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譯了這篇美國經濟學家在2002年寫的文章，盡管寫于2002年，但至今看來仍有借鑒意義。文章主要對美國近100年來各階段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和分析。
http://www.nytimes.com/2002/10/20/magazine/for-richer.html?scp=1&sq=for%20richer&st=cse
致
本中文版權譯者所有，不得轉載。
作者：鮑爾·克魯曼
翻譯：堂主2009
1、消失的中產階級
我十幾歲的少年時代是在長島渡過的，當時我最喜歡的短途旅行是去北海岸看那些“偉大的“鍍金時代[1]”修建的大廈。那些建筑不僅僅是建筑史里的只言片語，他們是逝去的社會時代的紀念碑。當年富人們雇用成群結隊的傭人以維護他們歐洲宮殿似的房子。當我看到他們時，當然，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長島的大廈幾乎已經沒有私人公館了，沒有變成博物館的都變成了療養院或者私立學校。
我成長在美國的五、六十年代，無論從現實還是從感覺方面來看，那都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巨額收入和財富消失了。當然底層社會還很貧窮，當時的普遍觀點認為，那更應該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而非經濟問題。一些富有的商人和繼承人擁有的巨額財富可以使他們比普通美國人生活好得多。但他們和那些蓋了豪華私人官邸的強盜式資本家發財方式不同，而且數量也沒那么多。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財閥占據美國社會主導力量的日子，看起來都已成為過去了。
日常的生活經驗驗證了這個社會的平等。經濟懸殊變得緩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中層經理、大學老師、甚至律師，經常抱怨他們賺的錢比有工會組織的藍領工人還少。
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小時候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好像是另一個國度里的事了。
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和原來那個一樣的奢侈。豪宅又開始卷土重來了。1999年，一篇名為“知名人士過剩”的文章介紹了希利·戴斯龐特，一位為超級富人設計房子的建筑師。他的代表作是20000到60000平方尺的建筑，在他設計的作品中最大面積的房屋和白宮差不多大。不用說，成群結隊的傭人又回來了，當然還有游艇，以及J.P.摩根也不曾擁有過的“灣流型”飛機。
就像故事“暴君”里說的，不公平的說：美國現實社會中正在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根本沒有被真實的報道過。發生在這個國家的，對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基本上這就像禿子頭上的虱子一樣顯而易見。我覺得少數人已經意識到，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已經有一條鴻溝橫亙在富人和其他人之間。實際上，只要一提到這些話題，你就會受到“階級斗爭”、“政治嫉妒”等等類似的指控。因此只有極少數人愿意就不斷擴展的鴻溝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深遠影響進行討論。
如果你不了解過去三十年產生的巨大的不平等，其程度、起因和結果，特別是收入和財富令人震驚的高度集中在幾個人手里，那么你就無法理解今天的美國是怎么回事。要搞清如潮的公司丑聞，你得知道那“穿著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2]是如何被帝王般的首席執行官們所取代的。收入的高度集中——其最大的經濟成就，就是導致了美國比其他發達國家擁有更多的窮人和更低的平均壽命。尤其是，財富的集中重塑了我們的政治制度：它是政治上的右傾和極度兩級分化的根本。
