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金融危機報道的主動權
推薦者按：金融危機真正根源是不是美元霸權，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市場經濟，是美國國內（如資本主義金融業）的過度市場化與世界范圍內（如中國）的過度市場化。財富的過度集中與勞動者的普遍貧困是這次沖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與深層原因。美元霸權，只是這種的資本主義形態的一個現象而已。
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CJR) 2009年02月16日
來源： 中國記者 作者： 方家喜
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動蕩逐步升級，一個現象引起更多人注意。對于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西方媒體一改常態表現得相當平靜，觀點性報道少，更多是對金融危機進程和各國救市行動作事實性報道。比起2008上半年對“拉薩3?14事件”“越南股市風波”“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傾向鮮明、聲勢猛烈的報道，對于發端于家門口的金融海嘯，西方媒體卻“心平氣和”，過于“理性”。
西方媒體“避實就虛”
對于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影響面更廣、破壞性更深的金融動蕩，媒體應該樹立責任意識，客觀報道事實，理性剖析危機的背景與實質，廣泛討論解決辦法和金融修復重建策略。但據觀察，西方媒體在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的近兩年時間里，沒有把鏡頭對準危機發源地美國和最大重災區歐洲，而是把災難性報道突出在亞洲。
2008年10月10日，韓國《中央日報》以《揭露導致韓國市場震動的外媒歪曲報道真相》為題報道稱，一部分外國媒體在報道韓國金融市場狀況時歪曲事實或夸大其詞，甚至還有很多報道根本沒有正確分析資料就恣意評論。報道還說，在韓國金融市場動蕩不安之際，外國媒體的虛假報道會對韓國經濟帶來致命打擊。
韓國政府表示，要積極應對外國媒體的虛假報道，要求有關媒體對一部分報道做出解釋并進行訂正，必要時還要求登載駁斥相關文章。
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0月9日刊登了一篇名為《韓國的各家銀行，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報道，韓國金融委員會對此提供了詳細資料進行反駁。在韓國財政部堅決抗議下，“道瓊斯”表示“韓文翻譯有誤”，承認報道失實。
與此同時，英國《金融時報》一些不負責任的報道也引起關注。韓國財政部一位官員指出：“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那些對韓國經濟情況做出的虛假報道，防止歪曲韓國的消息四處擴散。”
同樣在亞洲，2008年六七月間，越南股市大幅下挫，多家西方媒體不約而同發出警告—“亞洲面臨第二輪金融危機”。西方媒體判斷，越南將把整個亞洲拖入第二輪金融危機，并危及中國。中國社科院等機構專家否認了這種說法，并表示，如果發生金融危機，中國將成為“救助者”。
美國彭博社2008年10月4日在題為《亞洲奇跡再次面臨危險》的文章中開篇就說：“無論你問誰，中國現在都是要么處于經濟衰退的邊緣，要么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有人擔心這個亞洲第二大經濟體同時面臨這兩個危險。”該文章稱，中國的形勢反映了亞洲正經歷著1997年以來最艱難的時刻，從首爾到雅加達，從北京到新德里，官員們都在疲于應付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
美國一商務博客網站2008年10月3日發表了題為《亞洲正在走向1997年那樣的另一場危機嗎》的文章。英國《衛報》2008年10月2日也刊文說，“亞洲面臨著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具考驗的時刻。”
“傾向性”背后的真相
西方媒體很清楚一個事實，金融危機根源在于美元霸權，其發生地就在美國的華爾街。西方很想對世界回避這一點，他們的媒體也自然顧左右而言它，想把大家的視線引向亞洲。
西方媒體的行為似乎在追求和推動一種認識，即金融危機的發源地雖然在華爾街，但亞洲將把全球引向災難。
此外，伴隨著對亞洲有關國家災難性的報道，2008年下半年以來，西方媒體又逐漸突出一點，即中國應該挺身而出救世界于水火。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應該與各經濟體共同面對這場災難，但西方媒體頻率過高、情緒化的說辭，難免讓人去想像背后的動機。
許多分析認為，歐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必將傳導到中國經濟，對中國產品出口造成嚴重沖擊。我們不否認這些判斷具有合理性，但還需要明白一點：歷史表明，媒體輿論往往是為一定的政治、經濟、軍事行為鋪墊的。國家間競爭的客觀存在，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視，以及長期以來以掠奪財富和轉嫁危機為主導的思維模式，所反映出的其媒體為本國利益服務的本質。
