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與漢奸文化是同時產生的

　　漢奸與漢奸文化是同時產生的，

　　孔儒文化就是中國的漢奸文化，

　　儒術本質是以諂上欺下討富貴

　　探索者

　　(一)

　　首先，筆者就對關于有網友稱在“以前，中國雖然有漢奸，但沒有漢奸文化;漢奸文化是現在(今天)才有的”觀點，談談個人的看法，以與網友商榷。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這是第一個正題。

　　所謂“漢奸”，通常是指那些背叛祖國、祖族，向外國、外族出賣祖國、祖族利益的人。

　　所謂“文化”，是相對于“自然”而言，是指人類的思想和行為及其印跡、結果等等。文化和人類是同時產生的,有了人類也就有了文化。甚至于在《辭海》中，關于“文化”一詞的解釋是：“泛指一般知識，包括語文知識在內。例如‘學文化’就指的是學習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識。又如對個人而言的‘文化水平’，也是指一個人的語文和知識的程度。”“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為維護其統治的所謂文治和教化。南齊王融《曲水詩序》‘設神理以景俗，教文化以柔遠。’”這樣看來，“漢奸文化”就是“一般”的“漢奸”“知識”，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測”的東西。

　　顯然，沒有“漢奸”的思想和行為，也就沒有“漢奸”;“漢奸”，是“漢奸”思想和行為，也就是“漢奸文化”的載體。因此，“漢奸”與“漢奸文化”，是同時產生的;在產生“漢奸”的同時，也就產生了“漢奸文化”。根本就沒有有“漢奸”，沒有“漢奸文化”的事!

　　其實在過去歷朝歷代，不是沒有“漢奸文化”，而是都有各自的“漢奸文化”，只是其形式水平程度各異而已!“漢奸文化”也有各自不同特性和發展階段!

　　雖然南宋時的“漢奸”、“漢奸文化”與現今的“漢奸”、“漢奸文化”，可能有很大不同，甚至于相距甚遠，但皆依然都是“漢奸”和“漢奸文化”!這不過是“漢奸”和“漢奸文化”——這個國家、民族毒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進化和發展罷了!不能因此就說“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漢奸，沒有漢奸文化，漢奸文化現在出現的”，只能說今天的“漢奸文化”有更新更大的發展而已!

　　根據“漢奸”勢力與愛國勢力的相對大小，“漢奸”可以采取“去之”、留之，甚至于與愛國者公開斗爭，叫愛國勢力啞口無聲……

　　“去之”，諸如殷紂末年時的微子開等大漢奸(詳情見后);留之，諸如南宋末時的趙構、秦檜等大漢奸，清末時的慈禧、李鴻章等大漢奸，民國時的汪精衛等大漢奸，等等等……;公開斗爭，叫愛國勢力啞口無聲……諸如現在，漢奸可以公開斥責愛國者為“愛國賊”，并對其進行專政，實行各種形式的打壓，令其鴉雀無聲……

　　過去的愛國者譴責“漢奸”是“賣國賊”;“漢奸”無言以直對，只能暗地使歪勁，誣陷愛國者“謀反”，諸如趙構、秦檜對岳飛等等。現在不同了，如果愛國者譴責“漢奸”是“賣國賊”，則“漢奸”不僅可以不言以直對，暗地使歪勁，誣陷愛國者“謀反”，還敢于與愛國者公開叫板，咒罵愛國者是“愛國賊”!這是因為在中國現在的“漢奸”勢力太強大，愛國者力量太懦弱的緣故!

　　(二)

　　下面轉入第二個正題。

　　魯迅說：“至于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二)關于中國的王道》)

　　據《左傳·昭公七年》載，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魯貴族，魯大夫，孟僖子臨死前，對其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說：“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

　　“魯”，是公元前11世紀，周分封的諸侯國。姬姓。在今山東西南部。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魯，因周公留京輔佐成王，其長子伯禽代父就封，并帶去大量禮樂典籍。建都曲阜，以禮儀之邦著稱。諸如魯昭公、孟僖子等魯國君及貴族皆周公之后裔。

　　孟僖子所說的“圣人”，是指微子開。據稱微子開其弟微仲衍就是孔丘的遠祖。《孔子家語·本姓解》：微子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曰泄。”微子開卒，由微仲衍繼位。故可稱孔丘為微子開“之后”。為何孟僖子稱孔丘為“圣人之后”?

　　《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愛戴之。”

　　其中“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說“人臣三諫不聽”，人臣可以“去之”，離開其“主”。“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少師勸微子開“去”，微子開“遂行”，微子開隨后就走了，微子開“去”哪里?文中沒說，實際上微子開不僅離開了紂王，還跑到周武王那里做了“漢奸”。“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微子開以“可以去之”，可以離開紂，一個較寬泛的語義，卻隱藏了他投降周武王、作漢奸的一個具體的歷史罪惡。微子開以“可以去之”，作為充當“漢奸”的“暗語”，“可以去之”，就是微子開的“漢奸”理論，這也就是當時的一種“漢奸文化”。

　　其中“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是“漢奸”微子開迎接周武王入國的“禮儀”，也是當時的一套“漢奸文化”。你看，微子開這個漢奸，對父母之國商王朝的背叛、出賣，對敵國周王朝的投降，是多么心安理得、誠心誠意、冠冕堂皇……微子這一套，要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漢奸——那時的一些后儒的大大小小的孝子賢孫或徒子徒孫們，迎鬼子進城、進村要“隆重”得多。“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的一套“漢奸”禮儀，也并非微子開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在其以前早已有之。由此看，“漢奸”和“漢奸文化”，早在微子開之前就已經有了，并且還發展出一套“禮儀”來!孔丘要“克己復禮為仁”，當然“仁”也包含著“克己復”這些漢奸“禮儀”了!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愛戴之。”

