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和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徹底拯救------
-----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破“四舊”與批林批孔
盡管由無恥小人牽頭，文匪精英和洋奴買辦漢奸們一齊跟上的對毛澤東的妖魔化已經(jīng)進行了三十多年，然而毛澤東拯救中華民族的不世之功，仍然還是為中華民族、為全世界，尤其是為中華民族曾經(jīng)、甚至是未來的敵所承認。事實上，毛澤東不僅拯救了中華民族，而且還更是發(fā)展了中華民族，強盛了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才會有未來的敵人。但是，關于毛澤東發(fā)展與強盛了中華民族的這一點，不僅文匪精英和洋奴買辦漢奸們一如既往地對其矢口否認，而且就連許多以儒家傳人自居的人也根本不認同。文匪精英和洋奴買辦漢奸們由于受他們的本性所驅(qū)使，因而只能靠編造謊言來抹殺毛澤東巨大歷史功績的做法不足為怪，然而以儒家傳人自居的混蛋們也跟著否定毛澤東巨大歷史功績的理由，就純粹是認識上的問題了。這些人認為毛澤東不僅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而且還迫害了知識分子，破壞了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而他們所能夠列舉的理由，就是毛澤東發(fā)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的破“四舊”以及批林批孔運動中對孔子的批判。
任何一個現(xiàn)代的中國人都知道知識和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尊重早就成為了人們的共識。知識是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認識與經(jīng)驗的總和，而在總體的分類上，知識可分為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根據(jù)每名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工作范圍，知識分子又分為了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和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的語境下，知識指的是那些能夠指導人們?nèi)绾握_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科學。隨著人類社會的越是向前發(fā)展，分工也就越來越多也越明確，因而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也就越多。但是盡管都是從事腦力勞動，然而卻并不是所有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邪教教主和騙子從事的也是腦力勞動，但從來就沒有人把邪教教主和騙子也看成是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社會中，由于原本就不具備指導人們改造客觀世界這項功能的儒家學說也越來越喪失了指導人們改造主觀世界的這項功能，所以儒家讀書人把儒家學說也混同于知識并且還給自己還加上了知識分子桂冠的行為，純屬是厚顏無恥。特別是他們把當年毛澤東為了使他們能夠跟上世界形勢的發(fā)展以至于不被社會所淘汰而對他們進行的思想改造，污蔑成了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的這種惡劣做法，則更是在顛倒黑白。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并領導的第一場在文化藝術領域里進行的對舊的思想文化的批判運動，破“四舊”運動，是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一場幾乎涉及全國各個領域里的“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而對孔子的批判，則是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以及挖掘林彪反動思想的根源而展開的，所以批林整風運動也由此而轉(zhuǎn)化為了批林批孔運動。
孔子雖然早已死去了兩千多年，可在我國不僅仍然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目前還正在走向世界。而武訓則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今聊城西）武家莊一個貧苦農(nóng)民的兒子，生于一八三八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幼年時武訓因家貧不能上學，所以連個名字都沒有，只能按家族的排行第七而被人稱武七，武訓的這個名字是后來清廷所賜。武訓由于深感沒有文化的苦處，決心辦義學，讓窮孩子們讀書。但是由于他無錢辦學，于是便只能靠乞討。為了乞討，他有時甚至不惜侮辱自己。在積三十年辛勞之后，武訓在堂邑、館陶、臨清辦了三所義學。武訓“行乞興學”的行為，不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賞，而且還清政府予以嘉獎，不僅賜名為“訓”，而且還封其為“義學正”并賞穿黃馬褂。對武訓的這種精神，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贊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慶將一本《武訓先生畫傳》送給電影編導孫瑜，建議他把武訓一生艱苦辦學的事跡拍成電影。孫瑜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獨特事跡和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所感動，于是開始收集資料，并草擬了拍攝提綱。
一九四八年，孫瑜寫出了電影劇本《武訓傳》并于當年由中國電影制片廠開始拍攝，影片歷時三年，最后由上海昆侖影業(yè)公司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完成攝制完并于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國開始公映。
