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水哥來自陜西，是一位鐵路工人，父母是工人和農民。雖然水哥的家庭并不算富裕，卻有著相對難得的開明氛圍，這為水哥走向更加廣闊的世界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義務教育階段，水哥親身體會了霸凌的存在，也感受到了個人反抗的無力，在霸凌者的陰影中走向高中。在高中和大學里，水哥獲得了良師益友，在他們的影響下不僅走出了陰影，還親身體會到了他人對一個人所能產生的巨大鼓舞與激勵。
在好老師的引路下，水哥接觸了馬列主義，這份積累成為了一粒種子。而真正讓它生長發(fā)芽的土壤，則是水哥步入的工作領域。對勞資關系和工人權益的零距離接觸，催化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使之迅速融貫到水哥的階級意識和斗爭勇氣里。他不僅從此認可自己身為一名工人的身份，同時也積極參與到工人群體的維權行動中。
權益無小事，為自身權益的斗爭并不總是轟轟烈烈大開大合，它融貫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摸魚偷閑和集體的協(xié)同抵制，都是斗爭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事實上的共同利益并非總是得到事實上的全面支持，有一些人心存僥幸，有一些人心存逃避。帶頭斗爭的人能夠成為榜樣，帶來激勵，但仍不能脫離每個工人本身的決心，和工人集體的協(xié)商共識。水哥用親身經歷向我們展現：來自外部的有力臂膀固然能為我們撕開一個口子，然而第一步仍需要我們自己踏出。
文|馬乙己
鳴謝|水哥 錫釘 藍色 大烏龍 畫外音
同時代人 鈍感超人 喵了個咪
我出生于2001年，家在陜西漢中，但出生地卻在新疆。那個時候我爸媽都在新疆務工，是在生下我之后他們才回的家鄉(xiāng)。我父母都是很典型的流動工人。
父親一直在干建筑工地的活，進過鐵路局當過勞務工，參與修建過廣州的高鐵，去過廣州、河南、新疆、山西等地。他現在還是愿意在工地干，但是我覺得他的身體受不了了，就勸他早點回來。母親在我高中的時候短暫地出去務工過，是去新疆阿克蘇摘棉花，但在我讀初中以前她一直在家務農。我讀大學的時候，他們到了江蘇無錫打工。母親比父親早一年去，在一家光伏電子廠打工，父親隨后來，在一家物流公司當裝卸工。
雖然換了幾次學校，但我開始讀書的年紀非常小，讀到三年級時我才七歲。一開始，我在村子里的小學讀書，但或許是父母覺得教學效果不好，在一兩個月后就把我送到了縣城的一家私立幼兒園。可能是因為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我在那里只上了一個學期，在那之后我被送到了鎮(zhèn)上的一家兼具小學和初中的九年一貫制公立學校。上學的頭一兩年，我是走讀生，住在二姨家中，主要是外婆在照顧我。到二年級的時候，我媽打工回來，發(fā)現我的學習情況大不如前，便選擇留下照顧我。五年級以前，我主要是寄養(yǎng)在二姨家，中間也在二嬸家住過，在那之后便開始長期住校。也就是說我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在父系母系兩邊的親戚家度過的。
“隨著我的年齡增長，他不那么父權了”
在我的成長經歷中，母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母親是初中學歷，雖然不算高，但在農村中已經不錯了。從小到大，我母親一直比較關注我的學習，所以當我的字寫得越來越差時，她就意識到我的學習情況退步了。我記得我們是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英語，第一次我考了倒數第二，于是我母親就買來DVD機和英語光碟，還找我們英語老師下載了一些學習資料，希望能讓我把英語成績趕上來。我的英語成績確實有所提高，至少從此以后都能及格了。
據我所知，很多家長會把孩子扔在一邊讓ta自己學習，家長則去做自己的事。我母親會一直在旁邊看著我做題，如果有一些摘菜洗菜的活那就在我邊上做，直到我把作業(yè)寫完為止。不僅如此，到初三為止，我做的題里凡是她能明白的，都會先去看一遍我的教材，她自己學會后再給我講解。這是很多家長都做不到的。