　　周王朝統治者認為鐵桿巨型“漢奸”微子開“能仁賢”。“能仁賢”者，即“圣人”也。商(殷)王朝的鐵桿巨型“漢奸”，就是周王朝的“圣人”。故孟僖子稱孔丘為“圣人之后”。

　　毛澤東說：“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么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筆者：微子開、箕子、比干。)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但是對微子沒有提防，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后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就是商丘。”(《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

　　《論語·子張·19·20》：“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由此看，對此，孔丘師徒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為了把紂徹底涂黑，而落石下井!把紂王涂抹的越黑，就使得微子開做“漢奸”(“圣人”)越有根據。微子開是孔丘的先祖，微子開得封，幸于周公，所以孔丘在臨死前還對其念念不忘。《論語·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這是在《史記》中有關微子開的“漢奸”事跡和“漢奸文化”的部分歷史記載。

　　(三)

　　《論語·微子·18·1》：“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請讀者注意：“微子去之”，“去”到哪里?“微子去之”，孔丘僅用“去之”兩個字，就把微子開的罪惡給“隱”去了;然而，微子開 “去之”哪里?其實，微子開是跑到周武王那里去充當“漢奸”去了，他卻不說，真可謂“高手”!這是孔丘在語言技巧上的功夫，真是“巧言令色”(《論語·八佾·3·1》)，故當時孔丘被稱之為“魯國之巧偽人”(《莊子·盜跖》)。不僅如此，孔丘還把“去之”,離開殷紂跑到歧周那里當漢奸的微子開，稱為殷的“三仁”之一，這也就是孔丘把“去之”的漢奸微子開，奉為了“仁人”;把“微子去之”的漢奸文化，奉為了經典。在中國的歷史上，不僅在周王朝時代把漢奸微子開譽為“圣人”，把“微子去之”的漢奸文化奉為“經典”，甚至在周王朝滅亡之后的兩千二百余年來仍然一直是把漢奸微子開譽為“圣人”，把“微子去之”的漢奸文化奉為“經典”……現在，這種黑白顛倒的現象應該顛倒過來了!

　　微子開因與紂王的政見不同，就把其祖宗的商(殷)天下出賣給了敵國歧周，令商(殷)人“血流成河”，“其血之流杵”，讓整個商(殷)民族落入被周屠殺奴役滅絕的命運。而只剩下他們一家，享受著周王朝對其裂土封侯的榮華富貴。孔丘稱贊微子開為“殷”“三仁”之一，也就是孔丘把“漢奸”謂之“仁人”。這不僅是孔丘贊賞微子開的“漢奸”行為和“漢奸文化”，這同時也是孔丘“漢奸文化”的一部分。孔丘終生都是在鼓吹和實踐、發揚微子開這種“漢奸文化”。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把孔丘文化作為其傳統文化，這同時也就把孔丘漢奸文化作為了其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中庸·18》：“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孔丘對屠殺同胞殷人，讓“其血之流杵”;滅亡祖宗之國，奪其天下的周的歌頌。之所以“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不僅僅由于其“壹戎衣”，還在于孔丘先祖微子開對敵國歧周的投降和對祖宗之國殷商的叛賣。

　　《孟子·盡心下·14·4》：“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這是周王朝貴族后裔孟軻對其祖宗屠殺殷人，讓“其血之流杵”;滅殷商之國，奪其天下的歌頌。把歧周對殷人的屠殺、滅國，稱為是對殷人的解放;把殷人對周侵略的反抗稱為殷人對周人“若崩厥角稽首”的期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孔丘的殷漢奸嘴臉昭然若揭。這也是為何孟軻稱其“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3·2》)的深層次原因。毫無疑問，周人希望殷人都“學”漢奸孔丘那樣世世代代永遠都“克己復禮”。

　　(四)

　　除了孔丘的“去之”、“克己復禮”、“吾從周”之外，無論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還是《大學》的“作新民”，也都是他的“漢奸文化”的重要內容。

　　然而，最終孔丘自己還是主要地實踐了其祖宗微子開“去之”的“漢奸文化”。

　　《孟子·盡心下·12·6》：【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微子開的“去之”是因為“微子數諫，紂不聽”。孔子的“去之”——“不稅冕而行”是因為“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是孟子的為其行為之搪塞和狡辯。

　　據鐘肇鵬《孔子年譜》說，時是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孔丘五十五歲，所謂孔丘名為“周游列國”，“找工作”，實是要做“漢奸”，只是因其能量有限，沒有要家，人家不要，沒有做成而已。

　　孔丘自逃離魯國后，他就在周圍列國間來回轉著圈尋找“漢奸”的差事干，《論語·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而美其名曰“周游列國”，達十三年之久都無人問津，最后實在混不下去，只好托關系、求門子，打通關節，又回到了被其稱為“亂臣賊子”的魯國季氏的懷抱。時是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

　　孔丘的“漢奸文化”是一種“泛漢奸文化”，“有奶便是娘”!孔丘自稱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18·8》)，孟軻稱其為“圣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10·1》)。然而，當時的微子開帶著的覲見禮是殷天下，而孔丘帶著的覲見禮僅是“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15·1》)，沒有“打人的本事”。

　　孔丘“周游列國”十三年的歷史，就是孔丘送上門去當“漢奸”都當不成“漢奸”或當不成一個穩定“漢奸”的歷史。

　　中國自“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兩千多年以來，以微子開為“圣”，以孔丘為“圣”，就是承認這種“漢奸文化”的“圣”!就是以繼承這種“漢奸文化”為“圣”!

　　(四)

　　《大學》，即《禮記·大學》，是孔儒的“漢奸”書。為何?