《武訓傳》剛一在全國公映，立刻博得了社會上的一片贊揚之聲，各報刊也紛紛發(fā)表文章給了影片以充分地好評。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在中南海的小禮堂也放映了電影《武訓傳》，由周恩來總理和胡喬木出面召集，有一百多位中央負責人觀看了該片。在影片的放映中，掌聲不斷，朱德不時發(fā)出爽朗的笑聲，并在放映結(jié)束后握著導演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孫瑜在三十多年之后回憶說：“電影《武訓傳》受到全國人民贊揚后，中央領導同志集體觀看了這部片子。后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我時，我向他匯報了拍攝電影《武訓傳》的情況，總理很有興趣地聽我介紹，之后，他說：‘對武訓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諸多民主人士在重慶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宣傳武訓的活動，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作了充分的報道。那時，我才曉得他是靠乞討積錢而辦成功幾所學校的，實在很不容易，掃盲和教育救國始終是我黨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至于電影嘛，我自己認為拍得不錯，看了很感動人。’”
就在《武訓傳》不僅得到了全社會的一片贊揚之聲，而且還受到了黨的高級領導人的贊譽的時候。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從而拉開了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的序幕。
毛澤東為什么要對一個已經(jīng)死去了幾十年的人以及以其為藍本拍攝的一部電影大動干戈？文革中毛澤東為什么大力提倡要破“四舊”、立“四新”？毛澤東為什么又要將已經(jīng)死去了兩千多年的孔子拉出來與無產(chǎn)階級的叛徒林彪放在一起進行批判？毛澤東真的是在迫害知識分子？真的是要破壞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嗎？如果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如果橫看當今的世界現(xiàn)實，相信任何一個持公正的立場并稍具認識能力的人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答案，毛澤東正是要通過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改造，通過對儒家讀書人的改造，來徹底拯救中華民族，來徹底拯救并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也是要徹底拯救那些儒家讀書人。
有首名為《抗日救亡曲》的歌曲，如今已經(jīng)逐漸為中國人所忘記了，然而這首歌當年可是響徹了中華大地。
“工農(nóng)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走出工廠田莊課堂，到前線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戰(zhàn)場！……。”
一九三五年，由于蔣介石的不敢抵抗，在東北三千萬同胞淪為日寇鐵蹄下的亡國奴，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喪了之后，日寇又接連逼迫蔣介石與之簽訂了《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秦土協(xié)定》、《何梅協(xié)定》等，進而控制了河北和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使“華北之大，已經(jīng)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盡管蔣介石不惜步石敬瑭的后塵甘當兒皇帝，但北平的愛國學生和教師卻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感召下，掀起了“一二·九愛國運動”。這首《抗日救亡曲》，就是在“一二·九運動”爆發(fā)之后，詩人周鋼鳴與作曲家孫慎為廣大愛國學生的抗日激情所感召，合作創(chuàng)作的。“七·七全面抗戰(zhàn)”之后，無數(shù)的工人、農(nóng)民、學生和小商小販，甚至包括國民黨軍隊和一些軍閥部隊中的愛國士兵就是唱著這首歌曲走向抗日前線的。
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擁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還是全世界僅余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我國，為什么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不得不靠全民族的奮起才能挽救亡國滅種的命運？
中國可以說是目前全世界有歷史記載最早且又最長的國家，然而自漢高祖劉邦屈辱地以和親求平安以來，中華民族就陷入一個因為挨打而導致王朝不斷興衰更替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從“五胡亂華”到晉室南遷；從祖狄中流擊楫和劉裕北伐到隋文帝“韜光養(yǎng)晦”恢復漢家河山；從怛羅斯之戰(zhàn)失敗和胡人安祿山造反導致大唐式微到石敬瑭割讓幽云十六州甘當兒皇帝；從宋太祖一棍定天下到徽欽二帝五國城坐井觀天；從泥馬渡康王到陸秀夫身負幼年皇帝蹈海；從朱元璋“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到“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從林則徐“虎門銷煙”到義和團反抗八國聯(lián)軍的入侵；從“打倒列強除軍閥”到“工農(nóng)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將近兩千年的時間，中華民族始終沒有能夠走出這個周期律。中華民族為什么沒有能夠走出這個因為挨打而導致的王朝興衰更替時間極短的周期律，就是因為這個周期律恰好與另一個周期律發(fā)生了重疊。而這另一個周期律，就是自西漢以后的東漢、三國、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所有的王朝，竟然都毫無例外地都陷入了一個從王朝創(chuàng)立階段的反對儒家學說到天下甫定之后又尊奉儒家學說這樣一個奇怪的周期率。而正是隨著“反孔尊孔”的這個周期律的出現(xiàn)，才有了王朝興衰更替時間極短的這個周期律。
