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由在中國
northk
咱們還是通過一個小例子來說明問題。
前陣子領小孩出去玩，路過一家新華書店就進去看了下，書店生意越來越冷清，賣的書要么是些烏七八糟的暢銷書，要么就是中小學教輔，逛書店已經是越來越無聊了。于是領了小孩出來，走到門口，正巧有輛貨運卡車開過來。書店門口是人行道，但人行道與道路的分隔卻不是常見的護欄，而是一長遛小花壇，書店門口這兒有個缺口，供行人進出的。那輛開過來的卡車卻不偏不倚地剛好將缺口完完全全地堵上了，車門打開，跳下一穿工作衣的小伙子，走向書店去。我領小孩正要到馬路對過去，這一來卻被這輛車把路給堵死了，看那小伙子正在與書店里的人說話，書店的人給小伙一張書單，大概是他拿貨去。看這情形一時半會完不了，只得領小孩跳上花臺，繞過卡車，再跳到路上去。
一邊走一邊問小孩：“那個貨車司機做的對不對？”，小孩當然也知道這行為不對，但對為什么不對，卻說不清了。咱們常說，做人要懂道理，老百姓平常過日子，要懂的當然不是引力理論、量子力學這類的道理，而不過是一些日常行為該不該、能不能的道理罷了。大人希望小孩懂事，懂得其實也就是這檔子看著并不高深的道理。我對小孩說：“你看那個司機，開車送貨，扛包送東西，辛苦不辛苦？但他這輩子只能這么辛苦了。知道為什么吧？因為他做事的方法不對，他想不到其他人，只圖自己方便，不管是不是給別人帶來麻煩。這種人有沒有人會不會幫他？顯然沒人會幫他。沒人幫他，他就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這輩子除了開車送貨，就很難有其他機會了。你能不能學他那樣？”咱接著跟小孩說：“知不知道為什么有的人窮，有的人富？雖然不是所有的窮人都不懂道理，但有些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他們不懂道理。做事情要考慮到別人，這是做人的起碼道理。盡量不給人添麻煩，實在是不得不麻煩到別人了，也該先打個招呼。做事考慮別人，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別人不給你找麻煩，你做的事情就順當了，如果別人不僅不找麻煩，還能幫你一把，你不就日子越過越好了？”。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這里說的道理是中國人的道理，與西方人的道理不同。西方人在面對貨車司機這樣的行為的時候，既不會去考慮是否妨礙了別人，也不會去考慮對自己有沒有益處。西方人的思維是基于普遍性的，對自己有好處顯然不符合普遍的精神，要對全人類有好處才符合西方人的胃口，他們才能斷定這種行為是好的。而要對全人類有好處的話，他們就不會去考慮特定的他人了，對特定他人的損害無損于面向“全人類”的偉大。比如說，張維迎認為他的新經濟思想是利國利民的，因而對個別人的傷害就不算傷害，張維迎的“理性”就是要理解偉大的傷害不算傷害。當然，對全人類有好處，這樣的說法是西方人傳統的說法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已經將這種普遍的好處變成了普遍的自由。對行為的判斷就變成了是否符合“自由”的精神了。而西方人的“自由”精神又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是否有利于保護私產。對西方人來說，“自由”是由私域所定義，私域其實是私產的同態擴張，私域的“核”就是私產。一種行為是否應當，對西方人來說，就要看能否保護那核心的私產了。凡有助于保護私產的，就必是“自由”，必是所有人都該遵守的律令。
而對中國人來說，中國人理解的“自由”顯然與西方人不同。子曾經曰過：“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不逾矩”，無疑也是一種“自由”之境，但這種“自由”卻與西方人的“自由”完全不同。許多人認為，“不逾矩”指的就是“從心所欲”的時候也要遵守一定的規范，而西方人的“自由”也是由“法制”來規范的，這里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想當然地以為儒家的學問里也有自由主義的根苗，但這卻是完全的胡說八道。雖說都是“矩”，都是規范，但規范背后的思想卻是完全不同的。孔夫子的“矩”會是西方人意義上的“法”嗎？顯然不可能。夫子的“矩”無疑是“禮”，“禮”才是孔夫子所不能逾的“矩”。這里還要再強調一點，古代世界的中國也講“法”，但這“法”也象不能逾的“矩”一樣，與西方人意義上的“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古代中國的“法”來源于“罰”，是懲罰的制度化。直白點說，古代中國的法家，就是一伙不相信“禮”可以把人調教好，而相信一通猛揍才能讓人“不逾矩”的人?！胺ā本褪且煌妥岬拇~，這與西方人規范性的“法”完全是不同意義上的事。