但是在我們徹底了解它之前，讓我們先看一看誰得到了什么。
[1]鍍金時代—美國1878-1889年，那個時代產生了大量超級富翁。
[2] 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斯隆·威爾遜些的一部小說，1956年拍成了電影，由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灰色法蘭絨套裝成了當時美國公司文化的象征，代表自我克制、責任感和不斷反省生命真正的意義。
二、新鍍金時代
寧得罪證券交易委員會，也不能得罪一個怨婦[1]。杰克·韋爾奇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通用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其混亂的的離婚過程總算還有一個無意中造成的好處：使我們有機會窺視一下企業精英們的福利，而這些通常都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原來杰克·韋爾奇退休時被承諾可以終生使用曼哈頓的公寓（包括食品、葡萄酒和洗衣房），有權使用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和各種其他福利，每年價值至少200萬美元。這些福利顯示：那些公司領導人現在可以享受到古代貴族般的對待。與韋爾奇得到的金錢相比，這些福利充其量不過是一小部分。2000年，他掌管通用的最后一年，韋爾奇獲得的報酬是1億2300萬美元，主要是股票和期權。
大量美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賺了很多錢是新聞嗎？實際上，它是新聞。他們與中等程度的熟練工人比起來，總是獲得更好的報酬，但這實在沒什么可比性。我們倒是應該看看執行官們三十年前的報酬和現在報酬的比較。
過去三十年，大多數人的工資看起來只有少量的增長：美國的平均年薪，折合成 1998年的美元（調整了通貨膨脹之后的），從1970年的32522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35864美元。即過去29年增長了10%——有進步，但并不多。同一個階段，根據財富雜志的統計，美國排名前100位的首席執行官平均真實年薪從130萬美元增加到3750萬美元，從原來平均工人工資的39倍，到超過普通工人工資的1000倍。
過去30年CEO報酬的激增本身就是一個讓人驚異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它是美國收入和財富再集中這個大背景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富人總是與你我有很大不同，而這個差異比不久之前更大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別，與當年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作出著名論述的那個時期也完全不同了。
這是個有爭議的說法，盡管它本不該有爭議。很難否認，過去15年美國社會中迅速增加的不平等的證據。人口普查資料清楚地顯示，大部分增長的收入流向了排名前20%的家庭。
在排名前5%到排名前20%的這部分家庭，收入增長的曲線也呈銳減形態。盡管如此，要否認這些證據也是個大工程，而且很費錢。保守黨智囊團炮制了大量的研究資料以試圖讓上述數據和分析方法看起來令人生疑，特別是那些宣告了顯而易見事實的人的動機。那些駁斥“不平等在增加” 的文章獲得了媒體社論版的廣泛支持，同時被那些右翼政府官員們急切地引用著。四年以前，艾倫·格林斯潘（為什么沒人認為他是無黨派人士呢？）在年度聯邦儲備委員會杰克遜城的會議上發表了專題演講，實際上是在試圖否認美國的不平等在增長。
撥開政治的迷霧，現實中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毋庸置疑。實際上，人口普查資料報告的數字比較保守，出于專業角度的原因，這些資料更傾向于少計算高收入。比如，它不太可能全面反映出那些CEO酬金的激增。另一些證據清楚地顯示，不僅不平等在增長，而且你越是靠近頂端，就越會因為不平等得到更大的利益。不僅是排名前20%的家庭比中產階級家庭得到的好處多那么簡單：這20%中，前5%的家庭得到的比后15%的家庭多；前1%的家庭得到的比后4%多；以此類推直到比爾·蓋茨。
