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復興提綱

文化復興提綱

儲著軍/文

一．不進則退，衰落與抗爭：歷史；現狀；困難

二．文化本末，再認和重估：古典時期；中世紀；文化精神

三．認同明志，超越與創新：傳統與現代；操則存舍則亡；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摘要       我們的文化面臨著困難，日益步入現代性的異化陷阱。本文將重審傳統和現代性，進行深入淺出的創造性整合，結合現代化狀況和新人性理論，提出嶄新的傳統文化觀點、儒學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復興思想。現代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性、創造性和發展性文化，除了自主創新發展，任何人都不可能通過抄襲與跟跑來得到真實健康的現代性。須要深化科學發展觀，對內開放自力更生，關注和支持民族創新，落實獨立自主的科教復興戰略，以制度執行代替道德教化，實現文化和民族的同步復興。

關鍵詞   文化本末；儒學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自力更生；科教復興

一．           不進則退，衰落與抗爭

1． 歷史

生活的潮流滾滾向前，不進則退。以歸約思維、獨尊意識和官本位思想為主要特征的中世紀文化，在近代西方文明興起時迅速衰落，以至于被動挨打、民不了生的苦難境地。

為了回應這個挑戰，中華人民展開了多層面、全方位的長期抗爭。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從社會主義改造到改革開放，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生存復興和現代化事業前赴后繼，甘灑汗水和熱血，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局面。

回顧這些令人感奮的歷史，我們尤其要銘記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民主與科學原則，和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大眾進行的艱苦努力與偉大成就。在致力于政治經濟層面獨立自主的文化奠基工程中，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追求與傳播現代文明中的突出成績，和為了久遠的將來整理典籍與承傳文化的默默工作。這些基本的文化成果，是我們今天一切文化建設的基礎。

2． 現狀

然而，隨著政治經濟層面文化的復興，我們文化的主體性卻沒有在文化前沿得到伸張。這又反過來制約著政治經濟層面自立復興的進程和限度。沒有文化前沿的突破和振興，就不可能完成政治經濟的全面復興。但是，我們的文化面臨著嚴重的困境。

現代中國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我們日益喪失了在文化前沿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信心，喪失了獨立判斷、獨立話語和獨立追求。向西方學習、與國際接軌逐漸加深了文化上的崇拜和自卑。作為文化的存在，我們已經淪為一種尾巴和附庸。這種附庸對于一般意義的國際文化和人類進步毫無價值。我們以巨大的代價學習外語，結果其用處就是把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外語投到國外去。在科學文化前沿，漢語中文邊緣化，文化主體性進一步衰落。

當前我們文化的困境基本表現在以下方面：道德敗壞，制度失效；科學精神衰落，學術標準異化；文化精神分裂，良知責任陷落。其實，這是一根藤上的三個苦瓜。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寬松，讓一部分人暴富起來。但是價值分配的不公，在激活經濟狀況的同時，也引起了官僚心理的失衡和腐敗作風的盛行。人們于是各以其便競相逐利，喪失了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初期的共同責任和理想。這種實利主義風氣日益影響著科學活動，科學精神失落，學術腐敗卓著。知識分子發生分化，公共知識分子短缺。對外開放戰略在執行過程中，日益偏離為對外依附。

向西方學習、與國際接軌在取得突出成績的同時，日益導致了進一步的祟拜和依賴，日益削弱著我們的創新熱情和抱負。雖然我們學有長進，距離卻開始逐漸拉大。在科學前沿，許多人以海歸身份而不是學術熱情和創新抱負，博得學科帶頭人的地位。他們以西方文化的代表自居，卻不思進取，滿足于向國內販賣各種形式的國外觀點，并良莠不分地把西方觀點奉為唯一先進的科學文化。他們言必稱希臘，漠視甚至否認中國傳統的存在，保持著對傳統文化和國內創造性研究的冷漠和高傲。我們正在從經濟依附走向了文化依附，下一步便是政治！

其實，有些學術機構和學科帶頭人不僅缺少挑戰科學難題的學術熱情和抱負，而且嚴重喪失了科學精神。他們鄙視國內的學術創新，而帶領我們象尾巴一樣追隨著人家的各種轉向。他們把科學職位僅僅看作西方科學成果與國內科學學習的中介，象中世紀的尊孔者那樣，保守著前沿科學與國內學者的距離。在他們的把持下，中文學術刊物質量嚴重下滑，迫使有價值的科研成果以英文投向國外。一個成果要先在國外贏得肯定，才能回到本土讀者面前；科研成果開始以高傲的外語形式，擺在人民群眾面前。這種學術標準的異化和學術主體性的喪失，嚴重阻礙著我們的文化創新，把我們的學術文化置于國際的卑下和附庸地位。

數千名中學生近日在瘋狂英語主持人的要求下，向英語教師磕頭謝恩，以示范他們對瘋狂英語的崇拜和追求！事件場面觸目驚心，標志著我們教育、文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嚴重狀況，值得教育界、文化界以及所有關注學生健康、文化命運和現代化前途的人們嚴肅對待和深刻反省！它表明：我們正在日益嚴重地步入現代性異化的陷阱！

3． 困難

其實，國際文化和人類文明并不需要尾巴和附庸，而需要獨創性的學術貢獻和多樣性的文化形式。導致我們文化困境的原因，無疑在我們自己。

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救亡復興運動中，我們對儒家文化傳統進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批判，重點集中在綱常體制和封建思想上，這無疑是必要的。但是與其同時，我們既沒來得及對狹義的儒家傳統與古典文化的實際關系作全面的分析理解，也沒來得及對儒家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優秀成份作充分的說明繼承。在現代生活背景和教育體制下，我們在進一步損失著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力，日益導致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日益加深了西方文化祟拜傾向。

一開始即以為出國學習就是優秀和先進的人們，在國外接受自由主義的熏陶，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絕對化了的頭腦，他們回頭看到的自然是，制度條件的落后和文化精神的缺陷。本來希望送出去的學子能回國領導學術文化的進步，但是他們首先給出的不是具體的學術進步，而是自由個人主義和全盤西化的藥方。由于缺少接觸，他們已經喪失了對民眾和傳統的那點基本的同情和理解，而且也不愿承認，對于勞動大眾和人類文明來說全盤西化的代價和損失。自由主義思潮與固有的官僚主義和實利主義結合，掏空了我們的責任、蒙蔽了我們的良知，嚴重地加劇了我們的腐敗狀況。自由主義一方面破壞制度執行大搞腐敗活動，一方面借口制度無效和官僚腐敗專制要求絕對自由和全盤西化，使我們陷入惡性循環和兩難境地。

當然，這種狀況是在復雜的文化背景和利益互動中逐步形成的，既不是決策的失誤，也不是任何一個群體的單獨責任。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了文化保守主義和新左派的抵制。但是文化保守主義對文化前沿和科學狀況并無興趣，對文化傳統的理解又非常狹隘，卻扇動狹隘的民族情緒，企圖復興儒教的政治地位。實際情況表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自主性原則，離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體性原則，變成了抄襲主義和輸入主義。這在正面上不可能趕超，而在負面上必然陷于依附。

知識分子相互之間缺乏同情的理解，表明我們開始從各自的利益立場出發，來提出文化方向的觀點和訴求。這種分化或許是一個進步，它把我們境況的復雜性清晰地暴露了出來。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增進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自主與西化的問題再一次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們又來到了一個不得不嚴肅反思的時期。

我們處境的實質是：一方面，我們日益疏遠了文化傳統，日益喪失著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力；另一方面，我們對現代文明的慊卑跟跑沒完沒了，缺乏對現代科學、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獨立批判和一般把握。主要的的問題在于：

1）  傳統是什么？我們以什么為傳統？

2）  現代性是什么？我們怎樣實現現代化？

3）  文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是什么？我們如何對待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