“從心所欲”的自由東方人、西方人都追求，但如何實現“從心所欲”的自由卻體現了兩種文化的不同。西方人的“從心所欲”是由對私域的確立來實現的，也就是說，西方人認為一個人要有自由，他就必須要有一個私域，在自己的私域里為所欲為就是“自由”了。而要實現這種從心所欲的私域，就要求別人不能干涉自己的私域，禁止別人干涉才能保證你在私域里的為所欲為，西方人的“法”就因此而來了。西方人的“法”是對所有人行為的規范要求，如果你認同這種形式的“自由”，你就應該遵守這種行為規范，對別人在他自己私域里干出的任何稀奇古怪的缺心眼事情，都不得發表意見，而如果你在你自己的私域里干點缺心眼的事情，別人也不能有意見。如果你不認同這種“自由”呢？理論上這是可能的，現實中也完全可能出現不認同這種“自由”的人。這時候，“普世價值”強大武器就要派上用場了，只要把西方人的“自由”說成是“普世”的，也就是說，是個人就得以此為“價值”的，那么就可以把不認同的人非人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其清除出人類的隊伍了。這就是西方人“普世”的“自由”。西方人的“自由”本質上是從“物”出發的，私域的定義離不開私產，個人空間總需要占有一個物理存在。對西方人來說，你擁有的私產越多，你的私人空間也就越大，從而你也就更“自由”了。
而中國人要實現從心所欲的自由，采用的卻是“禮”。“禮”是由人與人的關系所確定的，與財產沒有什么關系。就象本文開頭所舉的例子一樣，中國人的自由與他人是密不可分的，人活在這世界上，離不開他人，既然他人不可避免，咱們就應當把壞事變成好事，只要與別人處好了關系，你做事的時候別人不阻礙你，無疑你也得到了一種“自由”。更進一步地，你做事的時候如果別人能來幫助你，幫你把事情做好，這不就更加“自由”了嗎？這樣你就可以理解孔夫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了。中國人的自由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來的自由，這種自由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
咱們知道，“禮”講究的是“和”，所謂“禮之用，和為貴”指的就是這意思。與他人相處，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和”，只有讓雙方都滿意了，才能實現“禮”，才能達成“自由”。中國人的“禮”文化與西方人的“真理”文化所以不同，就在于中國人的文化才是真正人本的，其思考的基點是“人”，而不是“真理”。只有把在你的行為中相涉的他人也看成是與你同樣的人，承認他人需求的合理性，尊重他人，寬容他人，你才能實現“和”，也就是與他人和諧共處。反觀西方文化，就可以看到，西方人的文化是根本不考慮具體的他人的，因為“真理”的普遍性就要求西方人所認的“理”就是與具體的他人無關的，真理應該適用于所有人，不會因為某個具體的他人而改變。
舉例來說，張維迎認為經濟政策的制訂與中國的那些屁民們無關，何以無關？就在于張維迎認為“真理”是象他那樣的“精英”們所掌握的，老張既然掌握了真理，那么那些屁民們的鼓噪當然就不需要考慮了?！罢胬怼钡乃姓邆冃枰鹬仄瘢瑢捜萜駟?？顯然不需要了，“真理”既已在手，其他人該做的就是乖乖聽話。老張的“真理”就是自由經濟，制訂的經濟政策只要符合西方人的“自由”精神就可以了，何必管其他人是否滿意？西方人的“自由”理論里，你也可以看到尊重與寬容，但這種尊重與寬容卻是對象老張這樣掌握真理的人的尊重，與對老張這樣干了壞事、干了缺德事的人的寬容。