由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戒備心理，在他們眼里，中國可能落井下石。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國債，屬于高度國家機密的外匯儲備結構，這些都無異于恐怖的核威懾力量。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牽動投資者的目光，影響投資者的信心，也都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嚴重影響。保持穩定且擁有大量現金的中國，在這個特定時期有強大的市場指向作用。所以，制造輿論提醒中國，不要采取不負責任的行為以免傷及自身，是西方政客給中國打的預防針。
另外，此次金融危機，對西方經濟學權威性是一個不小的動搖。但西方經濟學界，包括西方社會，在情感上不愿承認這一點。他們試圖通過輿論去淡化這種現實，捍衛西方經濟學的地位。西方媒體頻頻呼吁中國救市的又一心理動機是，強拉中國救市使危機盡快過去，救歐美經濟，救西方經濟，救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作為全球領跑者的地位與自尊。
確立新聞主動性
總體而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媒體，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都顯得較為被動。更多是對危機發展過程的報道，很少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更高層意義上去揭示其歷史內涵。
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對金融危機進行關注和相關議題設置：
一是揭示金融危機真正根源。近年來，世界上演了一場空前的金融混亂，先是美國出現次貸危機，接著是美元貶值、石油和黃金漲價、股市暴跌和全球流動性泛濫，以及全球通脹愈演愈烈；與此同時，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越南)陷入金融危機，中國金融領域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匯率升值和股市危機等一系列棘手問題。與這場全球金融混亂相伴而行的是學術界的思想混亂，各種觀點紛至沓來，致使普通老百姓一頭霧水。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要為公眾撥開重重迷霧，揭示金融混亂的源頭就是美元一幣獨大，美聯儲濫發美元紙幣，這場全球金融亂局的實質就是美元危機。
二是客觀報道全球金融危機發展的趨勢。世界銀行一份報告表示，信貸緊縮導致的經濟衰退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個未知領域，因而難以估計衰退深度和持續時間。這種未知性將會引發社會對金融危機破壞性的混亂猜測，容易導致信心危機，甚至社會危機。
所以，掌握著輿論大權的媒體需要利用采訪、舉辦論壇、社會調查等形式，理性考量金融危機發展的趨勢，影響的深度和廣度，給社會一個合理的預期。
三是積極討論新的世界金融體系的構建。首先，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要求主要在于降低匯率波動、增強自身清償力、強調危機損失的全球分攤等。觀察人士表示，自從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類的貨幣體系一直在“無制度”運行。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貨幣，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貨幣領域擁有強大的發言權。這的確于發展中國家不利，于防范貨幣危機不利，但迄今全球范圍內既未探索出，也沒有充分預見到更為公正和穩健的新貨幣體系。
其次，世界貨幣體系需要完善。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沙祖康指出，將美元作為全球的主要儲備貨幣以及發達國家掌控主要國際經濟機構是導致全球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說，現行的全球經濟管理機制無法避免全球金融失衡，對于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體制性問題，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國際貨幣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其根本目標是建立一個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并具有高信用和高效率的世界經濟管理機制。
第三，世界金融監管機制需要改革。一些國際貨幣專家指出，應由聯合國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對各國金融監管進行評估、監管，對各國金融市場進行評估和監測，對各國的財政赤字、貿易赤字進行必要的限制，限制衍生產品市場的過度創新等，制定類似巴塞爾協議的制度規則。總之，透明、統一標準的國際化金融監管體系是國際經濟、金融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各國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的臨時做法反映出現有金融體系中存在嚴重漏洞。為確保持續穩定，保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成果，國際社會應考慮進行“深入和系統的改革”。根本目標是建立一個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并具有高信用和高效率的世界經濟管理機制。(作者單位：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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