對于我國歷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陷入“反孔尊孔”的這個周期律的問題，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在同毛遠新談批林批孔的問題時是這樣分析的：“歷代農(nóng)民起來造反，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么呢？因為孔夫子講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得違背，違背孔夫子儒學理論，就必須得批孔，要不然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nóng)民起義，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撒尿，史書有記載，可是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得到了統(tǒng)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宋太祖趙匡胤搞陳橋兵變，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但他當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造反的時候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nóng)業(yè)區(qū)都變成牧區(qū)、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邊皇帝，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臺以后，又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么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請出來。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孫中山也好，陳獨秀、李大釗也好，“五四”運動就是批孔開始的，是不是這樣？等到蔣介石坐上了寶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蔣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請到臺灣，現(xiàn)在還在那里。中國歷史不就是這樣嗎！當要起來造反的時候，都要批孔，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zhí)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我們共產(chǎn)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yōu)榱遂柟套约旱牡匚辉侔芽鬃拥乃枷胝垇碛蘩习傩盏乃枷霑r，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huán)，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chǎn)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tǒng)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這個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興衰更替時間極短的另一個周期律中。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學說的本質(zhì)才造成的。
孔子盡管被儒家傳人尊為是鼻祖，是儒家學說的開創(chuàng)者，又被后世的許多人美譽為是平民教育的首創(chuàng)者，但是儒家學說的源頭與核心內(nèi)容卻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禮》，而《周禮》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維護王朝統(tǒng)治的綱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為其增添了“取義”，還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為之增添了多少諸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內(nèi)容，然而儒家學說都始終沒有跳出為統(tǒng)治階級效命的范疇，其根本的性質(zhì)仍然是一種依附于皇權加官權的文化，所宣揚的仍然是一種極端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
任何依附于皇權加官權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為皇權加官權服務。在階級社會里，文化為皇權加官權服務的根本途徑，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統(tǒng)治者，通過對被統(tǒng)治者進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達到接受、甚至是順從地接受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的目的。