二．           文化本末，再認和重估

1． 古典時期

漢代以來，儒生們以“孔孟之道”排斥異己而取獨尊地位，他們以家國爵祿為目標形成儒家傳統，構成中世紀文化傳統的主干。其中既有象孔孟那樣志于道的優秀儒士，也有為孔孟所深惡痛絕的鄉原小人。但是，孔孟之道是什么、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并不是歷來儒生們所了解的，他們早已在舍本棄末的獨尊意識中喪失了對古典文化的理解力。

周室史藏守老子，閱盡歷史變遷，發現了萬物變化的必然規律——道，并把它上升到宇宙論高度，用來說明一切事物的具體生成和變化——德。老子著道德之意五千言，把那時的宇宙觀（早期易學宇宙觀）提升到無神論和生成論水平，導致了“天”的失魅，開啟了理性時代。

孔子繼承、推廣和鞏固了老子的理性精神態度，一生念念不忘一個道字，凡事求其適當性。他接過老子的“道德”觀念，把它用于人生社會和文化歷史，以為在人文社會層面上道就表現為仁和禮。他承接整理“堯以來”的文化經驗，述六經而立大宗。經者，經歷也、歷史也、經要也。但是，六經不是原始經驗記錄的簡單傳述，而是根據特定原則整理編輯的，這原則就是來自老子的道和德。“子不語（特別是在整理傳述傳統時剔除）怪、力、亂、神”，而注重人事興衰變遷的固有之理，作一種切實的因果生成（德）的謹慎說明。他說：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馬王堆帛書·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要在禮，其實質是行為態度的適當性，也就是合于道、合理性，是為儒學。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而以突出的實踐精神進一步把求道觀念貫徹到廣泛的實際生活中。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人文思考，在社會生活、語言論理、工藝技術等一切實踐領域，倡導積極適當、切實靈活的生活態度和學術精神。墨子說：“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窮，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浸凌，則語之兼愛非攻。”（《魯問》）墨子在廣泛的學術論域提出了豐富深刻、切中時蔽的嶄新思想，一時成為顯學，不僅推動了一般的生活進步，也拉滿了中國文化的思想之弓，直接引導了百家爭鳴的時代。

先秦學術思想于是進入動人的展開時期，從知識理論到社會制度、從自然物理到宇宙人生，學術思想在廣闊的論域全面鋪開。在墨學與諸子百家之間，至少存在著以下可以辨認的線索：1。繼承老子孔子的求道正名理想，發展出一整套知識名辯的理論和方法，指引啟發著名家和諸子（比如惠子、鄒衍），對邏輯思維和語言文化的發展有不可低估的影響。2。繼承發展了孔子對禮儀制度的思考和仁愛思想，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關系理論，在利義關系、社會制度和天人力命等一系列問題上開孟荀思想的先河，是孟子、荀子學說不可忽略的前導。3。在自然物理和日常生活方面推動科技進步和精神提升，下啟惠子遍歷萬物的認知理想，和“乏愛萬物，天地一體”的精神情懷，構成莊子學說的思想背景。

墨家學說對那些守著孔子語言章句而不知不行其道的儒生鄉原們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這個激進的思想時代，“天下各得一是而自以為方”，是非淆亂而不見大體，人們無所適從。莊子于是從道學出發對“儒墨之是非”進行了徹底的分析批判，得出了高超的知識理論。他在廣闊的宇宙背景下考察人的本質和存在，齊生死、合天人，廣泛吸取各家精神，把它們融鑄成精誠純正生活理論和存在哲學。就境界的高遠、思想的精誠和論辯的力量而言，莊子的曠世學說迄今是一座不可超越的思想高峰，它所釋出和清澈雪水每每給予我們的文化以起死回生的精神滋養。

在莊子考察知識和存在的時代，孟子接著孔墨深入討論了政治基礎和心性人道。他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心性理論是對孔子、墨子和告子思想的繼承發展，形成儒家心學修養理論。而荀子接受墨學精神在社會實踐論域作出新的理論推進，提出進步的社會歷史觀和制度文化思想。他對各家學說多有批判和吸取，下啟韓非對法家思想作出總結和提升。法家繼承道家“法自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自然歷史主義精神，提出“不別親蔬，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法律理性。但是荀子在批評莊子時失于膚淺，說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表明他不知莊子的“人”，而且也沒有真正了解莊子的“天”。他處于天人相分的境界，無法理解莊子的天人意蘊。對道學天人思想的吸收、應用和普及，要等后儒來完成。

百家爭鳴的后期，黃老道學悄然興起，先秦學術進入全面整合時期。為了獲得整合力度，學者們把道學追溯到黃帝，在形而上學和宇宙論層面對當時學術作出了創造性總結，主要成就為《道德經》（修定本）和《黃帝內經》。通行本道德經應該是黃老道家對老子原始觀點的修定和提升，這是道家形而上學的主要內容；而內經在道德之學精神的指導下，對易學、陰陽家、星象天文和醫家傳統作出整合，形成切實圓熟的偉大宇宙觀和廣博思想體系，必須看成是易學道學的新階段。原始易學以神秘啟示和象數形式為特征；老子孔子之后，附以形而上學思考而成為義理的形而上學；《內經》對易學宇宙觀作出了革命性的發展，它以天上的陰陽五行取代了地面的乾坤八卦，完全擺脫了形式束縛和人為設定，而形成宏闊精深的宇宙觀、切實可驗的解釋原理和客觀知識系統。黃老道學以精粹的形而上學和宏深的宇宙觀和人學理論（天人關系），完成了對先秦學術思想的創造性整合，它通過醫學、淮南子、董仲舒和命理學流行于世，成為后繼生活和文化的無形基礎和基本內容。

秦漢之際學術整合所形成的新興世界觀作為普遍有效的解釋系統，接下來便在社會人文和生活實際中獲得了普及展開和運用。《淮南子》繼承了以道論法、兼容百家的黃老道學精神，“因陰陽之順，采儒墨之長，撮名法之要”，系統闡發了道家對現實生活事務的具體看法，推廣了道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般觀點，特別是自然與人為、繼承與革新的辯證思想。接著董子把儒家傳統的倫理觀念與新興的陰陽五行宇宙觀相結合，把最虔誠的倫理義務建基于最先進的宇宙觀和天人關系之上，形成天人合一的大一統倫理政治思想。它通過政治的認同和推行，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傳統的更新。稍后，《史記》、《靈憲》渾天儀和《傷寒雜病論》把歷史學、天文學和人學推向新的高度。同時，獨尊儒術的政策推動了經書文化的興起，標志著老子孔子墨子以來的文化思想和學術運動基本結束。

2． 中世紀

董仲舒以經學的微言大意提出“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治策略，不僅忘記了諸子百家的文化貢獻，也忘記了孟子對“執一廢百”的警告，把全部文化傳統和儒術歸約到狹隘的經典和綱常名教上，使人倫道德成為封建統治的純粹工具。這種歸約思維與獨尊意識互為因果，導致了百家爭鳴的文化軸心時代的終結。經學的獨尊把主要的學術興趣引向了少數經典，從此人們以圣言名教為至理，失去直面生活積極創造的熱情，進入讀書做官的經書時代。此后，歸約思維和獨尊意識成為儒生們官本位思想的心理基礎和技術手段，不僅極大地損害了固有文化的內涵和高度，也把人們的興趣和智慧吸引到富貴爵祿和政治斗爭上，嚴重地降低了人們的文化理解力和創造力。

獨尊儒術的經學和名教，必須引用傳統的尊天事鬼精神作為補充，大談怪力亂神來警示皇權，導致讖緯迷信流行。這不僅違背了孔子儒學的根本精神，也使董子的整個方案具有棄道從君的性質。名教很快就發生了奇變衰落，而受到強烈的批判。“以道釋儒”、“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學思潮蔚然成風，它以精深純粹的抽象思辨接引佛學的傳入。數百年間，佛教在東土代替儒教承擔起解苦救難、安身立命的圣職，一片興盛。但是遍地的廟宇經師并沒有把佛理講透，卻成了大眾的生活負擔。佛學中國化的使命最后落在不識字的惠能禪師身上，他以對生活與佛理的精誠理解和類似莊子的精神智慧完成了普度眾生的任務。從而經院佛學衰落使學術方向的轉變成為可能和必然，文化的固有傳統開始復蘇，醫丹道學、宇宙論和命理學悄然推進。