研究工作試圖跟蹤高收入者的足跡，結果驚人。比如，不久前無黨派國會預算辦公室根據所得稅和其他相關資料做了一項研究，以完善人口普查資料的評估數據。研究結果發現，1979年到1997年，排名前1%家庭的稅后收入增長了157%，相應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增長僅為10% 。更加驚人的結果來自法國經濟規劃研究所的托馬斯·皮科迪和伊曼紐爾•賽斯（現在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大學任職）的一項最新研究。利用所得稅資料，皮科迪和賽斯作出了自1913年以來的小康階層、富人和非常富有的人的評估。
在這些最新評估資料里，首先你會了解到：我小時候的那種“中產階級美國社會”是能想到的最好的模式，盡管它不是我們社會的常規狀態，但卻是兩個鍍金時代的過渡期。1930年以前的美國，少數極為富有的人控制了大多數社會財富。中產階級社會的到來是在新政時期，特別是在二戰期間，財富的集中程度迅速下降。經濟史學家克勞迪亞·高登和羅伯特·麥克將收入鴻溝迅速收窄的那些年稱為 “偉大的壓縮”。直到70年代以前、即戰后第一代，收入分布完全平等，收入的增加也非常均衡。
然而70年代開始，收入差距迅速增大。皮科迪和賽斯證實了我的猜測：無論我們怎樣評估，實際上我們都回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時代。30年后，收入排名前1%的人占據了收入排名前10%的納稅人收入總額的絕大部分。收入分配的均衡程度遠遠低于20年代的水平，基本上大家已經倒退回曾經的年代。
上述錯誤之處在于：前10%的家庭包含了我們仍然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人，可他們不是大贏家。過去30年，排名前10%納稅人中只有1%的人獲得了大量收益，遠遠超過了其余的9% 。1998年，前1%的人收入起點是23萬美元。依次，前1%的人獲得收益中的60%屬于前0.1%的人——即那些收入超過79萬美元的人。而前0.1%的人獲得收益中的一半又歸屬于前0.01%的人——即那些年收入至少360萬美元的人，這個群體包括13000個納稅人，他們的平均收入是1億7000萬美元。
[1] 寧得罪證券交易委員會，也不能得罪一個怨婦——出自諺語，寧得罪閻王，不得罪怨婦。2002年，杰克·韋爾奇離婚，其妻子簡· 比利斯· 韋爾奇向媒體公開了她丈夫奢侈的退休生活。她在法庭上提供的書面陳述中對通用電氣的公司財務說明比這家公司的股票說明書還要詳細。說明韋爾奇并不是世人所認為的那個嚴守紀律的戰略家，而是一個生活奢華無度的人，這些錢很顯然是來自通用電氣的股東。
[2] 菲茨杰拉爾德——美國小說家，他的著名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描述了美國20年代“爵士時代”美國夢的破滅。小說譴責了美國特權階級自私專橫、為所欲為。再現了金錢的腐化作用，并對當時社會存在的不負責任的道德觀予以了批判。
[3] 瑪莎·斯圖爾特——曾經的 “家政女王”，曾經的全美第二女富翁，因2001年底的內幕交易被判入獄。
三、新政的崩潰
80年代中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美國收入分配過程中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并據此闡述了三種觀點。
幾種假說之間存在爭論，特別是將不平等的增加歸咎于全球化與科技之間的爭論更多、也更尖銳。我也曾是參與者之一，但是我不會再在意它們了。因為最近幾年，經濟學家們爭論的這幾種理論，沒一個管用的。
試圖把“持續增加的不平等”搞清楚的少數幾個經濟學家開始重視一種理論，而這在不久之前還被看做是腦筋糊涂得不可救藥。這種理論強調用社會行為規范來對不平等加以限制。根據這個觀點，新政的執行——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熱情的支持者們說它是：由于強調相對平等的社會報酬、且堅持了30多年，因而創造了一個大致的中產階級社會。但是那些社會行為規范自70年代開始就被瓦解了，而且速度很快。