由于儒家學說對皇權加官權的依附性，所以也就必然會形成并極力宣揚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在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盛行的情況下，不僅產(chǎn)生不了真正的精神信仰并產(chǎn)生強烈地投機心理，而且還必然會導致人生觀與價值觀只能是自私自利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因而追求個人物質(zhì)利益的最大化才會長期成為我國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摹傲记輷衲径鴹汲紦裰鞫隆边@句話，就是從《論語》中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句有條件忠君的話演化而來。這句話，是儒家學說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本質(zhì)的突出反映。孔老夫子周游列國十四年，實際上也就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到處去搞投機。而儒家傳人之所以如此地推崇孟嘗君，就是因為孟嘗君的投機心理都已經(jīng)發(fā)揮到了“狡兔三窟”這樣的極致。就是在孔子所宣揚的無條件的孝以及在儒家學說的毒害之下而產(chǎn)生的嚴重投機心理，不僅成為了許多中國人或是因賣主求榮、或是因貪生怕死而當漢奸的心靈慰藉和理由，甚至還成為了象李鬼那樣的強盜以“我有九十歲的老母”來乞求李逵饒恕的借口。
孫中山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現(xiàn)象，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令人稱羨的傳統(tǒng)文化的中華民族卻是一盤散沙。而也正是由于一盤散沙，才導致中華民族屢屢地挨打，才導致中華民族屢屢地出現(xiàn)民族的生存危機。然而孫中山盡管發(fā)現(xiàn)了中華民族是一盤散沙的這種現(xiàn)象，但是卻沒有找到造成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的根本原因。造成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學說所極力宣揚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就是由于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的盛行，才不僅造成了中國人只顧追求個人物質(zhì)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為了一盤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許多中國人因為沒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并產(chǎn)生了強烈地投機心理而貪生怕死、特別是極易為物質(zhì)利益所引誘而選擇當漢奸。
從表面上看，中華民族的挨打是因為漢奸，亡國是因為漢奸，而深沉的原因則是由于儒家學說的毒害才造成的。而一個民族一旦選擇了儒家學說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就必然會因此而喪失正義與正氣，就必然會產(chǎn)生強烈地投機心理而造成民族性格的弱化，就必然會導致整個民族成為一盤散沙。在我國的歷史上，民族的性格一旦弱化之后，接下來的必然就是挨打，必然就是王朝的興衰更替。許多原本非常強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只要接受了儒家學說，就必定又要挨那些繼續(xù)留在塞外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打。金滅遼，蒙古滅金，滿洲則更是將蒙古、中原、西域、西藏一齊攬入了囊中，我國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就是如此。如果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六個星期里就屠殺了三十多萬中國人而很少遇到抵抗，其中還有武器裝備方面的因素的話，那么在“揚州十日”中，揚州人十天之內(nèi)就被手持大刀長矛弓箭的滿清軍隊屠殺了八十多萬，那就則純屬是性格上的原因了。性格越是弱化的人，投機的心理也就越發(fā)地強烈。投機的心理越是強烈，乞求的表現(xiàn)也就越發(fā)地突出。許多中國人一貫乞求佛祖保佑、乞求觀音菩薩慈悲、乞求貴人相助、乞求強盜發(fā)善心的習慣，就是由于民族性格弱化后才形成的。而武訓為辦義學籌錢而選擇了乞討，就是性格弱化后而投機心理強烈的突出反映。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因為乞求強盜發(fā)善心而造成的民族災難比比皆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由于陳獨秀乞求汪精衛(wèi)發(fā)善心，差點就導致中國共產(chǎn)黨人被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殺絕。
對我國古代沒有產(chǎn)生真正的精神信仰這一認識，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定維護者們極不認同。他們認為我國自古以來就信仰“天道”，老子說過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國古代樸素的信仰。且不說老子的道家思想并沒有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主流，僅是“民以食為天”這一句話，就把中國人從老子玄而又玄的“天道”里，又領回到了儒家學說的實用主義人生哲學上來。而人的肚子餓了就要吃飯，那可是最自然而然的事了。
如果在沒有外來競爭，在沒有外來危險的情況下，儒家學說盡管缺少方法論，但也不乏為一種很不錯的世界觀。儒家學說的世界觀將中國人的性格引向平和善良決不是錯，但是如果把中國人的性格都引領到了每當侵略者打上門來，父母遭殺戮，妻女被奸淫時而都不敢反抗的程度上來，那就不僅僅是錯，而且簡直就是罪惡了。羊能否生存下去，不僅在于它所生活的那塊土地上草的多少，而且還更在于有沒有狼。因此羊如果要在狼群出沒的地方生存下去，要么去改變狼，要么就只有改變自己。