經過自由時代的長期積累，到宋代出現了學術文化的全面復興，農學醫學、自然博物、經濟政治、文學藝術、歷史考據、天文數理等廣泛領域都發生了顯著進步，涌現出一批具有世界文化歷史意義的學術成就，如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特別是沈括《夢溪筆談》的客觀旨趣、廣博視野、理性精神、歷史意識和偉大成就，構成了當代世界科技水平的標志。在道學義理領域，有張載等北宋五子，出入佛老、泛濫百家，而復歸于儒學。他們的道學吸取道家和佛家的思辨智慧，以“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精神，對儒家經典和宇宙人生進行理解和闡釋，把文化傳統中關于理的觀念提升到形而上學水平。張子繼承古典氣論和宇宙觀，注重氣化變易歷程的詳細機制，建立了以氣為本元的宏偉宇宙論。朱子進而以理為本體，在哲學和文化的一般水平對宇宙人生、學術方法和文化教育等重大觀點作出全面整合，形成廣博兼備的理學思想。儒佛道三教日趨融合。

格物窮理的理學精神無疑屬于那個學術復興的時代，卻未能指導學術的進一步展開。仿佛的心學思潮對《孟子》作唯心主義解釋，以為心即是理。心學無法理解格物的旨趣，而以“發明本心”為學問成圣的大法捷徑，以為良知（對事物的適當態度）不假外求，只須做反思修養功夫。從反思本心開始，至于湛若水初步堪明心性本質和實踐精神，于是出現泰州學派的思想轉機，以為良知（道德本能）既在，只須依此行去，自然合于道德，百姓日用即是道。李贄進而提出童心說，倡導自然情感和個性解放，并開始對歷史傳統和人倫物理進行全面的重估。這種新異思想通過文藝形式廣為傳布，成為晚明社會的重要思潮，可是在隨即到來的民族危機中嚴重受挫。

在心學空談、思想解放和民族危機的復雜背景下，人們復思理學乃至氣學，從王道日用的簡單觀點走向及物究理、經世濟民的實學。李時珍、徐霞客、朱載育、徐光啟們，把醫藥、地理、樂律、農政等科學推向前進，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更是對直面生活認識自然的實踐精神的直接宣揚和呼喚。徐渭、袁宏道、湯顯祖、金圣嘆、曹學芹們，在藝術上直舒性靈，宣揚自然情感和個性解放，把禪宗和心學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向前進。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戴震、龔自珍們，在義理、制度和倫理文化多方位上，作出切實的批判、總結和開拓。他們呼喚并實踐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雖然淹沒在封建專制文化的泥沼中，仍為后來的新文化開辟了路向。

3． 文化精神

我們的文化當然起源于先民的生活和經驗。上古先民對世界的觀察和看法（象），通過巫史加工記錄（數）而承傳下來，逐步形成語言文字（名）意義系統（理），這就是文化。先民的象數名理通過巫史傳統積淀在我們的語言文字和經典文本中，承載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歷代傳遞發展以至于我們。文化是整個民族生存經驗的歷史積累和智慧結晶，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學派的私自創造，須要我們慎重理解和對待。

前原典時期和原典時期象數文明的高級形式表現在甲骨文和易經中，這個傳統發展到春秋時期出現了重要形勢。隨著生活發展和文化傳播，語文規范及其應用出現了繁榮、變異和對固有傳統的顯著偏離。人們開始脫離規范各行其是，社會生活逐漸陷入嚴重的混亂局面。（這種局面的一般特征有：此起彼伏真假不明的前沿進步、信用危機社會失范、穩定感安全感喪失和不適應、巫術迷信預測興盛、暴力猖獗社會失控。）

于是，老子用他的歷史主義眼光把這種狀況看作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并從名與實的分離中，看到了名言背后的實在以及名言與實在的一般關系，領會到名和道的無常以及變化的必然性，建議人們棄名從實、與時俱變，如是而已。孔子不滿于老子的消極應付，積極從事正名活動，但他對名、道以及行為適當性的理解局限于固有的傳統。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當然是很好的態度，卻偏要以過時的周禮為標準來規范當代生活，有點不合時宜。墨子進而試圖建立新的規范、標準和傳統，他放棄孔子的絕對道德觀，成立了一個國際組織，致力于以兼愛民主精神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按照墨子的路子走下去，那個國際組織應該能夠發展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有效機構，大家各自走自己的道路自由發展，而在“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互利的精神原則下，遵守和發展共同的國際規范，就象今天的聯合國。但是在那個“道術將為天下裂”、吃飽飯就想當帝王的時代，這條國際主義道路，不得其傳。

墨子發起了對保守派儒生的論爭，為了論爭的有效性，墨學從孔子的正名觀念發展出一整套名辯規范和邏輯。于是專業名家正式登場，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辯論水平和抽象思維能力。莊子對知識的本質作出考察，把儒墨之是非歸結為他們的成見，進而對名言和知識取“寓諸庸”的靈活適用態度，對生活和時代指出緣督為經、乘化逍遙的自然主義道路。同時，孟子力斥揚墨為無君無父，主張通過推行仁政和全民心性修煉來結束混亂，復歸萬民同樂的堯舜時代。他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作為一個心理學命題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在哲學和社會學水平卻是虛假的。堯舜是由其生活環境和歷史條件造就的，所以連孟子自己那樣精誠的人也沒有能成為堯舜第二。社會整合的現實思路落在荀子師徒身上，他批評孟子“略法先王之道而不知其統”，重新回到墨家的制度文化的思路。但是荀子既不敢想象墨家的國際主義道路，也看不出莊子自然主義的意蘊，而以現實主義的霸道政治策略推行其制度文化理想。

秦始皇一統六國后，隨即統一文字和度量衡。數百年的人文努力有了結果，長期的混亂局面基本結束。先秦學術中最核心的觀念是：道、名、法，誰也沒有想到它們會以這樣的方式相互實現。但這政治層面上的霸道是暫時而有限的道，既缺少傳統的文化基礎，又沒有統一的世界觀支持，卻不用書生承傳歷史、論證變化和統一。當它焚書坑儒以快意之時，就毀滅了大帝國的潛在支持力量，當它對心靈進行絕對統治之時，也就注定了未來的反叛和崩潰。文化的問題需要用文化的手段來解決，作為文化承傳的接力者，真正的書生只服從道德理性。當黃老道學的宇宙觀成熟時，就很自然地普及開來。雖然后來獨尊儒術，但是漢代成功地保存和鞏固了先前的文化成果。

從老子孔子到董仲書司馬遷，學術思想多有曲折矛盾和變遷，諸子百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觀點，甚至在批判對立中相互彰顯。但是必須承認它們是在一個世界中形成的，在對話和互動中共同發展的，任何一家都不能構成獨立自足的文化單元。《莊子·天下》初次從文化功能觀來看待它們，到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就更明確了，但是它們不只是功能上的互補關系，也不只是一個系統中不可分割的若干部分，必須把它們看成是本末相生的同一個發展系統。這一點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梳理得比較清楚，基本上是證據確鑿的，道、儒、墨、名、法相繼展開而又不斷交融，道家（自然歷史）是根本，儒家（人文倫理）是主干，墨法（社會管理技術）是枝葉。它們雖然不乏矛盾和競爭，但是本末相生互濟是主要的，勃然展開、一片繁茂、欣欣向榮，直到中世紀的來臨。