讓我們把違法行為先放一邊，先問問30年前首席執行官們適度的工資是如何變成今天這種龐大的一攬子綜合工資的？針對這個變化的結果有兩種看法，都強調改變的是行為準則而非純經濟理論。一種看法比較樂觀，在首席執行官們激增的工資和自由棒球隊員激增的工資之間加以類比。據此：給首席執行官支付高額報酬更有價值，因為這個崗位的人選是否正確，后果有很大的不同。我倒是覺得另一種看法更合理一些，但有點悲觀——即對人才的爭奪是次要的。是的，一個杰出的管理者可以產生很大的不同，但是那巨額的一攬子工資往往給了平庸之輩。總經理們今天的報酬如此之多，關鍵在于他們可以任命公司董事會成員、控制董事會成員津貼的多少。所以導致首席執行官們巨額工資的不是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而是不為人知的會議室里的握手。
企業文化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盡管經濟學家和管理理論家們剛剛開始探究這個問題，不過提出幾個相關因素還是不困難的。一個原因是金融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哈佛商學院的拉凱什•庫拉納在他的新書 “尋找企業的救世主” 里暗示， 80到90年代， “管理資本主義”這個穿著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早已被“投資資本主義”取代了。金融機構投資者們不愿意讓首席執行官們從企業內部選擇他們的繼任者，他們想要有英雄氣概的領導人，通常都是外人，而且他們愿意花大價錢挖來。順便提一句，庫拉納新書的副標題是“對魅力CEO的非理性追求”
[1] 布羅斯特——美國卡茨基爾山區的一個避暑勝地。
[2] 杰伊· 雷諾——美國著名脫口秀節目主持人。
[3] 約翰 ·肯尼斯 ·加爾布雷斯——著名經濟學家。
[4] 戈登· 蓋克——電影“華爾街”的主角，一個貪婪成性、不擇手段的銀行家。
四、不平等的代價
這是揭露真相的時刻之一 —— 為了回應一封來自加拿大讀者的電子郵件，羅伯特·諾瓦克進行了一次言辭激烈的短小演講：“馬格，就像絕大多數加拿大人一樣，你根本不了解情況而且錯了。美國人的壽命很長——擁有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全世界最長的平均壽命。這才是事實.”
有些人會說：美國的經濟體系確實產生了很多不平等，但我們與其他體系相比也產生了高收入，也因此大家的生活都很富裕。這也是商業周刊在其近期的一輯名為“25個主意改變世界”的特刊中試圖傳播的思想。其中一個主意是“富人變得更富，那么所有的事情都OK”。大家普遍認為：頂端高收入人群的產生是自由市場體系的結果，自由市場體系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競爭激勵。頂端高收入人群的財富并非靠損害他人利益得來，而是來自于他們的工作表現。
很多美國人武斷地認為：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擁有比其他發達國家更高的人均G.D.P，所以全體美國人民都生活得很好。不僅是我們的富人比外國富人更富、典型的美國家庭比其他國家同等家庭生活得更好、甚至我們對貧困的標準也比外國的標準要高。
更重要的一點是，盡管瑞典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美國低，但造成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們的富人太富。瑞典的中等家庭和美國的中等家庭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他們的工資是這樣的，如果有人比瑞典的平均工資高，那么他將繳納更多的稅，同時政府將提供給他更好一點的醫療服務和公共服務以作為其多繳稅的補償。如果你的可支配收入將減少，這種情況下，瑞典當地的生活水平遠遠高于那些在美國生活的同類家庭。有小孩的、最窮的那10%的瑞典家庭，其收入水平比美國同等家庭收入高60% 。瑞典很少有人處于極度貧困的狀態，而在美國這太常見了。有一個數據：1994年，只有6％的瑞典人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1美元，而在美國是14% 。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提出質疑：既然美國的不平等已無可辯駁地正在產生反作用。那么，據此可以提出這個論點——如果大富翁的人數沒那么多，我們的社會將會更富裕。
