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精神的本質是“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

雷鋒精神的本質是“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
——“天下為公”思想探源

襄陽居士

有一位網友說：現在為人熟知的“天下為公”的說法，就起自于（按：此“于”字多余）宋朝。范仲淹的名句至今被中國人牢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認為，范仲淹這一“先憂后樂”的思想，就是雷鋒精神。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雷鋒精神就是千年以前范仲淹“先憂后樂”思想的延續。（劉仰《古代有沒有學雷鋒？》，見烏有之鄉網）
   這位網友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天下為公”起源于宋朝的說法是一種誤解。因為在漢朝人編寫的《禮記》中就已經出現了“天下為公”的觀點，而且把它當做理想的社會來追求的。《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該書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時間比宋朝早了一千年。如果它所記載的“孔子”的話是真實可信的話，那就表明：至少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天下為公”的思想就已經普遍流行了。時間又向前推進了500年。
《禮記•禮運》，其中說：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國。禮又以為紀，以正國君，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詩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造成也，其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簡單地說：“大同社會”就是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天下為公” 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將來人類即將實現的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小康社會”就是私有制出現后的階級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一言以蔽之，凡是私有制的時候，都是“小康社會”。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已經接近“大同社會”了。
即使孔子的話是真實的，也還不是“天下為公”思想的源頭。孔子的說法也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同樣也是有根據和來源的。在孔子以前，就已經出現了“以公滅私”（就是“大公無私”）的思想，這就是“天下為公”思想的源頭。
“以公滅私”一詞的最早出處是《尚書•周官》：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后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翻譯過來就是：
　　周成王說：“啊！凡我的各級官長，要認真對待你們所管理的工作，慎重對待你們發布的命令。命令發出了就要實行，不要違抗。用公正消除私情，人民將會信任歸服。先學古代治法再入仕途，議論政事依據法制，政事就不會錯誤。你們要用周家常法作為法則，不要以巧言干擾你的官員。蓄疑不決，必定敗壞計謀，怠惰忽略，必定廢棄政事。不學習好象向墻站著，臨事就會煩亂。
　“告訴你們各位卿士：功高由于有志，業大由于勤勞。能夠果敢決斷，就沒有后來的艱難。居官不當驕傲，享祿不當奢侈，恭和儉是美德啊！不要行使詐偽，行德就心逸而日美，作偽就心勞而日拙。處于尊寵要想到危辱，無事不當敬畏，不知敬畏，就會進入可畏的境地。推舉賢明而讓能者，眾官就會和諧；眾官不和，政事就雜亂了。推舉能者在其官位，是你們的賢能；所舉不是那種人，是你們不能勝任。”
“以公滅私”可以理解為既“用公正消除私情”，也可以理解為“用公心消滅私心”。這才是“大公無私”思想的真正源頭。這就是孔子為什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八佾》）的原因之一。可見孔子的確是向往周朝“天下為公”思想的。
其實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是有思想源頭的，那就是來源于孟子。孟子說：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梁惠王下》）
可見，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由孟子的話演變而來的，只不過更簡潔，而且因為《岳陽樓記》而名聲遠播，流傳更廣泛罷了。
許多人引用孟子的話，都是斷章取義。孟子是在什么情況下說這話的？目的是什么？為了準確地理解孟子的思想。我們有必要閱讀欣賞一下孟子的原文。
《孟子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古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齋
    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主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知
    曰：“王之好樂甚，則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古
    曰：“可得聞與？”齋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主
    曰：“不若與人。”知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古
    曰：“不若與眾。”齋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主
“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主
點評：孟子通過百姓對國君的“好鼓樂”的兩種不同態度，提出 “君王”應該 “與民同樂”，與人民同甘共苦，這樣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擁戴，稱王于天下的主張。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知
    孟子對曰：“于傳有之。”古
    曰：“若是其大乎？”齋
    曰：“民猶以為小也。”主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知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后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主
點評：孟子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與“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進行對比，說明：是否與“民”共同擁有和分享，是老百姓判斷大小的標準。還是強調國君要“與民同樂”。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知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知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古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主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古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知
點評：孟子講國君與鄰國交往的智慧。列舉了幾個例子，說明了“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道理。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古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知
點評：范仲淹的名句就是從這里來的。毛澤東深諳此理，與人民同甘共苦，所以能夠做到“無敵于天下”。
   