中世紀文化的主流是經書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歸約思維、獨尊意識和官本位思想。除了佛學的短暫盛行，歷代文化都以儒家經學為主要內容，無論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都以領會、闡釋和傳授圣言為直接任務，而以維護封建統治為根本目標。從士大夫到蒙童皆以讀經習經為務，兩千年的經書注疏以壓倒一切的優勢成為中世紀文化的主要內容。它以心性的約束來代替正常的法制管理和優秀的法家精神，并采用法家的陰謀權術，形成陰險的權術政治。它以為天理在握，極力限制人性發展，把大量人力禁錮和消解在經書之中，導致人性的萎縮和變態，以及社會文化超穩定的長期停滯。國人心靈自由舒展的時期最是唐代，那時初步實現了文化整合，詩情勃發，既提升了語言表達能力，也提升了精神的氣質和境界。宋代的學術復興極盛一時，隨即趨于平淡，不僅因為經書教育重新占據了人心，而且因為滅人欲的唯理主義缺乏血氣，難以指導真正的進步。心學把人們的興趣進一步歸約到一個心字上，帶到更加虛妄的主觀和語言幻境。人們競相袖手妄談，以為宇宙便是吾心，心體一片光明，卻不知眼前身邊發生了何事何物，流于淺薄和狂悖，在民族危機面前不堪一擊，一掃而空。

文化本于生活、本于人民的經驗、本于人力的投入、本于對自然的探索，文化長成什么樣子要看她怎樣對待和分配人力資源。在這個獨尊儒術的漫長時期，道學保持著對自然的興趣和探索，墨學在理論形態上中絕無傳，但其基本精神保存在工程技術等實用事功領域，也見于偶爾零星出現的事功學派。這些少數人的學術創造了中世紀文化的主要成就，他們以長期領先于世界的廣泛科技成果為獨尊儒術的政治體系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營養支持。但是這些成果放在廣土眾民和二千多年時間的背景上卻是奇出和零星的，幾乎淹沒在官經文化的大海中。

夾雜著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西學東傳，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洋務運動和甲午海戰的失敗，使儒家的綱常體制受到了空前的質疑和批判。變法維新失敗后，資產階級革命以富有民主科學精神的墨子和三民主義為標舉，最終廢黜了封建制度。而五四運動進一步倡導反封建的自立自由意識，革新了語文傳統，確立了以民主與科學為核心的新文化精神，引進了與中國文化底蘊和文化目標相應合、而富有現實指導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此后，中國人民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目標，建立了新中國，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廣泛而卓著的科技文化成就，改善了全民科學文化素養和精神面貌。雖然由于復雜的歷史社會原因，我們曾一度陷入新的文化困境，但是共產黨人成功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乃至全部中國思維的切實性和靈活性，堅定地帶領人民革新生活，向民主與法制的開放社會和以人為本的先進文化邁進。

近代以來我們一直在檢討自己，我們的文化精神有哪些、什么特征是最根本的、她還有沒有復興的希望？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既有卓越的品質，也有頑固的劣根性。民主、科學和法制精神我們都曾有過，可是在陰謀權術發揮著最終控制權的官本位文化背景中，它們從未被大家當作一回事，很少得到應有的關注、培育和發展，以至我們文化精神的這些方面嚴重發育不良。相反，我們文化的很多特征如中庸、和平、圓熟等，都是既卓越又惡劣而又頑固的，幾乎無法取舍。其實它們在本質上是非常卓越的，只是用之過分而成為缺點，如中庸的本質是對適當性和切實性的追求，但用之過分而成為實利主義，就蒙蔽了我們的視野和良知。然而，我們的文化數千年來延續不絕，自有她貫穿始終的一般精神，那就是：道德理性、文化承傳和生活擔當。這種精神在古典時期的諸子百家是顯著的，在中世紀也一直保持著。中世紀的道德理性、文化承傳和生活擔當屈從于封建統治的需要，封建文化最后的生活擔當乃是洋務和維新運動，這個失敗的運動正是我們現代化的開端。正因為我們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種值得發揚和可以發揚的優點，所以她能憑著這種根本的精神，走過最艱難的時期，成功地活了過來。那么今天，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她的前途呢？為什么要說她不能走自己的路呢？

三．           認同明志，超越與創新

1． 傳統與現代

我們的文化，自省不愧于人；即使有愧于人，我們也要盡力修養她完善她。她是我們的根源，每一次割舍，我們都會陷入自我分裂的狂亂之中；況且兒不嫌母丑，否則還是人嗎！我們沒有權力改變或粉飾歷史，但是我們有能力認識和批判歷史，有能力更新我們對傳統的理解、認同和承傳。孔子當年就是這樣做的，這是他歷史理性的一部分。

孔子依據道德觀念對傳統作出新的傳述，傳播并鞏固了老子道德觀念的理性成果，所以孔子乃是一個大道。孔子曾問道于老子，又說他與巫史同途，而老子不僅是一個史官，他的道就來自對歷史的領悟，況且孔子的主要貢獻也正是對歷史的傳述、對道的追求和對適當性教導。所以歷史之道乃是孔子之道的起源和本質，只是在實質上，孔子之道從歷史觀和宇宙論的高度進一步下降到具體的塵世生活，他對道的這種適當性和切實性的追求與教導，后來被概括為通俗的中庸觀念。而后來儒學的每一次重大進展，也都是以道學的先行進步為基礎，張子朱子都把道學當作一般的義理學概念來運用，所以，道學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哲學加科學。

雖然孔子對于周禮與現實的關系，蔽于一時的觀點，但是作為一個追求適當性的道德實踐者，如果他有充足的時間，必然會得到新的領悟，更正他的錯誤看法，更新他的現實態度。孔子說知我者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說明他對自己所提的觀點的不完滿性有著明白的意識，他的具體觀點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所以如果孔子身后有知，當會以墨子為儒道正傳，而孟子次之焉；當會視周為新秀，而賞之在回也之上。道儒墨法，本末一體也。

一日，孟子拜見孔子。子曰：吾聞翟也無父，信乎？對曰：非也，翟兼愛而非儒，固曰無父。子曰：過矣。翟有父也，茍有父而能得其養，得其養而能成其大，成其大而能兼愛。軻，吾與汝弗若矣！對曰：兼愛于眾則父不得其養，何稱焉？子曰：兼愛并容乃大，汝知之也，闔不能養？兼愛至仁，盡心也，取義也！對曰：軻知陋矣，辯于言而蔽于實！請益。子曰：辯也，未善也。與利者言義，其義也偽，偽則名實亂，名實亂則吾道衰也。對曰：然則弗教之歟？子曰：或疑、或忘、或奪其主，教之何益，弗若示之。行其實而名附，正其制則邪歸，賢哉，墨氏之子也！對曰：唯，小子謹記！

今天我們談論傳統，當然是指廣義的大傳統，她包括我們文化起源以來一直到目前的全部歷史文化內涵。狹隘的儒家傳統、虛空的經書文化和陰險的官僚作風是這廣義傳統的一部分，對于這一部分我們已經作過很多批判，記取歷史經驗、避免重蹈覆轍是對這部分歷史的最好繼承，當然也要把其中很多散在的珍寶檢拾起來。我們要用廣義的大傳統來擴展和改正狹隘的儒家傳統，充分肯定《民報》對墨子的標舉，要繼承孔子的基本精神而不至于重蹈覆轍和流蔽，只能以墨學為儒家正統；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對文化、對儒學和對孔子的重要貢獻，孔家店的老板多是一些道貌岸然的鄉原小人，嚴重限制著人文發展。我們還承認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孔子維護舊制度的批判是符合實際的，但是認為這種批判沒有抓住事實的本質，也忽視了孔子作為歷史人物的主要方面。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中，毛澤東對文化的憂慮和對人性的困惑，是他發起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直接原因。他力圖制止封建思想和官本位意識的抬頭，重提儒法斗爭，力圖保持文化的健康形態和正確方向。這分明是對五四反封建運動的繼續深化，卻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陷入了混亂之中。主要的教訓是文化的問題要用文化的方式來解決，要有專業的研究與大眾的討論來理解，要有充分的對話溝通來選擇來決定。今天我們認為毛澤東以墨批儒和以法批儒基本上是正確的，而關鍵在于要把墨家法家精神付諸實踐，進行制度研究和建設，把一切優秀和先進的文化理念體現在制度中，以制度管理代替人為管理與心性約束。