和很多家長一樣的是，我母親也會打我。但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挨打完后她會告訴我我犯了什么錯誤，為什么要打我。我挨打的時候確實恨她，但挨完打后又恨不起來。
我母親的監(jiān)督還是很有必要的。比如高二的時候，她剛好又出去打工了兩個月，那兩個月我的成績就下滑得很厲害，因為周末我總是去網吧打游戲，上課和考試的時候就睡覺。她從班主任那里知道了我的情況，回來后為我請了一周的假，帶回家里后既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但也不和我說話。那種感覺真的難受極了，我這輩子再也不想經歷第二次。必須承認，母親不在的時候，沒有人告訴我自己該做什么。
我母親另一個特別的點在于，雖然學歷不如父親的高，但思想反而更開明一些。她很尊重我的選擇，比如高中分文理科的時候，和我大學報志愿的時候。文理分科時我父親直接讓我報理科，因為“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就是這么想的。但我除了數學稍微能及格，理科其他方面都不行，學文科背知識點倒還可以。我母親則說，讓我想選什么就選什么，不要強迫我選理科。讀大學填報志愿時也是，我報了某個大學的哲學專業(yè)，我母親則認為不用征求他們的意見，只要我想讀就行。23年1月份我去江蘇和父母一起過年，那時我現在這個單位的招聘通知還沒下來，我父親希望我去多少找一份差事來做，我母親則覺得再等兩年也來得及，只要自己想好了。
這么看下來仿佛我父親是個很父權的人，但我感覺他在父子關系中實際上并沒有很父權，或者說，隨著我的年齡增長，他不那么父權了。不過小時候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并不豐滿，因為他時常在外打工，每年只有過年前后的兩三個月可以見到他，而我母親則基本上在家。他的確是比較傳統(tǒng)的家長，有種說一不二的權威，時不時還要考考我。我讀大二的時候曾和他吵架，吵架后就互相不說話。一開始吵架是因為他聽信短視頻上的營銷號，總覺得能靠炒股一夜暴富，結果賠了十來萬，至今還在炒。
另一個吵架的緣由是，我目前不愿意結婚，也不愿意戀愛，可以算是獨身主義了，他知道后很不樂意，說“你不愿意結婚，我們老王家的香火怎么辦？”——這句話有點氣到我，因為面對同一個問題，我母親問的是等她和我父親走了以后，我一個人怎么辦？沒有人再陪我了。這顯得我父親關心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什么家族血統(tǒng)的延續(xù)。我很明顯地感覺到，自從我開始上班，逐漸有了經濟自由時，他就不再跟我吵架了。以前回家如果我母親在的話，我就幫她做家務，一起做飯洗碗什么的，但我上回回家發(fā)現這些事完全是我爸在做，我去幫忙他就讓我去休息。
催婚
相比農村里其他男性來說，我父親其實也是很開明的，只是跟我母親相比不那么開明。我從小聽到別人對他的評價，就是“好男人”這三個字。有一年過年的時候他去賭錢，賭輸了回來的時候跟我母親不好意思交代，但是她知道了，接著把所有的錢都給我父親，跟他說你去玩吧，花光了也沒關系。從此我父親就再也沒有賭博過了。
即使被霸凌，也不會告訴家長或老師
小時候我在學校里遭遇過校園霸凌。約四年級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霸凌的存在，因為確實看到高年級的欺負低年級的，但當時體型差距太大，什么也不敢說。即使告訴家長和老師也沒用，除了能讓你轉學，家長也做不到什么，只能找老師；但在老師看來這些霸凌行為很多只是小孩子之間鬧脾氣而已，一些老師甚至會說出諸如“一個巴掌拍不響”之類的逆天言論，完全不打算認真了解情況。所以即使被霸凌，也不會告訴家長或老師。
六年級的時候新來了一個插班生，出于好奇我跟他搭了很多話，那時他自己也說我是他在這個學校最好的朋友。但不知怎么的，到初一的時候他就開始逮著我欺負，這大概算是我遭受校園霸凌的開始吧。初一的時候又來了一些其他學校的學生。他們中有幾個體型比較壯的，還有一些因為成績不好，從城里轉過來的孩子。簡單來說，他們普遍成績偏中下游，性格上也比較暴力，行事風格比較沖動，被他們霸凌很難抵抗。那時早上幫他們疊被子、打水打飯、洗碗，這都是家常便飯。更過分一點的會要求每月或每周要給他多少錢，或者給他買什么零食之類的。我一直這樣過到初中畢業(yè)，升到了縣里的天津中學（這個中學是天津援建的），總算是噩夢結束了。
