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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永嘉

這是王紹璽對一段往事的回憶，記得俞云是今年四月十一日來我家看望我的，事先他來電約我訪問時間，這樣我可以在家相候。三十余年未見，相見甚歡。我們一起在復旦教授食堂用的晚飯，飯后還去我親家那兒看病。我親家得了肺癌，轉移喉癌。他還是熱情扎針。由于他在的時間很短，我親家病情已轉入最后階段。這個病與病人的心理狀態有很大關系。她是護士長出身，長期受西醫理論的灌輸。她做過切除、照光、化療，已把身體摧垮了；加上心理的崩潰，加速了病的進程。服了幾貼中藥，和扎了二次針。病情有所好轉，但后來俞醫生走了，病人的病情還是加劇了。

我們寫作組幾個老朋友一起聚餐的時間定在5月8號晚上，那次聚會的狀況王紹璽在文章中已講了。參加聚會的還有陳冀徳與王知常夫婦，以后王知常去他那兒扎了針，開了中藥。據王知常講，他由于視網膜脫落，視力很差，扎針以后一二天時期效果明顯，他眼睛的視力有改善。俞云走了以后，情況不能持續，看來金針能調動全身的免疫功能。如俞云所言，穴位如經絡的開關，把經絡的開關調節好，人的功能可恢復到較好的狀態，這需要持之以恒。在俞云針所那兒我去過一次，遇到了復旦物理學一教授在扎針，他的肝區腫瘤經過一段時間扎針治療后，腫塊是縮小了。現在俞云又回西班牙去了。他關于整體思維的思想方法應該說是對的。著眼于調動人整體各方面的功能來戰勝疾病，比只對病，不對人的辦法，有它的長處。中醫和西醫如何結合起來，對人類攻克各種疾病應該說是提供了更多的途徑。現在國家也在提倡恢復中醫的事業。我們只要不偏執一端、只進行一種思考和治療疾病的途徑，對我們人類戰勝病痛總是有益的。醫藥事業是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我們要學習西方的好東西，但也不要忘了祖國文化傳統中也有不少寶貴的東西，不能丟掉中國特色，王紹璽文章中講的那位打假勇士，可能是何祚休。文革時，我記得他也曾因要在《自然界辯證法》上發文章而與我們聯系過，可能他的思維方法片面一些，話講的極端一些，對于這樣的科學家我還是抱諒解的態度，只是希望不要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片面性會害人的。至于文章中講到我們被審查的那段往事，這一切都已過去了。他說說也可以，大家也不必記在心上，我希望還是向前看。一味整人的歷史已經過去了。大家還是以和為貴，一切還是從如何對國家的前途有利，民生的改善有利去思考。過去恩恩怨怨的往事，說一下便一笑泯之。這就是我讀王紹璽文章后的觀感，現將文章發在網上，供大家參閱，也希望讀者能批評指正。

難忘俞云醫生

王紹璽

五月的一天，老友朱永嘉打電話告訴我：“俞云醫生回上海來了，邀請幾位老朋友敘談一下。”老朱還特別問：“你還記得他嗎？”

俞云醫生，分別已經30多年了。但與他交往的往事，永遠難忘，怎么會不記得他呢！

我與俞云醫生初次相識，是1974年春夏之交。當時，我正在主編一種全國唯一的《自然辯證法》雜志。有位記者告訴我，上海腫瘤醫院的俞云醫生，用針灸方法治療癌癥，收到良好效果，并問我能否邀請他寫一篇文章，講一講針灸也可以治療癌癥的道理。我聽到后很興奮。我雖然不懂醫學，但熟知社會上的傳言，如“患了癌癥，就等于判了死刑”；“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等等。當時癌癥的發病率遠沒有今天多，但醫生對治癌的畏難情緒，社會上對癌癥的恐懼心理，都相對普遍。這是有原因的，當時，在醫學科學十分發達的國家，治療癌癥的基本手法，就是切除病灶，對不能完全切除的病灶則進行化學療法和放射性療法，被稱之為“三大法寶”。當時，對癌癥還難以做到早期發現，發現了多半已是中、晚期，已經轉移，難以把癌細胞全部切除。化學療法和放射療法，可以殺死癌細胞，也會損傷正常細胞。患者多已久病體弱，不大容易承受這兩種治療方法，往往在治療過程中去世。所以，西方醫學文獻所介紹的，不是癌癥患者治愈了多少，而是用“三大法寶”治療的存活率，即生命能夠再維持多久，有些當時被認為兇險難治的癌癥，如肝癌，治療后能夠存活一年，就是很有效果了。