在對傳統的理解上，我們要把墨法看作儒家大傳統的一部分，而把儒家看作道家大傳統的一部分。要把握墨子社會管理思想的精神實質，那就是根據人性發展的實際狀況和需要來設置和更新制度，使制度促進人的發展，而不是限制人性發展。這有如大禹治水，與孔子的方案有著實質性的區別，但是非常符合孔子對道和適當性的追求和教導，而不失為真正的儒學。要把孔子的儒學基本精神與他的具體觀點區別開來。有人說孔子似喪家狗，子曰然哉然哉。今天我們都是喪家狗，看看我們對人家的崇拜，看看我們搖尾乞憐的可憐相，恐怕我們連做狗的資格都沒有，狗不嫌家窮，我們頂多是喪家貓。人家流行口頭禪“別跟我玩中國人那一套”，我們耳根連一點血色都不起。

現在有人在搞儒教復興，擺起孔子牌位，推行兒童讀經，提倡恢復科舉，這是不顧現實的荒誕妄舉。未理解孔子而企圖恢復儒教政治地位以儒化共產黨的人，大約是讀書人夢回故國，想以幾句圣言而獨尊，但是我們的自尊不可能用荒謬來獲得。其實，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儒化歷程，在正面上，共產黨是大同理想的領導者、小康實踐的執行者以及人民生活和民族命運的擔當者，而且早已認同墨家之儒和法家之儒的基本精神，毛澤東鄧小平思想就是我們今天的儒學，它比任何狹隘的形式儒學都更符合儒學的精神實質；在負面上，共產黨也是儒式官僚腐敗一定程度上的包容者培育者，那些儒式官僚得自由主義之風腐敗得很猖狂，如果再進一步作狹隘的儒化我們就無望了。必須承認，這是民主、科學和法制的時代，儒學復興的一個前提是古典傳統的全面認同，并以墨學法學為主枝；這樣就可以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相互認同，而順理成章地實現儒學的現代化，積極參與到現代的民主法制建設和科學發展中來。

那么經書還要不要讀？要的，那應該作為古文和高等教育中的普通學科來讀，應該作為自覺自愿的個人修養來讀。我們有悠久而偉大的傳統，她決不只是四書五經，也不只是道儒墨法，我們還有佛學、禪宗、心學和廣泛的自然科學，而且我們又引進并受惠于同樣偉大的西方傳統和現代科學，而形成了我們傳統的最新內容。這是每一個清醒的、有良知的以及要致良知的現代中國人所必須認同的。我們要充分發揮優良傳統并努力發展新的傳統，來降低狹隘的、虛空的、陰險的中世紀文化對我們心性的惡劣影響，和在我們今后傳統中的比重。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否認墨學荀學的價值，也可以無視湛若水李贄思想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是當笛卡爾盧梭的這種思想發揮作用時，他們的文明就日益進入了偉大的境界，以至我們學習了一百多年后還是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的文明有一種讓我們自陷卑微與混亂的天然魅力，這來自一種叫做“現代性”的品質。現代性表現于許多事物而表現為許多形式，如觀念態度、制度文化、科學技術、生產方式等等。它究竟是什么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以至我們一直沒搞懂關鍵的所在。有人主張把所有相關的東西全部照抄過來，好象那是一種可以固定復制的光譜信息，但是即便擁有一種全息照相的眼力，也不能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現代性。

無疑，現代性是一種要靠我們自己的實踐才能獲得的東西，最好作簡約明了的本質性把握，然后結合我們的實際情境作自主的發揮。五四時期的民主、科學以及法制觀念是我們對現代性的卓越把握，并有效地指導了我們的現代化實踐。但是此后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越來越膚淺了，越來越依賴于具體的模仿和抄襲，越來越走向形式主義和輸入主義。這樣下去，我們很難走出第三世界現代化的曲折與困境，難免成為現代性異化作用的犧牲品。

我們必須追問更加根本的現代性內涵，那就是人的解放和發展，再進一步就是主體性。這種觀念我們并不陌生，它是我們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固有觀念之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把這當作現代性的本質來理解和重視，沒有把它作為現代化的根本戰略和政治文化的根本目標來落實。所以直到現在，我們的民主仍然是消極的民主，我們的科學幾乎是抄襲的科學（自主科技成果的比重極低且不斷下滑），我們的制度還是形式性的與限制性的制度。

在西方，人的解放觀念來自文藝復興對中世紀神學的反叛，經過笛卡爾的主體性深化和理性擴展，形成一種從主體出發通過理性（主體性的高級形式）向環境實際作深入的實踐展開的開放發展觀念，它繼而通過盧梭和法國大革命的推進和傳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所有領域，成為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文化尊重并促進人的主體性發展，尊重勞動和創造，大家各有實事，不事心術，在制度和人性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尊重積極健康的良性發展態勢。這是一切現代科技、現代成就、現代文明的精神根源，民主、科學和法制只是它的若干表現。

解放觀念的初級形態是自由，自由主義是反抗封建神學專制的先鋒，但是它很快淪為少數貴族的自由主義喪失了進步立場，于是盧梭提倡平等博愛的民主精神，通過法國大革命把反封建反貴族的自由事業推向前進。所以民主是發展了的人民大眾的自由，是反對封建意識的真正武器；相反，少數人的自由主義正是封建意識的殘余和官僚腐敗的溫床，全面實行自由主義必然會導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用它來對抗民主潮流是反動的，也是必然要失敗的。法制是人民參與社會管理，遏制官僚主義的具體方式和武器。民主是平等的有秩序的自由，法制是理性的可操作的民主。而科學更是解放觀念的一個具體的深化的形態和表現，它以面向事實的客觀研究來追求真理反對教條，以對自然的探索來支持生活和發展人性。科學是文化的前鋒和生長點，是人性的根本出路。科學精神包括客觀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公正精神等內容。

所以，現代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性、創造性和發展性文化，除了自主創新發展，任何人都不可能通過抄襲與跟跑來得到真實的現代性。相反，如果長期抄襲跟跑而不事創造，就必然會被現代性的異化作用所掏空。現代性除了向自然和真理來開發價值外，還通過崇拜者的跟跑來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源和能量，這樣現代性就會獲得新的進步，而崇拜者就會形成新的依賴，最后拉大的距離無法彌合必然形成正式的分工，但是現代性的那份高貴與榮耀是喪失主體性的崇拜者永遠無法享有的。內外關系處理不當，遲早會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是孔子對主體性的強調。在毛澤東思想中，這叫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必須回到這個基本立場和原則上來。那么還要不要繼續開放？答案是肯定的。開放是主體性發展的要求，是現代文化和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即使在冷戰時代的那種環境中，毛澤東也是積極參與國際對話的。作為現代文化的一個特征，開放其實與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精神意蘊是一致的。這就是說，開放首先是一種基本的普遍的平等互利心態或精神態度，它體現在一個社會的個體、集體和總體各種水平的行為活動中。所以開放首先是社會內部的相互開放，可以稱為對內開放，然后才是對外開放，這樣才能培育和發展人民的主體性。要堅決避免我們曾經相反的荒唐做法，嚴肅防止以對外開放為由繼續損害我們自身主體性的拔苗助長行為。要把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互愛民主合作精神，體現在我們一般的制度設置上，以長養民力而不是刺激消費為理念來擴大內需。這不僅因為消費下滑乏力是民生危機的嚴重標志，而且是要積極地長養民力，形成以內生式發展為基礎的堅挺開放態勢。要關注和支持民族創新，降低對外依賴程度，在對內開放的基礎上，參與國際對話、交往與合作。要逐步減少外語教育的比重，最終把它放回專業課和選修課的位置上，可以適當多開專業班系，而不可作為普遍的基礎課。這不僅因為我們不是殖民地，無須讓全民承受不必要的外語學習壓力，而且是因為我們必須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自主的科研創造而不是外語文本中，這樣既可以避免學而無用的浪費，又可以增加學而致用的效力。

