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討論的是如何從歷史與比較的視角看中國的“大饑荒”。我所使用的是中國與國際組織的數據，并假設它們是可靠的。當然，我并不認為這些數據都是可靠的，只是不在這里糾纏數據的質量問題罷了。有些被廣泛使用的數據其實問題很大，孫經先老師會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這里引用的估算排除了戰爭（包括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影響，是對民國“正常”狀況（尤其是所謂“黃金十年”）的估算。也就是說，大躍進以后最糟糕的情況相當于解放前的“正常”情況。如果沒有解放后的快速進步，1960年的死亡率也許會被看作很“正常”。
附一：汪暉序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黃金十年 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終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承擔出版本書中文版的項目，因為內地和臺灣的出版社都拒絕了。 根據我模糊的回憶，那個臺灣出版社拒絕的理由是，一個小小村莊的個案研究對整個中國的理解意義不大。那怎么樣才會意義大呢?把整個中國農村作為研究對象很難避免宏觀和抽象化
世間萬物千變萬化，讓人難以預料。有人發跡有人落魄，有人高興有人哀愁，幾家歡喜幾多愁，真是人生百態，世事無常。世事如此，生養我的家鄉亦是如此。故鄉山水未變，但故鄉的人事物卻在不斷的演變，每次春節回家似乎都會感受到家鄉發生的巨大改變，這些改變會長久的在心中引起波瀾。我想這就是家鄉靜悄悄的巨變吧。家鄉的變化引人注意，有朝著好的方向變化，也有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家鄉的變化在
鄉村尤其是村一級，目前已有相當成熟的進行民主自治的經驗，若村一級有一定自上而下轉移而來的公共資源，農民就可以通過民主辦法來有效使用這筆資源，且可以在資源使用過程中，進一步提高組織能力，形成解決農村其他事務的組織資源。 在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上(2012年12月，河南信陽)，中央黨校徐祥臨教授說：“在各種財政資金中，腐敗最嚴重的是財政支農資金”。徐教授在北京了解的
２０１４．１．３１．內 容提要：最積極制造“餓死三千萬”輿論者必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識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識分子”、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簡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他們“餓死三千萬”是 假
（博主按：本文來自楊屏同志的新浪博客，是他寫的《我心中的習老頭兒》系列文章之七，轉帖標題系本博所加。文章中的“習老頭兒”，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同志（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上世紀60年代初，習仲勛因受小說《劉志丹》一案牽連而蒙冤，70年代后期解除監護后被安排到河南洛陽養病。也正是在這里，他與下鄉知青楊屏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
我在那一霎那不僅興奮地加入了合唱，甚至發生了幻覺——我幻想自己在和各個時期的朋友們一起，用六十年代的語言、用冰雪草原的蒙古語、用黃土高原的隴東話、用我們在巴勒斯坦難民營使用的阿拉伯語，隨著孫恒的領唱，竭盡全力地唱，如同國際主義者唱《國際歌》一樣，縱情地唱，揮動我們的手臂，把誓言的拳頭舉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