所幸，在高中我認識了兩位很好的舍友，給了我許多支持和幫助。其中一位姓劉，因為同屬一個宿舍，所以無論上課還是吃飯都經常一起，聊的話題也比較多，又因為我們正好都玩英雄聯(lián)盟，周末也常一起出去上網。我經常看到有人請他幫忙，他一律來者不拒，無論什么人、什么忙，只要他能幫全都可以幫。因此他人緣特別好，我從沒見過說他壞話的。那時我也不知道是羨慕還是什么別的想法，總之那時我也想成為人緣這么好的人。結合前面就我挨了三年霸凌之后的性格，有這種羨慕也很正常的。于是我開始學習他待人接物的方式，直到現在為止。雖然畢業(yè)后見面的次數少了，但是，每次我見到他都感覺自己不是孤零零一個人。
另外一個舍友姓石，是個學音樂的藝術生。他是那種不愿意把話藏在心里的人，有一回他說自己很難受，問我能不能出去陪他逛一會，我陪他在旁邊的公園里逛，他給我講了很多心里話，情真意切，把心里的情緒展現得明明白白。除此以外，他還是個勤工儉學的人，他大學去了某地師范大學的音樂系，學費，生活費都是自己掙的，沒問家里要過錢。
是你們在教我，讓我沒有墮落
我是哲學專業(yè)的，系里有一位濤濤老師。濤濤老師是胡適的信徒，盡管我們立場相異，但他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他是很負責很有勇氣的，對那些既無真材實料、又不能給學生謀利益的老師相當厭惡，為此經常和人吵架，所以這么多年來仍然是講師而非教授。從心理上來說，我第一次看到濤濤老師時也覺得他比較嚴肅，因為他長著那樣一張臉。聽他的課多了之后，尤其是聽了他開的道德哲學選修課之后，外加參與他開的讀書會，我發(fā)現他確實很幽默——雖然幽默的有點像冷笑話——也很真誠。
濤濤在學校時辦了個讀書會，我和他的關系大概就是這時候稍微親近一點。真正坦誠相見是在我工作之后的第二個月休假期間。在從榆林到西安的火車上，我迫切地想要找個人傾訴。于是我找到了濤濤，約他吃個飯。我告訴他我想見他的原因以及他對我的影響。濤濤很感動，他同樣向我傾訴。他曾經被監(jiān)控了半年，因為那個讀書會被舉報了，罪名是蠱惑青年。這讓他很受傷，因為只有參加過這個讀書會的才有可能舉報他。怕是沒什么可怕的，畢竟他不是第一次被請喝茶。我們畢業(yè)以后，院長根據上面的政策，讓他正一正教學風氣。濤濤上來就搞量化考核和績效，還要考核專業(yè)課水平，老師們都不愿意，有的甚至找關系到省教育廳，結果不僅沒能正風氣，反而還給老師們集體漲了工資。他最后對我說：“也許你們覺得是我教得好（主要指人的品格），但是對我來說，是你們在教我，讓我沒有墮落。”
濤濤老師他也是農民家庭的孩子，上的是當地的石油學校。之后一路刻苦讀書，拿下了哲學博士學位，到了我本科學校教書。他沒有加入基督教，但經常看《圣經》，且去教堂做禮拜，實質上是個基督徒。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上帝，但他確實信基督教的教義，尤其是教義中規(guī)定的應當去做的那些事。他對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是一種道德上的信仰。實際在我看來，他是道德上很優(yōu)秀的一個人，對學生負責，做人也真誠，而且也勇敢。我不明白的是他為什么不信共產主義。
讀大學的時候，我們哲學院當時的副院長帶我們入門去讀馬列著作。有次他剛好講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他讓我們去看去讀，之后要一個個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問題，但很多人沒有提出來，只是復述了一遍毛澤東的話。他對此比較生氣，告訴我們說：不要以為它的語言淺顯就很容易懂了，可以把這種道理寫得這么淺顯，有幾個哲學家可以做到？后來他還帶我們去讀列寧的著作，也是這樣的讀法。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內容。