所以，主體性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和培育人民的主體性、鼓勵和保護大眾的勞動與創造。對于我們來說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們的法律基本上是這樣寫的，中央政策更然每每是這樣定的，但是這個人民主體性原則很少體現在我們的具體制度上，更少體現在我們的行政行為上。官僚主義僅僅把我們的法律看作純粹的形式擺設，更是把政策看成可以根據自己利益隨意施行的恩惠和隨意販賣的票據。我們的人民之可欺與嚴重的不平等互為因果，智力、財力和權力低下的人們，在基本人權和應得利益上沒有根本的正義保障，反抗每每歸于失敗。

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在基本上都不失于為人；相互踐踏弱肉強食是自然的野蠻現象，但卻不是更好的理想狀況。所以人類逐步發展了平等理性，來提升集體生活質量。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難以在差異和平等之間求得理性的平衡。當我們從嚴重的不公平中爭取到平等時，就有人好逸惡勞而以絕對平等為由來瓜分他人勞動成果，從而構成了實質的不平等，并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勞動積極性，導致隋性衰退；于是我們強調差異和自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他們便要求絕對自由，甚至肆意踐踏公益制度和他人權利，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這樣慣于攫取的富人更懶于創造，而慣于勞動的貧民更難于創造，如此下去勢必導致生發衰退。人是活的而形勢是動的，中道不易把握又難以執行。公平與效率之間有一種緊張，而不公平與效率之間更有一種矛盾。隋性衰退與生發衰退免不了來回震蕩，須要建立數學模型，參照社會狀況的實際數據作客觀的理性調控。

我們文化的最大困難是中世紀文化傳遞給我們的狹隘空虛陰暗的心性，這是封建官本位文化和權術政治留給我們的最大一筆遺產。繼承這筆遺產的人常常以陰謀權術狐貍學厚黑學為官經哲學，甚至以陰險狡詐卑鄙無恥為圣經教條，在一切時代一切場合攪亂我們的事業。他們還有一套獨特無恥的辯證法和正名術，可以攫利、可以升官、可以上欺下壓八面玲瓏，關鍵時刻搖身一變，誰也抓不住狐貍尾巴。猖狂的實利主義浸透了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就象霉天無處不在的陰郁腐敗氣息，從醫院到學校，從政府到法院，網絡論壇從到科學雜志，到處流行著陰陽學和辯證法，到處充滿著舊式牢獄的那種牢頭鏡子，一處打點不當都行不通。這是一種徹底的病態文化，它不僅耗費我們的大量心力精神，也不僅使制度失去效用和信任，它還使一些人專攻心術專事陰謀，使另一些人喪失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使我們全都陷入內部的相互鄙視、壓制、算計和斗爭之中，使我們所有人的心性扭曲陰暗不得舒展。

我們確信，以仁義禮智信和忠孝節義為主流文化的時代，所遺留下來的這個后遺癥，不可能通過“孔孟之道”的心性教育和全民心性修煉來治愈。而且如果施以自由主義的藥方勢必會使病情惡化，甚至民主這種廣譜藥物也難以對抗這種頑固的惡疾。必須重新啟用墨家法家的制度文化思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決定論和社會人性論是一致的，也是現代法制的精神實質。我們文化的根本性困難正是制度的虛設性、無效性和欺騙性，必須對癥下藥適當配方注重治本。我們的制度文化傳統從五帝官天下讓賢到三王家天下傳子，從諸子百家的制度思考與實踐到儒法斗爭和儒法互用，從資產階級立憲到人民民主專政，除了零星而短暫的法治實踐，一直依賴于個人的德性，走不出人治隨意性的陰影。以制度文化修煉的主方來代替道德教化（個人心性修煉）的主方，是對治我們文化頑疾的必由之路。

對于我們來說，對于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主義來說，人民擁有建立改善制度和執行制度的權力。我們制度文化的修煉，關鍵在于執行。商秧變法從立桿取信開始，那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執法立信，賦予制度真實性和有效性，確立制度信仰。一旦制度真實有效，人民就會積極參與制度的討論和修正，遵守并完善自己的制度體系。制度文化的修煉包括民主擬立、科學論證與批判、政府執行、以及民主監督與修善等多環節內容，人民各以其位積極參與。要把法制理解為唯一真實的可操作民主，把仁義兼愛、情理道德、人民利益、權利義務、公平正義、天理良心融注到具體的法律制度中，但是在法律制度的執行上必須采用嚴肅的法家精神，毫不容情，杜絕一切枉法徇情的行為。過去皇權代表秩序和普遍價值，缺乏明確可用的替代模式，仁人志士傾力維護；但是今天，我們知道良好的秩序是民主法制，文化的終極價值是人民利益和人性發展。我們要象過去維護皇權那樣來維護法制執行的嚴肅性，充分發揮現代大眾傳媒的監督作用，追究一切徇私枉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容不得半點馬虎。要有定期的程式化的法制修定程序，避免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充分聽取民眾討論，充分聽取經驗匯報，充分聽取批判論證，逐步發展完善我們的制度體系。要全力維護常規制度的有效執行，日益減少臨時政策在社會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把對不確定的個體道德依賴降到最低限度，走上制度化理性化的人性與制度良性發展的軌道。通過這樣的制度文化的修煉，我們就可以逐步改造我們的習性和心態，實現人性與文化的健康發展。

如此這般，可能嗎？我們真的能建設積極健康的文化嗎？我們真的能執行促進人性發展的制度嗎？我們真的能保護勞動和創造嗎？我們真的能改變我們的劣根性嗎？答案是肯定的。

2． 操則存，舍則亡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這是孔子對心靈的觀點，也就是精神觀。這種觀點非常切實，直指精神的本質，并成為孟子心性理論的起點，和儒家實踐人類學的一個觀念基礎。漫長的封建時代在缺乏對人性更好理解的情況下，端耐這種心性的操持來維護支撐。但是其中包涵的困惑和困難，也是封建文化停滯衰落的原因，這是須要我們深入研究的。拙作《天與人》在當代科學水平和知識背景上，全面考察了這個問題。現在看來，“操則存，舍則亡”可以具有下列意義：

其一，精神的實質是活動。活動操持就有精神的存在，放棄活動精神隨即消亡。

其二，道德習性要在不斷操持中生成、發展和保持。這是一個用進廢退的生物適應現象。孟子曾明確地引用孔子這句話，并建立了在今天看來仍然不失優秀的儒家心理學和心性修養理論。“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

其三，以上生物現象和道德規律表現于生活實踐和文化承傳中，仍然是一個有效的規律。文化承傳貴在實踐，實踐操持是延續文化的必要途徑和有效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它的優秀之處，如果能取其精華而操之，棄其糟粕而舍之，就能有效地存其精華而亡其糟粕，在新的生活適應中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優秀傳統。

其四，在文化承傳中，如果能堅定不移地操其精華而舍其糟粕，則其精華必存而糟粕必亡。精華與糟粕常常并存，雖要心存謹慎，無須戒慮不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無疑都是無法全盤接受的，必須堅定不移地依照我們自己的實際情境予以選擇性繼承、批判性超越。只有有效地執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自主性原則，才能更新和完善我們的心情性能和文化精神，推進自主科學創新和文化全面復興。

儒家的心性修養理論有豐富精誠的內容，必須注意的是，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自我修養的理論和方法指導。當后儒用它來嚴格要求別人時，就剝奪了別人的主體性，而產生了質的變化和嚴重問題。任何修養理論在被當作宗教要求時都會發生同樣的問題。人生活在具體的環境中，修養的目標和方法要由自己根據實際的生活體驗和需要來擇定；而在不良的環境中，心性的操持和修養是困難的、得不償失的，大家一般傾向于人云亦云、做做形式、糊涂了事、同流合污、相互牽制、明爭暗斗，尤其是在中世紀那種歸約的內向的不事價值創造的文化中。這種文化環境和社會狀況通過心理上的價值體驗決定著思想意識，也就是存在決定意識。所以，制度缺陷所致的困難無法通過個性修養來簡單解決，制度建設是必須的，這就是墨家法家開放的制度道路高于孟子董子內向的心性道路之處。當然制度建設不是一勞永逸的，制度也須要維護和修養，如果不能與生活的發展相適應，維護舊制度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甚至導致制度的失效和混亂。所以制度需要經常的維護和不斷的發展。

