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言：為中醫辯護

　　其實，中醫從未宣稱中藥“沒有毒副作用”（個別人的自我標榜或廣告不足為據，正如無知狂妄如方舟子并不能代表“國際生物醫學界”一樣）；反之，它認為“是藥三分毒”，但中藥的毒性遠小于西藥。之所以有毒還能成藥，這既是因為藥物的毒性將在配方中被中和、減弱，更是因為藥物之毒性相對于其治療功效而言，利大于弊。這正象包括麥當勞等洋拉圾在內的大多數食品都可能對人體產生有害作用，但人們為什么還樂此不疲？這既是因為享受，更是因為維持生命之所須，利大于弊。

　　由于藥中含毒、禍福相依，所以中醫主張辨癥施治，針對同一病癥，根據患者不同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治療方法。由于藥物的毒副作用本身即在藥方的調節范圍之內，所以除特殊情況外，無須特別向患者說明，當然公開出售的成藥例外。

　　這種分別具體情況辨癥施治的“求異”思路，與西醫乃至整個現代科學將事物分類、歸類，然后進行相同“可重復”處理的“求同”思路方向迥異。因此，要從西醫角度“發現”中醫之荒誕，輕而易舉；反之，以中醫來評判西醫，同樣可發現其謬誤百出。這正象不能用英語的語法規范古漢語，也不能用古漢語的標準衡量英語一樣；“國際生物醫學界的主流觀點”，其實對中醫并不具備權威性和說服力。唯一可將中西醫聯系起來并構成不偏不倚之衡量標準的，是療效。

　　理論是信息節約的工具，因此，始終如一的“求異”是貫徹不下去的，中醫也有它自己的“求同”，只是其領域和方向與西醫截然不同而已。如果說發端于西方的現代科學包括西醫其研究對象是客觀現象本身即事物的物質與能量層面的話，那么包括中醫在內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則側重于研究對象的某種“性質”即其信息層面。換一種比喻，如果說現代科學關注的是事物之硬件，那么古代中國人關注的就是軟件。

　　包括中醫在內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核心是發端于黃老（甚至更早）的陰陽五行學說。這種學說提出一種假設，認為宇宙萬物不出陰陽五行。以今人眼光來看，它講的當然不是宇宙萬物的具體構成，而是其一種“性質”。換言之，這種學說關注的是宇宙萬物的一種屬性、一個側面或層面。它認為，宇宙萬物信息相應，陰陽五行是體現這一相應性的信息中樞。其它側面/層面的變化都會在陰陽五行此一側面/層面上造成變化或產生投影，通過對這一側面/層面的調節，即可影響其它側面/層面的變化。事物的不同側面/層面共其一體，如人之首足不可分離。當人以足自行時，固然是足至即首至；而當以繩勒首使其移動時，則首至亦足至。具體到中醫，這種理論認為，人體具有全息對應的特征。身體病癥會在陰陽層面產生變化，表現為陰陽失衡；從陰陽層面入手，通過調節人體之陰陽即可治愈疾病。這種理論的具體而微表現是所謂的足診療術：人體重要器臟都可在區區足部找到對應位置，器臟的變化會顯現在對應位置上；所以從足部某位置的狀況即可推斷出所對應器臟的狀況，對此位置進行特殊刺激，也可對所對應的器臟產生調節作用。將這種理論以一貫之并推至極致，就產生了人天相應、天人合一的觀念，即認為自然界的變化會導致人體本身及其運勢的變化，而人世間的變化也會引發自然界的征兆反應。這是古代各種預測手段的理論根源。這種推至極致的理論擴展，當然易導致理論的越界，但并不能由此即否定其在發端立足處的合理性。正是通過對宇宙萬物陰陽五行層面的相互關系及其生克消長的分析與綜合，構筑起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輝煌大廈。這種在現代科學看來不可思議的抽象而具體的聯系，在多個領域的實踐中卻有著驚人驗證。尤其是中醫普遍而獨到的療效，更為這種學說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佐證。

　　當然，如上所述，這種學說也有其局限性和適用范圍，它描述的只是事物的某種屬性或聯系性，而非事物本身。在現代科學傳播到中國以前，由于缺少參照，這種學說自以為可以包攬、解釋一切，因此頻頻越界，出現了認為心臟是思維器官之類的謬誤，這就象依據軟件的功能來確定硬件的零件位置一樣。由于歷史原因，這種謬誤雖然不斷被今人所意識、所覺察，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據此對傳統學說進行整體性的梳理，標明其局限性和有效適用范圍。因此，今天的大多數人還在用看待物理化學的方式來看待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理論，當然覺得謬誤百出，并進而得出“中醫理論胡說八道”的結論——這既是否定中醫者之最強論據，也是傳統文化之悲哀。

　　從日常經驗出發，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懷疑中醫的療效，但他們質疑“中醫是不是科學”。在科學昌明的當代，這一質疑順理成章。但其實“科學”一詞本身即包含歧義，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科學是指人類對于客觀世界進行求真性認識的結果，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學說，只要沒被證偽，都在此科學之列。狹義科學專指發端于西方的現代科學體系，由于中醫與其既非同源、亦非同途，當然不在此科學之列。中醫不能歸屬于這種狹義科學絲毫無損于中醫的價值，這只不過說明中醫與西醫分屬于不同的知識體系；說明在現代科學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富有成效的認識世界、影響世界的手段，現代科學并非人們認識世界的唯一途徑。

　　對中醫和中國傳統學說的上述信心，常常會受到一種據稱是衡量真偽科學“公認”標準的困擾，那就是波.譜爾提出的“可證偽”標準。但是，波.譜爾的“可證偽”標準只是對狹義科學即發端于西方的現代科學的經驗總結，不能規范狹義科學之外的其它知識體系。在波.譜爾那兒，科學之所以必須“可證偽”，并非因為只有如此才顯其真，而是從知識論角度而言，只有“可證偽”才能鑒別、改進和發展現代科學體系。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一勞永逸完成，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進與更新。對于一種追求對象的確定性與可重復操作的知識體系來說，“可證偽”是保持自我更新的必要條件。但對于那些不以對象的確定性和可重復操作為目標的知識體系來說，“可否證偽”無關緊要。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只針對事物的某一屬性而非針對事物本身)，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在體系上表現為“以一貫之”的整體性（現代科學體系不存在整體性綜合，各局部各自為陣，整體只是各局部之數量和；而中國傳統學說沒有獨立的局部理論，局部只是整體之演繹），在表述上具有可塑性，因此難以證偽：面對各種針對局部與細節的指責，除非足以導致整個體系的顛覆，否則它總能找到新的解釋角度。就是通過這種對解釋的更新及對細節的完善，無須經歷自我否定，這種理論就可實現自我更新，例如對自我適用范圍的覺悟，參照西醫對中醫病癥類型的進一步細分——所有被發現的錯誤和不足，不但無損于這種整體觀的圓滿，反而成為促使其進一步完善的養料。

　　在中醫療效無可否認的情況下，作為當代知識體系之主流的現代科學無法打通中西之隔膜，這不是中醫之尷尬，而是現代科學之尷尬。這說明現代科學的局限性和自我進步的必要性。總有一天，鴻溝會被人類認識的進步所填平，中西體系將統一在一個更加宏大、更加“科學”的知識框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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