    “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齋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々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于國，出舍于郊。于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征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齋
點評：天子巡狩天下，無非是為了重要的工作——視春耕與秋斂之困難而“補不足，助不給”，幫助解決諸侯的難處。所以受到諸侯的歡迎。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主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知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古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古
    王曰：“善哉言乎！”齋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主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知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場，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主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知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主
點評：孟子認為，國君如果想一統天下，就必須實行“仁政”，首先救濟“鰥寡孤獨”這些弱勢群體，然后再在“好貨”與“好色”方面與百姓“同樂”。這樣就使國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安居樂業，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古
    王曰：“棄之。”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主
    王曰：“已之。”知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古
    王顧左右而言他。齋
點評：齊宣王對朋友不能盡責的，要求與之斷交；對刑政之官（士師，執法官員）主張撤職免官。但對于自己國家治理不好，卻不追究責任，而是“顧左右而言他”。說明他是典型的“馬列主義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因為他是有特權的國王，不肯與下臣平等。在人人平等的今天，我們應該建立“最高領導人”與“各級領導人”失職問責制度。對失職的公務員進行處罰，以便督促他們盡職盡責，為人民服務。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知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古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齋
點評：孟子講選用人才的標準，不要聽近臣的，也不要聽諸大夫的，而是要聽國人的。“用人”、“廢人”與“殺人”均是如此。這樣才能反映廣泛的民意。在今天的網絡時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此才能做人民的“父母官”（包括地方官與最高領導人）。網民可以呼吁，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主
    孟子對曰：“于傳有之。”知
    曰：“臣弒其君，可乎？”古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主
點評：孟子認為，大臣殺暴君，不叫“弒君”，而叫“誅一夫” ，就是殺“獨夫民賊”，這實際上是在為民除害。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知
點評：孟子打了兩個比方，工匠得到了大木頭，國王就高興，木匠把它砍小了，國王就不高興；人有璞玉，一定會找玉工加工雕琢，才能成為美玉。人們從小學習如何治國的道理，長大了準備實行，國王卻說，“姑姐放棄你所學的知識，聽我的吧。”對于治理國家之事，如果也這樣說：“姑姐放棄你所學的知識，聽我的吧。”那與教玉工放棄雕琢有什么不同呢?
由此可見，治理國家也是一門學問，是要從小就學習的。否則，就不懂得如何治國。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齋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古
點評：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如果打仗，到底打還是不打？判斷的依據是被打的國家人民是否歡迎。如果歡迎，就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這就可以打。這就是順從天運。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兄父，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齋
點評：齊宣王攻打燕國，取得了勝利。諸侯謀劃要救燕國。齊宣王向孟子討主意。孟子說：燕國暴虐老百姓，大王攻打燕國是拯救他們的人民，受到了百姓的歡迎。現在，應該還給他們的旗幟與青銅禮器，同燕國民眾謀劃，為他們再立新君。這樣就可以及時阻止諸侯的救燕行動。因為這樣做才是正義的戰爭。
美國攻打阿富汗與伊拉克，占領之后，久不退兵，是為了自己的石油利益。占領越久，越遭到人民的反抗。長此以往，一定會拖垮美帝國的。這就變成侵略戰爭了。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知
    孟子對曰：“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知
點評：主管的官員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顧，可見國君不仁。如果國君實行仁政，官員關心人民疾苦，老百姓就會親愛他的長官，甚至愿意為他們去死了。說明仁者才會受擁護。
…………     
 總上可見，貫穿《孟子 梁惠王下》全文的主題思想是：
國君只有實行仁政，關心人民疾苦，沒有私心，做到“與民同樂”，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無敵于天下”。
孟子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帝王之師”。 真正有愛心的帝王都是“大公無私”的。
“大公無私”的思想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文化精華，是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其本質就是消滅了私有觀念的共產主義精神。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大公無私”。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時代。是一個在全社會充滿關心和幫助，到處是童叟無欺、幫弱扶困、助人為樂的時代；是消滅了舊社會的黃、毒、賭、匪等各種丑惡現象，很少有人違法犯罪，人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時代；政府機構真正精簡、高效，很少貪污腐敗，黨風民風淳樸高尚、令人懷念的時代。
那是一個砸碎一切精神枷鎖，破除各種迷信，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不怕權威，不怕任何霸權，敢于顛復歷史，“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時代；是高揚人的精神力量，蔑視金錢資本，以自私自利為恥，堅信“精神變物質”、集體力量能創造奇跡的時代。
那是一個沒有高薪、獎金、津貼等一切物質刺激，更不知道“紅包”、“回扣”、“加班費”以及“罰款”、“炒魷魚”等為何物的時代。人人都以無私奉獻為榮，以鋪張浪費為恥，以服從黨和國家需要為職責，把加班加點和接受艱苦任務視為正常。“先生產、后生活”、“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是各行各業、每個黨員職工對待工作和生活的一個基本態度。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熱血沸騰的時代。那是大同社會即將建設成功的時代。那是一個至今依然令人心馳神往的時代。
毛澤東時代，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房，人人有學上，人人有醫療保障。孤寡老人和孤兒，被稱為“五保戶”。所謂“五保”，是指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的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即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和農民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農民陳永貴可以做國務院副總理。這在私有制出現以后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毛澤東時代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平等的時代。
毛澤東時代，“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助人為樂”，“無私奉獻”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觀和自覺的行動。雷鋒精神更是家喻戶曉，人人踐行，成為一種“時代精神” 。
當前，雷鋒精神正在回歸，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當全國人民個個都爭做雷鋒的時候，共產主義就差不多可以實現了。

                                        20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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