顯然，心性修養理論本來應該是個體自主學習的，把它作為宗教文化要求對于個體就產生了一種不當的主體易位。然而作為一個主體修養理論，它不僅適用于個體，也完全適合于任何有自我調節理性的集體，如企業、民族或文化的自我修養，而層次上的這種跳躍并無任何不當。也就是說，文化不應以仁義禮智信來要求它的子民，而要自己修養文化制度水平的仁義禮智信。這就與墨家法家制度建設的文化思路相一致了，如果方法得當，必能得文化水平的內圣外王之道，而成現孟子所謂浩然之氣。

無論是道德操持還是文化承傳，心性修煉還是制度修煉，都要從主體性能出發，參照實際環境狀況，作雙向的溝通適應和選擇揚棄，才能實現順利的發展。要求人不顧環境狀況，堅持道德操守，常常導致人性的壓抑與禁錮；不顧現實環境，頑固地回到固有傳統中去，難免文化的墮落。要明確地把人性和文化當作面對環境的發展系統來看待，超越善惡論的簡單人性觀，在開拓生活境界中，不斷地超越自身的狹隘性。

必須認識到，用善惡范式來討論人性只是一種古老的樸素的簡單觀點，它指導了我們幾千年的生活，也給我們帶來了難以擺脫的嚴重困惑。它使性善論者受騙上當損失慘重，使性惡論者扭曲變態自作自受，使我們所有的人疑心重重各自為政。更要明白的是，善惡論對于人性來說，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深刻的，早已不能指導一般的生活。所以我們必須超越孟子荀子和弗洛伊德的樸素觀點，對人性作更深入、更具體、更全面的把握。

《天與人》把具體的人性看作主體對環境的感應發展過程中的實時性能，所以人性是在與環境的感應中，通過經驗探索和道德積淀而變化發展的，它是面對環境的發展系統。在抽象水平上，人性包括基本的物性（機械性）、中層的動物性（靈活性）和高級的理性，三者共同構成了人的主體性。人性是在基本主體靈性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與環境的溝通適應而不斷發展的。主體的發展是一個經驗和道德過程，對環境的適應是人性發展的實質和關鍵。必須取開放的探索展開態度，才能不斷超越自身的狹隘性，順利成長。

文化有如人性，發展的道理是一致的。要適當地維護主體，使發展有一個基礎、方向和可能，沒有基礎就沒有發展，只是漂浮；又要適當地探索環境更新自我，使發展獲得道路、能量和成就。但是任何發展成就都必須反回來積淀于主體，改善和提升主體的營養和性能。只有本末互濟相生，才能象松柏那樣得天地之正氣，冬夏青青。而末不養本者必枯，就算發展的氣球升上了天，也是要爆炸的。總之，發展是主體在自我本性基礎上適應環境、超越自己狹隘性、不斷走向完善的過程，既要有經驗的外向發展，也要有道德的內向沉淀。

這里關于人性、文化和發展的觀點，不僅來自孔墨莊孟荀至湛若水李贄戴震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等固有傳統，也來自蘇格拉底培根笛卡爾斯賓諾莎伏爾泰盧梭拉馬克康德至馬恩列斯毛鄧等新傳統。二者在思想精神上有明顯的一致走向，而匯合為儒學馬克思主義傳統，形成毛澤東鄧小平思想的實際理論形態。在這個理論基礎上，共產黨人進一步探求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而形成實踐人類學。實踐人類學的要義在于主體自我的發展、修養和成長，更詳細的理論見于《天與人》。

我們一直在超越自己的狹隘性，又反復地忘掉自己的存在，陷入到新的狹隘性中。如果能增加生活的自覺性，人性和文化就可以更順利地發展、更有效地成長。我們有智慧認識生活，有能力克服自己的狹隘性、開拓新的生活境界。我們必須直面生活，自覺地承擔起我們自己的生活責任，實現文化上的自信自立。

3．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每一個人、每一個文化都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我們是誰？這首先取決于我們經由以來的那一部分歷史，其次取決于我們所到達的生活境域。前者賜予我們本質，后者給予我們存在的條件和道路。要有明確的自我意識，才能有自覺的存在和更好的生活。

所以孔子在一個迅速忘掉自己由來的時代承述歷史，并教導我們祭祀祖先，使我們無論識字與否，都能從中獲得一種存在的歷史感，和生活的方向感。所以莊子進一步向我們指示了高遠的宇宙境界，把我們引向一種崇高的生活。這種歷史意識與宇宙意識，通過民俗史學和道學文學一代代地承傳下來，一起構成了我們民族生存意識和文化精神的深層內容。雖然對于我們來說，這并不總是很清晰很明白的，但確實是一直存在著的，以后不宜忘記。

當我們理清自己的由來，就明白了自己的本質而來到實際的生活境界。無論前面的情況怎樣復雜，守住一份自我，就不會丟掉基本感覺而迷失方向。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直面生活實際，承擔起屬于自己的生活責任。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孝經教導生活的使命：終于立身。沒有對自己生活責任的擔當，靠祖宗的基業或向他人討些價值來混日子，只能算是枉活人世。同樣，科學不事真理的追求、法律不事正義的承擔、國家不事民生民權的長養，都是混帳；不究實際不事創造，以抄襲附和為研究的二手科學和尾巴科學，枉為科研。

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近現代科學已經走過了五百年歷程，為人文發展和生活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已經接受了它的滋養，認同了這個傳統，當然無須另搞一套。但是我們既然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就要挺進生活和科學前沿，直指科學難題，做出創造性貢獻，才不枉為科學研究。科學是文化的前鋒，要為人類生活承擔開疆劈土的使命，這是科學精神的本質所在。而科學普及是文化傳播工作的任務，不要拿來當作科研成果濫竽充數，把我們的科學搞成二手的抄襲的科學。科學研究要面向生活實際，確立自己的研究主題，為生活和文化開創新的境界。如果沒有推動科學進步、挑戰科學難題的熱情和勇氣，就要誠實一點，去做科普或者教師或者翻譯工作。即使是做科普或教師工作，也要把科學的精神使命講明白，才算合格。

我們的文化并非沒有科學精神，象張衡、張仲景、沈括、郭守敬、李時珍們都有杰出的客觀科學精神和偉大的創造性成就。但是經書文化以來我們普遍流行抄書、翻譯、編輯和注疏，客觀的科學創新精神極端潰乏；盡管引進現代科學后有了明顯變化，但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注疏是典型的尾巴科學，卻是我們的科學家們最喜歡的一種研究形式。并且我們對現代科學的翻譯和注疏，進一步喪失了過去的獨立批判精神，其喪失的程度已經到了以為人家的屁都是香的。懷疑主義是科學精神的重要內容，我們卻把固有的懷疑批判精神弄丟了，這是我們科學精神的又一嚴重缺陷，在最崇尚批判精神的科學中我們卻放棄了自己的獨立判斷。

缺乏獨立的懷疑批判精神，使我們的科學標準嚴重地扭曲。我們的國家科學機構公然簡單地認同并附和SCI的實用主義科學標準，以在國外發表論文與引用獲獎的情況來評價國內科學研究的質量和水平。那實質上是利用人們的崇拜和從眾心理，來無條件獲取他國研究成果，而置嚴肅的真理性于不顧的一種標準。它只對跟從的對象有利，而真正的真理性科學標準則對全人類有利。簡單地把他人的實用主義標準拿來作為自己的科學標準，這表明我們的科學機構以小市民的從眾心理來進行科學判斷，嚴重缺乏科學評價能力，而且也喪失了自己的民族利益立場。由數名院士共同申報的巨額投資項目申請，其事實和數據竟然是惡劣虛假的。

