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及其影響

經濟危機及其影響[*]
安迪‧基爾米斯特（Andy Kilmister）[†]

（翻譯者： 龔權；校訂者: 萬毓澤、劉惠敏）

原載：先驅社

當前的經濟危機，否定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世界經濟奉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 雖然利潤產生于生產領域，但矛盾的是，卻需要依靠流通與交換實現。如今英國深受此次危機打擊。

一、     簡介

有三個出發點對理解這次經濟危機很重要：[1]首先，現在發生的危機，意味著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主宰世界經濟秩序、一系列環環相扣的經濟措施已經瓦解。這些措施是為了應對1970年代浮現的經濟危機，而發明的「暫時性解決方案」。其次，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80年代為解決危機而付出的努力，實際上源于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 利潤產生于生產領域，但實現于流通與交換領域。 第三，英國資本（至少是英國國內的資本）在歷史上形成的虛弱處境，使得英國在此次經濟危機中尤為脆弱。

此次的經濟危機有很多層面，但三個方面尤為關鍵。一是大量的債務被制造出來，包括企業和家庭，特別是后者。與此相關聯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重新陷于不穩定，且世界其它國家有可能拒絕為美國和英國的貿易赤字提供資金支持。最后，生態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可能終結長達二十年的低價商品時代。然而，這些因素應該看作是中期的發展，它們決定了各種潛在的緊張關系，而更多立即的變化是在這些緊張關系中浮現的。

馬克思主義對危機的分析，必須把握潛在的結構因素，觀察它們如何表現為各種現象，同時也要了解資本企圖解決危機的各種競爭策略。

二、     近期的金融風暴

二００八年下半年的關鍵發展，是上述第一個情況戲劇性地惡化；債務的積累引發了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人們逐漸意識到經濟體系中壞賬的數額遠遠比先前想象的多。這又使美國統治階級出現混亂，不知該如何應對一路攀升的呆帳。在極不情愿地被迫將抵押放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國有化之后（大部分來自公司內中國和日本投資者的壓力），他們忽然允許主要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

這在三方面使整個銀行體系陷入更險惡的深淵。首先，急劇飆升的壞賬數額直接威脅了銀行的償債能力。其次，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明顯改變了之前援救貝爾斯登（Bear Stern Co.）的政策，引發銀行之間借貸市場的恐慌。由于不確定哪間銀行可以在危機中幸免于難，市場借貸幾乎中止，終于導致整個銀行體系的失靈。第三，股市投資者驚恐地拋售銀行股，導致銀行股股價狂瀉。因為銀行業的規范是基于這樣一種觀念，即貸款數額只能是其資本的若干倍，而如今股價下跌、資本額減少，使銀行借貸能力大幅降低，于是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受到進一步的威脅。雖然這些問題一開始出現在房市蓬勃發展、銀行業去管制化盛行的美國和英國，但人們很快就發現，其實許多銀行（尤其是歐陸各國）也在這些市場中有許多放貸，所以這次銀行危機影響了所有主要的工業國。

上述一系列現象使政府拯救銀行業的措施忽然轉向。這種轉向在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形態。 其中以華爾街老手，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為首的美國方式最為無恥。（保爾森最初的建議是，由納稅人供養的美國政府應該向銀行認購毫無價值的債務——這是一種對銀行將來的行為不做任何約束的直接補貼）。英國政府的計劃（已經為歐盟采納）則是由政府購買銀行的股份，而這種措施為政治辯論提供了某些潛在的機會。這使人們得以討論，國家對銀行體系的控制的本質為何，以及誰應該為金融風暴買單等問題。但是很明確的是，政府最初的目標，是它只在最小限度內參與金融部門的活動，提供資金以恢復銀行的獲利，以期將來能盡快賣掉政府的股份。這是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在九十年代初金融風暴后銀行業重組時所采用的方案。

三、     誰為金融風暴買單？

資本貶值（devalorization）必須是馬克思主義分析這一系列發展的出發點。 承認房地產市場的壞賬，其立即效應是：以「預期可全數償還的房屋借貸」為基礎來進行估價的資本，將失去預期的價值。這些資本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直接用在次貸抵押。它們或者用于提供抵押，或者用于房地產的建設和發展。第二類是，其它產業的資本因預期繁榮的房市將帶來需求（特別是房屋所有人抵押房產進行借貸而帶來的高需求）而進行的投資。現在看來，這樣的情形在可見的將來不可能再出現了。