　　《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漢武帝時，隨《禮記》成為“五經”之一而升入官學，北宋司馬光撰《大學廣義》，是為《大學》單列成書之始;其后程顥(hào)、程頤移易《大學》原文章節成《大學定本》，并斷定為“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大學·1》：“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其中，明明德：《大學·2》：“《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明“明德”。昭明“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的“天命”。明，申明、昭明;明德，可作為一個專用名詞，正大光明之德。在此專指西周奴隸主貴族王朝的官方道德。其中“親民”為“新民”。《漢語大字典》：親：通“新(xīn)”。《韓非子·亡徵》：“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王先慎集解：“親讀為新。”《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程子曰：“親當作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大學》即《禮記·大學》)

　　說《大學》(“大人”學問)之宗旨，在于申明“明德”，在于更新“民眾”，在于達到“至善”。

　　朱熹說：以上“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四書章句集注》)

　　《大學·2》：“《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其中，《康誥》：《尚書·周書》中的篇名。是周公對康叔受封于殷地時的訓詞。克明德：克守于明德。《大(tái)甲》：《尚書·商書》中的篇名。說商湯嫡長孫，太丁之子大甲，繼嗣為王，無道，不理國政。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后大甲悔改，伊尹迎其回亳(bó)復位，作《大甲》以戒之。顧諟(shì)天之明命：顧，回首、反省;諟，《說文》：“諟，理也。”孔穎達《疏》：“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太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辟也。’”諟，是、此。天：上天、上帝。明命，顯明之命。天命論。《帝典》：《尚書》中的篇名，即《堯典》。主要敘述堯舜的歷史。峻(jùn)：崇高偉大。

　　說《康誥》曰：“要克守于明德。”《太甲》曰：“要反復領悟和奉行天之顯明之命。”《帝典》曰：“要克守而勤勉于偉大的明德，一切必將自然明之。”說“天之明命”為“明德”;“克明德”、“顧諟”“明德”就是“明明德”;只要“明明德”，就會“皆自明也”。

　　朱熹說：這是“釋‘明明德’”的。(《四書章句集注》)

　　《大學·3》：“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其中，湯之盤銘：湯，湯滅夏桀，是商朝的開國天子;盤，盤子，俗稱“洗臉盆”，古時常以青銅制作;銘，刻、鑄、銘記。茍，假使、如果。這段表現商湯滅夏桀，剛剛取得政權之后謀求進取的狀態。《詩》：《詩經·大雅·文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這就是《大學·1》中“大學之道”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因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歧周雖然是舊邦小國，但現在卻受命于天而取代了殷，是天下新的統治者，“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周奴隸主貴族所應極端地致力而為者，其第一要務，在于昭彰天命，在于做天下新的統治者，在于做天下最好的統治者。而對于亡國的殷商貴族來說，就是使殷民族轉變角色，由一個舊的統治者的殷民族做一個新的被統治者的周良民，做一個大大的周良民。這也就是“大學之道”。

　　說商湯在他的洗臉盆上鑄有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說如果要日新月異，就得每日除舊有而布新圖;只有天天除舊布新，才能有新成。以此作為自勉。《康誥》曰：“作新民。”說要做天下新的統治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周王朝雖然是舊邦小國，但卻已經受天命取代殷而有天下。所以周貴族——“君子”，無處不極端地重視“天命”而把其用足用透。使自己成為實實在在的天下統治者，徹底征服殷人，令其成為周的馴服的良民，即奴才。

　　朱熹說：這是“釋‘親民’”的。(《四書章句集注》)

　　因此，站在天下新統治者的殷、周來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等等，則完全是“君臨天下”、躊躇滿志的語言。它代表了商滅夏、周滅商前后，商、周謀求進取的心態;而且周是把“其命”運直接系于是否“維新”上，把“維新”視為其振興和保先的出路。而如果這些是出自被滅的夏、殷人之口，其含義和性質那就完全變了。它不僅是在對征服者的歌功頌德，表示對征服者的完全順從，而且還在是號召其同胞都來做其祖宗之國的叛徒，做滅其祖宗之國的奴才。

　　《大學·4》：“《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其中，邦畿(jī)：國都附近。緡(mín)蠻：小鳥貌。《集韻·仙韻》：“緡，緡蠻，小鳥貌。”隅(yú)：角落，靠近邊沿的地方。穆穆文王：穆穆，深遠、幽微。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禾部》：“穆，凡言穆穆、于穆、昭穆，皆取幽微之意。文王，周文王。於(wū)緝熙敬止：於，烏的古字，感嘆詞;緝熙，光明;敬，誡慎;止，辭也。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這就是《大學·1》中的“大學之道”的“止于至善”。說“君”“父”都是“仁”“慈”的，問題的關鍵是“臣”“子”要“敬”“孝”，臣與臣、子與子相互間要“信”。也就是說：“臣”“子”都要“順”，做“順民”、“順子”。

　　說《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說帝王領土千里，乃百姓聚居之地。又《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說緡蠻的小黃鳥，歸宿于丘陵邊的樹林里。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豈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說對于其歸止，連小鳥都知道，難道人竟然不如個小鳥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睿智的文王，光明正大，善為歸止。為人君者，止于“仁”;為人臣者，止于“敬”;為人父者，止于“慈”;為人子者，止于“孝”;與他人相交者，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說遙望淇水之畔，竹林翠綠兮。君王文質彬彬，做學問如治象骨，如切如磋;省躬如治玉石，如琢如磨。莊嚴而宏大，威儀而豁達。君王的盛道至德，百姓銘記于心啊!“如切如磋”者，與他人相互切磋，乃研究學問之道也;“如琢如磨”者，自我修身，乃修養自身之德也;“瑟兮僴兮”者，莊嚴而宏大也;“赫兮喧兮”者，威儀而豁達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詩》云：“於兮!前王不忘。”說嗚呼!前王之盛道至德，永銘記于我心。君子是賢其賢者，而親其親者;小人也是樂其樂者，而利其利者。因此，人們至今還津津樂道，緬懷而不忘。