中國人的核心文化里你看不到“真理”的概念，其原因就在于“禮”文化強調的是“和”而不是“真理”?！岸Y”不是一種普世性的規范，因為“禮”是與個體相關的。比如說，你買了盒臭豆腐孝敬你老婆，你老婆會眉開眼笑，這是因為你倆臭味相投，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但你若同樣拿盒臭豆腐送給我，卻是不懂“禮”的，因為我不好這口，遠不如半斤雞屁股，一瓶二鍋頭來得有“禮”。“禮”雖然也是對人的一種規范，但這種規范卻是與對象相關的。正因為如此，“禮”不會象西方人的“法”一樣，“法行天下”，對誰都一樣。因而“禮”文化里是沒有“平等”觀念的，對誰都一樣的“平等”恰恰是不懂“禮”的蠻夷的表現。中國文化里所以沒有“平等”的觀念，就在于中國文化是真正人性的文化，它對任何一個特定的個體都是尊重的?！捌降取逼饺サ牟粌H僅是個體間的差異，同時也平去了人性。比如說，張維迎們搞出來的經濟政策就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MBO的權利，這政策難道不平等嗎？雖然有的人有個當官的爹，有的人沒有，但這卻是個體間的差異，“平等”不考慮這些。正是在這樣的“平等”理念之下，吐痰論，冰棒論才能得以出爐，既然給誰都一樣，給那些太子、衙內們也無損于“平等”，那么那些權貴們為什么不這樣“平等”呢？
有人說“禮的本質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為規范”，這是對“禮”的本質的胡言亂語。古代中國的思想里，從來都缺乏這種從本質出發的思維方式，“禮”既不是從“平等”來考慮問題，也不是從“差異”來考慮問題?！岸Y”所以不講“平等”，是因為“禮”的對象本來就存在個體差異，對不同的人本來就需要不同的方法。你對你父母有“禮”的方法，不能用于對待兒子，你不能象孝敬祖宗一樣養兒子，這不難理解吧？同樣道理，對父母的“禮”也不能用于老板，原因很簡單，老板不會象爹媽對兒女一樣對等員工。老板仁慈，你就該勤快點，老板奸詐，你就該比他還奸詐，這就是中國人的“禮”，視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應對，這與西方人不區分對象的行為規范完全不同。
那么“禮”的目標是什么？什么樣的行為才是合“禮”的？這其實很簡單，“禮”的目標就是“樂”，就是“快樂”。當一個行為不涉及他人的時候，那么你怎么高興就怎么玩，這都是合于“禮”的；而當一個行為可能涉及他人時，那么就只有那些可以讓別人至少沒意見，而自己也“樂”的行為才是合于“禮”的；如果不僅自己“樂”，別人也“樂”，那么就更加合乎“禮”了，可以作為行為范本進行推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稱作為“禮樂文化”，就是因為“禮”的目標是“樂”，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類都是從屬于“快樂”的。你所以要對老板尊重，是因為你的飯碗在他手里，如果他能珍惜你的飯碗，保障你的利益，那么你為什么不尊重老板？但如果老板成天使奸耍詐，就想著坑害你的飯碗來增加他的飯碗，那么狠狠地整治一下這奸商才是讓你更快樂的事，是吧？
“禮樂文化”是相信人與人之間能夠和諧、共樂的。比如說，對于奸商老板，“禮”并不認為把老板整死了才符合“禮”。如果這個老板的確有些能力，跟著他干還是能賺錢的，只是不滿于老板的摳門，那么只要讓這老板改了摳門的毛病就是了。老板不摳門了，他憑他的能力賺他的錢，你憑你的能力賺你的錢，人與人之間并不會必然沖突，完全可以和諧共樂的。這點上，你可以看到中國的“禮樂文化”與西方的“法制文化”的截然不同。作為“法制文化”的一個亞種，隨資本主義的興起而成為西方主流文化的“自由主義”文化，顯然是不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和諧相處的。因為自由主義的“自由”是由私有財產來定義的，而對于私有財產來說，要么屬于我的、要么屬于你的，不可能有中間狀態。而如果私有財產是屬于我的，我就擁有完全的自主權，我想怎么做是與別人無關的，我摳門還是不摳門不管別人的事，你沒有理由來指責我摳門不摳門。因而我的自由就意味著別人的不自由。當然，現在經受過一定訓練的自由主義者不會說得那么直白，不會說別人就沒有對這財產的任何自由了，而是說別人可以選擇自己滾蛋，太平洋沒加蓋，滾蛋也是自由等等。自由主義所以需要“法制”，就在于在這種財產制度之下，人與人之間處于永恒的沖突之中，“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個枷鎖就是要限制你對別人財產的覬覦，與別人對你的財產的覬覦。