企業丑聞的細節讓人觸目驚心，內部借貸、股票期權、特別目的實體[5]、逐日盯市、借貸套利等等。所有這些只為一個簡單的目的——讓細節變復雜。所有的計劃是為了圈內人獲益而設計，為了迅速增加CEO和核心利益集團的獲益。這些關于“貪婪競爭引發的混亂” ，按約翰·肯尼斯·蓋博瑞斯的話說，在60年代的企業根本不可能存在。盡管來自美國公司內部的自我約束力正在逐漸消失，而包括股東在內的、來自外部的約束力也不起什么作用。不過無論如何，執行官們大肆搶劫還是不能被大家所接受。因此，搶劫被偽裝起來，取而代之的是更復雜的計劃和方案，局外人以為那些是聰明的企業戰略，繼而認為那些做法還是合理的。
以物質刺激作為競爭機制的基礎，從而導致一些人變富，對這一理論體系一直以來存在爭論。問題是，這種競爭機制的效果怎么樣？我們已經了解了很多美國企業的真實情況，那些刺激競爭的機制真的能使執行官們的工作代表我們的利益嗎？這一點已經越來越不清楚了。
[1] 上漲的潮水將托起所有的船——諺語，即人人受惠。
[2] 401K計劃——是一種繳費確定型計劃，實行個人賬戶積累制。由雇員和雇主共同繳費，繳費和投資收益免稅，只在領取時征收個人所得稅。雇員退休后養老金的領取金額取決于繳費的多少和投資收益狀況。
[3] 丹尼斯·科茲洛夫斯基——泰科公司前首席執行官。02年6月，因偷逃藝術品銷售稅被起訴。隨著調查的深入，發現了泰科公司管理層的貪污、舞弊、共謀、巨額盜竊、偽造公司支出賬目、非法出售股票等多項罪狀。
[4] 杰拉德·列文——時代華納的前首席執行官。墻里主張并購美國在線公司。2000年兩司并購后，由于網絡泡沫破滅，時代華納股價迅速下跌，公司資產迅速縮水。在接受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后，杰拉德·列文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
[5] 特別目的實體——是資產轉移者或主要信托受益人設立的實體，用于執行實現某以特定目的的業務活動或與某一特定目的直接相關的一系列交易。
五、不平等和政治
九月，參議院討論了一項提案，即對那些為了逃稅而宣布放棄美國公民身份的人第一時間開征資本利得稅。費爾·格雷米參議員很不高興，宣稱這項提議簡直就象從“納粹德國脫胎出來的”。語言挺粗野啊，但還是不如美國傳統基金會[1]的丹尼爾·米歇爾的隱喻，他在華盛頓時報的社論版上說：這些設計出來的法律條款是為了預防企業在海外因為稅務目的被重新核發執照。米歇爾將這項立法描述成“德萊特·斯科特式的稅法[2]”，暗指1857年由最高法院確定的那個臭名昭著的條款——已經獲得自由的州得把那些逃到那的黑奴送回原處。
你不需要一位政治學者來告訴你，現在美國政治分化的嚴重性。難道它不是一直都那樣嗎？不，它當然不是。從二戰到70年代，收入不平等達到了歷史上的低點，那個時代各政黨的立場也比今天溫和。這不是主觀看法。我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同事諾論·麥卡帝和哈羅德·羅森思，與休斯頓大學的凱斯·普爾一起做了一項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與25年前相比，今天的國會議員，你知其黨派歸屬，便可預測出其投票結果。實際實況是，今日兩黨之間的分歧是自20年代以來最為尖銳的時候。
兩黨之間的分歧是什么呢？答案很簡單：經濟。麥卡帝、羅森思和普爾寫到：國會的投票就是左、右意識形態的投票，就是自由主義者對保守人士。”將民主黨描述成想從富人那征稅并幫助窮人的政黨、將共和黨描述成想把稅收和社會支出降到盡可能低的政黨，聽起來好像過于簡單了。在美國處于中產階級社會的時候，這種描述確實過于簡單化：因為政治派別不應該僅由其經濟政策來定義。但那個時代的美國是一個不同的國家，正如麥卡帝、羅斯森和普爾所說：“如果收入和財富被公平分配，也就不存在什么沖突，政客們組織政治活動也得不到什么好處。”而現在，存在沖突，我們的政客們就可以圍繞這些沖突組織政治活動。換句話說，收入不平等的持續增長很可能正是我們不斷加深的政治分歧的起因。