任何這種資本貶值都會引起這個疑問：誰將為這些損失買單？資本還是勞動者？金融部門已經非常厚顏無恥地嘗試將這次危機的成本轉移到勞動力身上——他們甚至計劃用納稅人的錢來維持他們的紅利（獎金收入）。他們利用下面幾種方式來確保這種轉移：

（1）直接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銀行。

（2）拒絕降低貸款利息，以重建利基。像Lloyds－HBOS這樣通過兼并，使得業內競爭減少，而同時加深家庭依賴這少數的大機構，會使這種目標更容易實現。

（3）削減銀行職員的工作保障，工資和工作條件來降低成本。同樣的，由國家資助的兼并可以利用各種方式關閉分公司，以協助這個過程的完成。

（4）減少付給存款人（儲戶）的利息。

如果政府想扮演資本代言人以外的角色，并要求銀行接受這些規范，導致銀行不能達成目標的話，銀行就會以破壞整個體系的威脅來反擊。這導致政府和銀行之間的沖突，尤其在降息問題上。然而，貸款利息下調往往以存款利息更大程度地下調為代價，這會給現在和將來領取退休補助的人帶來嚴重影響。再者，整個救市措施還有很高的“意識形態成本”，它會損害未來金融界在整個社會的聲譽（他們現在的聲譽已經不大好了），也會增加政府管制乃至國有制的正當性。

四、     穩定金融部門

雖然現在很難準確預測任何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投入銀行系統的投資（注資）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穩定銀行體系。雖然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房地產興盛很大部分肇因于投機泡沫，但這并不表示這部分借貸本身便足以壓倒整個金融體系。（《經濟學人》2008年9月27日報道，六月份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在總額約十萬六千億的資產中，有五千億是“嚴重拖欠”的抵押借款。）同時我們應該記住，即使抵押貸款不能全額償付，用作抵押的房屋也不是毫無價值的。

在估算穩定金融領域的成本時，我們也應該小心看待那些對外公布的救市金額，如美國的七千億救市計劃。這些計劃由三種不同用途的資金組成：第一種是用于對銀行的直接資金援助。這些是真正的成本。第二種是貸款保證。這部分的資金只有從現在開始出現賴帳時才會使用。基本上它們是信心重建的措施，而并不期望會真的支出這筆錢。第三種是直接由政府貸款，以恢復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同樣的，這部分的錢只有在貸款利息極不尋常地低，或者出現賴帳的時候才會成為真正的成本。

英國銀行業的救市措施，現在看來成本約為三百七十億英鎊，即直接支付給銀行的資金援助。如果日后這些股份可以較高價格賣出，那么連這部分資金也不一定是長期的成本。但是，這畢竟是很大一筆的資金，它會使本年度政府財政出現赤字。歐洲其它國家總計亦花了和英國救市數額相當的錢——《金融時報》在十一月五號報道說意大利政府計劃為其銀行體系注資兩百四十億英鎊。

認識到下面一點也很重要：政府支出增加的立即影響，只是中期預算赤字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稅收的減少和因為這次危機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所需付出的額外成本。馬丁‧沃夫（Martin Wolf）在《金融時報》分析英國財政大臣達林（Alistar Darling） 的先期預算報告時指出：2009－2010年的稅收的減少將相當于GDP三個百分點，他預期這個變化會因為財政能力和GDP水平的回落而更加嚴重；金融行業利潤稅以及房產交易稅都會受到永久的沖擊，更嚴重的是，它會造成GDP的長期損失。如今我們預期，在2010年，經濟將比預算中的預期少5.5個百分點。[2] 這將對英國等政府藉發行國債來彌補逐漸增加赤字的措施，形成嚴峻的考驗：他們大幅降低國債的價格，將使得利率提高而導致危機加劇；而如果他們增加向外國舉債的數額，將會進一步使英鎊走軟。