相信了西方人的“自由”的人，總有點自虐的傾向，因為他們相信這種自己給自己戴上的枷鎖是合理的。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么就該做好尊重別人干缺心眼的事、寬容別人干缺德事的心理準備，就該理解有錢人把肉喂狗而讓你餓死是有錢人的“自由”。而如果你還有點人性的話，不能接受這種把人餓死的“自由”，那么你與“自由”就必然是沖突的。這就是所謂“自由與人性的沖突”，自由的枷鎖帶還是不帶的問題。當然，把人餓死是一種極端情況，是“強形式”的沖突，一般不會有很多人面對；而“弱形式”的沖突卻是無處不在的，艷照門、虎照門，甚至能源價格、房產價格里都可以看到這種沖突?！白杂伞钡臎_突所以無處不在，就在于一方認為這些事件是其私域里的事件，是“自由”這樣的偉大詞藻，因而是別人不該干涉的，而另一方卻會以“人性”、“公理”、“道德”等等同樣的大詞進行干涉。你可以看到，雙方都是以大詞進行比拼的，都是從觀念出發進行其思想之旅的，而詞與詞之間誰更偉大，觀念與觀念之間誰更先進，卻不過是朝三暮四的問題，不過是“名實未虧，喜怒為用”罷了。所以，“自由”的沖突，逃不出是兩群猴子之間的戰爭而已。
懂“禮”的中國人是不屑于這類動物間的把戲的?！白杂伞⑷诵?、公理、道德”這些大詞不過是糊弄猴子的玩意，中國人是不會被這些詞藻所阻礙，從而限制了心靈的自由的。人與人之間并不必然沖突，人與人之間可以和諧相處，這并不是一個觀念世界中的理想狀態，而是一個現實中的事實。比如說，你與農民之間有沖突嗎？你干你的活，掙來錢買農民的糧食，你會想著把農民趕跑自己種糧食嗎？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你可能沒有農民的那份手藝，同樣時間里你干你自己的活掙的錢比當農民掙得多，那么你為什么要趕走農民？你與農民又有什么沖突呢？再比如，你掏錢買房子，如果你購買房產商造的房子的價錢比你自己造同樣的房子便宜，那么你會與房產商有沖突嗎？有沖突的話自己去造就是，花更多的錢造出的東西與別人花錢少的一樣，除了說明自己愚蠢外，別無其他。當然，西方人的“自由”會為這種愚蠢叫好：“人家喜歡多花錢，關你屁事？”，你看，愚蠢是否就有了正義的面目了？
在你與農民、房產商各自干各自擅長的事情，而后通過交換獲得了更大的利益時，你就可以明白中國人的基于“禮”的自由是怎樣的了?！岸Y”的目標是“樂”，方式是“和”，只有大家高興，并且相互之間沒有沖突的行為才是合于“禮”的。而這里的例子就表明，“禮”不是西方人數千年來玄想的只有天國里才能存在的理想狀態，而是一個完完全全可以在人間實現的事實。“禮尚往來”，只有人與人相互間的交互才能實現“禮”?！岸Y”并不僅限于“禮貌”這樣狹隘的范圍，中國人的“人情”常常是與鈔票利益相關的，相互間“出人情”也是為了都有更大的益處的。比如說，朋友結婚你要“出人情”，就是因為結婚比較費錢，而你的“人情”可以幫助一下朋友，朋友過了這個難關后，夫妻同心合力掙錢，在你有困難的時候，你朋友是應該幫你一把的。錢并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花得是否是時候，在別人需要的時候相互能幫一把，就可以實現“通過交換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無疑就是“禮”的體現。
“禮”的相互交換無疑也意味著一種市場，但這種市場卻與西方人理解的市場不同。西方人面對“市場”時，往往將其抽象化，把市場抽象為“交換”，再對“交換”進行價值賦值，“自愿”的交換是好的，“非自愿”的交換是不好的，于是就得出結論說，市場應該是自愿交換的。這里你就可以明白地看出那種從觀念出發的猴子似的思維方式。“禮”文化主導下的市場卻不是這樣的，中國人是不看抽象的“自愿”的，而是直接關注于交換后雙方是否都得到了更大的利益，這就是不看“喜怒”而注重于“名實”的方式。對“禮”來說，交換的雙方，只要有一方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不能“樂”，這種交易就是非正義的，不合于“禮”的。