　　朱熹說:這是解釋“止于‘至善’”。

　　在此，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請讀者注意：《大學》如此頌揚“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作新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等等，無疑是孔丘這個周滅殷的殷巨奸后裔，蠱惑殷人之心，特別是讓殷人放棄反抗，都來做周王朝“良民”的殷“漢奸”語言。“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否則，那就是(你)“人而不如鳥”!“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這是《大學》作者為人們，特別是為殷人所制定的“秩序”，并以此來維護鞏固周統治者的氏族，維護鞏固周氏族貴族對殷族的統治。“《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前王不忘。”這是孔丘的“頌古非今”!“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這是孔丘所杜撰的周王朝的“王道樂土”之盛況!對周文王、武王、周公之世的美化!其實，殷人并沒有真正生活在周文王統治之下。《楚辭·天問》：“武發殺殷，何所悒(yì)?載尸集戰，何所急?”武王姬發滅紂后，有何所擔心害怕?他載父靈柩會戰，又何所迫不及待?武發：武王姬發。殺：消滅。悒：憂郁、不安。載尸：載著文王的靈柩。集戰：會戰。急：急迫。說武王姬發竟然來不及辦理其父的喪事，就載著文王的尸體與紂決戰。這就是說周武王還沒有滅殷，周文王就死了，武王是載著文王的靈柩與殷紂決戰的。孔丘不僅認可周武王對殷人的征服和統治，還追認認可周文王對殷人無實的征服和統治。

　　(五)

　　周王朝亡于公元前256年，被秦所滅。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滅商紂，建立周朝。都鎬(hào)京(今陜西長安縣西北灃河以東的昆明池北岸)。周公東征后，確立宗法制度，并分封諸侯。后期，貴族日益腐敗。公元前782年，周幽王即位，他重用“善諛好利”的虢(guó)石父，寵愛褒(bāo)姒(sì)，過著更加荒淫無恥的生活，使國人對之愈加憎恨。公元前771年，申侯聯合繒、西夷和犬戎等攻破鎬京，幽王倉皇出逃，被犬戎軍隊殺死于驪山之下(今陜西省臨潼縣境內)。次年，公元前770年，申侯支持被幽王廢了的太子宜臼在申地(今河南省南陽市北)即位，為周平王。同年，宜臼在一批貴族的操縱下，向東遷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在歷史上，稱東遷以前為“西周”，以后為“東周”。東周包括“春秋”和“戰國”兩個時代。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韓、趙、魏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這段長達二百九十五年的歷史，稱之為“春秋”時代。在這期間，東周王朝越來越弱，根本不能號令諸侯，實際上已成為各諸侯間爭奪的一塊招牌，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相繼稱霸。經過長期的諸侯爭霸戰爭，許多小諸侯國逐漸被大諸侯國吞并。春秋初期，諸侯國還有一百四十多個，到公元前475年，已經所剩為數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國。它們之間為爭奪人口和土地，仍繼續不斷進行戰爭，直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六國為止。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這段約二百五十四年的歷史，稱之為“戰國”時代。東周，公元前256年被秦所滅。

　　《大學》的杜撰時間最早當于東漢“間置國三老”以后。此時，周王朝早已滅亡了476年以上。

　　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由此看，不僅孔丘生時，孔丘以這些“漢奸文化”、“奴才文化”作為其“大人”教育的宗旨;而且在孔丘死后，孔儒也以這些“漢奸文化”、“奴才文化”作為其“大人”教育的宗旨。

　　“漢奸文化”、“奴才文化”教育，是孔丘、孔儒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語·顏淵·12·1》：“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佾·3·14》：“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丘當時，周早已經禮崩樂壞，氣息奄奄，名存實亡了。

　　面對著周王朝“禮崩樂壞”政權的頹勢，甚至于以周王朝為宗主國的魯國也火上澆油，唯恐天下不亂，而孔丘此時所謀者，不是如同清末時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推翻帝制，建設民國”，而是接過古簡《志》里的“克己復禮，仁也”，依然主張、鼓吹“克己復禮為仁”，要繼續維持、恢復周王朝的反動統治，稱什么“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3·14》)這時孔丘的“復周”、“從周”，不僅是他對其先祖做商(殷)“漢奸”之“志”的矢志不移，他的“至孝”，也是他對做周的商(殷)“漢奸”“之后”歸屬的理直氣壯地自我確認!他表示他是做定了周的奴才，也愿意商(殷)民族繼續做定了周的奴才!孔丘表示他是一個坐定了周王朝的殷王朝的漢奸!這不僅是歷史的反動主義，也是民族的投降主義、漢奸主義!孔丘的民族投降主義與微子開一脈相承!

　　我們應該認真地徹底批判和拋棄孔丘的“克己復禮為仁”、“吾從周”的“漢奸文化”、“奴才文化”，認真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推翻帝制，建設民國”的“革命文化”。對于這段歷史文化，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對于孔丘的“漢奸文化”、“奴才文化”不徹底批判，愛國文化就建立不起來;對于孔丘的奴隸主貴族文化不徹底批判，革命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也建立不起來。同時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我們更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孔丘是奴隸主貴族和漢奸文化，孫中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文化，毛澤東是人民大眾的革命文化。

　　(五)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征，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戎卒攻蘄(qí)入陳，于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愿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爍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còu)，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牙齒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于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斗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愿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其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愿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叔孫通使征魯儒諸生三十馀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后可以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馀人為綿蕞(zuì)野外。習有月馀，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yì)。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lú)(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靜。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zhé)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huān)嘩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誠圣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作為秦二世“博士”的“儒生”叔孫通者，首先欺騙、背叛了秦二世，之后，先是“及項梁”“從之”，出賣了秦二世，后“從懷王”，后“事項王”，后“降漢王”，……叔孫通的叛變投敵，漢奸伎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諸儒皆喜稱叔孫通“誠圣人也”，“深知當世之要務”。