國內醫學界（西醫）對癌癥的診治，從總體上說，起步較晚，采用的基本治療方法就是從國外引進的三大法寶。由于當時的國情，我們能夠使用的儀器及藥物，多半沒有國外那么先進，治療效果自然受到影響。至于中醫中藥治癌，對癌癥還缺乏西醫那種準確認定，民間土方雖多，卻缺乏科學認定，帶有“病急亂投醫”的盲目性。即使有人真的收到治療效果，也往往被潑一頭“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的冷水，說不清楚。

想到這些情況，針灸能夠治癌，應當認真總結分析，講出科學道理，進行宣傳，但先要弄清事實真相。于是，我決定做三件事情：

第一、訪問俞云所在腫瘤醫院的西醫，聽取他們對俞云用針灸治癌以中醫藥治癌的看法。

第二、暗中訪問俞云治療過的癌癥病人。

第三、拜訪俞云本人，請他介紹針灸治癌的原理及方法。

在記者訪問了俞云幾名同事后，我又召開了一個西醫治癌情況的座談會，有俞云的同院名醫和領導，也有另外幾家大醫院的醫生和領導。個別訪問和座談會上所獲得的情況大致相同。概括地說，腫瘤醫院和幾家大醫院都很重視癌癥的防與治，治療的基本手段就是三大法寶。大家都在響應毛澤東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的號召。但因中、西醫是不同的兩個體系，大家認為，中醫的診斷不如西醫，靠望問聞切（切脈）難為癌癥定性，但中醫是寶庫，民間的許多治癌藥物很值得篩選提煉使用。至于俞云用針灸治癌，腫瘤醫院醫生說，他是對那些已經用過三大法寶的病人施治。據說有的具有緩解病痛的效果，但主要起作用的還是三大法寶。總地來說，與會者與受訪者對針灸治癌幾乎都持懷疑態度。

我還邀請一些著名中醫座談。到會者都認為，祖國醫藥學，是座極為豐富的寶庫。中醫的不足是，沒有西醫那么現代的診斷治療器械，診斷還不能像西醫那樣通過切片、掃描等，定性定位，但中醫從整體考慮，有其長處，中藥更有許多治癌藥物，可補西藥之不足。至于針灸治癌，應是中藥的診治手段之一，但對俞云的針灸治療，因不知其意，難以評論。

記者訪問經過俞云治療的病人有近10位。患癌部位都不相同，但有個共同個性，都曾經西醫診斷治療過，有的只用其一或其二。多是難以承受化療或放療，并經醫生勸說，若有條件，就吃得好一點，抓緊享受人生，意思是生命不會延遲多久。也有的是出于好奇，反正針灸費用極低，試試看。受訪者的共同感受是，俞醫生的金針很神奇，有效果。有的說，西醫本來就只能再活三個月，現在已經一年了，病情并沒有惡化。有的說，事先并沒有向俞醫生說明癌腫在何部位，俞醫生經過切脈，能說得和西醫的診斷一樣，經過他的幾次針灸，病痛緩解，食欲大增。另有個別受訪者說，本來西醫診斷為多發性腫瘤，經俞醫生針灸，有的腫塊已經縮小，還有的消失了。再求西醫檢查，說病癥明顯好轉，并問用過哪些藥物，當得知是針灸時，醫生不太相信。這些訪問結果，使我相信針灸至少應是治癌手段之一，應該提倡，而不應簡單否定或排斥。

于是，我又約請俞云面談，地點就在市委寫作組辦公室里，因為俞云說他在醫院受歧視，在醫院談話不方便。見面后我才發現，俞云醫生只有30多歲，講一口帶有蘇州腔調的普通話，是個文雅的白面書生。