將中國人通過“禮”實現的自由與西方人立足于私產的自由做一下比較，就立即可以明白，“禮”之下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岸Y”的自由不是基于對他人的否定的，“禮”本來就是在人與人之間展開的，“禮”所實現的目標也不是真理戰勝邪惡，一方戰勝另一方。一方勝利另一方輸了，這就不是“禮”了，“禮”謀求的是中庸，雙方都有益，才是“禮”的目標。當然，謀求中庸的“禮”對人是有要求的，它要求實現“禮”的雙方是以人的方式思維，而不是以朝三暮四的猴子的方式思維，直白點說，就是要求“禮”的雙方不能是以觀念出發來思維的。所以如此，就在于從觀念出發的人他不根據事實來思考問題，你無法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讓其改變，再多的事實也不能否定其觀念，因而任何人都很難與其溝通了。
比如說，員工與老板來談增加福利、增加工資的問題。如果老板能接受事實的，那么只要你擺出讓員工滿意了，員工好好干活，不僅增加了產量還減少了管理成本，這是雙方共贏的事實，那么老板就可以考慮是否接受員工的建議了，如果老板考慮下來有問題，不能接受，那么只要也同樣擺出事實，講出理由，那么雙方就可以相互溝通，想辦法找到一種雙方都滿意的方式；而如果老板是只“自由主義”的猴子，他認定了給工人多少工資福利是老板的自由，任何其他人都無權干涉，他根本不聽你擺出的事實，講出的道理，那么你怎樣與這種“自由主義”的猴子溝通？除了使出中國人“法”的武器，讓“法家”出面，一通猛揍，讓其改變他那缺心眼的觀念而外，還會有更好的方式嗎？
由此你就可以看到了，從觀念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只能導致社會的動蕩，最終只能依賴暴力解決問題了。而這也就是西方人的“自由”為什么離不開“法”的原因，左與右的兩伙牲畜都是油鹽不進，柴米不開牙的犟驢，除了依靠公共暴力把其中一伙人打服之外，社會就不可能安定了。比如說，法國人最近的亂象就是這種缺心眼的“自由”的后果，而且還遇到了兩位同樣犟驢的總統總理，認準了就是不妥協，法國社會、法國人的未來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由主義者們常常嚷嚷著對少數人的尊重，但當他們把少數人的利益訴求上升為異端的權利時，那么就可以發現問題無法解決了。因為異端有了權利，公共的暴力就應該保護這少數人的權利而與多數人做對了。無論自由主義者們把這種狀態說成是多么能體現“自由”的“精神”，但這都不過是一“神經”的臨死前的抽抽而已，因為與多數人做對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在“禮”的自由之下，少數人的利益訴求如果不表述為權利，而是給出了有事實支撐的理由，那么在“禮”之下，合于“禮”的解決方案既不是與多數人作對，也不是否定少數人的訴求，而是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途徑。比如說，各類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只要傳教的方式是不傷害人的，那么就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而且你看一下現實世界，有什么樣的特殊嗜好是不能解決，而只能通過與多數人做對來處理的？當然，這里能解決的少數人的訴求是要求有事實支撐的，而不能是純觀念性的。比如說，某主義堅信只有他們的信仰才是普世的，只有他們才能統治世界，其他人都應該按他們指定的方式生活，就是無事實支撐的純粹臆想，這類的異端權利就該搬出“法”的武器，治治這種缺心眼的毛病了。明眼人當然知道，自由主義就是這樣的一種缺心眼毛病。
如果你仔細考察一下這里說的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的追求個體快樂的“禮樂”的自由，你就可以發現，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與奇談怪論都可以在一個合理的思維框架下予以解決。西方文化終究不過是一種夷蠻文化，其思考層面仍停留在“物”的層面，“占有”是他們實現“自由”的方式。而中華文化卻早已上升到“人”的層面，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合作才是實現“自由”的更好方式。兩種“自由”一比較，哪一種更好、更人性？一望可知。
所以說，真正的自由在中國，在中華文化之中。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