　　(六)

　　其實，不僅是微子、孔丘、叔孫通是如此，儒者的“亞圣人”孟軻、“三等圣人”朱熹等等也都是如此。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吳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裔，從子思之門人那里學了點堯舜文武之道的破爛，盡管沒什么有理由，只是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以為魯裝不下了(其實，是因他那點本事，在父母之國都知道，無用，找不到用戶)，也是“去之”，離鄒，而投靠齊，齊宣王不能用。又去投靠梁，梁惠王不能用，……。最后只好回家，回家也沒用戶，只好“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再請看：《孟子·梁惠王下·2·3》：“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茍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下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告子下·12·8》：“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為此，然且仁者不為，況于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孟子一方面到處唆使諸侯放開手腳，要“大勇”不要“小勇”，要學“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要學“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即要兼并其他諸侯，在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其(孟子)的父母之國了，從而取代周王朝，另一方面卻又要捆住父母之國魯的手腳，“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讓魯把已經擴張了的地盤統統都退出來，退回周初分封時的版圖，把其捆死在周王朝的破車上。

　　朱熹，南宋大儒，被儒者譽為“三等圣人”，曾官至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然而在國家亡了一半，山河淪陷半壁之時，甚至于連一個婦孺尚且發出“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呼喊時，可他卻上書皇帝鼓吹：“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能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仇恥之義”(同上)。說“二帝”被俘算什么?考慮這些只能助長人心底的仇恨而迷失了人性，只有“低頭拱手”安分守己，尊奉“三綱五常”的天理，完成人的道德修養，而用功讀經求取功名，以耀門楣，才是正理、天命。他與敵國“金”皇帝通好，稱贊秦檜為“端人正士”……南宋孝宗時，大漢奸史浩先后向朝廷舉薦了一批大儒，其中就包括了的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實際上，朱熹是一個沒有公開投降金國的暗藏在南宋朝廷里的大宋奸!當然，朱熹還是一個“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大流氓和搶男霸女、虐殺小民的大惡霸大屠夫，在此，就不多說了。

　　……

　　家喻戶曉的南宋的大漢奸秦檜、清末的大漢奸李鴻章都是大儒。對此，不必多說。

　　（六）

　　魯迅說：“漢朝以后，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厲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余‘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我之節烈觀》)

　　“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于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并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書》上并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就是被南宋皇帝“欽命”的《四書》標準注釋。《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合訂本。

　　實際上，從西漢漢武帝劉徹“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就把《大學》等孔儒這一套“漢奸文化”，不僅作為了教育的宗旨之一，也作為了其選拔官吏的宗旨之一。經過兩千多年的孔儒專制統治，孔儒這一套“漢奸文化”、“奴才文化”，在中國是相當普遍，非常根深蒂固，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因為在舊中國諸王朝的統治者，把孔丘封為賜封為“萬世師表”。所以諸王朝的教育，都是孔儒的教育。孔儒思想、文化統治著中國。甚至于那時，以“儒”為“文人”的代名詞。因此，在歷代的封建王朝中，雖然在名義上沒有周王朝的復辟，實際上周王朝的亡靈早已經回歸中國的大地，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在周王朝亡靈陰影的統治下。因此，兩千五百年中，中國社會基本上是在原地打圈。

　　驕橫跋扈的漢武帝劉徹受孔儒董仲舒蠱惑而力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劉徹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環境下，也被“儒術”徹底地塑造成了一個極端專制主義者。他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窮兵黷武，嗜殺成性，窮奢極欲，信奉鬼神，迷信巫蠱，致使他把一個富強的大漢王朝糟蹋得一塌糊涂，從此走向衰落。由此看，“儒術”就是好鬼神、專制嗜殺的代名詞。“儒”不僅是一個反動統治階級的幫兇集團，還是一個絕對排他的驕橫跋扈的惡霸集團。漢武帝劉徹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他最大的歷史罪惡。

　　(七)

　　正因為孔丘、孔儒以及其“術”的“漢奸”、“奴才”基因，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入侵的外族在入侵期間和入侵之后無不尊孔，其總是選擇和利用孔丘孔孟之道作為其侵略武力的配合力量。諸如蒙古人是這樣，滿洲人也是這樣;并且他們在取得政權和維護政權中也無不得益于孔儒及其子弟的幫助和協作!

　　之所以這樣，其原因，就是因為孔丘“儒術”是“漢奸文化”、“奴才文化”。

　　中國歷史上的大漢奸，無不是鼓吹和提倡尊孔讀經的孔儒。

　　也正因為這樣，侵華的近現代帝國主義者也無不是尊孔派。

　　大漢奸袁世凱一上臺就恢復了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學校廢除的尊孔讀經，此后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蔣介石(請參見數學《談蔣介石是抗日戰爭中的日本內奸的問題》及《再談蔣介石是抗日戰爭中的日本內奸的問題》)，也是一樣地尊孔復古，力圖全面恢復尊孔讀經，盡管他們已經“回天乏術”!