由于我國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蒙古和滿洲雖然兩次入主了中原，但卻接受了儒家的學說，從而使儒家學說沒有中斷傳承的經(jīng)歷，所以無不令后世的儒家傳人們感到自豪。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在侵略并占領了我國半壁河山的期間，不僅沒有就此限制儒家學說的發(fā)展，而且還對儒家學說尊崇有加的做法，更是令今天的儒家傳人們感到驕傲。但是，不管入侵是接受了儒家學說也好，還是對儒家學說尊崇有加也罷，這些卻都是以中華民族、特別是以底層勞動人民的屈辱和血淚為代價換來的。幾萬名少女被掠入軍營，奸淫過后又被烹食，換來了鮮卑的儒化并稱孔子為“文圣尼父”；澶淵之盟，換來了契丹人為宋仁宗的死而落淚；徽欽二帝在五國城坐井觀天和皇貴妃都被送進了金人的浣衣院，換來了金太宗親臨曲阜封賜衍圣公；追隨身負幼年皇帝蹈海的陸秀夫而蹈海的崖山十萬軍民，換來了孔子登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位；“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換來了康熙皇帝親到曲阜祭孔并題寫了“萬世師表”的匾額一道；南京大屠殺和遍布中華大地的處處萬人坑，換來了孔府的代理奉祀官與日本侵略軍的觥杯交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因外敵入侵而遭受的無盡劫難，以至于使中國人“寧為太平犬”，而“不做離亂人”。然而不管底層勞動人民因外敵入侵而遭受了怎樣的劫難，可儒家傳人、尤其是孔門的嫡派傳人卻總是能安然處之。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認識“道”，認識孔孟之道，所以每當外國鬼子打來的時候，他們不僅能跑得比兔子還快，而且還非常適合、而且事實上也是經(jīng)常地充當帶路黨。因此，這邊孔子的塑像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一豎起，那邊黑龍江省方正縣為在侵略我國的罪惡戰(zhàn)爭中死掉的日本鬼子招魂的鬼子碑就迫不及待地樹立起來了。盡管儒家學說沒有因外敵的入侵而中斷傳承，但是這種僥幸卻只能出現(xiàn)在過去，其中的原因就是游牧民族由于自己的文化極其落后而自慚形愧所以主動接受了儒家學說，日本人的野心雖大卻也難以吞象。然而今天的形勢則截然不同了，不僅全民英語教育在我國已經(jīng)普及了二十多年，而且基督教的教堂不僅遍布中華大地，甚至都已經(jīng)建到了曲阜的孔廟的旁邊。就是由于儒家學說不僅弱化了中國人的性格，而且儒家學說的思維方式也更產(chǎn)生不了高度的智慧，形不成長遠的高度戰(zhàn)略，所以盡管我國的歷史上曾經(jīng)產(chǎn)生了《孫子兵法》、《太公韜略》等兵書戰(zhàn)冊，但卻仍然還是每每都被就連文字都沒有的游牧民族打得山河破碎，所以就更不用說用以指導目前的中華民族去應對紛紜復雜現(xiàn)代國際局勢了。
今年是《辛丑條約》簽訂的第一百一十周年，是辛亥革命發(fā)生的第一百周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的第九十周年，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的第八十周年，是抗美援朝戰(zhàn)爭開始停戰(zhàn)談判的第六十周年，也是發(fā)生了許許多多事關中華民族生死的嚴重事情的一年。不僅孔子的塑像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了起來，而且為死于侵略我國的罪惡戰(zhàn)爭的日本鬼子招魂的鬼子碑也在黑龍江省方正縣樹立起來了。看來歷史上“反孔尊孔”的這個周期律似乎也正在考驗著今天的中國共產(chǎn)黨，那么中國共產(chǎn)黨是否能夠領導中華民族走出這個如不散的冤魂始終糾纏著中華民族的興衰更替的周期律？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毛澤東專門邀請到延安進行訪問的黃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并交談了整整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zhuǎn)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為多數(shù)，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zhuǎn)，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qū)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業(yè)欲所驅(qū)使，強求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漸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有環(huán)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黃炎培這一席耿耿諍言，擲地有聲。毛澤東高興地答道：“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在這里與黃炎培所說的民主，絕不會單單地是指中國共產(chǎn)黨要在中國建立一種民主的制度，而更重要的應該是指要培養(yǎng)中國人的民主意識。與建立民主的制度相比，在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中普遍培養(yǎng)起民主的意識和形成民主的能力，要艱難許多。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對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進行培養(yǎng)和民主能力進行檢驗的過程。但是，盡管經(jīng)歷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還遠遠沒有形成牢固的民主意識和維護民主制度，維護本階級利益、甚至是維護自身利益的自覺與習慣。所以文革被迫結(jié)束之后，毛澤東時代確立的，并且還已經(jīng)形成了“七五《憲法》”的老中青三結(jié)合的革命委員會，工宣隊、貧宣隊、軍宣隊等無產(chǎn)階級直接登上上層建筑領域，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制度以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這些人類社會歷史迄今為止最為科學、最為完善、最為合理的民主制度，立刻就煙消云散了。