他自我介紹說，64年在徐州醫學院畢業后開始工作。當時正在開展四清運動，嗣后又開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又號召城市醫生到缺醫少藥的農村巡回醫療，培養赤腳醫生，解決農村看病難的問題。他滿腔熱情地跟隨下鄉了，在巡回醫療過程中，接觸了不少老中醫。他們切脈診病，用金針選穴位診治，既簡單、省錢，又很有效果，令我神往。便拜他們為師，虛心學習。那時年紀輕，精力充沛，記憶力好，再加上我有西醫基礎，學得比較快。我也試著切脈辨病，用針灸治病，逐漸收到效果。在此過程中，他又找來《黃帝內經》等一些古代醫學經典進行鉆研，對中醫以經絡學為主的解說，又有了進一步理解，更加感到祖國醫學是個大寶庫，應當認真開發。

對于針灸（主要是針刺穴位，罕用灸法）治癌問題，俞云更是滔滔不絕地講了很多，專業性比較強，我能記得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中醫把人體看成是一個“小宇宙”，整體觀很鮮明。西醫診斷手段雖比中醫先進，但基本上是就病論病，缺乏整體觀。他說，人體有一個完整的免疫系統。一處生病整個免疫系統就會做出反應，進行應對，有些病不治而愈，就是免疫系統的及時成功應對。西醫的化療，放療，能殺死一部分癌細胞，也殺死了正常細胞，免疫系統受損傷，不利抗病。這就像打仗一樣，敵我同歸于盡，就大傷元氣。問題在于，現在的三大法寶，還不能做到只殺癌細胞，不傷正常細胞。調動全身的免疫系統。對癌變部位進攻、圍堵，治療效果會更好一點。當然怎樣才能充分調動全身的免疫系統，還需要深入探討。

其二、針灸治癌，并不是用金針直接去刺癌變病灶。內臟的癌塊，也刺不到，即使刺到了，也會起壞作用。針灸的作用，是調動全身免疫系統，以全身固有的不同功能，對付癌癥。如對有些穴位用針，可增加病人的食欲，多吸收營養，更好地與癌癥斗爭。癌癥患者特別是經過三大法寶治療后，往往食欲不振，身體虛弱，降低了抵抗力。對有些穴位用針，可以消炎散熱，改善身體狀況。也有些穴位，針灸以后，可以打通與加強全身免疫系統的運動，這就好像打仗一樣交通暢順，可以更多地運送各種物資到前線去，有效增強與癌癥作斗爭的生力軍，還有的穴位用針，可以減輕病痛。問題在于，針刺穴位，要選得準確，一次選穴用針，要根據病人病情，突出重點，而不能面面俱到。針灸的手法，要用得靈活，不同穴位用針的方法，要有區別。這都是針灸治癌要特別注意的。有些人用針灸治癌或其他病癥，沒有效果或不顯著，和選穴位及用針手法不當有很大關系。

其三、由于他在醫院的特殊處境，他用針灸治療過的癌癥病人，基本上都是難以繼續承受化療、放療的病人，也有的是已被判定病已危重只能存活數月的病人，于無奈之中才找他試試，碰碰運氣。這些病人，經過他多次針灸，多半已經超過了西醫的存活期，有的病情更有明顯減輕，還有個別病人，經西醫復查，癌細胞沒有了。但因經他治療的病人，時間長的也有幾年，短的不到一年，所以對病人延緩生命的期效，還難詳細對比統計。

我聽了俞醫生的介紹，再加上幾次座談會及病人的訪問，感到針灸（包括兼用中藥）治癌，是一種新思路、新嘗試，應該宣傳介紹。于是，雜志記者幫助俞醫生將他的治癌成果及認識，整理成文，以《銀針也能攻癌癥》為題，在《自然辯證法》雜志1974年第2期刊出，同時刊發了《癌癥是可以征服的》評論、《癌癥可知，癌癥可治》的座談會紀要、癌癥患者談與癌癥作斗爭的體會等稿件。雜志同年第3期，又刊出一個《用辯證法指導中西醫結合》的專欄，其中有俞云的《針刺治癌中運用切脈的體會》一文。《自然辯證法》雜志，是用16開和32開兩種開本同時印刷，16開本的正文，全用比當時報刊用字都大的5號字，這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不曾有過的，再加上針灸治癌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俞云的文章刊出以后，引起頗大的反應。