與金融體系頃刻垮掉的可能性，或政府救市措施將帶來的龐大開支相比，更為重要的是，這次金融危機對金融領域和總體經濟狀況的長期影響。

銀行危機也提出了這樣一個議題：如果金融體系重新實現了穩定，它會成為一個怎樣的金融體系？新工黨很難回避這個爭論，因為他們既然已經持有了銀行份額，他們就不能回避怎樣利用這些股份來對金融家施以控制。雖然這看起來像是社會民主派重申他們管制化主張的絕佳時機，但是最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使得任何版本的替代性措施都似乎難以令人信服。現在討論的關于銀行管制的主要觀點，包括加強貸款的資本限制（基本上就是現有規制的強化版），規范銀行獎金和某些種類的交易（如“賣空”交易，即雙方買賣一些他們并非實際擁有的股票，并預期自己能在完成交易前以更低的價格從他處買到該股份。）任何這些規范措施，都不足以使金融危機后的金融體制和過去有重大的區別。

然而，如果社會民主派不能提出一種令人信服的、取代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措施的方案，就為社會主義加入討論創造了空間。在維護公有制、和基于需求而非利潤的生產方式方面的討論，會出現幾十年未曾有過的空間。

五、     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

目前由銀行危機所引發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它對其它經濟領域的影響，以及它和逐漸出現、更為廣泛的經濟危機之間的互動關系。最為明顯的問題就是如今初露跡象的經濟衰退。這次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極度依賴消費者需求，同時大量透過借貸進行商業投資。由于現在借貸緊縮，這種由借貸驅動的經濟擴張便不再可能，經濟急劇惡化看來也難以避免。房價下跌亦進一步削弱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因為屋主不能再以升值的房產來借貸。

有兩個根本的原因導致了對借貸的依賴。消費必須依賴借貸，因為在生產領域，為了追逐利潤而降低工資，和為了確保需求、藉銷售產品而實現利潤之間存在矛盾。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如美國和英國，債務狀況也最為惡劣，這并非偶然。

與此相關，由于生產領域的利潤率下降，整個生產領域，尤其是投資領域越來越依賴借貸。正如羅伯‧韋德（Robert Wade） 所言，“在美國，非金融公司的利潤率在1950至1973年，以及2000年到2006年之間直線下滑近四分之一。 而公司就以逐漸增加在金融投機方面的‘投資’，來應對這種惡化的局勢”[3]。這樣的結果是，一旦失去了借貸的支持，經濟衰退就無可避免了。

面對經濟衰退的局面，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它們自己的借貸，然后鼓勵中央銀行調低利率。但這些措施給它們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煩。政府借貸受制于拯救銀行的成本。前面說過，大量借貸會推高利率或者使貨幣貶值。這會使家庭實際收入減少，從而打擊消費，導致政府最初的借貸目的無法實現。英國政府面對這種情況的應對措施是明確宣布暫時減稅。但這只會使得人們現在將收入的增加部分直接存起來，來應付未來將增收的稅金。

降息其實也很困難。中央銀行只可能控制短期的利率，而面對中央銀行的降息政策，私人銀行一定會拒絕降低長期利率。同時，降息政策也會直接造成現在領取退休補貼的人的實際儲蓄回報以及將來的預期回報減少，因此造成打擊消費的效果。

更為根本的是，只要由低工資和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費依賴于借貸持續存在，而新的借貸又未能開始，那么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就會始終受到限制。因此，經濟衰退將很可能是漫長而嚴峻的過程。

六、     經濟危機的全球化

英美等國過去二十年的債務增長實際上依賴于國際資金的流動，而國際資金流動主要是因為國際匯率和八十年代早期動蕩的情況相比要穩定的多。反之，如果現在的資本積累的模式要轉變為另外一種，將不可避免地對全球貨幣的協定造成壓力。

雖然冰島、烏克蘭和巴爾干地區已經被迫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歐盟求救，但至今為止危機主要只局限在一些經濟大國的貨幣變動方面。而這種情況正在逐漸轉變，危機經由三種方式向國際化的方向演變。

首先是最近危機的發展對“新興市場”的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曼（Paul Krugman）以俄國為例說明了這種情況。“雖然俄國政府持有數量驚人的五千六百億的外匯儲備，俄國的公司和銀行卻有同樣驚人的四千六百億的外國債務……這正是所有貨幣危機的溫床，它預示著世界金融體系的新災難。”[4] 逐漸頻繁的利差交易（比如說，金融公司在日本等市場通過低息貸款借錢然后轉貸到國外）已經開始對這些貨幣造成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英國和美國等處于危機中心的國家發現她們的貨幣正處于貶值的危機中。這一方面因為這些政府需要向外借款，另一方面因為普遍缺乏信心。在本文撰寫時，美元仍看似走強，但這只是因為別的貨幣比美元更為疲弱而已。而英鎊對美元和歐元已經大幅貶值了。