在我國專制制度的歷史極其漫長，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受儒家學說毒害的歷史極長且極深的情況下培養(yǎng)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首先就要鼓勵和培養(yǎng)人民群眾的造反精神和自立意識。因此，毛澤東才要發(fā)起對宣揚乞求意識而貶低斗爭精神的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通過對《武訓傳》的批判來鼓勵人民群眾的造反精神和自立意識，進而培養(yǎng)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
雖然電影《武訓傳》宣揚了乞求意識并貶低斗爭精神，但由于這是歷史的原因才造成的，所以絕不會由此而引起毛澤東對其如此地大動干戈。而導致毛澤東發(fā)起對《武訓傳》進行大規(guī)模批判的真正原因，那就只能是“文相武將”們這些黨的高級領導人對宣揚乞求意識而貶低斗爭精神的《武訓傳》這部影片的態(tài)度以及通過對這部影片的態(tài)度，所反映出的這些“文相武將”們的真實的思想狀態(tài)。從對《武訓傳》的態(tài)度上，能夠充分反映出這些“文相武將”們的思想認識，仍然還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的歷史階段上。只不過由于他們大多都是來自社會的底層，所以無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了解民間的疾苦，關心民間的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這些身為黨的高級領袖人物的思想狀態(tài)都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還相距甚遠，因此毛澤東才在親自審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這篇社論中，發(fā)出了這樣的嚴厲質(zhì)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chǎn)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fā)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歷史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zhàn)斗的共產(chǎn)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chǎn)黨員，自稱已經(jīng)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準確地反映毛澤東批判《武訓傳》的真正原因的，是毛澤東在《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
“現(xiàn)在，估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jié)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確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淪為，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能夠借武訓來進行宣傳的主張，那就只有是儒家學說中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人生哲學，只能有是儒家學說中的貪生怕死的投機心理。從這些“文相武將”們真實的思想狀態(tài)上，毛澤東不僅看到了中華民族未來的危險，而且也更看到了在我國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當中培養(yǎng)造反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艱難。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僅發(fā)起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進行了反右斗爭，發(fā)動了“四清運動”和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了破“四舊”和立“四新”等政治文化運動，而且更是在全黨和全國進行了深入的馬列主義教育。可是，盡管毛澤東下大力氣對全黨和全國進行了深入的馬列主義教育，但卻收效甚微，以至于雖然經(jīng)過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卻還是出現(xiàn)了林彪叛逃這樣的奇怪事件。從革命了幾十年的林彪最后卻仍然還是背叛了無產(chǎn)階級的這件事上，毛澤東意識到，真正阻礙對中國人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是已經(jīng)滲入到中國人骨髓之中的儒家腐朽的意識形態(tài)。與外來的同樣腐朽的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相比，傳統(tǒng)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對有著強烈民族情感的中國人更具有強烈地吸引力。而靠馬列主義教育，決不能自動清除掉儒家腐朽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必須專門開展一場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廣泛深入的群眾運動。不破不立，不徹底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就不能真正地樹立起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于是，以林彪事件為契機，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了。