與成果評價狀況同樣嚴重的是我們的科研立項，先進的課題無法通過立項審批，總是要等人家國外把相關課題炒熱了，才開始立項跟進。據說這其間的差距至少是八年，常有領先的課題卻無奈地落入“一步跟不上，步步牛腳凼”的可悲境況，科學家們稱之為我國科學的八年之癢。這樣的科學管理思路，這樣的科學管理水平，是要對我們的科學文化狀況負責的。如此下去，我們不僅搞不出先進文化，無法成為國際學術文化的一個平等成員，而且我們的整個現代化前景都是暗淡的。要不是共產黨人確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傳統，真不敢想象我們的文化狀況，為什么在科學文化上我們就不能自信自立呢？為什么不能象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樣，去爭取現代科學的中國化呢？

可能會有人辯解，說科學不同于政治，科學是無國界的，人家的科學先進，不服不行，我們只能跟跑。若說科學是無國界的，我們為什么不向人家申請科研經費，看看人家納稅人的經費產權態度？這種缺乏科學熱情和抱負的平庸辯解最好不要出口，它正好充分地反映了我們科學管理的無為心態和科學精神的嚴重缺失。國家以科教興國為戰略，我們就是如此應付執行的。這種科學管理天然地認同我們學術文化的附庸地位和卑下宿命，這是我們的學子在瘋狂英語面前驚人卑伏的深層根源之一。

教育要培育學生的獨立操作、獨立觀察和獨立思考能力，長養學生的科學人文理性精神。基礎教育要在語文和數學兩門基礎課之上，適當增加自然和社會作為基礎課，引導學生面向事實。高等教育要培養學生獨立的科學人文批判精神。教師要加強自身的科學人文修養和師德修養，堅決放棄不尊重學生主體性的宗教式理性灌輸。學校要嚴肅禁止對青少年進行傳銷式宗教式非理性洗腦活動，堅決抵制來自社會或官方的商業運作和欺騙活動。成人社會不要問學生知不知感恩，而要問自己知不知感恩、懂不懂關愛；要問自己知不知文明養育和社會條件在自己人生中的作用，如果成人們知道感恩，自然會把關愛和維護孩子們的健康成長，作為自己對文明和社會感恩的具體形式和天然義務，怎么會動不動就要求孩子們感恩呢？

我們的教育方式對應著我們文化和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即理性和自由的嚴重失調。成人用自己的狹隘理性限制孩子的主體性發展，而不是用科學人文的崇高理性和批判精神來引導主體性發展，狹隘的消極理性過多而高級的積極理性不足。這樣的教育使多數人精神狹隘，缺乏適應生活和自我保護的能力，遇事忍讓退縮，過份自我節制或者走向反叛；從而使少數狡猾奸詐的人可以為所欲為，懶于誠實進取。高度的不平等使少數人極端自由而多數人缺乏自由，所以我們決不缺少理性和自由，而是缺少理性與自由適當性，理性和自由的分布極端不平衡。必須切實改善我們的教育方式，切實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尤其適合我們的需要。

三千多學子如此跪拜，充分駁斥了孩子們不知感恩的謬論和誣陷！是誰讓我們的學子如此卑伏？是誰如此猖狂，竟敢公然叫喊：“要讓更多的學生下跪”！這不僅是對學生的踐踏、對法制的輕蔑，而且也是對教育當局的嘲弄、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挑戰。雖然除了空有一腔憤怒的網民們，只有徐小平老師為教育價值辯護，但是譚嗣同和魯迅行之未遠，足啟正義！今有自由主義者高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卻大肆侵權獵奪；歷史上自由主義除了破壞封建專制，從未把人民當作目的，完全沒有道家自由主義的寬厚與潔凈。他們鼓吹美式自由，而掩蓋其暴力犯罪霸權等惡劣文化癥狀，所以我們建議美國人審查他們的文化，以便更好地做我們的榜樣。有一個從未得到嚴格論證的廣泛傳說，以為惡和悲劇是歷史進步中的必然現象，卻不把更加普遍的善視為必然，替行惡者開脫。其實，歷史是通過人的活動而進展的，人行善便善行惡便惡，并沒有獨立于人性活動的歷史必然性，任何行為都不能逃脫歷史責任。

在全球化進程必然推進的大趨勢中，有人以為一切民族性、個性化的努力都是不必要的。這種觀點的嚴重錯誤是，把歷史和全球化進程看作無須人力參與的純粹邏輯過程，而不知全球化進程的必然性只存在于人性走向和努力之中；其次是把全球一體化設想和宣傳為單一向度的絕對統一，但是如果真有這種絕對統一，那必將導致人類文化和生活的災難性衰退和墮落。人類的歷史生活無論是漢代、明代還是羅馬，一再證明絕對的統一是走向衰落的開始。和則生物同則不繼，所以大家一再強調文化多樣性的價值，極力避免絕對統一的可能。當然即使大家不作任何努力，人類也不可能進入絕對的統一狀態，物極必反，統一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分化。與其追求不理性的波動起落，不如追求理性的均衡發展。

所以，全球一體化的實質將是全球政治經濟資源和文化科學環境發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而發展的多方位連續不斷的展開和文化的多樣性，必將會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具體路徑和亮麗景觀。人類的理性決定了人類文明不可能歸約到單極中心，而必然取擴散展開共同發展的態勢。但是這個過程離不開我們的積極追求和理性參與，因為人文發展和全球化進步須要以人性的追求作為動力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每個民族的參與和貢獻，都將必然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每個民族都必須從改善自己科學文化生活的實際狀況出發，才可能對世界科學文化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一般貢獻。

我們好象進步得很快，連文化保守主義者都在大談“全球化語境”，追求“思想史意義”，鼓吹“為天地立心”，這種文化自信和使命感真是可喜可慶。但是我們切莫重蹈心學空談的覆轍，必須記住下列事實和道理：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中并沒有我們的聲音，我們的科學文化沒有話語權，長期處于失語狀態；科學是文化的前沿，不事科學探索和現實思考，休談思想史意義；孔子和張子都曾努力為天地立心，但是缺乏科學創造來發展支撐，什么樣的心什么樣的天地都是要坍塌淪陷的；除了對一般科學文化做出創造性的貢獻，漢語無法成為國際學術文化中的重要語言，只有指導和滋養生活的實際價值，才是真正的話語權和有效的文化價值。

我們必須致力于科學文化的自信自立，認真落實獨立自主的科教復興戰略。我們缺少創新能力的實質在于，嚴重失落創新的熱情抱負信念和奮斗精神。我們從來不缺少智慧，但是缺少對智慧的適當利用和有效管理。我們的情況是：高級智力從事引用和抄襲，中級智力從事欺詐性管理，而迫使普通勞力忙于低級創造。這是非常愚蠢的，忘記了“把最好的鋼用于刀刃上”，而日益陷入外依內壓的異化狀況。價值分配的失衡是我們一步步失落創新精神的根本原因，結果是高級智力大量從事引用和抄襲，流失國外，其余的創新能力進一步受到輸入的打擊，漠視本土創造而引用國外技術，對外開放日益變成了對外依賴，亡羊必須補牢。

我們的文化復興必須以克服自身的狹隘性為前提。我們要切實而有廣闊視野，靈活而尊制度原則。只有革新我們不重制度懶于創造狡猾鉆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才能有效地發展我們的科學文化。我們從來不缺少智慧，只要適當利用長養，積極投入到科學探索和創造性勞動中，就一定能夠實現我們文化的偉大復興。歷史是人民的創造，我們從不缺少創造歷史的熱情和抱負。我們的生活革新和學術革命，將在科學文化的主要領域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境界，那時我們的文化復興就會全面到來，并將會象偉大的歐洲文藝復興一樣澤被人類。

                                                                                                 200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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