第三個因素則是由于需求下降，國家面臨通過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壓力。令美國政府吃驚的是，就連中國也在考慮這個選擇。[5]

所有的這些發展，預示了匯率和資本流動更為動蕩的時期很可能要到來。在這些即刻出現的變化后面，更深層的矛盾是國際資產階級對將來應對戰略持有不同意見。

長期而言，資本的核心任務是發明一種積累策略，以擺脫對不可持續的債務的依賴。（馬丁‧沃夫在十一月五日的金融時報發表的文章〈為什么形成新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如此重要而困難〉（Why Agreeing a New Bretton Woods is Vital and So Hard）在很多方面可以認為是這個過程的宣言。）這個過程會有各方面的潛在沖突，但其中一種逐漸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就是讓世界經濟平衡逐漸脫離美國（和英國）而走向亞洲的以及別的經濟體，尤其是中國。

資本的卓有遠見的代言人，比如說馬丁‧沃夫，非常明確的指出，如果現在這種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狀態持續下去的話，我們最近所見的金融危機還會重現。投入美國和英國的大批資金在任何新的管制下都會從事風險借貸。中國這類國家應該轉向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而美國，尤其是他們的出口業，應從消費領域轉向投資領域，這種情況才可能避免。

這種策略實際上自然非常難以實行，因為資本主義無計劃的、自發的本質使這種再平衡非常不穩定且充滿風險。這已經在一九八〇年中期得到驗證。當時通過協調使日元升值，同時將日本經濟從出口型轉向國內需求型引發了瘋狂地投機借貸，使得日本經濟的疲弱持續了近二十年。

然而，如今更為嚴峻的問題是：不同的國家資本之間，根本不存在一個清晰的關于未來資本主義走向的協定。例證是德國和英國政府針對該如何合理應對這場危機、政府支出程度和財政赤字應有的水平產生了爭論。然而比這更嚴重的是美國和亞洲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6] 這些緊張關系不僅體現了對經濟的關注，更體現了國際資本主義陣營內力量關系的改變。

七、     商品和生態危機

文章開頭提出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第三方面是商品價格的問題，以及生態因素對生產設下的限制。由于油價下跌，這個問題有很強的被忽略的趨勢。有四個理由證明這是十分嚴重的錯誤。

首先，與五至十年前相比，油價還是處于高位。同樣地，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食品價格也是如此。即使在英國這樣的國家，不斷上升的能源成本也已經嚴重影響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對在發展中經濟體中生活的窮人而言，食品價格則依然是一個致命的難題。

第二，能源和食品價格下降只是因為經濟嚴重衰退。只要出現了任何持續的增長，尤其是像中國等國家通過向國內消費的轉型，都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價格上漲。2006-2007年間的商品價格波動并非全然由于投機活動，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投機活動當然有影響，尤其是那段時間投機者拋售美元，但這絕不是唯一的因素。這些年來的食品價格的上漲，預示了生態限制下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局限。

第三，由于資本主義決策的不理性，一旦經濟增長開始，未來幾年內，食品和燃料價格的大幅下跌都可能使新能源的發展停滯，從而使價格重新上升的趨勢更為嚴重。

第四，這次經濟衰退并不會減緩國際性的環境破壞(尤其是氣候變遷)的速度。這對食品供應的影響，將是長期的趨勢﹔無論全球生產到達何種水平，這種趨勢在未來都會越來越鮮明。

這一切都意味著，雖然政府和中央銀行在拼命嘗試恢復生產的時候并不擔心通貨膨脹，但只要經濟持續復蘇，就可能重新引發通脹的恐慌。長期而言，這將對可能的經濟選擇造成嚴重限制。