你可能會想，富人和窮人的之間的政治交鋒尚在繼續，還沒結束呢。雖然美國的財政收入還在激增，而與此同時普通家庭的收入充其量也就是輕微增長，你可能會期望政客們通過對提案進行投票以在財富的均衡分配上達成一致意見。無論如何，政治上的兩極分化都會發生。原因是共和黨人的右傾更右了，而非民主黨人的左傾更左。事實上，經濟政策正在穩定地向財富一方傾斜。過去25年中最重要的減稅，是里根執政的80年代和近來的布什時期，兩次減稅都是向有錢人的嚴重傾斜。（盡管也有迷惑措施、但仍有明顯的跡象顯示布什超過一半的減稅政策最終是為那占據頂端的1%家庭服務的。）80年代稅收顯著增加的時期，增長的實際是工資薪金稅，大部分增加在了工人階級家庭。
政治向財富傾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些人妄圖取消遺產稅。這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經濟政策在向加劇不平等的方向運動，越來越強。遺產稅，毫無疑問是針對財富的稅種。1999年，只有排名前2%的遺產付點稅；遺產稅收的一半是由3300份遺產支付的，稅額占遺產總額的0.16%，其中最少的遺產價值500萬美元，平均每份遺產價值1700萬美元。遺產稅收的四分之一是由467份遺產支付的，每份遺產價值超過2000萬美元。那些家族農場和生意被繳納遺產稅搞得破了產才是真正的傳奇故事，盡管我們費勁地搜索，但還是無法發現這種實例。
這些錯誤觀念的產生并非偶然，實際上，它們是被故意推銷出來的。比如，一份由傳統基金會炮制、標題為“是時候取消聯邦死亡稅了——美國夢的噩夢”的文件，其中特別強調了那些罕見的、現實生活中難得發生的故事：“小業主，特別是少數民族，他們想把僅有的財產留給孩子。但是一考慮到他們的遺產將會被死亡稅所侵吞，就感到極為痛苦。……如果沒能擠進“家庭遺產稅免除計劃”，那些孩子大點的母親們就不得不努力重返就業大軍。” 那么誰為傳統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呢？當然，是富人們。
[1] 美國傳統基金會——美國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73年，代表美國西南部財團極端保守勢力的利益。
[2] 德萊特·斯科特式的稅法——德萊德·斯科特一案在美國憲法歷史上占有獨特地位，是最高法院試圖將司法解決加諸于政治問題的一個例子。德萊特·斯科特生為奴隸，被擔任軍醫的主任帶到路易斯安那洲的自由之地。他的主人去世后，斯科特為自身自由提出了起訴，理由是既然奴隸制度在自由領土中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便是自由人，而且“一次自由、終身自由”。此案一直打到了聯邦法院。法院裁定身為奴隸的斯科特不能使用自由公民在聯邦法院提告的特權。隨后，首席大法官和其他南方法院的支持者希望能夠對各領土奴隸制度的問題從此作出一個決定性的裁決。因此他們裁定，努力只不過是財產，決定不能成為公民。本案招來了對法院和首席大法官的強烈批評，在北方引起了一場抗議和鄙視的風暴。
[3] 它還成了布什政府減稅政策的亮點——美國遺產稅的起征點比較高，并按物價指數浮動，稅率實行超額累進，最高稅率達55% 。美國國會曾經兩度表決通過廢止遺產稅的法案，規定在10年內逐步廢除遺產稅及其相關的贈與稅、隔代遺產稅，用20%的資本利得稅取而代之，但兩次都被當時的克林頓總統否決。布什上任之后，即宣布1.6萬億美元的減稅計劃，其中就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得益于這個計劃，遺產稅方面，從稅率到豁免額都已相應進行了調整。
六、富豪統治？
1924年，長島北岸的豪華官邸仍沉浸在榮耀里，堪配他們主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勢。當紐約政府官員艾爾·史密斯提議在此興建一個系統公園，華廈的擁有者們憤怒地堅決反對。何瑞思·亥沃梅耶、一位糖業大亨警告說，南岸城鎮將會因此被來自城市的下等人所占領。“下等人？”史密斯說：“你談論的就是我。”后來，紐約人建起了他們的公園。但最終仍是以幾個極其富有家庭的利益打敗了紐約的中產階級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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