　　買辦文人胡適為日本帝國主義出謀劃策，要日本侵略者，用“王道”“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漢奸王精衛則也宣稱賣國投降為“和平運動”，體現了“儒教的真精神”。

　　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中國孔子僵尸與日本帝國主義結成為反動同盟。所以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對中國人民實行殘暴的“燒光、搶光、殺光”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中國大建“孔子圣廟”，稱贊“中國的文化”，大肆鼓吹孔子的“仁義道德”，揚言要在中國“建設”“王道樂土”，叫嚷“排斥孔教，這就是中國人民自掘墳墓”。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王道樂土”，就是一方面在中國大造“孔子圣廟”，宣揚“孔孟之道”;一方面在中國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

　　之所以這樣，其原因，就是因為孔丘“儒術”是“漢奸文化”、“奴才文化”。

　　一百多年來，在強制中國人尊孔讀經方面沒有誰比一度曾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做得更有成效。

　　日本帝國主義把尊孔讀經作為“奠定東亞新秩序之基礎”。它以武力作后盾，密切地與一次次治安強化運動配合，并通過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權有組織有計劃地推行。1938年2月，偽華北臨時政府秉承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旨意，命令各日軍占領省份恢復春秋上丁兩祭和孔子誕辰祭祀。之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規定了八條學校的訓育方針，其主要內容是：“盡力提倡中國固有之美德，以領導學生之思想趨于正軌”，“善用中國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風紀而固國本”，“闡發修齊治平之道，以儒家經義為依歸，摒棄外來之功利主義”。他們把“提倡孔孟學說，貫徹王道主義”作為指導教育的綱領，規定低年級必須讀孝經，高年級和中學要讀四書。為了培養骨干教員，開辦小學教員訓練所，以“經學概論”和日語為主要課程。強令各學校設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修身課，在他們編寫的課本中，強調“中國從來為家族制，不適用共產主義之無家族制;中國崇尚舊道德，不容打破禮儀廉恥之存在;中國為農業國，根本不適合共產主義……提倡發揚‘護鄉’、‘愛家’、‘敬老’、‘扶幼’、‘節孝’等中國固有之美德。”

　　日本帝國主義深諳中國儒家倫理的精髓和要義的漢奸文化的本質，很明白不僅這些東西無論怎樣灌輸，也灌輸不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而且只會把他們馴化成任其驅使的奴隸。而對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們則怕得很，從教材中刪除得干干凈凈，不但魯迅，甚至于連胡適也在被禁之列。

　　魯迅對此說了很多。下面僅摘引其中部分：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他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我們不再受騙了》)

　　“……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只教你略能說幾句，外國話卻不至于勸你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的人們所讀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樣。”(《報<奇哉所謂……>》)

　　“……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燈下漫筆》)

　　“……我們的古圣賢既能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燈下漫筆》)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帝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云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于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云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無花的薔薇之二》)

　　“若夫‘香江’(案：蓋香港之雅稱)之于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于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系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后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之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閑視之云云。(下略)”

　　“我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制軍’的關于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制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他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制軍’原來就‘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重要史料，所以毫不刪節，并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制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于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

　　“▲六月二十四日號督轅茶會金制軍演說詞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詳細再講咯，我對于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談談，(第一)系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香港地方，華人居民，最占多數，香港大學學生，華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間大學，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字，對于中國歷代相傳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閑，視為無足輕重學業，豈唔系一件大憾事嗎，所以為香港中國居民打算，為大學中國學生打算，呢一科實在不能不辦，(第二)系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有極可寶貴價值，不過因為文字過于艱深，所以除嘵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極高人以外，能夠領略其中奧義，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今年中國學者，對于(整理國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學問人，將向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后生學者，開條輕便路途，豈唔系極安慰事，所以為中國發揚國光計，呢一科更不辦，(第三)就系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中國通商以來，華人學習語言文字，成通材，雖然項背相望，但系外國人精通漢學，同埋中國人精通外國科學，能夠用中國言語文字翻譯介紹各國高深學術，仍然系好少，呢的豈系因外國人同中國外洋留學生，唔愿學華國文章，不過因中國文字語言，未曾用科學方法整理完備，令到呢兩班人，抱一類(可望而不可即)之嘆，如果港大(華文學系)得到成立健，全就從前所有困難，都可以由呢處逐漸解免，個時中外求學之士，一定多列門墻，爭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唔噲有乜野隔膜咯，所以為中國學問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辦，列位先生，我記得十幾年前有一班中國外洋留學生，因為想研精中國學問，也曾出過一份(漢風雜志)，個份雜志，書面題辭，有四句集文選句十分動人，我愿借嚟貢獻過列位，而且望列位實行個四句題辭意思，對于(香港大學文科，華文系)贊襄盡力，務底于成，個四句題辭話，(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略注：——

　　“這里的括弧，間亦以代曲鉤之用。爵紳蓋有爵的紳士，不知其詳。呢=這。而家=而今。=的。系=是。唔=無，不。嘵=了。同埋=和。咩=呢。啫=呵。唔噲有乜野=不會有什么。嚟=來。過=給。話=說。

　　“注畢不免又要發感慨了。《漢風雜志》我沒有拜讀過;但我記得一點舊事。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抱著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異族的手里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面上就題著四句古語：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復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變成在香港大學保存國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的標語了。我實在想不到這四句“集《文選》句”，竟也會被外國人所引用。”(《略談香港》)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那么，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么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 良時厚意愿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 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有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嘆，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拜服駢文于北京，‘金制軍’整理國故于香港，其愛護中國人，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贊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嘆也夫’!”(《談“激烈”》)

　　“記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師孔夫子圣誕，香港恭祝，向稱極盛。蓋北方僅得東鄰鼓吹，此地則有港督督率，實事求是，教導有方。僑胞亦知崇拜本國至圣，保存東方文明，故能發揚光大，盛極一時也。今年圣誕，尤為熱鬧，文人雅士，則在陶園雅集，即席揮毫，表示國粹。各學校皆行祝圣禮，往往歡迎各界參觀，夜間或演新劇，或演電影，以助圣興。超然學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對聯，貼于門口，而今年所制，尤為高超。今敬謹錄呈，乞昭示內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國主義者：——

　　“乾 男校門聯

　　“本魯史，作《春秋》，罪齊田恒，地義天經，打倒賊子亂臣，免得赤化宣傳，討父仇孝，共產公妻，破壞綱常倫紀。

　　“墮三都，出藏甲，誅少正卯，風行雷厲，鏟除貪官悍吏，訓練青年德育，修身齊家，起親敬長，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門聯