八、     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危機代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霸權的終結。與此聯系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復興。承認以下一點很重要，只要國家開支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著想，那么開支和新自由主義就一定能兼容。[7] 正如前文所言，新工黨拯救銀行的最初目的，其實正是在這個框架里操作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次危機的解決方案一定會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內形成。銀行重組、重新私有化、資本積累在自由市場基礎上重新開始……仍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但不是唯一的可能。在對銀行管理方面，英國政府已經變得比它原來所預期的更具有干涉性，同時它還采取了甚至幾個月前根本沒有計劃的財政政策。所以，更多的此類措施——壓低利率， 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到百分之四十五——并不代表和過去政策的重大差別。但是它們確實意味著對于政治干預的討論空間被打開了。這個討論的空間將會如何分配，則部分取決于危機如何發展，也部分取決于社會主義者面對資本所提出的建議，能提出怎樣的替代性的方案。

更廣泛而言，這次危機所引發的問題，和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世界經濟的運作情況，都表明了：即使新自由主義可能暫時依照它的條件解決現在的情況，也將和過去這些年我們看到的方式有重大差別。而這還會牽涉到震蕩和調整的困難，而這也將為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創造更多的空間。

九、     社會主義者應該主張什么？

社會主義者在回應這次危機時所提出的要求，應該強調這次危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不僅在金融領域，也同樣在于生產資本的矛盾，同時還受到全球因素而非只是某個國家資本的經濟政策的影響。因此，以下的幾點建議尤為重要。

（1）      將銀行國有化，并由公眾來控制信貸的分配及儲蓄的使用。

（2）      推動大規模的公共就業方案來對抗衰退，強調生產必須符合生態要求，促使經濟轉而採用“綠色”技術。投資于其它形式的交通和能源。

（3）      對富人的收入和財產收稅，限制高收入，從而消除消費對債務的依賴。

（4）      將金融機構和工業企業的帳目對公眾開放，置于公眾監督之下，從而防止他們以危機作為借口來強制削減成本以及裁員。

（5）      將工資、養老金和津貼同通脹掛鉤，讓工人得以應對不斷上升的食品和能源價格。

（6）      大規模展開公有及公營的房屋建設項目，以避免另一個房產泡沫。對於因拖欠供款而有被銀行收回抵押房屋之虞的屋主，應該讓其暫停償付債務。

（7）      政府擔保的養老金制度。未來的退休補助應該從富人的稅收中支付，而非依靠從股份和債券而來的收益。對因為利率下調而遭受損失的領取退休補助領取人，應給予補償。

（8）      透過控制資本流動以及稅收，來控制國際金融投機行為。

十、     結論

目前這場危機代表了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幾十年間國際上最為重要的經濟事件。在那個動蕩的時代形成的經濟秩序已經開始瓦解。它將被什么所替代？這不僅取決于“客觀的”環境，而且取決于左派的能力，即他們能夠提出怎樣的基于需求而非利潤的經濟模式，來替代過去二十年來由金融驅動的積累方式。

注：

[1] 對此問題更詳細的討論可見基爾米斯特《經濟怎么了？》載于《社會主義觀》2008年2月刊。基爾米斯特《世界經濟和信貸危機》載于《社會主義抵抗》2008年夏季刊，總51期。

[2] 沃夫《英國如何調戲危機》載于《金融時報》十一月八日，頁十一。

[3] 韋德 《金融制度改變了嗎？》載于《新左派評論》2008年九月十月刊，總53期，頁十一。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間曾有關于這次危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可歸因于不斷縮減的利潤的爭論。爭議主要在究竟用什么方式來計算利潤率。然而，即使那些認為利潤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維持的人（他們指出在國內收入中屬于利潤的部分上升了）也接受下面一個事實，即利潤和生產性投資在最近幾年有很大減弱，推想起來這可能是因為對未來利潤的預期產生生了變化。

[4] 格魯曼 《當要走的時候，我們一起走》《衛報周末》2008年12月刊，頁31.

[5] 戴爾 《保爾森最終反對人民幣走弱》《金融時報》十二月十一日，頁十一。

[6] 派林 《慎重的亞洲不可能救西方》《金融時報》十二月十一日，頁十三。

[7] 這個爭論的發展可參見基爾米斯特《理解新自由主義》載《社會主義觀》2004年春季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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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觀察》（The View from Britain） 網絡雜志：2008年十二月號

[†] 安迪‧基爾米斯特 是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經濟學院的高級講師。他自1989年起開始研究中歐和東歐的工業的重組和結構變遷。安迪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東歐勞動力聚焦》（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的編輯群之一，合著有《批判政治學與后批判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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