俞云針灸治病，還讓我看到一樁令我非常佩服的事例。我的愛人是華師大二附中的教師，說是她班上有位女學生，口腔里出現腫塊，到醫院求診，醫生診后說，是口腔癌，需要切除上顎，這不但要嚴重破相，連食欲都成了問題，而且費用很貴。醫生還說，即使切除上顎，也很難根治，勸女孩的父親，孩子想吃什么，趕快給她吃，意思是活不了多久了。這個女孩哭哭啼啼地告訴我愛人：生了不治之癥，父親種地，沒有能力交開刀費，開了刀也很難治愈，不能上學了，只好在家等死。我愛人聽我說過俞云，要我與俞醫生聯系，為這女孩子診治，針灸花錢不多，他家能負擔。

俞云聽說后，爽快答應，并說只收掛號費，診費有限，不收。他還氣憤地說，把良性腫塊當做癌癥，萬一開刀，害死人。我很高興，囑他救人救到底，但心中還有一絲懷疑：他的診脈，真的比西醫的先進儀器更高明？過了一個多月，一位陌生的中年農民找到我家來，一遍又一遍地說，兩位老師給他找了位好醫生，把他女兒的病完全治好了，連錢都沒有花。過了幾天，我愛人說，那孩子又高高興興地上學了。我責怪俞云為什么不把這好消息告訴我？他笑笑說，我給你說，豈不是有自我夸耀的嫌疑?這使我對他的醫術和人品更加尊重。

在與俞云的交往過程中，因為朱永嘉，王知常同在一間辦公室里。他數次提出，你們日夜忙碌，可以用金針調理身體。我們三人都正在中年，沒有大病，推脫不過，讓他針灸了幾次，感到有點效果。朱永嘉還介紹他為幾位患癌癥的熟人針灸，據說也有效果。

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被撤銷，《自然辯證法》雜志雖然沒有跟隨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形勢，并未發過政治性大批判文章，仍被定為“幫刊”，勒令停刊。我是雜志主編，還是市委寫作組領導成員，自然成了重要審查對象，后又送到一個有毒的工廠勞動多年，還算幸運，沒有像朱永嘉，王知常那樣關進鐵窗。

我的這種處境，便切斷與一切老友熟人的聯系，以免使他們無端受牽累，吃苦頭。這就與俞云失去了聯系。直到數年以后，審查結束，我得以重新工作。雖仍被那些政治立場鮮明的人物視為另冊中人，非常關心我的一舉一動，失去了與老熟人接觸的機會。直到這時，我才陸續聽說，我受審查以后，俞云也因某種原因被審查了很久。我受多年審查的結論第一條是，因為我說過毛主席沒有選好接班人，就被上綱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第二條是，我在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后，對編輯部的人員說，要認真學習周總理，包括他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偉大品格，并舉例說，周總理在向黨內高干作的黨內路線斗爭報告中，說自己歷史上也犯過錯誤，但堅決改正了。結論中卻孤立地摘出一句，說我誣蔑周總理犯過錯誤，結論中還荒唐地把周總理去世說過的話提前到1967年。在我聽到的俞云的遭遇中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如說他經我發表的純學術性文章《銀針也能攻癌癥》，是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造輿論，說他是四人幫的走卒，他用針灸治癌是騙術等等。他受審查結束后，就下放到工廠當廠醫，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改造思想。但他醫術高明，工人們從不會歧視他，反而主動求他治病，非常尊重他。他的有些成功醫例，就是在工廠完成的。

后來他在友人的幫助下，忍痛離開上海，到西班牙謀生。他在大學學的是俄語，到了西班牙，西班牙語一竅不通，俄語不用，中學時學過的已經忘掉，簡單的英語知識也毫無用處，困難之大，可以想見。但他在熱心華僑的幫助下，使用他那高明的切脈和神奇的銀針，使得從沒聽說過切脈診銀針治病的西班牙人，由拒絕接受到好奇求診，進而交口稱贊中醫的神奇，連一些社會名流都主動向他求治。他很快在西班牙站住了腳跟，也為中國醫藥學在西班牙進行了有效的宣傳。