　　“母憑子貴，妻借夫榮，方今祝圣誠心，正宜遵懔三從，豈可開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誤會自由，趨附潮流成水性。

　　“男稟乾剛，女占坤順，此際尊孔主義，切勿反違四德，動說有乜所謂，冇乜所謂，至則不知所謂，隨同社會出風頭。

　　“埋猶言合，乜有言何，冇有言無，蓋女子小人，不只雅馴，故用俗字耳，輿論之類，琳瑯尤多，今僅將載于《循環日報》者錄出一篇，以見大概：——

　　“孔誕祝圣言感

　　“佩蘅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轉瞬而孔誕時期屆矣。邇來圣教衰落。邪說囂張。禮孔之舉。惟港中人士。猶相沿奉行。至若內地。大多數不甚注意。蓋自新學說出。而舊道德日即于淪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賢胥歸于淘汰。一般學子。崇列寧馬克思種種謬說。不惜舉二千年來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詆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實則若曹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不惜假新學說以便其私圖。而古人之大義微言。儼若肉中刺。眼中釘。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誕之可言。嗚呼。長此以往。勢不至等人道于禽獸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經教猶存。當此祝圣時期。濟濟蹌蹌一時稱盛耶。雖然。吾人祝圣。特為此形式上之紀念耳。尤當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倫理。重實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皆有軌道之可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有嗃鑿之理由。雖暴民囂張。摧殘圣教。然浮云之翳。何傷日月之明。吾人當蒙泉剝果之余。傷今思古。首當發揮大義。羽翼微言。子輿氏謂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亂。異說爭鳴。眾口爍金。積非成是。與圣教為難者。向只楊墨。就貴詞而辟之。為吾道作干城。樹中流之砥柱。若乎張皇耳目。涂飾儀文。以敷衍為心。作例行之舉。則非吾所望于祝圣諸公也。感而書之如。

　　“香港孔圣會則于是日在太平戲院日夜演大堯天班。其廣告云：——

　　“祝大成之圣節，樂奏鈞天，彰正教于人群，歡騰大地。我國數千年來，崇奉孔教，誠以圣教足以維持風化，挽救人心者也。本會定期本月七日演大堯天班。時日演《加官送子》《游龍戲鳳》。夜通宵先演《六國大封相》及《風流皇后》新劇。查《風流皇后》一劇，情節新奇，結構巧妙。惟此劇非演通宵，不能結局，故是晚經港政府發給特別執照。演之通宵。……預日沽票處在荷李活道中華書院孔圣會辦事所。

　　“丁卯年八月四日， 香港孔圣會謹啟。

　　“《風流皇后》之名，雖欠雅馴，然“子見南子”，《論語》不諱，惟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種電影，亦復美不勝收，新劇院則演《濟公傳》四集，預告者尚有《齊天大圣打鬧天宮》，新世界有《武松殺嫂》，全系國粹，足以發揚國光。皇后戲院之《假面新娘》雖出鄰邦，然觀其廣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聽其言信而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于予與改是。’請君今日來看《假面新娘》，以證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為天下法，所以不愧稱為萬世師表也。”則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聞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愛國劬古之士，當亦必額手遙慶，恨不得受一廛而為氓也。專此布達，即頌 輯祺。

　　圣誕后一日，華約瑟謹啟。”(《述香港恭祝圣誕》)

　　“勉之先生足下.N日不見,如M隔秋。——確數未詳，洋文斯用。然鮮卑語尚不棄于顏公，羅馬字豈遽違乎孔教?“英英髦彥”，幸毋嗤焉。慨自水獸洪猛，黃神嘯吟，禮樂偕辮發以同隳，情性與纏足俱放;ABCD，盛讀于黌中，之乎者也，漸消于筆下。以致“人心敗壞，道德淪亡”。誠當棘地之秋，寧啻“杞天之慮”?所幸存寓公于租界，傳圣道于洋場，無待乘桴，居然為鐸。從此老喉嘹亮，吟關關雎鳩，吉士駢填，若浩浩乎河水，邪說立辟，浩劫潛銷。三祖六宗，千秋萬歲。獨惜“藝”有“宣講”，稍異孔門，會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變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為之翻臉。然而那無須說，天何言哉，這也當然，圣之時也。何況“后生可畏”，將見眼里西施，“以友輔仁”，先出胸中芻豢。于是雖為和尚，亦甘心于涅槃，一做秀才，即馳神于考試，夫豈尚有見千門萬戶而反顧卻走去之者哉，必拭目咽唾而直入矣。文運大昌，于茲可卜，拜觀來柬，頓慰下懷。聊復數言，略申鄙抱。若夫“序跋兼之”，則吾豈敢也夫。專此布復，敬請“髦”安，不宣。

　　“魯迅謹白·丁卯夏歷十一月二十六日。”(《補救世道文件四種·(丁)“樂聞于斯”的回信》)

　　帝國主義者尊孔，是要“吃中國人的肉”。

　　魯迅還說：“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悟出是顏子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chāo)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于金元而準，按之于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于方來，遂綢繆于未雨么?‘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且介亭雜文·儒術》)

　　正是：“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于金元而準，按之于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于方來，遂綢繆于未雨么?‘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在侵略者眼里，甚至于“知讀《論語》《孝經》”者，對于他們也是大有用處的;當然在“知讀《論語》《孝經》”者眼里，也就把其所“知讀《論語》《孝經》”，當做了是獻給侵略者的見面禮和進身禮。

　　(八)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說得清楚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個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論》）

　　“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個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毫無疑問，“帝國主義文化”的“非常親熱的”“兄弟”——“半封建文化”就是中國的“漢奸文化”。它與“帝國主義文化”“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