在沒有遇到濤濤老師講課之前，我認為有幾個靠譜的老師。副院長是一個，他現在已經是院長了。他教馬克思主義原理，講課頗有水平，不像其他老師照著 PPT 念，或者讓學生自己上去講來充數。另外兩個老師是教美學的，一男一女，他們上課我都是可以聽進去的，也比較被吸引。這些老師都有共同點，他們的上課方式能吸引我的注意力，能讓我不開小差，讓我有興趣聽下去。這個是我給他們高評價的一個關鍵要素。
我是農村出生的，現在是個工人
大學的時候我也算不上馬克思主義者。我的同學中很少有跟我家境一樣的人，唯一一個跟我家境差不多的是我的一個河南舍友，甚至可能要比我家還差一點，相比我們來說，其他同學算得上“非富即貴”了。加上濤濤老師的影響，那個時候我其實不太向往左翼的相關理念。在學校里面，學生之間的階級感體現得沒有那么明顯。我大學談過一次戀愛，但我們雙方的家庭很不相當，對方家在西安有好幾套房子，她哥還開了公司什么的。當對方問我以后打算干什么、去哪里的時候，我就不免想到這些差距。
有一次，我跟前面提到的劉同學去了浙江，真的去工廠干了一陣。最開始是想干兩個月，但實在太累了，我們不斷縮減，最后縮減到兩周。自那以后我開始稍微關注一點偏左一方面的話題或書籍。我真正完成左轉，是自我干現在這份工作開始，轉變非常迅速。我感覺一參加勞動生產就很快完成了這種轉變，并且連帶著激活了大學時期讀的那些馬列著作和別的左翼理論。可以說在生產領域中得到的切身體驗，幫助我真正理解了我們所面對的那個勞動制度和政治經濟秩序。雖然我們上學時課本會說工農是國家的主人，到今天也仍能從各種地方聽到這種說法。然而，無論是我之前的人生經歷，還是參加工作后的所見所聞，都告訴我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現實中你如果自稱是工農，難免會遭到身份的鄙視。尤其是工人和農民兩個身份重疊在一起的時候，甚至于再疊加一個“婦女”的身份，那無疑就處在了鄙視的最低端，是最受壓迫的那一部分。不過也確實有人向我們描述過，工農做主的時代是什么樣的，我就想為什么會產生如今這種倒錯的變化。我的很多朋友都還在上學，尚未切身參與到生產勞動中來，我說的很多話不僅沒法引起他們的共鳴，反而會招來反感。
我目前在鐵路行業(yè)工作，心理上已經可以承認自己是個工人了，并且我知道我大概率這輩子都是工人，不會再有什么別的可能性了。我也不是沒想過以后可能會辭職去干一些想干的事，但我的工人的身份是永遠擺脫不的，它一定會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以前不敢自稱工農，而現在我敢這樣說：我是農村出生的，現在是個工人。
“只要火車不翻，就什么事都沒有”
最開始我工作還是很認真的，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什么責任都會盡到。我這個工作工資不高，但畢竟在國企，勝在十分穩(wěn)定。那些干了十幾年的同事常說“只要火車不翻，就什么事都沒有”，一些問題頂多扣一點錢，還能接受。而且實話說，我的工作不算繁重，甚至可以說得上輕松，我覺得還是很適合我的。
害怕火車翻掉
我父親可能還想讓我考公務員或教師，亦或是考研，我母親多少也有這種想法，但她還是會支持我把這個工作干下去。濤濤老師跟我說，公司在把我們當儲備干部，我當時沒有反駁他，因為我清楚他在安慰我。我的朋友們因為我在國企工作，所以也都覺得還好。總而言之，感覺我的親戚朋友基本是支持我做這個工作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工作挺不錯。在那之前我還做過別的工作，大多是在私企做銷售或者策劃之類，它們的老板或者小領導都沒把我當人看，覺得我到點下班了就是不尊重他們。這種工作我最長干過一天，直到第二天才走，因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表現得還比較老實，后面我再遇到這種工作往往就借口上廁所跑了。我現在這個工作自由時間很多，上班的時候可以跟同事講話打鬧，也可以摸魚。哪怕現在公司配了攝像頭，該摸還是得摸。對我來說，一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度，譬如現在讓我去另外找工作，那除了真正履行八小時雙休制度以外的工作我根本不會考慮的，哪怕工資比我現在要多兩三千一個月。我覺得那太累了，我母親在電子廠上班的時候，早上六點多就得起來去廠區(qū)，到晚上十點半才能回到家，相當于一天有15個小時是待在廠區(qū)的，換我根本受不了。所以目前我沒有換工作的打算。