正當俞云以自己的成功醫學實踐使得一些西班牙人逐漸認識了中醫的特殊治療功效的時候，我們國內卻有那么一位自詡科學權威的院士，和幾位自稱以科學打假的名流，一起發表文章宣布，祖國醫學是什么偽科學，應該取消中醫，不許中醫醫生行醫騙人。一些媒體竟然會把他們這樣蠻橫無知的昏話公布出來，令人不可思議。中國醫學，僅從形成系統理論的《黃帝內經》算起，也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繁盛，其中就有中國醫藥學的巨大功勞。今天，由于歷史的原因，中醫的理論探討，診療器械和制藥技術，雖然在很多方面比西醫滯后，但中醫藥的特殊功效，仍然是西醫不能代替的。就連對付“非典”和“甲流”這種大面積傳播的時疫，中醫藥也顯示出獨特作用。那名把中醫藥誣為“偽科學”的打假勇士，如果真想打擊，就首先應當把靶標對準自己。

今年5月間，終于和俞云先生見面了。他也年將七十，兩鬢蒼蒼。時隔30年，想說的話很多，卻不必多說了。這次見面，他送給我一本80年代在國內出版的一本關于針灸治癌的專著，還有他2003年香港《大公報》專訪他的專文復印稿。聽他說，雖然遠居海外，仍對國內醫藥學非常關心，多次受國內不少醫學院校和醫藥機構的邀請，回國講學和共同探討中醫藥中的重要問題，先后被選、聘為中華中醫藥學會首屆中醫藥傳承人，廣東中醫院主任導師兼切脈針灸治癌研究所所長、美國中國醫藥科學院名譽教授等。此次回國就是到廣東中醫院講學并到復旦大學醫學院訪問。他就是在到復旦大學訪問時，一打聽，才知道朱永嘉仍然非常出名，接待人雖然已不知道他曾經轟轟烈烈的經歷，卻知道全復旦的教職工當中，只有他一個人，仍然住在50多年前就已入住的陳舊狹窄的老舊房子里，俞云也就很容易找到了朱永嘉。進而和幾個當年的老朋友聯系上了。大概正是因為他看到了朱永嘉的生活境況，和中國官員們在海外夸富比闊的情景。反差大得難以想象，才堅決不讓我們盡地主之誼，做東設宴，邀老友們敘舊。

（朱注：反差是有，然我活得尚可，沒有愁窮，過得心安而平靜，沒有愧對自己，也沒有愧對朋友，更沒有愧對歷史。這就是為人最大的幸福了。）

席間，我曾試探著問俞云：“年紀大了，有沒有落葉歸根的打算？”他忽然收起笑臉，淡淡地說：“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在國內有的地方兼有講學研究職務，我們還是會有相聚的機會。”聽了他這帶有苦澀的話，后悔起來。他以自己的精湛醫術，征服了許多外國人，開拓了一片天地。因為他是受外國人尊重的海外華人專家，國內某些醫學院校也對他禮遇有加。如果他不出國，恐怕他要一直窩在被下放的工廠里當廠醫并早早退休。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醫術就難有提高，即使他勇于探索，也會遭到“打假”英雄的圍剿。想到這些，我又為他決定在海外定居感到高興。

俞云很忙。與我們聚會的當晚，因為受邀去參加一個會診，他非常抱歉地與大家告別，還說過兩天就要回去，那里有些醫學事務要等待他回去處置。一別30年，才有匆匆相聚的機會，以后何時再能相見？我無遺憾，因為我已是耄耋之年，連幫他發表一篇文章的能力也沒有了。他能老而益壯，繼續為沒有國界的醫藥科學事業奔忙，這就是贈給老友最好的禮物。我不奢望與他多聚首，只盼望他事業順遂，生活快樂。

俞云簡介：1940年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1964年于徐州醫學院畢業后在上海腫瘤醫院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工作。80年代中期，應邀赴西班牙開展中醫研究。曾多次參加世界針灸大會并發言。著有專著《切脈針灸治癌》(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4)，并在國外多家醫學雜志發表文章。現為美國中國醫學研究院名譽教授、世界中西醫結合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針灸經絡中心研究員，西班牙切脈針灸研究所所長。對中醫針灸有濃厚的興趣，從事切脈針灸治療晚期癌癥及各種疑難雜癥的研究近40年，臨床療效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