是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的一半。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已經加重了貧富分化并加深了美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并且為了擺脫危機，他們會更進一步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危機中凸顯的問題

    在當前，經濟上的動蕩正導致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不穩定。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正在相應地覺醒。直到目前，人們一致認為這一次經濟衰退主要體現在房市的下降以及去年食品與石油價格的猛漲上。現在他們的養老金正遭受著巨大損失，也就是說，由于房產價格與養老基金等的持續下滑，美國工人階級的那點積蓄正消失殆盡。人們的收入在銳減，而公司裁員卻越來越多。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正處于危機之中，大家對銀行業系統以及政府部門已經失去了信心。有些人將希望寄托于奧巴馬的當選，只希望他能夠帶來任何政策性的改變，因為人們對現存的政治機構與政治家集團已經失望透頂。在奧巴馬之外，我們很難找出另一位能帶給我們這種希望的角色。事實上，普通民眾并不會熱情地頌揚自由市場——對于市場，他們會選擇接受，但并不會陷于吹捧。現在人們看到的是，自由市場陷于徹底失敗，而政府干預是必需之選。
    政府必須出面干預，這不僅是銀行家們的共同看法，也獲得了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支持，除去那些日益邊緣化的保守派以外。此時出現了一種質疑聲音：究竟什么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市場思想？而這種思想恰是美國媒體與大學普遍堅持的觀點。這些人堅持著這樣的看法，即政府干涉是錯誤的，市場是萬能的，自由的全球化將會解決所有的問題。今天，這樣的觀點就在我們眼前徹底崩潰了。
    用什么樣的觀點來取代它呢？傳統的自由主義或許能作為直接的替代物，民主黨將在大選中取得完勝，他們會拿出一個替代性的經濟計劃。他們會出臺一些刺激經濟的計劃，比如說投入更多失業救濟金、更多基建支出。總之，他們會號召更多人來分擔此次危機中的損失。億萬富翁們肯定不會作出這樣的號召——你需要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來作出這一呼吁。迄今為止，一直是布什政府對戰爭問題與經濟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中罪魁禍首是右翼。現在你們將會迎來自由主義的掌權，無論它能否實現如下期望——諸如緩和裁員危機、增加失業救濟金并停止止贖——它都將重塑美國政治。
    這場經濟危機并不意味著只有左翼會獲得發展。右翼的力量同樣會獲得增強。在澳大利亞，極右勢力獲得了30％的政治選票。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義者正在聯合政府中引進種族主義法律來對付羅馬人（吉普賽人）。在南非，出現了對來自于其他非洲國家難民的大屠殺。右翼還會采取更多骯臟的政治行動，這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大的危機。這已不是傳統的右翼勢力，而是一股新的權利集合體，它將籠絡各地反移民的種族保守主義以及其他形式的右翼民粹主義。
    另一方面，已被邊緣化了幾十年的左翼終于獲得巨大的發展契機。這場自由市場的災難，使我們更有論據來爭論資本主義的必然失敗以及基于人類需求的制度更替。自由市場，據一些人推測，其在1989年便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并給我們帶來了“歷史的終結”。事實果真如此嗎？它給人們帶來的，除了無盡的痛苦與對數百萬人的迫害，還有什么？在它的迫害下，人們陷于貧困、饑餓、失業與疾病。但是由于過去幾十年中對自由市場理念的狂熱推崇，資本主義的社會安全網并不會首先解決這些問題。
    人們難免又要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果一個政府代表的是企業主、銀行家與實業家，而不是工人與廣大群眾，那么當它行使政府干預手段時代表著怎樣的含義？這樣的國家是用來實現資產階級目標的工具，為了實現資本重組，它甚至會遏制其自身一些過度的行為。但是它的目標是維持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在——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勞動人民受到少數資產階級統治，并受到其剝削。正如我們曾經提到的，部分的資本重組過程將涉及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進一步剝削。與此同時，國有化的出現使我們有理由反對大規模的私有化，使我們有力地阻止公立學校私有化，甚至使我們主張建立國有化的醫療保障。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國有化——實質上，是為了扶植銀行家與實業家，通過犧牲我們的利益來實現國家干涉，而此決議過程中沒有任何民主——與之前相比并不會帶來多大改善。自由主義將會接受這種國家干涉的觀點。我們必須要求這種國家干涉作出一些改善，至少要能夠接受群眾監督與下層參與——以使這種干涉用來改善醫療保障、教育、失業救濟金，防止止贖，等等。
    現在左派必須做好兩件事：第一，必須興建或者說是重建左派，使其在國家中時刻準備好投身于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抗爭的前線，無論是反對裁員、防止止贖，或是反對削減衛生保健和社會服務；第二，左派必須作好參加任何捍衛工人階級利益斗爭的準備，并針對自由市場及其捍衛者保守派和自由主義，建立起一套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相應替代物。左派必須利用此次經濟危機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攻勢，并爭取建立起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主義左派。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2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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