在這個單位我認識了一些工友，有一些很典型，很能說明問題。其中一位是98年的，他大學學的就是鐵道工程，但他一開始沒有去鐵路局而是去了中鐵下屬的工程局，干了一年左右轉行來到現在的單位。他一開始是作為技術人員而非工人被招進來，但來了以后和我們一樣做的是工人的活。之所以第一個提到他，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和他很像。雖然他實際上已經是工人的身份，并且自己也會自稱是工人，我能看出他心里仍是不承認的——他不太與同事們聊天，尤其是那些沒有讀過大學的老工人，他和帶自己入門的師傅也無話可說，經常互不理睬。也許是因為是上過大學吧，他還算愿意和我聊天。在外面的時候，談及工作，他都絕口不提收入、工作具體內容一類。實際上他平時工作很認真，從不偷奸耍滑，剛開始的時候他還幫過我很多忙，帶我熟悉這行的工作，但可能心底里還是沒法完全接受自己是工人階級的這個事實。
另一位工友是老劉，他今年轉到我們班組，以前在鐵路局下面的某大區(qū)當車間主任，現在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也許是思維習慣使然，他凡事總站在領導干部的視角來考慮，我們很不喜歡他。每次他帶我們出去干活或者工作就免不了要催一催，或者給我們講講大局觀，我們早就聽膩了。
第三個是老胡，我們平常給他的綽號是“胡老漢”，因為他才三十多的年紀就已經有了五十多歲的發(fā)際線，頭發(fā)快掉光了。他目前去了別的地方的鐵路局。“老漢”其實很好說話，雖然我們叫他“老漢”，但他心理上是比較年輕的，跟濤濤老師一樣，他能夠理解我們想的是什么。
第四個是何老師，他和我在意識形態(tài)上重合度比較高，雖然他自己不去主動涉獵，但很愿意聽我講些有關左翼方面的事情。何老師有一個特點，就是越和他交流，其語言就越來越犀利，越來越敢說真話，就算面對領導的時候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說公司把我們這些工人當日本人看——他的原話是“日本鬼子”，可能語言上不一定恰當，但思想情感無疑表達得很清楚。領導知道后臉色很不好看，但這種攻擊性管用，這么懟完之后一個小問題就很快解決了。
你自己都不敢為自己出頭，這讓大家怎么幫你？
在我們這行，以老帶新是很常見的事，我剛進去就是老王帶著的。一方面是帶著進入工人同事們的圈子，另一方面也是帶著進入所謂的“斗爭”活動。有一天我干完活很累，我們主任還讓我和另一個新同事去給他搬兩桶水到辦公室，所以我臉色很不好看。于是那個主任問我是不是生氣了，我說我確實很生氣，為什么要我們搬水？另一個同事一直幫我打圓場，說我是累了才這么說的。我們主任也沒有罵我，從那以后沒有叫我們班組再搬過水。這件事被老王知道了，他說我不慫，很猛。
其實老王本人也不慫。我們公司里有一些知名刺頭，其中不乏上報到上級集團知曉的，那些領導見到他們基本都繞著走，這些刺頭里就有老王。有一次我聽說老王和其他工友想去找領導談轉崗的事，就請他們把我也帶上，我雖然不轉崗，但就想看看他們怎么去做這種工作，怎么讓領導辦事。于是老王就帶我一起去了，我覺得可以視作老王他們對我的一種認可？總之從那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去和公司爭取、對抗的活動，他們就開始叫上我了。這種“認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膽識。假如有不敢斗爭的新人，我們也不會拉他，畢竟你自己都不敢為自己出頭，這讓大家怎么幫你？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會試著鼓動他，但是鼓動了還是不敢，那就沒有辦法。按照老王的話，就是“太慫了，沒有救”。