三十多年來，盡管我國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無論在多么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仍然苦苦地堅守著毛澤東主義，但是一種比腐朽的儒家學說更為邪惡的極力鼓吹弱肉強食的獸性法則的極端實用主義理論卻還是成為了我國上層社會的主流思想。而且隨著這種邪惡的極端實用主義理論逐漸成為了我國上層社會的主流思想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日益加劇的毒害，特別是由于大部分中國人都在喜滋滋地奔小康，都在追求自己的先富起來，所以中華民族不僅又成為了一盤散沙，而且精神信仰也早已蕩然無存，民族性格也再一次弱化。因此才有了目前的東海危急、南海危急。黃海危急、渤海危急，乃至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急。
八十年前的四月，日后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陸軍第二師團被調(diào)防到了我國的東北，編入了駐扎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的序列。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關東軍的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該師團大隊長以上的軍官會議上，就陳述發(fā)動“九·一八事變”能夠成功的理由時講到：“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來說，安居樂業(yè)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職業(yè)。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lián)系的，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中國是一個同近代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qū)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fā)展歷史來說，國家意識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板垣征四郎對我國民眾精神狀態(tài)的分析言猶在耳，二0一一年，一篇題為《蘭德公司報告----二0二0年中國將成為最窮國家》的文章又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開始紛紛傳播。而蘭德公司所列舉的中國將成為最窮國家的七條根據(jù)中的頭兩條就是：“一，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二，中國是世界上少數(shù)沒有信仰的可怕的國家之一。”蘭德公司的這份報告對我國社會目前狀態(tài)的觀察得是否全面？分析得是否準確？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有自己心中的答案。八十年前板垣征四郎對我國民眾精神狀態(tài)的分析不僅促使日寇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并且還取得了成功，從而導致中華民族陷入了近代以來最為嚴重的民族危亡之中，而八十年后蘭德公司的這份報告，不知又會給中華民族帶來什么？
我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并稱為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可盡管埃及和印度這兩個國家今天還仍然存在，而今天的人們卻必須要以古今去加以區(qū)分了。因為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早就因為外族的入侵而滅絕了，所以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燦爛的古代文化也就中斷了傳承，今天的人們也就只能從博物館或者是考古學家發(fā)掘出的考古廢墟里，去領略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文化的風采了。而中華民族的文化能夠得以傳承至今，一是得益于中華民族所處的優(yōu)越的地理位子，二是承蒙于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拯救。所以，中華民族如果不愿在今后步它們的后塵的話，那就只有趕緊請回毛澤東主義。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民族的文化，只有在民族能夠得以延續(xù)下去的情況下才能傳承下去。所以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拯救，也同時拯救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然而如果要徹底拯救中華民族，那就只有引領中華民族走出歷史上的那個興衰交替的周期律，而要走出興衰交替的這個周期律，就必須首先走出“反孔尊孔”的這個周期律。所以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破“四舊”以及對孔子的批判并且還更創(chuàng)立了以毛澤東主義為核心內(nèi)容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不僅不是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破壞，而且也正是在徹底地拯救中華民族的同時，又在徹底地拯救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從而使中華民族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久地延續(xù)下去，從而使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能夠永久地傳承下去。
明天就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的第八十周年的日子了，但愿全國的各個城市、尤其是東北地區(qū)的各個城市的上空，響徹的不僅有警示中國人的防空警報，而且還更應該有激昂的《抗日救亡曲》。然而作為中國人，雖然永遠也不應忘記這首激昂的《抗日救亡曲》，但卻沒有一個人希望看到“工農(nóng)兵學商，一齊來救亡！”這種場面的再次出現(xiàn)。
二0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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