　　“漢奸文化”包括兩部分：

　　首先，“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

　　在中國，那些“也在提倡”“帝國主義文化”的“無恥的中國人”，當然是“漢奸”，而其所提倡的這種文化就是“漢奸文化”。這是其一。

　　“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

　　在中國，“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他們是“帝國主義文化”的“非常親熱的”“兄弟”。當然，這些推動、鼓動“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帝國主義文化”的“非常親熱的”“兄弟”， 也是“漢奸”;他們所“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也是“漢奸文化”。這是其二。

　　(九)

　　“儒術”具有“漢奸文化”的基因。為何“儒術”具有“漢奸文化”的基因?下面就來談談這個問題。這就是該文的正題三。

　　世界上有“權勢”，就一定有依附于“權勢”的“幫兇”和依附于“權勢”的“諂者”。實際上，孔儒就是應“權勢”的需要而滋生和發展起來的一個“權勢”幫兇和諂者的中國特色階層;儒術就是中國“權勢”的幫兇和諂者權術的特色文化。孔丘、孔儒是一幫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只會靠做“權勢”的幫兇和“諂者”謀求生活和富貴文人。“孔儒”是產生和寄生于“權勢”身上的毒瘤。

　　韓非子謂孔孟儒學是“愚誣之學”(《韓非子·顯學》)，而“儒之所至，孔丘也”(同上)!儒之首，孔丘也。

　　請看孔丘及孔儒的人格特征和文化特征：

　　《論語·衛靈公·15·1》：“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此，孔丘不得不說了一句老實話：“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只學了點“俎豆之事”，其他不知道。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gèng)，日有食之。’”據鐘肇鵬的《孔子年譜》，時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歲。孔丘所學者，都只是“禮樂”“俎豆之事”。《孔子大辭典》也稱“儒”，是“春秋末期鄒魯一帶初以相禮為業，后又從事文化教育的術士。”當然其所“從事”的“教育”，也就是其“為業”的“相禮”—— “禮樂”“俎豆之事”。其中包括“事鬼神”，也就是“諂媚鬼神”。 《中庸·16》：“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大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這些都說明孔子上述所說完全都是可靠的、可信的。

　　“事親上”，也就是“諂媚親上”。《論語·為政·2·8》：“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里仁·4·18》：“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季氏·16·6》：“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公羊傳·閔公元年》：“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論語·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于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大小移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實際上，儒者并非“不博”，更非反對“博”，而且在《論語》等儒家典籍的上，還有孔丘提倡“博”的記載。諸如，《論語·陽貨·17·22》：“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有孔丘“弋”(《論語·述而·7·27》)、“鼓瑟”和其弟子曾皙(xī)“鼓瑟”以及孔子與其弟子喜聽“鼓瑟”的記載。諸如，《論語·陽貨·17·20》：“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先進·11·2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謹，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陽貨·17·4》：“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可是儒者匡倩為了向齊宣王推銷自己，寧謊稱儒者“不博”、“不弋”、“不鼓瑟”，以宣揚儒家尊貴諂上，來博取君王之歡心。不僅是“諂媚”，而且是“欺騙”!由此更可見儒“諂媚君上”的丑態。對于孔子，那就更絕了，其稱：“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上”有理!當然!

　　《論語·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子罕·9·13》：“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也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

　　《論語·先進·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憲問·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丘當然不會自毀己臉。

　　《論語·子張·19·24》：“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孟子·公孫丑上·3·2》：孟子曰：“乃所愿，則學孔子也。”

　　當然子貢、孟軻也不會毀孔丘之臉。

　　由此看來，在當時，孔丘是一個依靠“諂上”謀求“富貴”者，孔儒是一個依靠“諂上”謀求“富貴”，且與官府勾結，形成一個類似于今天恐怖組織的幫派，孔丘就是這個幫派的“老大”。

　　(十)

　　《論語·八佾·3·18》：“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

　　《論語·述而·7·31》：“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論語·子罕·9·3》：“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論語·鄉黨·10·4》：“【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論語·憲問·14·21》：“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斗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愿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其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愿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叔孫通使征魯儒諸生三十馀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后可以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馀人為綿蕞(zuì)野外。習有月馀，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yì)。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lú)(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靜。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zhé)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huān)嘩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誠圣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在中國古代，“禮”是“君上”的“地位”和“榮耀”;孔丘、孔儒就是以“禮”作為肢體語言對“君上”進行“諂媚”而謀求“富貴”者。其教學者是“禮”，其行捧者也是“禮”，“禮”是其“命根子”。因此，儒要鼓吹“克己復禮”。沒有“禮”，也就沒有“儒”。孔丘是其中最佼佼者。

　　孔丘、孔儒是以“禮”為“政”，也就是以“諂媚”為“政治”。 孔丘、孔儒是以“諂媚”為“政治”的。

　　(十一)

　　“附焰趨勢”是孔丘和孔儒的人格特征。

　　只要外國勢力強于本國官勢力，它就會或腳踏兩只船，或放棄本國官勢力而諂媚于外國勢力。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諂媚權勢與充當漢奸是相通的，充當漢奸與做奴才也是相通的。所以在舊中國就有諺語說：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

　　在中國，那些“怕洋人”的“官”，就是孕育和產生“漢奸”和“奴才”的土壤。

　　漢奸的主子必然是那些在中國的強勢外國勢力。

　　尊孔讀經是反動派挽救其覆滅、賣國求榮、統治人民的“敲門磚”;帝國主義者尊孔讀經是要“吃中國人的肉”。尊孔讀經只能弘揚出反動精神和漢奸精神!

　　國外侵華勢力之所以主張中國“尊孔”，提倡“讀經”，是因為“儒術”是一種漢奸文化;中國的賣國賊、漢奸之所以主張“尊孔”，提倡“讀經”也是因為“儒術”是一種漢奸文化。

　　中華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需徹底打倒和肅清“漢奸文化”和“奴才文化”——孔丘“儒術”!

　　2012.4.28(為慶祝5.1勞動節而作，因當時《烏有之鄉》被封，沒有發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