對于我們工人來說，維權的需要總是很多的，面對相應的問題我們經常會互相討論，了解各自的看法，乃至于為之后的共同行動做準備。這些討論一般先是發(fā)生在我們各個班組內，自己回宿舍也會找?guī)讉€關系好的討論，之后會推選本班組內像老王這種“積極分子”去互通消息，再把意見反饋給大家。最終我們都能知道大家總體上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
例如，有一個工友家在附近，經常中午回家吃飯，有一天中午騎摩托車出了意外，被撞成了癱瘓，我們就一起討論過這件事。討論的焦點就在于這個工友應不應該報工傷。
這個工友之所以中午回家吃飯，和我們食堂的收費制度有關。我們公司的分支眾多，我現在工作的地方算是兄弟單位，原單位會為我這樣的員工提供每月1000塊的伙食補助，而我們吃飯每餐只收一分錢，相當于免費。但之后改了政策，只有那1000塊補助，沒有免費餐了，我們得自己花錢吃飯。而關于是否報工傷的討論，則關系到我們公司的另一個情況。我們公司每年會設置工傷指標，報工傷會影響今年的安全系數。與之配套的，我們有一個叫“安全抵押金”的政策，意思是每個工人第一年交5000，此后每一年，如果全年沒有安全事故的話會額外發(fā)5000。假如這個工人報了工傷，那么當年這個5000塊就沒了，還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的獎金，比如每半年度的績效獎還有百日安全獎等等。
在討論的時候，一部分人認為，這個工友在上班時間回家吃飯，那責任當然在他身上；但我們另一大部分人認為，他之所以回家吃飯是因為食堂收費了，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的制度設置。對于這種責任劃分問題，我們大部分時候都支持歸責于公司。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即如果調查結果認為責任在那個工友而不是公司的話，我們要不要去做偽證，證明他是上班時受傷的？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愿意這么做，來支持他或者他的家屬去報工傷。當然，也有一些人不支持，譬如有兩個人，一個把責任歸于那個工人本身，另一個則是害怕那5000塊泡湯了，所以不支持那個工人報工傷。在我們后來私下討論的時候，大家會覺得這兩個人是不可靠的，以后再有什么類似的活動就不會優(yōu)先考慮他們。如果他們說需要幫忙，那大家最多就是把他們之前幫助其他工人的部分還清，在那之后不會再幫他們的忙了。這個也談不上一種“篩查”，在同一個班組里，大家心里都清楚各自是怎樣的人。說是“篩查”也好“提純”也罷，其實都是人際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我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先要看看大家到底是怎樣的人，看看其中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
“打破心中的枷鎖”
如前面所說，我初中三年遭到過霸凌。那種狀態(tài)我覺得和現在我們在勞動領域中的狀態(tài)很相似，即會覺得自己的對手過于強大，覺得無法戰(zhàn)勝，從而難以興起堅定的反抗意志，多少有一些怯懦。
我不否認他人的影響和幫助很重要，就像我受到那兩位高中同學和濤濤老師的影響而發(fā)生改變一樣。但歸根結底，要發(fā)生改變，還得我們自己下定決心。當身邊有人站出來反抗的時候我會備受鼓舞，只有這個時候我也站出來，成為繼第一個人之后的第二個人，那才算得上是自己的決心。接下來站出來的還會有第三個，第四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這種精神力量是感染所有人的。所以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來說，假如有人展現出懦弱、膽怯的一面，那我們不該去批評他，說他慫，一味機械地要求他自立自強，因為我們也曾經這樣過。我們能夠做到的其實是給他展現一個榜樣，去感染他、鼓勵他，讓他能夠打破心中的枷鎖，從而走上反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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